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的1944：大屠杀，多瑙河底的犹太人

来源: TOLSTOY

「历经政治转型近30年的匈牙利，你要怎么面对过去的伤？」图为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

2006年，匈牙利裔美籍作家马顿（Kati Marton）与《纽约时报》记者一同返回原乡——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回顾这片国度在她生命中的重量。

对马顿来说，这座城市总是沉重。1944年，身为犹太人的外祖父母自布达佩斯搭上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列车，自此一去不回；1956年，眼见十月抗争延烧整个匈牙利，具有美国媒体记者身份、被视为间谍的马顿父母一度入狱，尔后幸运获得外援，带着儿女，包含当时年仅8岁的马顿，于1957年出境至奥地利，辗转远渡美国，从此安身立命。一个小小的家庭，在短短15年间两度横越政治引来的死亡幽谷。

2009年，马顿出版家族自传《人民公敌》，回顾家族连续两代作为「国家敌人」的黑历史。马顿野心勃勃地以家族经验碰触匈牙利政治史的两大禁忌：犹太屠杀与1956年十月抗争。尽管她几度公开表示这是一本关于她的家族记忆之书，但马顿的自我揭露无疑是朝着匈牙利追问：在这绵延无尽的政治斗争中，匈牙利人，你会如何定义自身？

马顿的提问锐利直接。她所欲探问的不仅关乎过往的政治压迫所指为何；更严肃的，这位幸存者真正想叩问的是：历经政治转型近30年的匈牙利，你要怎么面对过去的伤？

2009年，马顿出版家族自传《人民公敌》，回顾一个小小的家庭，在短短15年间两度横越政治引来的死亡幽谷。

▎开往奥斯维辛的死亡列车

马顿的家族悲剧可以自「箭十字党」（Arrow Cross Party）的成立说起。

1935年，出身军队，醉心于匈牙利民族主义与过往帝国荣光的萨拉希（Ferenc Szálasi）创立了「国家意志党」 （Party of National Will），却旋即遭到政府解散。但萨拉希不肯放弃，于1937年再度创立「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 （Hungarian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却又二度面临禁止的命运。尽管一路跌跌撞撞，萨拉希还是逐步于匈牙利人民间打开知名度，进而赢得工人社群与怀念匈牙利帝国荣光者的青睐。

萨拉希的政治路线并未因政治压力的进逼渐趋缓和，反而越来越激进，最终，他本人于1938年遭到政府逮补。不过萨拉希始终不曾放弃，仍持续发展政治事业。眼见当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已称霸德国数年，萨拉希终于在1939年正式成立「箭十字党」，与纳粹共享几乎一致的政治立场，奉持极端国家主义，坚信德意志与匈牙利人的种族优越性——毫无疑问地，萨拉希成为了希特勒在匈牙利最坚定的盟友。

1940年9月27日，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缔结德义日三国同盟，轴心国于焉成立，并以共同维护三国的政治利益为基础，企图为世界带来一股新的政治秩序——直到许久以后，人们才真正领略这股「新秩序」意味着什么；但在联盟甫成立的当口，匈牙利却以首发姿态，于同年11月20日率先加入轴心国阵列。

很快地，二次大战欧洲的东线战场正式开打。初期，匈牙利选择以非交战国的姿态，周旋于苏联与纳粹德军之间。此时的箭十字党，则被禁止活动，但萨拉希仍继续组织地下活动，整合诸多散落在极端保守位置的小型政党，进而稳固箭十字党的组织架构。

与此同时，萨拉希与纳粹也持续着政治联系。

1935年，出身军队，醉心于匈牙利民族主义与过往帝国荣光的萨拉希（图），在一片混乱时局中，带领匈牙利走向狂热的悲剧。

图为在德国纽伦堡游街造势的希特勒与纳粹支持者。匈牙利的萨拉希在1939年成立「箭十字党」，奉持极端国家主义，坚信德意志与匈牙利人的种族优越性——毫无疑问，萨拉希就成为了希特勒在匈牙利最坚定的盟友。

1944年3月，纳粹军队开入布达佩斯；同年10月，匈牙利王国的摄政——也就是实质掌握军政权力者——霍尔蒂（Miklós Horthy）彻底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当他被拉下台后，潜伏许久的萨拉希终于如偿所愿、爬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纳粹的匈牙利傀儡政权总理。

当时纳粹与箭十字党在布达佩斯的联合总部，位于有「小巴黎」之称的安德拉什大街 60号。在这栋楼房内，纳粹与萨拉希政权，正时刻谋划着肃清政敌的计画，而暗藏于屋檐下的种种阴谋过去，也让此处成了今日知名的「恐怖博物馆」（House of Terror ）。

当纳粹进入布达佩斯后，匈牙利犹太人才真正被送进了大屠杀的悲剧。

1944年5月，欧陆的战争局势已经开始进入拉扯期，轴心阵线优势已不存在，为了尽快达成种族灭绝的目标，负责的纳粹军官——以主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而恶名昭彰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 ——下达指令，要求匈牙利著手1940年代欧陆最为残忍的一次大屠杀：「匈牙利计划（Hungary Operation）」。

在为期三个月的计画中，纳粹与箭十字政权迅速集结匈牙利犹太人，加开火车，以每日平均载送1万2千人的运量，一路将犹太人送往位处波兰的死亡之地：奥斯维辛集中营。

根据统计，至少42万5千名匈牙利犹太人因为「匈牙利计划」被送往奥斯维辛，其中高达30万名犹太人，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就被送入了毒气室「灭绝」。

今年已67岁的马顿，一直到十多年前才发现自己的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她有理由相信，外祖父母熬过了战争的前半段，却抵不过纳粹引来的死神，搭上了那班北向的死亡列车。

在为期三个月的计画中，纳粹与箭十字政权迅速集结匈牙利犹太人，加开火车，以每日平均载送1万2千人的运量，一路将犹太人送往位处波兰的死亡之地——奥斯维辛集中营。

根据统计，至少42万5千名匈牙利犹太人因为匈牙利计划被送往奥斯维辛；其中高达30万名犹太人，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就被送入了毒气室「灭绝」。

同样身为犹太人的马顿父母，翁德雷（Endre）与伊萝娜（Ilona），为了躲避纳粹的追缉，于战时转受洗于罗马天主教。这对年轻的夫妇因此暂时躲过了一劫；可是，于1944年耶诞节前夕出生于奥斯维辛的瑞贝因（Angela Orosz Richt-Bein），她的父母却走向了命运的另一极端。

今年2月，当德国展开针对曾于1942年至1944年6月，在奥斯维辛担任守卫的前纳粹党卫军海宁（Reinhold Hanning）的审理时，今年已71岁的瑞贝因手持父母合照，在庭上作证对海宁喊话：你的一生就是大屠杀。说出那些真相！说吧！

在被拉上火车送往奥斯维辛的途中，瑞贝因的母亲已经怀孕三个月，一抵达奥斯维辛后，她的母亲便与第一任丈夫失散，两人自此不曾再见。据母亲的证言，当时纳粹军医迫不及待想拿瑞贝因母亲身体进行药物实验，因而逼得母亲早产，而瑞贝因出生时，体重仅有一公斤。

站在证人席上的瑞贝因身形娇小，身高仅150公分。虽然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瑞贝因出生约莫五周后（1945年1月27日），便获得苏联军队解放；但母亲于妊娠期受到的药物侵害与甫出生时的营养不良，却在她的身上留下永久的痕迹。

「你的一生就是大屠杀。说出那些真相！说吧！」

▎被血染红的多瑙河

奥斯威辛之外，匈牙利的首都也出现了另一种「集中营」。

根据统计，一直到1900年，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人口已达总人口的20%。面对蓬勃成长的犹太社群，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于今日的布达佩斯第七区，建造了欧陆最大的犹太会堂。至今，只要站在多瑙河上最古老的链桥，远眺左岸，便可看见由黄色红色砖砌成，带着东方风格的犹太会堂矗立于此。

这块区域满是犹太人的日常记忆。马顿的曾祖父母便于这里举行婚礼，而母亲伊罗娜年少时期时也常在此活动——但这平静的河岸，却在战争期间成为纳粹与箭十字军政权，对境内50万犹太人杀红了眼的见证之地。

1944年11月，在「匈牙利计划」执行之后，箭十字政权以犹太会堂为核心，将布达佩斯境内犹太人集中居住，设置「犹太人区」（Budapest Ghetto）。那确实是一座城中之城，只存落魄的身影。隔离区周遭由高墙围起，在那里，犹太人的个体性荡然无存，他们只剩下一个名字：犹太人。作为一个集体，他们被认定具有「理应被杀」的气质。

犹太会堂从神与信众的相会之处，落得只剩下死神到访。

在一叠叠的匈牙利战时旧相片中，人们不难翻找到一幅景象：犹太会堂外的马路上堆满刚被枪决的死尸。那成一座小丘的大体，有个共同名字：犹太人。

离开会堂，沿着多瑙河左岸走，一路步行至国会大厦前。从1944年3月起，至隔年1月布达佩斯获得苏联军队解放前夕，箭十字政权将一群群犹太人与政敌带到河岸边，要他们脱下鞋子，面对多瑙河站着。士兵们从背后开枪射击，一个个肉身瘫软，失去意识，坠落河中。

在3,500名遭枪击者中，有800位犹太人。多瑙河被血染红了一片。

箭十字政权将一群群犹太人与政敌带到河岸边，要他们脱下鞋子，面对多瑙河站着。士兵们从背后开枪射击，一个个肉身瘫软，失去意识，坠落河中。而如今多瑙河畔的这些鞋子雕塑品，也成了众多冤魂的遗世纪念。

▎被隐蔽的罪与混乱的记忆

1945年2月13日，在历经了50日的对峙，3万8,000名市民丧命后，匈牙利境内的箭十字与纳粹军队正式向苏联为首的盟军投降。马顿的父母侥幸地越过了第一次的死亡幽谷。

再3个月后，希特勒自裁，欧战结束。很快的，以纽伦堡国际法庭为首的战争罪行审理，也在欧陆各国展开；而在此框架下，匈牙利人民法庭开始针对箭十字党政权的重要政治领袖进行逮捕、审判。

其中战时总理萨拉希，被指控必须为了战争时期于匈牙利境内丧命的一万多名犹太人负责，遭判死刑，并在1946年3月12日走上了绞刑台。今日，只要走进布达佩斯的恐怖博物馆，仍可看见当时几位战犯执行绞刑的黑白影带。

在盟军的胜利下，箭十字党政权终究崩溃，但法西斯作为一个政治路线，却已在欧陆生了根，而匈牙利人对于二战的集体记忆，亦在此时此刻显得异常混乱。

还记得前述谈到整个二战时期的匈牙利政权，几乎是由摄政霍尔蒂（Miklós Horthy）所把持。也是因为这位强人，匈牙利始与希特勒结盟。依照逻辑，自1920年起执政达24年的霍尔蒂，可以说是纳粹得以闯入布达佩斯、匈牙利成为犹太人的人间炼狱的近因。因此，如何定位霍尔蒂，匈牙利社会理应难有争议。

如今的布达佩斯，仍是欧陆犹太人比例最高的几座城市之一，然而在2013年，霍尔蒂的雕像却重新被竖立在布达佩斯城内。而这尊雕像的阴影，似乎也让70多年前的血色记忆，再度涌上匈牙利人的心头。

2013年，霍尔蒂的雕像却重新被竖立在布达佩斯城内，70多年前的血色记忆，也再度涌上匈牙利人的心头。

凭什么翻转霍尔蒂的历史定位呢？有一派人士是这么谈的：尽管霍尔蒂是引纳粹入门的人物，但对匈牙利爱国主义者来说，他的作为却可被理解为对于「国家尊严」的渴望。

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匈牙利王国决定自奥匈帝国中独立，但直到一战战后，基于自帝国中独立的国家边界需要重新划定，在由战胜方协约国进行协调划定的前提下，《特里亚侬条约》于1920年签订，而身为战败国代表的匈牙利王国，也因而失去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二。

这份屈辱滋养了支持霍尔蒂的民心，也成为萨拉希当年决心从政的重要原因。

然而，霍尔蒂的权杖对于旧日帝国荣光的向往，却也成为他与萨拉希在政治上最大的共鸣点：仇视犹太人与奉行极端国家主义。

于是，为了追回失去的领土，霍尔蒂决意与希特勒交易。他与纳粹结盟，打开大门让德军进攻位处匈牙利南方的前南斯拉夫（今塞尔维亚），并与纳粹联合治理当地，变相地收复了「失土」。同时，霍尔蒂在其任内四度颁布反犹法令，其中一条甚至明文规定匈牙利人民不得与犹太族群成家。

于是，为了追回失去的荣光，霍尔蒂决意与希特勒交易，带领匈牙利成为了纳粹的同路人。图为1939年德国汉堡的圣保利码头栈桥，来访的霍尔蒂（左）与希特勒（中）。

后设而论，霍尔蒂对匈牙利作为一个国家的热烈情感，必须以他人的自由与尊严作为交换。但面对此等批判，匈牙利的极保守路线人士，却仍不放弃翻转霍尔蒂历史定位的可能。

他们提醒世人：面对犹太人，霍尔蒂并非「总是」残忍。还记得前述1944年5月至8月间的「匈牙利计划」，霍尔蒂早在同年年初已然嗅到了胜利女神已不站在轴心国这一方，随着罗马尼亚于1944年选择背离希特勒后，霍尔蒂开始遣送密使向同盟国代表进行停战协商。

换句话说，霍尔蒂早已做好「输」的准备，也已做好离开希特勒势力的觉悟。甚至，他开始透露自己「不是那么同意」艾希曼所主张的灭绝计画。霍尔蒂写信给当时担任总理的萨拉希，说道：

亲爱的萨拉希：

我意识到政府在受迫处境下的诸多作为并不正确。因此，我不能够为此负责。

在这些事务中，关于犹太人的处理方案并不吻合匈牙利人的心理、政治处境与利益。这一切明显是由德国人所发起与坚持执行的，而我只得沦为被动的处境。也因为如此，我并未得到事先通知，就像我现在仍然无法掌握全局。

然而我已经掌握到，我们诸多作为的非人性与残忍度，早已超越德国人；因此，我要求主导这一切警察事务的László Baky，必须尽快被永久停权。

大战后期，霍尔蒂也开始透露自己「不是那么同意」艾希曼对匈牙利犹太人所主张的灭绝计画。图为1944年，犹太人区的街头处决。

霍尔蒂确实是认真想阻止这场疯狂。在八月匈牙利计划结束之后，艾希曼再度提出重启犹太人遣送计画时，霍尔蒂也断然拒绝。

直到箭十字党掌权之前，霍尔蒂一直秘密进行着与盟军的和谈计画。当1944年10月15日纳粹终于进入布达佩斯时，霍尔蒂的儿子小霍尔蒂，已与苏联代表走到和谈的最后阶段；但因为纳粹的占领，霍尔蒂长达24年的军事政权这才告终，这对父子随后遭到逮补，并囚禁于德国境内。

战后，霍尔蒂曾于纽伦堡大审时出庭作证，但却在美国的庇护下全身而退。最后，霍尔蒂一家于1949年流亡葡萄牙，尽管自由却也终老异乡。

回顾霍尔蒂24年的政治表现，他最后看似明确的悲悯，是否真的足以抵销那些曾经罪孽？在法律上，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然而，这段过往却给了匈牙利社会的极右翼份子一个理由，他们疾呼着霍尔蒂始终是个有「人性」的统治者，也只有他，是真正把「匈牙利的国家荣光」放在心上的那个人。

但霍尔蒂尝试与盟军的和谈，并不尽然全是爱国主义。部分观点也认为，霍尔蒂与盟军接触，无非是为了避免当苏联红军杀入匈牙利时，自己的政权终将随纳粹而去——换句话说，这一切仍都是为了权力。

回顾霍尔蒂（图）24年的政治表现，他最后看似明确的悲悯，是否真的足以抵销那些曾经罪孽？在法律上，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关于「霍尔蒂深爱匈牙利」只是一种呓语。事实上，霍尔蒂也并非总是如此「仁慈」。当他开始与纳粹共同治理前南斯拉夫一带的占领区时，有那么一位军官，卡彼洛（Sandor Kepiro）在1942年驻军于今塞尔维亚的北方城区诺维萨德（Novi Sad），并遭控在其境内与军队及警务人员共同杀害1,200名犹太人，其多来自赛尔维亚、罗马尼亚与匈牙利。

卡彼洛个人被指控亲手谋杀四位平民并教唆杀人，并在1944年1月遭到匈牙利法庭审判有罪，判处10年刑期；然而，匈牙利司法单位并未真正执行裁决，仅将他软禁于家中。直到10个月后纳粹进驻布达佩斯后，卡彼洛原本的罪行也被推翻、并被无罪释放，而他亦致力为纳粹服务，参与了遣送犹太人至奥斯维辛的计画。

战后，卡彼洛流亡到阿根廷，直至1996年才秘密回到布达佩斯，并不无讽刺地落脚在战时犹太人区。

在那过去几十年间，南斯拉夫法庭曾于1946年在卡彼洛缺席的状况下判处其有罪，裁决死刑；而直到2006年，以知名的「纳粹猎人」维森塔尔命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向匈牙利法庭提起诉讼，控诉卡彼洛在战争中涉入灭绝罪的责任。

当时，已年届90岁的卡彼洛不肯认罪。他坚称自己「从未亲手杀害过任何犹太人」，在诺维萨德发生过的种种，无非都是服从指令的结果。

最终，法庭以罪证不足且一罪不二判的原则，宣告「不起诉卡彼洛」。裁决出炉的一瞬间，法庭内爆出如雷的掌声，坐在轮椅上的卡彼洛接受亲族的拥抱——这一切似乎不难理解，但仔细一看，那击出掌声的双手却是来自此刻匈牙利政坛的极右翼新秀政团，「尤比克党」（Jobbik Party）。

直到2011年出庭受审时，97岁的卡彼洛（图）都不肯认罪，坚称自己「从未亲手杀害过任何犹太人」。

美国犹太大屠杀博物馆所提供的证据照片，指卡彼洛等一干匈牙利士兵，在1942年1月23日，匈牙利部队在塞尔维亚境内对犹太人进行「处决清洗」。

在反覆缠讼多年后，最终法庭于2011年以罪证不足且一罪不二判的原则，不起诉卡彼洛；2个月后，卡彼洛于病榻上过世，而他的支持者们此时反而谴责匈牙利检方「司法杀人」，指检察官「毫无证据的死缠烂打」是卡彼落最后健康急遽恶化的主因。

尤比克党发迹于2005至2006年间，却在短短五年内快速成长。在这过程中，他们发起了「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其论述隐约映出了法西斯的影子。尤比克党迅速窜红，甚至跻身国会；但再一次的，关于19世纪的帝国荣光，与那曾经高喊极端国家主义的霍尔蒂，又都成了尤比克党所拥抱的爱国信仰。

不难想像，当2013年霍尔蒂的雕像落成时，最为雀跃的正是尤比克党与其支持者，他们举办庆祝活动、他们游行。身为将匈牙利拖进战争的政治人物，霍尔蒂于身后赢得其余党羽，难以望其项背的待遇。

只不过尤比克党的崛起，却再一次地挑动匈牙利犹太人的敏感神经。这些人恐惧71年前的威胁将再次重现，侵蚀他们的人生；更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自1946年匈牙利人民法庭完成对箭十字政权几位政要的战争审判，并处与极刑后，匈牙利内部对于战争的叙事，逐渐将焦点置放在1944年之后的纳粹占领期。

在「纳粹占领」的脉络下，所有的匈牙利人民都是受害者。毕竟，在整个战争时期，包含犹太人在内，将近60万匈牙利人的灵魂因此殒落。因此，在霍尔蒂翻转历史定位之后，2015年，于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前夕，匈牙利政府在多瑙河左岸竖立起一座纪念碑：

献给二战下的每一位受害者。

匈牙利政府在多瑙河左岸竖立起的二战纪念碑（图），被犹太社群指责为「漂白匈牙利战争罪行的举动」，并引发不断破坏与抗议。

面对这混乱的记忆状态，匈牙利境内的犹太社群再也忍无可忍，他们组织并展开一系列的抗争，分送以德语、匈牙利语与英文书写的传单，还有在纪念碑周遭摆上诸多犹太受难家庭的遗物、绣有当年的犹太人六芒星图案的大衣、孩子的出生证明、父亲的工作证、母亲收好的食物配给劵……等等。

面对熙熙攘攘的游客，犹太社群抗议着这座设置在当年「犹太人区」遗址旁的纪念碑：在还未完全肯认匈牙利社会对犹太人的罪与带来的伤之前，犹太社群不认为匈牙利有资格定义自己是二战下的受害者。

匈牙利作为第一个加入轴心国的国家、曾经颁布反犹法案，而众多罪人因流亡而逃过战争审判…这些过往的事实，几乎在同一时间扑向犹太人。面对从未远离的法西斯，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们至今无力反击，颓丧与愤怒感席卷整个社群，他们唯一能够持续下去的，也仅是一再向世人反覆言说，关乎那些谁被谁拉上火车，谁又杀害了谁，谁被丢入非人的境地里，而谁又在此刻撕裂着伤未痊愈的社会——至今匈牙利政府尚未真正承认的伤。

在加害者与受害者间暧昧不已的姿态，已然是此刻匈牙利的政治面容。

关乎那些谁被谁拉上火车，谁又杀害了谁，谁被丢入非人的境地里，而谁又在此刻撕裂着伤未痊愈的社会。图为一名哀悼者，正凝视着匈牙利犹太人的死难者遗像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