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黑：世上没有哪一座桥如此历尽沧桑

作者:曹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波黑维舍格勒的11孔大石桥。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以这座桥为题材，写出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1992年波黑内战期间，大批穆斯林在此遭到屠杀

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到维舍格勒，只有50来公里。

在奥斯曼时代，这段路赶集的农民要骑马两天。1906年，奥匈帝国修建的窄轨铁路开通，农民们惊叹“4个小时就到萨拉热窝”。

我打听到去维舍格勒只能在萨拉热窝汽车东站坐车。这里的班车只开往波黑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在冰封的1月清晨，没有暖气的大巴晃晃悠悠抵达维舍格勒时，正好4小时。

铁路开通时的盛况已成往事。如今，这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内陆小城。为了振兴旅游产业，窄轨铁路修复了，游客可以在夏天从老车站上车，在风光壮丽的山谷中驶过波黑和塞尔维亚边境，体验惊险的高山“8”字形铁路。

冬天，维舍格勒是一片被遗忘的冰原。我踩着20厘米厚的积雪走上大桥，德里纳河如流动的碧绿飘带，从两侧群山中舒展而出，四下几乎没有人烟。河东岸是城中心，西岸离桥头最近的老屋就是南斯拉夫着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故居。

在维舍格勒度过童年的安德里奇以家乡难以名状的历史为题材，写出了名作《德里纳河上的桥》，1961年成为南斯拉夫历史上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这个克罗地亚族孩子从小被寄养在维舍格勒的姨妈家，直到去萨拉热窝上中学。他曾回忆：“维舍格勒的童年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时光。”我想象着他每天从桥上跑过，观察河水和星空，倾听各色人等的交谈，对这座桥的传奇倒背如流。

1516年秋天，基督教塞族男孩巴以查被“血贡”制度选中，从德里纳河渡口渡河，被带往君士坦丁堡。从此，他改信伊斯兰教，拥有穆斯林名字，接受精英教育，终身为苏丹的事业服务。巴以查后来官至宰相，娶苏丹之女为妻，下令修建了德里纳河大石桥。他或许想，大桥将超越他有限的肉体生命，让从家乡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不再难以逾越吧。他或许已经看到，桥的这一头是基督徒，另一头是穆斯林，德里纳河始终横亘在他们中间。

小时候的安德里奇常在这座桥上，望着河水远去，想着在萨拉热窝打工的母亲和早逝的父亲，想象巴以查在渡口和父母诀别的时刻。身份的断裂该是怎样的困惑和痛苦，何况是成为“野蛮凶暴的土耳其人”？

1945年完成《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时候，他已是南斯拉夫外交官，身份证上的民族是“塞族”。在他的书写中，城里只有三种人：基督徒，犹太人，还有穆斯林或“土耳其人”，二者意义相同——他们绝大多数是奥斯曼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

进入19世纪，奥斯曼统治像潮水一般退下去，先是失去了塞尔维亚，然后是希腊、保加利亚、波黑和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从第一张告示贴在大石桥中央的平台上起，穆斯林们越来越惶恐，像退潮后被抛弃在沙滩上的鱼。

他们平安活过了巴尔干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反而在即将步入21世纪时，塞尔维亚人宣布要“彻底解决土耳其人残余问题”。可他们不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吗？谁能否认波斯尼亚穆族的存在呢？

2011年，塞尔维亚大导演库斯图里卡在大石桥不远处的河畔建起了“安德里奇城”，也叫“石头城”。

和安德里奇一样，库斯图里卡也被自己的族群看作叛徒。他出生在萨拉热窝一个穆族共产党员家庭，但从小父亲却说他们是塞尔维亚人。后来，他终于在档案馆找到了家族史料，证实他们250年前才改信伊斯兰教，此前则是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我们骨子里一直是塞尔维亚人，宗教没有改变这一点。”

穿过石头城奥斯曼风格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混搭的市中心，拜占庭建筑群从天而降。走进城门，是奥地利风格的中央步行街，两边散布着西班牙咖啡馆、意大利冰淇淋店、塞尔维亚烤肉馆等，尽头是希腊式的安德里奇研究院。一旁的多丽·贝尔电影院上装饰着后现代主义的马赛克，上面是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和库斯图里卡本人等在拔河。多迪克政府对这个项目大力支持，占了不小的股份。

安德里奇研究院后是圣拉萨尔教堂，前面的空地上立着黑山大公涅戈什的雕像。拉萨尔1389年为抵抗土耳其人战死，涅戈什作于19世纪的史诗《山地花环》是近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巨着。书中，黑山王公们经历一番痛苦挣扎，决定屠杀改信伊斯兰教的同胞。

空地上正在进行《塞尔维亚圣迹在科索沃》图片展，上面写道：“阿尔巴尼亚人非法宣布独立，科索沃永远是塞尔维亚的。”

在山那边的塞尔维亚、十几公里外的“湿山”地区，库斯图里卡还建有“木头城”，每一座小木屋都以伟大的艺术家命名。

波黑战争时期，库斯图里卡住在巴黎。同胞质问他为何不谴责米洛舍维奇，批判他1995年导演的电影《地下》是美化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作品。

其实，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南斯拉夫人”目睹祖国分崩离析的心碎之作。主人公在地下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以为反法西斯战争还没结束。重回现实世界后，目睹疯子和强盗肢解祖国，他愤而与所有人为敌，把俘虏的塞族、克族和穆族士兵统统枪毙。但在那时的环境下，任何对南斯拉夫身份的怀念都被扣上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帽子。

波黑战争后，库斯图里卡选择了定居塞尔维亚，在湿山寻找失落的和谐。他宣布，这里是超越政治、种族和宗教的乌托邦。

《地下》的结尾，复活的人们载歌载舞，于不存在的伊甸园中重建了花果遍地的生活。而库斯图里卡还想将幻想变成现实。循着奥匈铁路的路线，或许“木头城”和“石头城”能弥补某种断裂，将两块故土连接，聊以自慰。

库斯图里卡说，建“石头城”的目的是让波黑塞族人铭记自己的历史。但这座拜占庭与奥匈帝国混合风的怪物其实从来不属于维舍格勒。它根本否认波黑的奥斯曼时代，这里没有清真寺、奥斯曼民居和土耳其浴室。宰相的石桥无处安放。

“没人对多元化感兴趣。”库斯图里卡2012年回应穆族的批评，“每股力量都想主导一切。”

而安德里奇书中的城市恰恰是多元化的城市。在那里，塞族孩子说桥头岩石上的窟窿是马尔科王子的神马踩出来的，穆族孩子会抗议说异教徒哪来如此广大神通，只有穆斯林英雄阿里亚的阿拉伯飞马能做到。但他们并不互相敌对，而是共同把钓来的小鱼养在桥上的石洞里。

“石头城”是建在波黑战时集中营的旧址上的。

德里纳河上的小屋

1991年，南斯拉夫开始分崩离析。在宰相的大石桥边，塞尔维亚族把穆斯林邻居囚禁在临时集中营里，在夜间枪决他们，尸体投入德里纳河。2010年水位降低时，遗骸重见天日，乍看去像河滩上一望无际的鹅卵石。

共约3000名穆斯林遇难。1991年，穆族占维舍格勒人口的60％，塞族只有30％。现在，全城95％是塞族。

“这世上没有哪一座桥如此血腥。”巴琪拉·哈塞其奇曾对波黑媒体说。巴琪拉的众多亲人和朋友在夜里被拖到桥边。她在警察局里被强暴，甚至被迫观看18岁的女儿被轮奸。战后她成立了妇女战争受害者协会，要求在桥上为死难者立碑，遭到拒绝。

从大石桥东岸的山坡一路向上，会路过一座被查封的普通民宅，红砖裸露在外。2000年后，这里陆续发掘出79具女人和儿童尸体。1992年波黑内战时，他们在这里被塞族武装分子强暴、枪决，或者活活烧死。

巴琪拉计划把这里改成大屠杀博物馆，市政府则希望尽早把它拆除。双方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

再走几个山头，就能看到穆族墓地。稀稀落落的民居散落在周围，几乎被大雪淹没，成了墓地的一部分。

一阵寒意涌上我的心头。主犯卢基奇兄弟在海牙法庭受审，但从犯们大多逍遥法外。是他们吗，山下杂货店门口抽着烟低声交谈的中年人？1995年他们应该是20来岁。是在半山腰瞥了我一眼的老人吗？是刚才和妻子、两个孩子在桥上打雪仗的男子吗……

离开维舍格勒的清晨，雪越下越大。房东德延将巴尔干式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早早开车把我送到车站，并且因为全城停水两天，坚持只收一半的房费。“钱不重要，客人最重要。”他强调。

“我跟你说件事。”他神秘地说，“马上我就是安德里奇城的总经理了。还没正式宣布，你要保密。”

这非同小可。我立刻恭喜他，祝他带领“石头城”蒸蒸日上。到了夏天，会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尤其是库斯图里卡的影迷。

“他是我的朋友！”德延很自豪，一张圆圆的脸兴奋得更舒展了，“库斯图里卡昨天从湿山过来请市长吃饭。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知道，波黑工资不高，没什么好机会。我以前在餐厅当经理，每个月工资才300欧元，养家很困难。”

“生活还是越来越好了吧？”我谨慎地问，“毕竟这里有过战争……”

“对，战争……穆斯林极端分子太多。”他顿了一下，眼神瞄向窗外，雨刷器不停地将雪花推向两边。这样的神态代表着不愿触碰的领域。我心算了下，1995年他才13岁。

“以后这里会加入塞尔维亚吗？”我决定换个话题。代顿和平协议风雨飘摇，穆族觉得塞族得到的太多，塞族宣布唯有贝尔格莱德是自己的首都。

他的眼神又兴奋起来，谈起了住在山那边乌日策的好朋友。“我们总见面，开车你来我往的，一个月喝好几次酒……这片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体的。我希望这里会变成塞尔维亚，可能就在下次你来的时候。上帝保佑！”

大巴车在这时候来了。德延把家里过东正教圣诞节时做的饼干和蛋糕塞给我，又把我连人带背包塞进了人满为患的车厢。车蹒跚开上山路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挥手。

车厢里挤满了圣诞节后回塞尔维亚上学的青少年。我们慢悠悠经过了穆族社区和墓地，绕过壮丽的雪山，向塞尔维亚边境检查站驶去。过了检查站就是湿山。

我想起2011年夏天，我就在“木头城”远眺波黑，沉浸在对这座桥的美妙幻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