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恺撒”的冲突

文:赵林

贯穿于中世纪西欧政治生活的一条红线就是教会与王权的斗争，我们可以象征性地把它叫做“上帝”与“恺撒”的冲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一边是罗马天主教会，它代表着上帝，另一边是大大小小的封建王侯，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到各国的国王和诸侯们。我们要想了解中世纪的西欧政治状况，就必须从这条红线人手。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它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民族方面的原因。我先给大家简单地讲一讲历史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创始人基督耶稣是被谁杀死的?他就是被罗马帝国派驻叙利亚的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从这一历史事件开始，就注定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且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最初发展的二三百年间，曾经多次遭受到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这就使二者之间的仇恨进一步加深。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其他宗教的情况，就更加容易理解基督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的历史仇恨了。例如在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既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也是阿拉伯帝国的奠基者，可以说他一身兼具了“上帝”和“恺撒”的双重使命。因此，伊斯兰教的传播始终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并驾齐驱的，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的信仰传播到哪里，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就扩展到哪里。甚至一直到今天，伊斯兰国家仍然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与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佛教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原本是位极至尊的净饭王王子，本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国王或“恺撒”，但是他却主动看破红尘，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所以佛教总是主张远离凡尘，与世无争，不关心政治，采取一种消极出世的生活态度。这三种宗教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伊斯兰教中，“上帝”与“恺撒”始终是融为一体的；在佛教中，二者是各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的；而在基督教中，“上帝”与“恺撒”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之中。

从基督教最初传入罗马帝国，一直到公元4世纪初，罗马统治者不断地对基督教进行残酷的迫害。到了313年，罗马帝国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那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那时基督教已经羽毛丰满了，君土坦丁皇帝不得不转而利用它。但是这种暂时的妥协并没有消除二者之间的历史仇恨，双方的联合都只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不久以后，当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摧毁时，基督教才真正获得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可以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对于基督教会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只有当“恺撒”衰落时，“上帝”才能崛起。基督教真正的发展时机不是在罗马帝国，而是在中世纪。那时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积弱不振，所以罗马天主教会就可以高高地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控制了西欧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与此相对，在东罗马帝国，由于“恺撒”继续强有力地存在，所以东正教会就只能充当二流角色，始终要仰承帝国皇帝的鼻息。

刚才已经讲过，在西方，帝国和教会、“恺撒”和“上帝”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恺撒”强大了，“上帝”就会弱小；反过来，当“恺撒”衰弱了，“上帝”就会强大。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由于“恺撒”的积弱不振，所以作为上帝国度的教会就日益壮大起来。但是到了近代，随着法兰西、英格兰等民族国家的崛起，教会又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从此就一跃不振地衰落下去。由此可见，罗马帝国与罗马教会是一种彼此消长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中，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基本上是以对立为主，当然中间有时也会有统一的情况，双方为某些现实利益而携起手来。比如说在君土坦丁皇帝的那个时代，双方就暂时达成了妥协；还有在11世纪以后的两百年间，为了共同应对伊斯兰教的攻势，教俗双方也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了“十字军”去攻打穆斯林。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是彼此抵悟、相互对抗的，这就是中世纪的教俗之争。

简单地讲，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公元800年查理帝国建立，这段时间是日耳曼蛮族在基督教的感化之下，逐渐开始走上定居的农耕生活，脱去早年野蛮彪悍的习性的时代。基督教信仰对于教化蛮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段时间里，法兰克王国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的国王们大力支持罗马教会，比如颁布法令要求全体人民都信仰罗马天主教、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把教会的教规提到法律的地位等等。因此在这一段时间，虽然蛮族纷纷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教会仍然还是要仰承国王的鼻息，教会的发展仍然要靠蛮族国家的支持。

到了9世纪以后，教会开始羽毛丰满，与世俗王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彼此开始较劲了。这个较劲过程经历几个世纪之久，从9世纪一直到11世纪，双方形成了势均力敌之势。这时教会已经独立，与世俗王权平起平坐，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明争暗斗了。到了11世纪以后，教会的势力就反超甚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了，神圣罗马帝国在罗马教会面前处于劣势。但是从14世纪以后，随着法兰西的崛起，罗马教会就开始从权力的巅峰滑落下来。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时代，它的势力就一落千丈了。在这个漫长的较量过程中，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的此消彼长，经历了下面这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丕平赠土”和“君士坦丁赠礼”。在各个日耳曼蛮族王国中，法兰克王国逐渐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法兰克王国的王权掌握在墨洛温家族手中，但是另一个显贵家族——加洛林家族的势力却开始日益壮大。公元8世纪中叶，加洛林家族出了一个宰相，名叫矮子丕平。因为他的个子很矮，所以绰号叫“矮子”。这个矮子丕平废除了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自己取而代之，开始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751年，矮子丕平登基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篡位行为具有合法性，他就邀请当时的罗马教皇为他加冕。过去蛮族国王加冕登基与教皇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世俗国家的事情，由国王自己说了算。但是从矮子丕平开始，他第一次请罗马教皇来给他加冕，从此以后欧洲的国王都必须由教皇来加冕。这样做就表明教皇代表上帝把权力赋予国王，世俗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由此开创了“君权神授”的传统。君权来自于上帝，而教会代表上帝，因此当罗马教皇把王冠戴在国王的头上，把权杖交给他，这就意味着他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进行世俗统治的合法权力。这个传统在西欧社会深深地埋下了根，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连拿破仑那样狂妄的人，最后也得到罗马教皇的加冕。虽然拿破仑是自己把王冠从教皇手里抢过来戴在头上的，但是他毕竟还是要教皇来举行加冕仪式，还得请教皇亲临现场。可见这个“君权神授”的传统在西欧的确是根深蒂固的。

从矮子丕平开始，就形成了教皇给国王加冕的传统，国王只有从教皇那里接过权杖、戴上王冠，他的统治才具有神圣性和合法性，才是上帝所认可的。因此，在欧洲中世纪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老百姓造反休想得逞。你就是造反成功了也没用，因为没有人承认你的合法性。教皇不给你加冕，你的统治就没有人服从。所以在欧洲历史上很少会出现中国式的农民造反，一般的平民在君王面前也缺乏“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迈气概。

矮子丕平的做法无疑提高了教皇的地位，而且为了报答教皇对他篡位行为的支持，丕平把意大利的拉文纳地区作为礼物赠给了罗马教皇，从此拉文纳地区就成为教皇国，成为教皇直接管辖的世俗领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丕平赠土”。以前罗马教皇只统治精神王国，但是自从“丕平赠土”之后，教皇就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世俗领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梵蒂冈也是属于罗马教皇的一块世俗领土，梵蒂冈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在联合国里占有一席之地，与世界上许多主权国家都建有外交关系。

到了9世纪，罗马教会又伪造了一个所谓的《艾西多尔文献》，这个文献假借了君士坦丁皇帝之名。在文献中，这位罗马皇帝表示，为了感谢罗马教会对他的灵魂的拯救，他决定把罗马之外的另外四个宗主教区即耶路撒冷、君土坦丁、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的宗教管辖权，以及罗马帝国西半部（包括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世俗管辖权，统统交给罗马教会。后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研究者们才发现，这个所谓的《艾西多尔文献》完全是罗马教会杜撰出来的。但是在当时，这个文献说得有声有色，而且是以君士坦丁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君土坦丁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他说的话谁都不敢违背。这样一来，这个所谓的“君士坦丁赠礼”就成为教皇手中对付世俗王权的一张王牌。既然君土坦丁皇帝已经承诺把西罗马帝国的世俗管辖权交给罗马教会，那么罗马教会就在法理上高于西欧的任何世俗统治者了。因此罗马教皇不仅仅是西欧人民的精神领袖，而且他也拥有最高的世俗管辖权。这个“君土坦丁赠礼”使得教会在与世俗王权的斗争中，占尽了法理上的优势。

格利高里七世

第二件事是主教册封权之争。公元11世纪下半叶，罗马教会出现了一位铁腕人物，这就是教皇格利高里七世。这个格利高里七世是一个极力强化教皇权力的鹰派人物，他与当时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为德国境内的主教册封权问题而发生了争执。所谓主教册封权，就是指德国境内的主教应该由谁来册封授命。过去德国境内的主教册封都是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有，但是格利高里七世却要把这个权力夺过来，让它由教皇垄断。因为由谁来册封主教，后者当然就会听从谁的命令。如果德意志境内的主教是罗马教皇任命的，他肯定就会效忠于罗马教皇，从而成为罗马教会设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一个爪牙。当时格利高里七世与亨利四世为了争夺这个权力，双方弄得剑拔弩张。亨利四世仗着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手中握有军队，就与格利高里七世针锋相对，而且还威胁要带兵来教训格利高里七世。而格利高里七世则利用自己掌握的属灵特权，发布了一个教皇通渝，宣布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对后者实行“绝罚”。“绝罚”是中世纪最严厉的惩罚，它意味着一个人的灵魂永远不能进入天国了，这个惩罚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可怕的。这个通谕一发，亨利四世很快就众叛亲离了，谁都不敢再追随一个被教皇“绝罚”的人，否则就将和他一起下地狱。在手下的诸侯们纷纷叛离的情况下，亨利四世不得不向教皇低头，他只身一人来到格利高里七世栖身的卡诺莎城堡前，在冰天雪地里光着头、赤着脚站了三天三夜，请求教皇的宽恕。最后格利高里七世动了侧隐之心，仁慈地宽恕了他。在这一次较量中，教皇明显占了上风。

亨利四世死后，他的继承者亨利五世再度与格里高利七世的后继者发生了冲突，经过双方的反复较量，最终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打了一个平手。1122年双方签订了一个《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在主教册封权问题上达成了妥协。该协定规定：德意志的主教册封权名义上归教皇所有，但是册封时必须有皇帝莅临现场，也就是说，必须征得皇帝的同意。这个妥协表明，罗马教皇已经可以与帝国皇帝平起平坐了。这就是著名的主教册封权之争。

到了13世纪，罗马教会又出了一个教皇英诺森三世，他是一个非常擅长于搞阴谋诡计的人。在他当教皇的时候，教会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与此相应，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却每况愈下。现在罗马教皇已经可以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了，罗马教会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已经明显地占据了上风。

第三件事是“阿维农之囚”和“西方教会大分裂”。刚才讲到，到了13世纪，罗马教会已经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较量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为什么没有一兵一卒的罗马教会会取得胜利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兰西国王对教会的支持。法兰西是一个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国，它的前身就是公元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从查理帝国中分裂出来的西法兰克王国。从12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法兰西就利用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明争暗斗的机会，悄悄地发展自己的政治实力。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日益衰落，法兰西开始起来取代前者的角色，成为罗马教会的新对手。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日益衰弱，罗马教会的权力在13世纪达到了顶峰。但是从14世纪开始，教会的对手发生了变化，由野蛮而虔诚的德国人变成了文明而狡诈的法国人。法国的前身是高卢，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行省，所以也具有拉丁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日耳曼蛮族入侵时，高卢又被法兰克人所占领，所以又融入了日耳曼文化因素。这样一来，法国文化就具有两种异质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法国人既具有拉丁文化的禀性，又具有日耳曼民族的特点。当他们与罗马教会较量时，他们既像那些文明的意大利人——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们大多来自意大利人——一样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同时又像野蛮的德国人一样动辄喜欢诉诸武力。因此，当罗马教会面对着这样的“双料恶棍”时，它就注定了要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下来。

腓力四世

14世纪初法兰西的执政者是瓦罗亚家族的腓力四世，由于他长得十分英俊，所以被叫做“美男子”。腓力四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王，致力于推动法兰西的国家发展。他由于和死对头英格兰打百年战争，弄得国库空虚，急需钱用，所以就把眼光钉上了法国境内的教会。当时西欧各国的教会和修道院都不向世俗王权纳税，腓力四世就想打破这个惯例，开始向法国的教士们征税。此举激起了罗马教会的强烈不满，因为这样做无疑触犯了教会的利益，这样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就发生了抵啎。不久以后，腓力四世又以叛国罪审判了一个法国的高级教士，这件事就更进一步触怒了教皇。当时的罗马教皇是一个年岁已高但却野心很大的老人，叫卜尼法斯八世，他不满足于仅仅当罗马教皇，还想获得“恺撒”的世俗权力。于是这两个人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卜尼法斯八世也像格里高利七世那样，宣布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对他实行“绝罚”。但是腓力四世完全不把这一套吓唬德国人的把戏放在眼里，他在1302年召开了法国第一次三级会议，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腓力四世擅长于笼络人心，所以他获得了法国贵族、平民甚至法国境内的教土们的大力支持，这样他就更加有持无恐了。于是针对教皇的绝罚令，腓力四世公然宣称教皇是敌基督，即基督的敌人，揭露卜尼法斯八世是通过贿选上台的。不仅如此，他还怂恿一帮游手好闲之徒跑到卜尼法斯八世度假的地方，对教皇进行恐吓辱骂，威胁要绑架教皇。这位年近八句的老人经不起如此的羞辱和恐吓，最后竞一病不起，在惊吓中死去了。卜尼法斯八世死后，腓力四世索性推举了一位波尔多主教出任教皇，把教廷由罗马搬到了法国的阿维农，从此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把教皇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1305年一直到1377年，大约有七十年的时间，连续几位教皇都是由法国人出任，都以法国的阿维农作为教廷所在地，教皇完全听命于法国国王，成为法国国王股掌之间的玩物。这七十年在教会史上被看作是奇耻大辱，称为“阿维农之囚”，即教皇被囚禁在阿维农的时期。

到了1377年，教皇终于重返罗马，但是不久以后枢机主教团内部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教会出现了分裂。一批主教支持罗马的教皇，另一批主教则重新回到阿维农，另立了一个教皇。这样一来，罗马有一个教皇，阿维农也有一个教皇；一些国家效忠于罗马教皇，另一些国家效忠于阿维农教皇，罗马天主教会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这件事情当然很荒唐了，它极大地挫伤了欧洲民众的宗教感情。在一般民众心中，教皇只能有一个，正如上帝只能有一个一样。但是现在竟然出现了两个教皇，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异端，是敌基督，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教会的领袖。有一段时间，甚至在德国又出现了第三位教皇，使得西欧的宗教格局变得更加混乱。这种分裂状态从1377年一直持续到1417年，长达40年之久，这就是著名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到了1417年，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三个相互指责的教皇全部被废黜，大会选出了一个新教皇马丁五世，这样才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但是在先后经历了“阿维农之囚”和“西方教会大分裂”这两场浩劫之后，罗马教会元气大伤，教皇在欧洲人民心中的威望也变得名声扫地。所以不久以后，到了16世纪初，马丁·路德等人就开始进行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所讲的就是西欧中世纪的教俗关系，二者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相互竞争、彼此对立的。世俗王权强大了，教会就会衰落；反之，世俗王权衰落了，教会就会强大。当然，在有些时候，二者也会携起手来，例如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