许知远：横滨往事

文:许知远

“你有我的四本书吗，上面都有”，每当对我的问题听不清，或是对自己的记忆不确信时，他就会重复一句，然后指着桌上的纸袋，里面有四卷的《国父与横滨》。在封面上，孙中山穿三件套西装，两手插在口袋里，英气勃发，正是国民党正史中典型形象。

他身材高大、东北口音浓烈又洪亮，灰色西装得体而随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读书人。若不是行路时需要略微搀扶，你根本想不出他已经九十三岁。

当地人说，若你要问那些晚清的革命遗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们已普遍分不清康有为、梁启超或是孙中山的区别了，那都是陈年旧事。而据说他都记得，他曾是当地华侨中学的老师，曾编纂横滨的华侨志，是本地华侨社会的一名公认的知识分子。

在横滨的中华会馆里，他如约而至。墙上悬挂着各式的孙中山的纪念海报，还有一张马英九的照片——端庄得令人乏味。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革命党如何变成一个陈腐的执政党的。

他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员。十九岁那年，他加入其中。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哈尔滨，东北正处于日本统治的高潮时刻。他出生于辽宁，十一岁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随即将逊位多年的溥仪扶上了皇帝之位。作为满洲国的子民，他接受日文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时，他班里的同学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韩国人，他们相处无虞，的确象是某种新的东亚新秩序。“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很正常，没什么残暴的记忆”，他回忆说。

不过，他不相信这种秩序，加入了反抗者的行列，他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满洲国，国民党领导的内地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敌国。他为此付出了两周的监狱生涯。他经历了国民党的辉煌一刻，在一九四五年秋天，中国成为了战胜国，国民党是这一胜利的领导者。但接下来，形势变得被动，迅速兴起的共产党获取了优势。作为一个县级的国民党书记，他跟随溃败的军队逃往北京，然后又到南京，进入了中央训练学校，蒋介石正是他们名义上的校长，他对蒋介石充满崇拜。溃败不可遏制，他还算幸运地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在新竹与台中，他成了教育界中的一员，每日听到与看到“反攻大陆”的讲话与标语，心中暗暗明白恐怕一时回不去了。

他的命运在一九六四年再度发生转变，应朋友之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来到横滨的中华学校任教。对于那个处于风云飘摇中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是个不坏的选择。他也懂日语。

这所学校并非是普通的华侨学校，它的创始人正是孙中山。当一群横滨华侨在一八九七年想创办一所中文学校时，华人在此地的历史已经接近四十年，在高峰时期，有七千人之多，绝大部分是广东人，是本地最大的外国人社区。不过，在甲午战争前后，人数因中日的紧张关系锐减。华侨们期望这所中文学校能提高华人子女的教育水准，当地已经有了关公庙、妈祖庙、中华会馆，却没有一所学校。他们找来孙中山商议，在失败的广州起义之后，他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讲、募捐，说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华侨们支持一场他们无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时刻，他依靠的是乡情与血缘，而非政治理论。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说同样的语言，吃一样的叉烧饭。

孙中山给学校起名为“横滨中西学校”，多少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他也深知教育对于政治动员的重要性，“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他无暇具体教学，倒是推荐一位正大有前途的广东青年梁启超来任教。当时的梁不过二十四岁，却声名显赫，已辅助他的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而跃升公共舞台，正在忙于编辑《时务报》。梁启超推荐他的同学徐勤前来任教。

徐勤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他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以呼应老师的思想与著作。他的教育方针则是中西合璧，学生们既学日文、英文，也学习儒家思想。知耻是其道德核心，中国面对列强的受辱感（包括最近的日本）变成了日常的精神动力。徐勤在教室黑板与课本上都书写十六字口号“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希望学生牢记读书目的是“一曰立志，一曰读书，一曰合群，一曰遵教，一曰报国”。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就包括苏曼殊与冯自由，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华民国重要的人物。

斗争也是从最初一刻开始的。这所学校就变成了流亡海外 “革命派”与“保皇会”的斗争之地。他们都希望争取到海外华侨的支持。这斗争也延续得比任何人想象得更长。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也无皇帝可保了，但斗争仍在继续。

当他在一九六四年到来时，斗争的双方不再是“革命党”与“保皇会”，而变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横滨中华街陷入分裂。共产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国民党只有台湾一岛。但同时，台北才是联合国的正式代表，外交关系是在东京与台北之间，而非东京与北京之间。

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他们的争夺却又延续到了海外华侨社区。每年的十一与双十国庆，都看到先是一片五星红旗，然后又是漫天的青天白日旗，双方都争相让自己的游行、舞狮活动更精彩。一些时候，还打出手。教师与学生们变成了战士，他们争夺或者保卫学校。他仍记得文革中那些激烈场面。作为一名坚定的国民党员，他要捍卫“自由中国”，即使它是在别人的国土上。

也是在横滨，他开始了对当地华人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清时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史。

他寻找到那些支持过孙中山的家庭与个人，也遍访昔日革命者的遗迹。这也是一次新的发现旅程，被不断的革命、战争与动荡左右的中国，从未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即使当台北与北京都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时，它们却都对这源头缺乏知识与兴趣。

他的努力最终汇聚成这四本文集，其中的文章都与一个多世纪前的孙中山在此的思想与活动有关。

这也像是命运的另一种轮回。他在一个傀儡式的清王朝皇帝的治下成长，将日语当作了另一种母语，然后加入反对这秩序的力量，最终他又来到日本，研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

二

我从“朝阳门”进入中华街。在纽约、曼彻斯特、墨尔本、旧金山，我都见过这雕龙刻凤、蓝红交接的高大牌楼，它们就像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口号、玻璃橱窗里的烧鹅一样，是海外唐人街最显著的标志。

在横滨，华人聚集区的名字一变再变。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街，二战后，人们又开始叫它中华街。

比起从伦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华街更为兴盛，仅仅牌楼有七个，其中一些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各式料理店、杂货店一家接一家，还有着“横滨大世界”这样的综合性的消费中心，人群拥挤，散发着特别的活力。它不是仍勉强存活的博物馆，而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倘若你从横滨疏阔、寂寥的海边大道转入，更是会被眼前的庞杂、喧闹、元气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那个习惯的旧中国景象–三邑、四邑会馆，或是福州或潮州同乡会的建筑–倒是很少见。

先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是1945年的轰炸，中华街两度被夷为平地，中断了它与昔日的联系。只有在少数地点，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绪。会芳亭令人想起19世纪末那个著名的餐厅会芳楼，最重要的是相连的关帝庙、中华会馆与横滨中华学校。

这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革命的摇篮吗？横滨被称作“日本现代文明的摇篮”。自从1859年开港以来，西方力量正是从此港口涌入日本的。长崎代表了幕府时代日本与世界的联结，他们通过荷兰人来理解的外部世界，横滨则是明治时代的象征。最早的使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电报，都是从这里诞生的。它要被迫应对一套崭新的价值、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与香港、上海一样，横滨上演了一幕从小渔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戏剧——因为缺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它们反而在新浪潮中脱颖而出。

中国人也是横滨的第一批抵达者。最初，他们以英国、法国洋行的翻译、买办、随从身份到来，他们在广州、香港接受了东西方商业交易的训练，与日本人分享同样的汉语教育——即使不能交谈，却能用笔谈。在这个新口岸，他们成为了西方人与日本人间“中间人”。移民继续涌来，他们大多是广东、福建的底层人群，以“三把刀”——裁缝刀、剃刀、菜刀——在此展开生活。

与前往旧金山或是南洋的华人不同，横滨的华人面临着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历史时刻。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恰与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崛起的日本进而在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了清国、又在1905年击败了俄国。对于中国来说，它同时是屈辱与希望的来源。倘若一个长期生活于中国阴影下的岛国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转变，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探索者，不管他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这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落脚点。既逃脱了清政府的控制，又与上海、广州的距离足够近，也是远游南洋、欧美的出发港口。它也处于昔日的汉文圈的影响中。日本的政客与浪人中，仍有不少汉文化的欣赏者。既出于对于日本对未来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对于西方势力的焦虑，也出于对中国的文化情感，他们资助与鼓舞这些革新者。在1905年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入东京、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之前，横滨的中华街才是中心。孙中山的兴中会建立于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却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但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如今人们都熟记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却忘记了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样充满猜忌地看待这些革命者。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孙中山不过是一名被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即使在1897年他因在伦敦的蒙难而扬名国际后，他仍是这些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异端”，只有那些最大胆、异想天开的人才敢接近。

一个名叫温惠臣的华侨回忆说，他十五岁时成为第一期的同盟会员，负责给孙买日用品，偶尔也去船上扛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军火。即使剪掉了辫子，他也需要“辫子是假的，缝在帽子上，到外面去十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丢，变成了光头。不然的话，当时的华侨社会，他会指着鼻子骂”。流亡中的孙中山则陷入习惯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当地的暗探、要忧虑下一次起义的武器与经费、要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争夺影响力……温记得，孙中山不怎么出门，“总时背着手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低着头想”，他也“不抽烟、很少喝酒，喜欢吃凤梨、苹果”……

我在王良的《国父与横滨》中读到这些断片。很少会有人对此感兴趣了。走在这喧闹街头，我心生疑惑，这就是那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华街吗？他们是怎样动员这些小业主成为政治行动的支持者的。他们这些每夜用算盘计算一日进帐的人，为何能一次次倾囊而出，去支持一项他们很难理解的政治设计。在山下町的一百四十番地的横滨华侨总会的办公室里，王良感慨本地华人对于历史的无知，他们只关心物质利益。

从1859年开港以来，华人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如今其他外国人社区早已消失，中华街继续兴盛，成为了横滨最重要的景观之一。但它似乎仅仅是景观，它的漫长、复杂的历史、庞大的人群没有转化成某种更持久与创造性的东西。是的，三把刀中的剃头刀与裁缝刀都消失了，但菜刀却变得更重要了。比起一个世纪前，中华街的料理店更多元了，除去去广东菜，四川、上海、台湾菜也随处可见。尤其四川的麻辣，因为新移民与中国游客的涌入，而迅速兴起。横滨中华学校旁，正是巨大的、外围像LV店的重庆饭店。

如何将一群去政治化的华侨动员为政治人，是孙中山的志业。而对于梁启超来说，只有彻底地将中国人改造成“新民”，才可能缔造出一个富强的中国。

对我来说，梁启超比孙中山更富吸引力。在横滨，他与孙曾是达成了短暂的联盟、然后又互相谩骂的对手，沉浸于革命与改良之争，这也是中国现代党派的肇始。

正是在这中华街上，他编辑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卷入了一场浩瀚的知识冒险。政治行动容易消散，思想的价值常更为持久，在修正的历史学家看来，孙中山的历史意义被高估了，国内立宪派可能更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而曾困扰梁启超的问题仍困扰着此刻的中国。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军事、政治上的，更是知识与道德上的——人们不知该用怎样的思维与情感来面对这个新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梁不仅是个思想开拓者，也是新媒体浪潮的驾驭者。在20世纪初的中国，每旬出版、栏目众多的杂志不啻为一项崭新的冲击。他意外地扮演起这个角色，他刚刚从一场政变中逃离出来，成为一名被悬赏的流亡者，听闻昔日的改革盟友惨死刀下……他失去了真实政治舞台，却创造一个虚拟的舞台。《清议报》与《新民丛报》被偷偷运回上海，然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科举制度已遭普遍唾弃，四书五经不能应对外部挑战，梁启超的杂志是这新知识的主要来源。中国日后的缔造者，不管是胡适之还是毛泽东，都是热情的读者。

“《清议报》的第一至三十一号是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如今是山下电气；第三十二至七十号则是在山下町二五三番地，如今是自卫队横滨募集事务所……”

在王良的书中，我查到了这些信息，还有对应的彩色图片。中华街内的地界划分却没有改变，此刻的一百三十九番地还是梁启超奋笔疾书的一百三十九番地。不过，王良的考证是三十年前的，如今的一百三十九番又从电气行变成了一家叫兴昌的餐厅，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螃蟹标志，可惜不怎么诱人。

也正是在此地，梁启超写出《新民说》，他意识到倘若不能建立现代国民，就不可能塑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他要唤醒那些沉醉于个人利益、狭隘乡情、缺乏公德的海外华人社会。最初的“反叛者”——不管是革命者还是保皇者——正是期望将这些底层人动员起来，让他们政治化，以提供精神、物质、人员的支持。而这些动员者们，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来自于相距不远的广东乡间。他们也都是这个清国庞大的学者官僚系统的边缘人。当他们试图从权力中心改变这个国家时，他们都惨遭失败。他们在海外的庞大边缘人中，再度恢复元气、获取支持，并进行无休止内部斗争。

很有可能，中国没有变成他们期待的样子，他们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似乎在一个世纪后仍未过时。中华街似乎又回到了它本应的样子，关公庙的香火仍旧旺盛，在华侨心目中，这位财神实在比任何神灵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