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

作者:沈志华

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番号8461部队)，即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支非常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它原则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军的直接指挥，其成员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以及苏籍赫哲族人(那乃人)，故亦称“国际旅”。八十八旅从1942年8月建立到1945年10月解散，虽只存在短短三年，但它的历史却深刻地反映了战时远东地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侧面，呈现出中苏、中朝、苏朝这个三角关系的微妙内涵。搞清八十八旅的历史，不仅是战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战后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走向的起点。然而，有关八十八旅的史料，目前较多的是中国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相关文献资料只有周保中保留的日记，以及少量的中国和俄国档案资料。因此，在各国学者对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和中国朝鲜族抗日斗争历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关于抗联后期和八十八旅历史的专门论著却很少看到，讨论也十分肤浅。本文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试图梳理八十八旅建立和解散的历史脉络，并以此为线索考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朝鲜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应该说，这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真正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基本文献资料的开放和发掘。

一、东北党组织与莫斯科的关系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党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信念和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在苏联和朝鲜境内建党先后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陆续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共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中朝两党的诉求全面吻合，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共队伍。

八十八旅部分指挥员合影，1943年10月5日摄于北野营。第一排右二金日成（第一营营长）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斗争中，由于所处环境不同，中共组织内的朝鲜革命者明显地分为两支。一支以金枓奉和武亭为首，组建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主要在陕北、华北、华中地区活动，作为中共倡导的东方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员，归属中共中央领导;一支以金策、崔石泉(崔庸健)、金日成为首，作为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之一部，以东北地区为斗争基地，在中共东北党组织的直接管辖内。这两支队伍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作为国际友人，始终被中共看作一支统一战线中的国外力量;而后者从一开始就融合在中共组织中，被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干部看待，同中共党内和抗日联军中的其他干部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抗日战争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系统内部的这种组织和隶属关系发生了悄然变化。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受命于莫斯科。中共在东北的党组织成立时(1927年)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后(1933年)，则受上海中央局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不过，由于地缘的因素，与其他中共地方组织比较，东北的党组织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特别关注。据当事人回忆，1928—1929年，东北北部的党组织活动受到苏联很大影响，而哈尔滨特委的经费，主要是由莫斯科提供的，同时也接受苏联党下达的任务。1933年1月以后，虽说是双重领导，但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更为直接。例如，改变东北地区工作方针的著名的“一?二六”指示，就是王明等从莫斯科发出的，而与上海似乎没有关系。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1932年底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康生起草了给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张闻天、杨尚昆参与讨论)，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后，派专人赴东北向满洲省委传达。1933年5月，满洲省委讨论并接受了这一指示，开始着手把东北义勇军中的三股力量(旧军队、农民自发武装和共产党游击队)联合起来，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称东北抗日联军)。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还积极提出建议，帮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1934年4月9日，王明、康生与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Mikhail Fortus)联名向共产国际要求：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各向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帮助东北的工作，并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每年拨给中共2万卢布，作为上述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联络经费;每月从给中共的基金中拨出200美元，以建立海参崴与东北党组织的正常联系。

据中国学者考察，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以后，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掌握的电台进行的。虽然中共中央曾一度与莫斯科建立过直接的电讯联系，但好景不长。1934年10月上海的三部电台均遭到破坏，加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转移，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以后再未恢复。到1934年底，满洲省委也失去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于是，对东北党组织的双重领导便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单独领导了。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决定，1936年1月满洲省委撤销，成立哈尔滨特委取而代之，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分别领导各地的抗日斗争。实际上，按照满洲省委特派员韩光的说法，此后直到1945年，整个东北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了。本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通过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与东北各党组织联系的，负责人是杨松(化名吴平)。随着环境的恶化，联系陆续中断。1937年11月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王稼祥先后回到延安，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也随之撤销。从此，在东北的党组织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也陷入了绝境。1934—1937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高潮时期，中共联合各方面的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最旺盛时已达到11个军，45000人，还有各路盟军、友军5500人。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巩固作为“后方”的东北，日本在满正规师团1938年已增至50万人，其中一部分用于对付苏联，一部分则用于围剿抗日联军。同时，日本人还推行了一整套“治安肃整”计划，如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强行建立“集团部落”，逼迫群众“归屯并户”，设置保甲，实行“十家连坐法”等，以此割断人民群众与抗联部队的联系。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党组织纷纷遭到破坏，无法生存，武装力量也支离破碎，弹尽粮绝，牺牲惨重。到1941年，抗联部队的人数骤减为2000人，而1942年底东北党及抗联部队的全部人员已不足千人。

1938年11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东北的游击运动已经面临“败退和解体的危机”，何去何从，亟需中共中央的帮助和指示。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的报告，为了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决定组织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以王明为主任，杨松负责召集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提出首要问题是设法建立中央同抗日联军的联系。然而鞭长莫及，由于东北沦陷已久，交通阻断，中央派出的联络员(王鹏)虽在1940年到达东北，但因过封锁线时销毁了证明文件，很长时间无法取得抗联的信任。而此前抗联第一路军在1936年两次组织西征，试图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也均告失败。此时，能够提供帮助的唯有与东北仅一江之隔的苏联，但斯大林却态度暧昧。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日之间采取了中立政策。一方面积极恢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动承认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多次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就是阻止日本的西进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对东北的抗日斗争也采取了左右逢源的做法。在日军的重兵围剿和强大压力下，抗日游击队时常被迫越境逃往苏联远东地区。对此，早在1932年6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决议，“应把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官兵扣押并送往内地的军管区”。根据俄国托木斯克州最新开放的档案，1932年12月，经苏联政府同意，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部2890名官兵及1200名平民退入苏联境内。一个月后，李杜和王德山率所部5000余人也退入苏联。尽管苏联外交部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和交出中国官兵的要求，但苏联政府也不能公开放他们回国继续战斗，便将这支部队“收留”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中，并给予苏军士兵的待遇。外交风波过后，按照中苏政府的安排，驻留苏联的中国平民经海参崴被送到天津港，苏炳文等高级军官由欧洲转道回国，而大部分官兵则通过中亚地区送往新疆，交给亲苏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收编。这次事件后，苏联又做出新的规定。1933年3月8日，斯大林签署命令：“今后只扣押级别最高的长官”，“其余人员在解除武装后不必送往集中营，也不供养他们，而是向他们提供工作。如果拒绝工作，就把他们驱除出境。如果他们愿意返回中国，不阻止他们自费离开”。自1933年夏天起，先后有8支东北抗日部队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含家属总计约3万人。苏联采取这种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既不得罪日本人，也对得起中国人。即便是对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不例外。1937年底1938年初，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会主席、三军军长赵尚志赴苏请求援助，六军军长戴鸿宾率部退入苏境，均被苏军扣押，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然而，此后接连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迫使莫斯科改变了对东北抗联的态度。

起点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局局长留希科夫(G.S.Lyushkov)叛逃事件。留希科夫于1937年7月调任远东地区，负责肃反工作。当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疯狂至极，仅远东地区就有20万人被捕，其中超过7000人被处决，最后连留希科夫本人也处于危险之中。当留希科夫听到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后，于1938年6月13日越过波谢特—珲春中苏边界线，逃到日本关东军阵地。根据留希科夫提供的情报，日军逮捕了100余名苏联情报人员，使苏联在东北的情报网陷于瘫痪。留希科夫事件发生后，苏联与日本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关东军要试探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而苏联则要坚决打消日本西进的念头，于是接连爆发了张鼓峰战役(1938年8月)和诺门坎战役(1939年5月)。显然，此时对苏联(特别是其情报工作)来说，中共在东北的组织和抗联残余部队就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借用力量。

二、苏联接管抗日联军残余部队

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就利用中共党员在远东开展情报工作。满洲省委曾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介绍干部加入苏联远东情报部门，专为苏联收集军事情报。这些干部完全由苏方管理和指挥，事实上已脱离中共党籍而转入联共(布)。满洲省委对一些被招募人员的不轨行为很有意见，曾要求中共中央转告共产国际，希望苏联情报部门与中共加强联系，并由满洲省委派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日本侵占东北后，莫斯科似乎有所收敛，对东北抗日活动的援助也更加隐蔽。直到留希科夫事件和张鼓峰冲突发生，苏联又转而采取积极的措施。1939年4月15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K.E.Voroshilov)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L.P.Beria)给远东军区下达命令：允许苏联远东红旗第一、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中国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并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所援物资应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从扣留的游击队员里派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回东北进行侦察活动，并为游击队的活动提供帮助;责成远东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其中包括审查和挑选来自东北而被拘留的游击队员;允许远东军区各边防军接收进入苏联国界的游击队小组和部分通信员。该命令还特别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应把现滞留苏联境内的350名中国游击队员经审查后交给第一方面军，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则应把被扣留的游击队领导人赵尚志和戴鸿宾等交给第二方面军，以便作上述目的之用。接到命令后，5月30日，第二方面军指挥官与赵尚志、戴鸿宾和祁致中举行了会谈，建议他们回去联络松花江一带的游击队，组建司令部和秘密基地，进行统一领导，并答应提供全面帮助。同时，苏军还要求他们日后提供敌军的情报。6月下旬，赵尚志等率领110人的队伍回到东北。数月后，赵尚志的游击队向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又接受了苏军情报部门的新指示。

随着斗争环境日益艰难，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队伍对苏联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1940年初，中共北满、吉东党代表会议在苏联境内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举行，通过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3月，周保中、赵尚志及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与苏联远东地区党和军队负责人会面(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双方商定在不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共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临时指导关系和援助关系。为此，苏联在伯力和双城子(伏罗希洛夫斯克)边境一带分别设立了北野营和南野营，成为抗联人员越境后的隐蔽和休整基地。1940年9月30日，苏军联络人王新林(瓦西里)以中共中央将派代表来远东为由，向抗联第一路军指挥杨靖宇、魏拯民，第二路军指挥周保中、赵尚志、王效明，第三路军指挥张寿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发出指令，要他们在12月前赶到伯力开会，以“解决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1941年1月，抗联主要干部(杨靖宇、魏拯民除外)聚集于伯力，但中共中央并未来人，王新林则提出由苏方主持会议，还要求抗联部队脱离中共组织，由苏联派一名将军担任总司令。周保中等人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又致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Dimitrov)告状。僵局持续了一个月，莫斯科最后接受了周保中的意见，并改派远东军情报部长索尔金(N.S.Sorkin)为联络人(对外仍称王新林)。双方达成协议，抗联仍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由于同中央失去联系，暂时接受苏军指挥。第二次伯力会议决定，在伯力设立中共东北地区临时委员会，委员暂定3人，即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北满省委书记金策;重建抗联总司令部，周保中为总司令，张寿篯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委。然而，这只是一个过渡，东北党组织和抗联残部长期寄人篱下，被苏军接管只是时间的问题。

1941年4月，在苏联的软硬兼施下，苏日中立条约终于签订。斯大林当然明白，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两个月以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加剧了莫斯科对远东地区安全的担心。为了准备反击日本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苏联在远东和南部边境地区部署了156.8万人，占苏军总兵力的28%。此外，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奋起保卫苏联，在远东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对于那些陆续退入苏境的中国游击队，苏军除挑选一部分人员直接归属远东情报部门并为其服务外，还希望他们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收集日本的军事情报，一是骚扰和牵制日军。因此，对那些在苏联野营休整的游击队员加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还集中学习了跳伞;同时成立了15个侦察小分队，不断被派往东北腹地收集情报、开展破坏活动。斯大林还建议中共尽快建立与东北的经常联系，加强那里的政治工作和游击运动，并在苏日战争爆发时，派遣正规部队到东北南部作战。毛泽东则强调，因华中和华南游击区正在遭受日军猛烈进攻，且从河北到东北沿途都有敌军重兵把守，难以派遣部队前往，只能依靠当地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中共答应可以挑选一些优秀干部和战士送到蒙古，供苏军支配。季米特洛夫多次催问延安，可否承担起对东北抗日运动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则答复，中共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在东北和其他敌占区建立情报站和实施爆破的机构，为此还需要苏联提供50万美元和通讯、爆破器材。1942年初，在季米特洛夫的不断催促下，中共中央回电，答应将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以韩光为首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并派工作组前往东北开展工作。但又说，曾三次派人去吉东，未能找到游击队，希望苏联能转告那里的游击队，让他们与中央取得联系。对此，季米特洛夫回电说，莫斯科也不知道游击队基地的准确位置。其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中共难以向东北派遣正规部队，应属实情。1939年在延安成立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由李延禄、李范五负责，主要是收集情报、研究情况。设在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委员会于1942年7月开始办公，韩光主持日常工作，先后派遣数十名干部潜入东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隐蔽潜伏、积蓄力量，而派去寻找抗联部队的人的确没有任何收获。而苏联此时明明正在南、北野营组织抗联的训练和情报收集工作，却谎称不知道游击队基地所在，显然是有意对中共隐瞒实情，而把这支力量视为己有。首先，苏军曾做出规定，东北党不能直接派人与中央联系。周保中、冯仲云等抗联领导干部曾多次开会、谈话，要求苏方协助，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通过苏联向中共中央转呈报告，但都没有回音。其次，苏军情报部不打招呼便随意调用和派遣抗联战士的情况日渐频繁。周保中在194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抗联表面上“依然保持其独立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则由苏军“直接支配矣”。1942年4月，中苏双方为此还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抗联部队退入苏联，本来只是暂时休整，一旦条件适合，他们还要不断返回东北继续作战。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除了少数收集情报和实施破坏的人员，在一般情况下，苏方已不再允许抗联武装力量进入中国国境打击日军。于是，抗联残部便渐渐成为一支不得不受制于苏联的孤立队伍了。

周保中

1942年1月，索尔金向周保中建议：扩建野营，建筑房舍，整备交通，争取实现粮食自给，从而将抗联在苏联的临时驻留地建为长期根据地。面对现实状况，周保中、张寿篯考虑在北野营驻地成立一个教导团，由苏军派人进行集中训练。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报请统帅部批准。后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意见，教导团扩大为教导旅，授予部队正式番号，并按照苏军标准保证军需和后勤供应。1942年7月21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帕纳先科(I.R.Apanasenko)下达命令，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亦称国际旅)成立，以抗联驻苏人员(380人)为基干，加入苏军指战员(含那乃人共50人)及伪满起义官兵(71人)，旅长周保中，政委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下设4个步兵营，1个通讯营，1个迫击炮连，分别由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未到任，由王明贵接任)、柴世荣为营长，安吉、姜信泰、金策、季青为政委，旅、营参谋长及政治部、后勤部、军械处、通讯营、迫击炮连主官均由苏联军人担任，原抗联官兵全部改换苏联军装、授予苏联军衔。八十八旅的任务是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只待环境改变即配合苏军解放全东北。8月1日举行了成立典礼。至此，抗联部队完全融入了苏军建制，中共党组织虽继续存在，但只在旅内起作用，而整个八十八旅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苏联手中。此后，抗联人员开始系统地接受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工专业培训和一般军事训练，并完成苏军交予的各项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八十八旅中的朝鲜人便逐渐形成了一支以金日成为核心而服从莫斯科指挥的队伍。

三、在苏联营地形成的“游击队派”

尽管1932—1935年发生的“民生团”事件对中共队伍中的朝鲜人造成很大伤害，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纠正错误后，一批年轻的朝鲜干部又成长起来了，并且得到了中共的充分信任。1936年以后，东满地区的朝鲜人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抗日联军第二军中，朝鲜人占60%，而在吉东、南满游击队的中共党员中，朝鲜人占20—30%。第一次伯力会议前后，很多朝鲜干部已在中共党组织和抗联中承担起重要的领导工作：金策任北满省委书记、第三路军政委;李熙山(许亨植)任北满省委执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崔石泉任吉东省委执委、第二路军参谋长、总指挥部参谋长;全光任南满省委宣传部长和地方工作部长、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金日成任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第一支队支队长;姜信泰任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政委、北野营临时党委书记;金润浩任南野营临时党委书记;金光侠任抗联总指挥部警卫队政委。在这批干部中，金日成属后起之秀。与金策、崔石泉、许亨植相比，金日成不仅职务低，而且年纪轻，但他敢说敢做，很引人注目。早在1935年，中共东满特委在报告中就两次提到金日成，说他“忠实，积极，勇敢，游击战争经验很多”，“在救国军中有相当信仰”，“会说中国话”，尽管“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但“爱说话”、“有信仰”。1939年8月30日《新华日报》报道：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时常出没于对岸朝鲜境内各地，袭击敌警备队”。金日成在朝鲜的游击活动也惊动了日本人，以至于企图收买和悬赏50万日元捉拿他。日本在朝鲜报纸针对金日成的宣传无疑“提高了金日成在朝鲜人民中的威望和知名度”。不过，金日成能够出人头地也是机缘巧合，因祸得福。日军的大规模讨伐开始后不久，1939年10月抗联第一路军决定采取分散游击、保存实力的方针。战至1940年冬，第一路军损失惨重，总司令杨靖宇战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病倒，下属第一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第三方面军指挥曹亚范及许多干部相继牺牲，只有第二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率部转入长白山密林，得以逃脱。为了躲避日军围剿，金日成率领部队自安图北上，于1940年10月23日越境进入苏联。金日成及其部下越境后，即被苏联边防军扣留，幸而周保中出面才得以解脱。周保中和金策在后来给魏拯民的信中指出，无论如何，金日成等采取“机会主义性质”擅自越境的做法是错误的。尽管这种错误不属“革命立场动摇”，且他们也承认了错误，但周保中还是建议给金日成等人以纪律处分。但幸运的是，此时正赶上苏联方面想在伯力召集抗联各路领导人会议，第二、三路军负责人均已到达或取得联系，只有第一路军的魏拯民毫无音讯。于是，金日成便成为在苏联境内的第一路军最高长官和唯一代表。按照苏方的要求，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和徐哲提交了关于第一路军情况的报告。随后，金日成就作为第一路军的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伯力会议。

金日成

金日成在抗联中地位的提升还与周保中的举荐有关。在1941年7月1日给王新林的信中，周保中称：“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东北南部和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在9月15日的信中又说：“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于是，在八十八旅成立时，金日成不仅被委任为第一营营长，而且在党内也开始任职，成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局副书记、中共东北党委会委员。在此期间，许亨植作战牺牲，金策和崔石泉的地位也开始下降。金策因滞留东北迟迟不愿到苏联来工作而受到周保中的批评，说他闹独立、组织纪律性不强。以金策的地位，在八十八旅只任营政委，与此不无关系。1943年1月，崔石泉突然被免除副参谋长职务，改任政治部青年科副科长，负责宣传工作。这一变动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从崔石泉仍保留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的职务看，可能只是苏联人对他不满。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的地位就更显得突出，不仅取得周保中的信任，而且得到了苏联人的青睐。根据俄国档案记载，金日成在朝鲜游击队员中表现出众，有较好的军事基础，并且因“在俄语学习方面取得优异成绩”而多次受到表扬，他所领导的由朝鲜人组成的第一营“具有军事素养水平较高和军事纪律比较严明的特点”。此外，苏联远东军情报部还专门为金日成指派了一名通信员。无论是出于关心还是意在监视，苏联人对金日成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就这样，在位于伯力附近的八十八旅营地，形成了以金日成为核心的朝鲜游击队员团体，即后来的“游击队派”。这一派的主体是金日成领导的第一营的指战员。据韩国学者金光云考察，当时第一营的朝鲜族干部、战士共60余人，除较早去世者(如安吉)，他们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干部，其中较著名的有金一(国家副主席)、朴成哲(国家副主席)、李永镐(最高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崔贤(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勇进(内阁副总理)、吴振宇(国防部长)、韩益洙(人民军总政治局长)、徐哲(劳动党检阅委员会委员长)、全文燮(国家检阅委员会委员长)、金京石(劳动党平壤市委员长)等人。金日成后来奉斯大林命令返回朝鲜，所带领的就是这批人。

四、八十八旅的解散及人员归宿

德国战败投降后，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斯大林便把目光转向远东。1945年5月，索尔金向周保中传达了远东军司令部的指示：在预定几个月后开始的对日作战中，八十八旅将编入远东第二方面军序列，并扩建为一支10万人的正规部队。随后，经与苏军商议，周保中、张寿篯制定了行动方案，并提出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络，再建抗日联军，恢复东北党组织并在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下开展行动等一系列要求。按照周保中的计划，八十八旅的作战任务分为三部分：已在东北的小分队开展游击战，并执行侦察任务，配合苏军行动;在苏军出动时，派出八十八旅先遣队空降东北，为苏军做战术侦察和向导;主力部队与苏军同时发动进攻，参与解放东北。7月底，中共东北党委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形势发展对党委会进行了改组。新党委会将返回中国，设在长春，书记为周保中，其成员除冯仲云、张寿篯、王效明、彭施鲁、王明贵等中国人外，还包括朝鲜人姜信泰、金光侠。同时分设朝鲜工作团，书记为崔石泉(负责党务)，成员有金日成(负责政治和军事)、金策、安吉、徐哲、金一、崔贤等，目标是返回朝鲜。然而，上述设想并未完全实现。

苏军进攻东北，的确需要八十八旅的全面配合，尤其在侦察、情报和向导方面。对于这一任务远东军司令部和周保中有精心安排，训练有素的八十八旅战士也完成得很出色。7月下旬，苏军将挑选出来的290名八十八旅指战员组成先遣小分队，空投到东北的18个地区，为即将发动的进攻做侦察准备。但是八十八旅主力部队的命运却因形势变化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鉴于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150多万人分三个方向大举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同日美国又在长崎投放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突然变化且发展迅速的局势，迫使苏联重新对八十八旅的前途做出安排。战后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海失去的一切权益，同时将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切割出去。而要合法地实现在中国的目标，就需要与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本来的想法是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签约条件，以换取苏军对日作战，此意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同。但就在中苏双方的外交谈判陷入僵局时，美国突然投放原子弹，结果改变了各方的态势和考虑。斯大林担心可能因日本投降中国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也不必签订同盟条约，如此一切远东设想便将难以实现，故决定提前出兵。在苏联大军已兵临城下的状况下，蒋介石担心苏联占领东北后赖着不走，或将东北交给共产党。于是，双方实行了妥协。蒋介石答应了苏联的一切条件，而斯大林则承诺绝不援助中共，东北的主权只向国民政府移交。这样，原本就在中共领导下而现在又急于与中共取得联系的抗联部队当然就无法如愿以偿了。

就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八十八旅召开了动员大会。全旅官兵激昂慷慨，跃跃欲试，一致要求立即协同苏军反攻，消灭关东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会后，周保中致函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A.M.Vasilevskii)元帅，请求把八十八旅派往东北。金日成也写信，请求将他的第一营派往朝鲜。除了口头安慰，周保中和金日成都没有得到苏军的正式答复。在随后的几天里，周保中坐卧不宁，不时地向大本营和联络官询问。苏军司令部却朝令夕改，一再拖延。11日接到通知，全旅准备移驻同江，12日又来信说“暂停原地”，15日仍电告“原地守候”。周保中不断请示、询问，直到23日，日本已宣布投降多日，得到的答复还是等待命令。据说在此期间斯大林曾下达命令：苏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八十八旅的任务是建设东北。即使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恐怕也只是对抗联战士的口头安慰。实际上，八十八旅的任务是帮助苏联占领军控制东北和朝鲜。

8月24日，急不可待的周保中又给华西列夫斯基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八十八旅进驻东北，协助苏军维护地方秩序，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的必要性。周保中最后说，如果上述要求不能满足，就请求将八十八旅的中国人员和部分朝鲜同志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指挥，由他们安排。莫斯科终于做出了决定：解散八十八旅，其骨干力量分别派给远东军各部，配合苏军行动。根据俄国档案的记载，苏联远东军情报处呈报的派遣方案是，截至1945年8月25日，八十八旅总计1354人(军官149人，军士358人，士兵847人)，准备挑选878人供苏联各远东作战部队使用;派往东北各地参加卫戍司令部、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构工作的279人(215名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士兵);派往朝鲜参加卫戍司令部、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构工作的103人(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苏籍朝鲜人)。具体分配地点为：周保中—长春市，张寿篯—哈尔滨市，金日成—平壤市，王效明—吉林市，姜信泰—延吉市，金策—咸兴市，冯仲云—沈阳市。报告还请求行前为八十八旅有功人员授予勋章和奖章，并提升派往中国和朝鲜人员的军衔。　　8月26日，远东军军事委员希金(I.V.Shikin)向周保中传达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八十八旅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分别加入苏联在远东的三个方面军，中国人随苏军占领东北各战略据点，帮助红军维持占领地的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利用参与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占领区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朝鲜人随苏军进入朝鲜，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8月28日，周保中召集八十八旅连以上军官会议，按照苏军的命令部署了具体工作。9月3—13日，派往东北和朝鲜的各路人马陆续启程。10月15日，八十八旅主要人员离开苏联后，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正式解散了这支特殊的部队。截至12月11日，八十八旅的解散工作全部结束。随着这支国际纵队的解散，金日成以及随他回国的朝鲜共产党人便脱离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金日成一行于9月下旬回到朝鲜。10月14日，在苏联占领军认真准备和组织的平壤群众大会上，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公开亮相，并发表了演讲。以后金日成的“游击队派”便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参与了北朝鲜政权的建设。据周保中记载，到11月，在朝鲜苏联占领军中工作的原八十八旅人员全部脱退中共党籍和东北抗联军籍。毫无疑问，金日成在八十八旅的经历是日后莫斯科选定他做北朝鲜统治者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斯大林不想让八十八旅作为独立建制参与解放东北的军事行动;第二，八十八旅主力部队分散回国后，中国人的任务主要是协助苏军占领和管理东北，而朝鲜人的任务则明确为“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由此表现出来的明显区别，与战后苏联对中国和朝鲜采取的不同政策有直接关系。对于中国东北，斯大林已确定将主权归还国民政府，当然就不会公开支持共产党建立政权机构，至少在初期是这样。而在朝鲜，直到1946年初，斯大林心中的最佳方案是通过国际托管的方式，与美国合作，建立一个对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于是，在苏联接受训练后回国的朝鲜干部自然便受到特别重视。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苏、朝三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同反法西斯联盟中各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家同仇敌忾、互相帮助，但是考虑到自身安危和利益，特别是战后的政治安排，就各有盘算了。八十八旅的短暂历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而战后中共与朝鲜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朝鲜党内斗争和中朝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中苏关系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