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葬送了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其人其事

作者:金雁

2006年3月11日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宣布，目前正在受审的原南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天在荷兰海牙附近的联合国监狱里去世。此事立即引起很大反响。盖棺定论，米洛舍维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议论的焦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国舆论对前南问题与米氏也议论纷纷。人们对米氏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有人说他是推行恐怖专制的独裁暴君，“巴尔干屠夫”，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有人却称赞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我国一本流传颇广的米氏传记称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而他与西方的矛盾则是因为米洛舍维奇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西方的眼中钉。几天来我国的网上甚至有些帖子表示“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洛舍维奇。”

显然，前一类判断流行于西欧和塞尔维亚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区。前南境内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为屠夫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就塞尔维亚内部而言，按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欧洲标准，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本部的统治固然可以说是专制，但在世界范围内与真正的独裁暴君如萨达姆者流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平心而论，就是在塞尔维亚的历史上，米洛舍维奇时代虽然有压制、有政治舞弊、乃至有“红色贝雷帽”（政治警察）的暗杀，但是在90年代的大潮流下，不管米洛舍维奇自己愿意与否，塞尔维亚毕竟还一直存在多党制，比一党专政的铁托时代还是民主一些，套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句名言：政治自由在米氏时代是多少的问题，在铁托时代是有无的问题。何况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应该说本来就比苏联集团国家还要开明些。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准确的。尽管有某种区别，但从总体上讲，米洛舍维奇与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东欧国家领导人一样，属于推动“剧变”搞垮了旧体制的人物。说他“坚定地忠诚于南共”简直是笑话。今天在其祖国，米氏的支持者会称赞他忠于塞尔维亚，但要说他忠于南斯拉夫（指铁托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体后的小“南联盟”），那就与说叶利钦忠于前苏联一样滑稽，更不用说忠于南共了。把他描绘成“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大概只是我国一些沉溺于意识形态的人在闭目塞听之下所作的文学遐想。

“铁托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对立

尽管按欧洲标准米氏在塞族人中也可以算是专制者，但他当然不是因此被关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为搞了“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而另一些人则赞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可见无论褒贬，他的强烈民族主义都是人们评论的主要对象。

铁托塑像，拍摄于友朋会“巴尔干之行”

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谱。在当代中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许使人产生“左”的联想。但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剧变前的体制基本上是“二战”后苏联军事占领状态下从俄国人那里移植的，因此都打“国际主义”旗号。于是那里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反苏联霸权、反苏式体制的诉求，通常都属于“右派”，是推动“剧变”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南共也曾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后来被斯大林革除教门；二战时苏军也曾入南，铁托时代说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过其实，但比起完全由苏军“解放”的一些东欧国家，南共还是有自己的本钱；在战后初期的东欧，铁托原来是移植苏式体制最积极的，但与斯大林闹翻后，逐步摸索了自己独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在所有这些与苏联抗衡的问题上，铁托是高举独立、主权这类民族主义大旗的。

但是，问题在于铁托的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而不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在铁托时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立的。虽然作为“老大民族”，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与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地位有点类似，两个联邦也曾长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领袖（克罗地亚人铁托与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当家。但不同的是：首先塞尔维亚族（占解体前南总人口三分之一强）不像俄罗斯族（占前苏联人口一半多）那样在联邦中占有人口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其次，与前苏联继承的是俄罗斯本身历史上长期扩张形成的沙皇帝国不同，塞尔维亚民族虽然勇敢好战，毕竟太过弱小，它的地位更多地是靠国际政治下的列强博弈来确定。19世纪塞尔维亚本身的立国都是列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柏林会议上确定的，以塞尔维亚王室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国家又是凡尔赛会议所造就，而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战败的奥匈帝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内部的塞族霸权，其基础更为脆弱，更易为其他民族所不服。

而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传统在历史上的冲突远比苏联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严重。在苏俄历史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传统与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犹太成分也曾经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矛盾，一战时期列宁主张的“使本国政府战败”当时更被其政敌斥为俄奸；但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快转向“革命护国主义”，苏俄事业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俄罗斯人，东正教的“第三罗马”传统与“第三国际”意识形态也有更多的同构性，于是早期犹太革命家群体在苏联前期很快就被清洗，二战前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早已融入苏共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罗斯思想和镇压非俄民族主义、包括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方面比俄罗斯人还极端。因此苏共意识形态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后来基本上融合了。苏联末期推动变革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非俄罗斯各族的民族主义，基本上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作用，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俄罗斯非共民族主义也成不了大气候。

南斯拉夫则大不一样。战前塞尔维亚人与以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则是坚决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其领袖铁托在“一战”时作为奥属克罗地亚人还曾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塞尔维亚作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后者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但它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而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在战争期间南共武装虽然与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义组织都敌对，但亲德意的克族阿族组织随德意垮台而自然解决，与切特尼克的冲突却因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而持续最久、流血最多，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处决而告终。而“切特尼克分子”在铁托时代之被视为十恶不赦，也有甚于非塞族民族主义分子。

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战后南共政权根本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党并实行多党合作统一战线，而是立即实行南共的一党制，主要原因就是为的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当时其他民族的主要组织都因亲德意而已经消失。后来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苏矛盾一直大于南与西方的矛盾，“情报局分子”成为那时首要的“内奸”，传统上亲俄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由于所有这一切原因，整个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然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各族的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中，后来倒了台的恰恰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两位。其中德热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尤其是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

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人们不能设想苏联会设立俄罗斯族以外的“苏联族”，中国会设立汉族以外的“中国族”，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

铁托时代的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反弹。1981年5月间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时开始大反“联邦主义”，即攻击阿族人自以为是联邦成员而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显然，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非塞族拿联邦的大旗作虎皮来“压”塞族积怨已久。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虎儿得道反咬猫：米洛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

不少事实表明，米洛舍维奇对铁托时代的做法久已不满。出生于1941年的米氏，父母都是铁托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父亲斯维托查. 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45年南共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不久，他便离开自己在首都郊区的家庭而独自隐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里自杀身亡。米氏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共产党人，于1974年也自杀身死。没有资料解释她的自杀原因，但该年正是南共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潮头。一些塞族人说是铁托的政策使他们家破人亡，米洛舍维奇自己倒没这样说，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米洛舍维奇

虽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从铁托时代开始从政。在讲究人事背景的党国政治中，米洛舍维奇本来并没有“出身”优势。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名门并与党内高层很熟。通过她的介绍，米洛舍维奇得到了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赏识。

斯坦鲍利奇只比米洛舍维奇长5岁，但政治上绝对是后者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 斯坦鲍利奇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属于最有权势者之列。小斯坦鲍利奇作为“太子党”也是“铁托身边的人”。但他与当时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颇有意见，因此与米洛舍维奇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此后在长达20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两人关系铁到这种程度：米氏几乎每次升迁，都有斯坦鲍利奇力排众议的引荐，而斯坦鲍利奇则多次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斯坦鲍利奇担任察尔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他把米洛舍维奇召到该公司。斯坦鲍利奇升任塞尔维亚共和国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主席时，米洛舍维奇便接掌察尔公司。斯坦鲍利奇调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国家银行行长时，米洛舍维奇再次来到他身边。斯坦鲍利奇当了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便推荐米洛舍维奇当贝尔格莱德银行联合会主席。1984年斯坦鲍利奇再升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荐举米洛舍维奇接替他那首都市委书记的大位。1986年5月，斯坦鲍利奇改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即共和国总统）——他一生最后一个高位时，又把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给了米洛舍维奇。最后，他的塞尔维亚总统位置也由米洛舍维奇接任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不再是他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街头的“大民主”把他赶下了台。

事实上，米洛舍维奇虽然富有演说才能与政治魅力，但因作风粗暴也得罪不少人，更由于他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出格的言论屡屡使铁托传统下的党机器大惊失色，因此他的最后几次体制内升迁，阻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大会上，米氏开始时曾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是斯坦鲍利奇以前任主席身份“连续三天作了筋疲力尽的说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维奇在这次据说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历史上最紧绷的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勉强过关。

然而，这是米洛舍维奇最后一次求助于斯坦鲍利奇了。仅仅两年后，斯坦鲍利奇就领教了米洛舍维奇“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的厉害。他与党国体制下“挑选接班人”游戏的许多失败者一样，尝到了“猫儿对虎把道教，虎儿得道反咬猫”的苦果。

原来，斯坦鲍利奇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虽然对铁托时代“自治省”权利过大不满，但作为米氏后来抨击的铁托时代“机关权势分子中的遗老”，他基本上还是希望在铁托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在实际政策上，早在铁托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护科索沃塞族与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权利，并表示不害怕为此被对手扣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帽子。此后他又在1986年南共联盟13大上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权过大”的问题可以在协商的基础上先在塞尔维亚议会形成决议，提请联邦议会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即通过合乎法理的渐进改革方式来解决。但他反对抛开联邦、由塞尔维亚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对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歇斯底里，以免导致铁托遗产的彻底丧失。

而米洛舍维奇呢，他想的却是借助塞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但彻底压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伏伊伏丁纳的）匈牙利人，还可以顺势把共和国高层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官僚”和“软弱的机关权势分子”一锅端了，来个政治大换血。进而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从而使塞尔维亚人不但对下可以摆平科索沃，对上可以控制联邦，在全南斯拉夫“当家作主”，彻底出出铁托时代所受的鸟气。而且凭借如此功劳，他也可以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大潮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

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于是这对20多年师徒与朋友的反目成仇便不可避免了。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斯坦鲍利奇向联邦建议让米洛舍维奇前去做安抚和调停工作。没想到米洛舍维奇到了科索沃，却在塞族大会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科索沃波列演说”。他批评过去联邦压制塞族偏袒阿族，并表示将发动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来声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斗争，“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

米洛舍维奇的如此作为使许多高层人士怒不可遏。于是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上，以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拉吉萨. 帕夫洛维奇为代表的不少人指责米洛舍维奇“轻率许诺激进的解决办法”。米洛舍维奇则骂帕夫洛维奇软弱，要求撤帕的职。斯坦鲍利奇这时破天荒地第一次没有支持米洛舍维奇，而是对两人进行调解。但是自认为羽翼已丰的米洛舍维奇这次不依不饶，在连续30个小时的会议上没有占到便宜后，米洛舍维奇竟然让人在电视台上广播了会议发生分歧的消息，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结果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帕夫洛维奇和所谓保守派的一批领导人，几天后斯坦鲍利奇本人也被迫辞职。

这场近似政变的“逼宫”闹剧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的政策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十多年前声称不怕被对手说成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更为轰动的是在波黑战争期间，斯坦鲍利奇不顾风险，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他被暗杀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鲍利奇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他不但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的几乎一切作为，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斯坦鲍利奇说他的使命是要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正是因为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人治式的推荐干部（例如他自己对米洛舍维奇的推荐）之弊，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议制和宪政程序欠缺，使得公众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和“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一度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很不利。于是就在后来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这次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神秘失踪。有人看到他被“红色贝雷帽”绑架。3年后他的遗体被发现，绑架、杀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米洛舍维奇夫妇。这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下台并被海牙国际刑庭关押，塞尔维亚法院遂传讯米氏夫人米拉. 马尔科维奇，后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无法参加此次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米氏葬礼。我国一些同情米氏的网民对此十分不平。不能参加丈夫的葬礼当然很不幸，不过塞尔维亚舆论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批评，即塞尔维亚现当局实际上无心追究此案，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前共产党人”司空见惯的内部残杀，他们关心的只是米氏对非共人士的暗杀。如此看来，斯坦鲍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无论如何，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这两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体后的政治风雨中都以悲剧告别了人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时将如何了结那些恩怨呢？

“米洛舍维奇狂飚”与南联邦的解体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因斯坦鲍利奇举荐而新任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的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米洛舍维奇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塞族、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斯坦鲍利奇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帕夫洛维奇等一大批中委。

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在塞尔维亚全境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批评米洛舍维奇，反对煽动、组织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被米氏动员的群众所推翻，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米氏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舍克等。

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至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他组织了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读者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要冲击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阻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氏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

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做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论，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而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米洛舍维奇是个“运动群众”的高手。应当说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态度，则米洛舍维奇与叶利钦一样都是“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凸显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当时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德鲁日奇曾形象地把南共联盟中央比做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米洛舍维奇。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斯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共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可以说都是十分“传统”的。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剧变后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甚至执政党也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斯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后两人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

今天我国一些传媒说米洛舍维奇是“铁托第二”。而塞尔维亚公认的第一号“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却认为米洛舍维奇是“切特尼克第二”。我们看到，米洛舍维奇镇压敢于违抗他的铁托分子，即便是像斯坦鲍利奇这样有大恩于他的人，也毫不手软，至少不比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手软。但由于米洛舍维奇领导的社会党是南共组成中的塞尔维亚共盟的后继党，同时也是个年龄结构偏高的“老人党”，为继续获得怀旧老人的支持、维持他日渐减少的组织资源，米洛舍维奇对历史基本保持低调，并未公开指名骂铁托或者赞扬切特尼克。这两个传统的一些共性（例如它们都排斥宪政民主）也为他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空间。然而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他其实无法回避在这两个传统中作出选择。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选择的：

2002年８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首次塞尔维亚总统竞选活动开始。已在海牙身陷囹圄的米氏开始想东山再起，指令社会党再推他为候选人。但选举委员会宣布，鉴于米洛舍维奇此前已经两次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他无权第三次参加竞选。社会党于是改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社会党人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谁都知道，“瓦尔特”形象就是以铁托为原型的，社会党显然是想打“铁托牌”。不料海牙狱中的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参选，而必须支持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唯一候选人。

舍舍利何许人也？他是当今既极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右翼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袖。他认为南共时期是塞尔维亚的耻辱，发动过要求平毁铁托墓的运动。他也是高调赞扬切特尼克、誉米哈伊洛维奇（被南共处决的切特尼克首领）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自命为其继承人的角色。他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原来就叫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其民兵武装的军服、军衔与军徽都仿效二战时的切特尼克军队制式，而其对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杀更与当年的切特尼克一脉相承。在米洛舍维奇与西方恶斗时他支持米氏，被米氏委任为副总理，形成反西方、镇压前南非塞族的“统一战线”。对此，一般社会党人是作为米氏的统战策略来理解的。

可是现在不是舍舍利加入社会党的统一战线，而是要社会党为舍舍利抬轿子。这自然为一般社会党人无法接受，如果这样，已经不太像样的“铁托党”岂不完全变成“切特尼克党”了吗？于是塞尔维亚社会党最高执委会进行表决，以多数票否决了米洛舍维奇的主张，仍决定该党将从本党成员中提名总统候选人。社会党最高委员会随即批准了执委会的决定。

这下可不得了！米洛舍维奇龙心大怒，他立即从狱中发出指令：解除该党代主席马里亚诺维奇的职务，任命贝利察取而代之。并“以党主席身份”指定了33人组成“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当天日沃伊诺维奇就向媒体发表声明说：“米洛舍维奇不准提名本党成员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候选人，而是让本党支持激进党主席舍舍利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使他同塞尔维亚社会党产生了距离。”这样下去米洛舍维奇迟早会与党分手。8月27日，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一致拒绝米洛舍维奇作出的违反党章的决定。会议指出，最高委员会执委会根据党章规定尊重米洛舍维奇作出的更换党的代主席的决定。但是，他擅自组建“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违反了党章，“这种在政治和道义上无视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议呼吁全体党员在即将举行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选举中坚决支持本党唯一候选人日沃伊诺维奇。随即，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也以多数票表决结果，否决了米洛舍维奇对该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拒绝米氏指定的泽切维奇，而民主选举米尼奇为“六大”筹委会主席。

至此，尽管出于对狱中的米洛舍维奇的同情，社会党尽量给米氏留面子，承认他指派的代主席，但他是“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已经勿庸置疑了。

政治上米氏以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搞垮了铁托体制，经济上米洛舍维奇上台后搞私有化也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南国家更积极。早在1992年底，塞尔维亚的3700家公有制企业已有2500家，即2/3，开始了所有制改造，其中的一半已完成改造进程。到1993年，塞尔维亚已有私人企业95881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4.8%。人们很少提到塞尔维亚搞“休克疗法”，那是因为战争与制裁带来的困难掩盖了转轨的“激进”。实际上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至少在全面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私有化进程一直遥遥领先于据说是“亲西方”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

邀宠不获的“反美斗士”

米洛舍维奇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合理的个人利益不是靠鼓吹自私自利，而是靠维护“群己权界”的制度规范来保证一样，民族、国家（国民）的真正利益并也不是靠什么“主义”、而是靠维护国民权益的民主制度来保证的。不管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主观上是否真诚，客观上他的统治不仅伤害了前南的非塞族人民，而且也伤害了塞族。今天塞尔维亚执政的是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他们正如斯坦鲍利奇所说，是“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但是由于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塞尔维亚宪政民主进程的推进，“民族主义造成民族灾难”的危险降低，而民族主义与国民利益的契合度增加了。

然而在米洛舍维奇时代，非塞族的人权和利益受践踏自不待言，即便是塞族的“民族利益”事实上也必须服从米氏的个人权势欲，并没有真正的“神圣”可言。

与所谓米氏是“反美斗士”的宣传相反，上台之初的米洛舍维奇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反美反西方的样子，而且还指望美国能为他搞独裁撑腰，因此一度成为整个东欧最亲美、亲西方的领导人。当南联邦解体、米洛舍维奇成立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他不仅推举著名的亲美政治家乔西奇为首任总统，甚至还专门从美国请回了美籍塞尔维亚富豪米兰. 帕尼奇来担任总理。尽管实权仍在米洛舍维奇手中，但是让一位美国公民当本国总理仍然堪称奇观。当时在东欧，外籍人士参加竞选的还有加拿大籍波兰人蒂明斯基竞选波兰总统但并未成功，只有在米氏专权的塞尔维亚真能办成这种事。

当然，米洛舍维奇这样做只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示好，他不会把自己的权势真的交给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美国公民还是塞尔维亚公民。后来米氏发现讨好美国不成，也就把帕尼奇搞掉了。然而把国家“公器”向外人私相授受的事却并未终止。科索沃危机爆发后，面临西方军事干预的强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转向俄罗斯一面倒，不仅提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联盟三国结盟，最后甚至建议三国争取合并为“俄白南联邦”。尽管当时俄罗斯基于传统联系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需要而坚决反对西方干预，但俄舆论对米氏的人权与民族政策、乃至对米氏的为人也批评颇多，不愿被米氏拉下水去和西方对抗。因此任凭米氏投怀送抱，俄罗斯始终坐怀不乱。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种建议，塞尔维亚乃至“南联盟”还有独立、主权可言吗？“俄白南联邦”不会把首都设在贝尔格莱德、让塞尔维亚人当总统吧？对于这样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欲，今天可以请美国人来当总理，明天可以把整个国家都送给自己的庇护者的人，哪怕他的“民族主义信仰”再虔诚（我们姑且相信米洛舍维奇真的认为他与塞尔维亚二位一体，保住他就是保住塞尔维亚），能相信他的无限权力真的有助于民族利益的增进吗？

米洛舍维奇不是铁托分子，不反私有化，至少在西方反对他之前也完全谈不上反美反西方。至于说他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亲西方、也受西方支持的“民族主义者”多了，例如至少在“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看来，米氏的反对派和取而代之者科什图尼察等不也是民族主义者吗？还有人说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民族与西方有“文化冲突”，这更是不经之谈。在前南争端中受到西方保护（塞族人认为是“袒护”）的波黑穆斯林和伊斯兰阿尔巴尼亚人与“西方”的文化差别，难道不比同为基督徒的塞尔维亚与“西方”的差别更大吗？还有更为奇怪的说法：有人注意到“斯拉夫”一词在古代西语中有“奴隶”词义，于是说西方反塞尔维亚就是因为他们对斯拉夫人有种族歧视，企图把后者当奴隶役使。其实拉丁语slave一词有奴隶之义固然是常识，也的确与古罗马人以斯拉夫俘虏为奴有关，但罗马人抓异族为奴的多了，不但有斯拉夫人，也有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用这个概念来套今天的国际关系，等于说今天的意大利人要把英法德美俄当然也包括塞尔维亚人都当奴隶来役使，能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前南问题上与“西方”站住一边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穆斯林、马其顿乃至前南以外的保加利亚等国不都是斯拉夫人国家吗？西方为什么就不去“奴役”他们——或者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抗“奴役”？

可见用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来图解国际政治是要患上“色盲”的。那么为什么米洛舍维奇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说来话长，应该是我们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要说的只是：今天的国际政治当然不是什么“理想”政治，但也已经不是“炮舰政策”、“蛮族征服”和“春秋无义战”的时代。道义与利益，强权与公理，都是国际政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也许“双重标准”这一概念比较近于现实：它意味着国际政治不是毫无道德标准的“战国”游戏，但是大国实力与利益的因素也使得这些标准在实践中还无法“一碗水端平”。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乃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恶劣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在非洲也许就会被忽视和姑息（正如在卢旺达、刚果和苏丹等地发生的事一样），但在欧洲人们就难以容忍。这种“双重标准”当然令人遗憾。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是努力使非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欧洲那样得到制止，还是努力使欧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非洲那样得到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