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 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文:唐德刚

文章摘自:《从甲午到抗战》

在近三十年的美国高等学府里的汉学圈内，据说有一些权力极大的主考和学政，他们曾竭力阻止华商学者在主流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他们的理由是，华商学人各有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因此教起“中国近现代史”来，难免都有“偏见”(Bias)—若非“亲蒋”，就必然“亲毛”。若非蒋非毛，那又学无主见，容易误导生徒！对于他们这种免疫史观，你不能说“没道理”。

其实搞历史的有偏见，又岂止亲蒋亲毛哉?我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二次大战时威震欧洲，后来功成身退，写了一本自吹自擂的回忆录，书名曰《远征欧陆》。“十字军”(Crusades)在他看来是替上帝行道，何等崇高伟大?可是从当年受害的老犹太和阿拉伯的角度来看，则十字军就只是一群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的强盗了。

一九九二年的美国布什大总统和大批参众两院内的政客，为纪念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要大搞其“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大庆典礼”。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事为南北美洲“原住民”红人印第安老乡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大骂：五百年来咱印第安族，几乎被你们混账白人弄得亡族灭种，还有啥可以“庆祝”的?！—总统和诸执政闻言大惭。五百年大庆也就泡汤了。

以上只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利害的角度来看。其实搞历史的人，从他们各有所好的史学理论，不同的“意蒂牢结”或“史观”来看问题，其“偏见”也是难以免除的。因此古今中外所谓“良史”，所谓“公正的史家”，也只是些比较“虚心”、比较“细心”地肯于从多角落、多角度，去寻找和解释历史现象的职业史家而已。—老实说，没有史家是没有偏见的。他们之间只是多少之不同而已。更为虚心、较少偏见，那就是“良史”了。

明乎此，我们不妨试试气沉丹田，放下偏见，虚其心，实其腹地，在读史教史之余，好好地把我国对日抗战史来重新解剖一番。请先从日本说起：

日本种族主义与殖民地

我们试读诸家“中日关系史”，除掉近年少数无知的日本小政客之外，简直没有人不承认，二次大战时和战前，日本对华是赤裸裸的“侵略”；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之“残酷行为”(Atrocities)，也是无人否认的。

但是中外史家也无人肯说，日本侵华是他们日本民族（除屈指可数的个体之外），举族一致的民族行为。——他们总要在日本民族中找出一些“替罪魔鬼”，什么“少壮军人”“老幼军阀”“资产阶级”……来砍头示众，而说大多数“日本人民”或“工农群众”“资深元老”“开明知识分子”，甚至“有位无权的天皇”，是“爱好和平”的。

其实这些都是鬼话——你说，当日军打下南京，打下武汉，消息传来，日本人民举国若狂。这些“日本人民”是“反侵略”、“爱好和平”?

日本兵在南京搞“杀人竞赛”，当时的“日本人民”有没有说半个不字？相反的，正因为那是日本人民认可的英雄行为，抢新闻的随军记者，才能出尽风头，登上头条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作家、史家，硬要说那时的日本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呢?朋友，他们是受一些宣传家、外交家、统战家们的影响。搞外交、办宣传、打统战的人要策动日本人民反对他们的军阀，才这样说的。日久说成习惯，一般作家、史家，也就跟他们一道打统战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相信起来，就变成著作家顺口溜的公式。说穿了，这些都不是合乎史实的“老实话”。

其实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正因为如此，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他们的“侵略行为”也是举国一致的、合作的和团结不破的。

至于日本人何以有此亦优亦劣的特殊的民族性呢?用行为科学和历史科学来分析，那就说不尽了，也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不过长话短说，我倒深服吾友西村成雄的看法。西村说，日本民族很单纯(Homogeneous)，在历史上没有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Coexistence)的政治经验。因此一涉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战争，它的种族优越感(Racial Superiority Complex)就暴露无遗。这种令其他民族受不了的日本种族主义(Japanese Racisim)，它就是搅乱东亚的根源。

西村教授的一家之言，也确是一针见血。

中山先生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日本民族却是个“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二次大战时，它就是我们的死敌了。

刘瑾太监说得好：“你眼里既没有皇上，那还有咱家我吗?”

所以日本人当年在“大东亚”搞“共存共荣”，它连咱家中国都要打成日本殖民地（所谓“中国全土满洲化”)，那么东亚其他诸小国，还有噍类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又蠢蠢欲动，能无警惕?!

附带说句闲话：早年曾做过日本皇民的朋友们，每好自说曾做过日本人。其实他们那时的身份和今日香港居民无异。有些香港居民每好自称为“不列颠臣属”(British Subjiects)，不列颠臣属和英国人，并不是一回事！

根据同一条逻辑，则当年日本殖民地中的“皇民”，事实也是一种Japanese Subjects(日本臣属）。Japanese Subjects不是目本人，正如British Subjects不是英国人一样。在近代世界中搞殖民主义，最老牌、最高明的是大英帝国主义。日本原是画虎不成的低等帝国主义，较白等而下之的。——1910年日、韩两国正式合并，所以1910到1945年之间的韩国人按理才算是“日本人”。然而，读者们不妨去问问高丽老乡，有哪一位承认他是“日本人”?所以标榜是日本人的朋友们，应该先和我们搞历史的喝喝咖啡才好。

宪法与国旗

一般堂而皇之的美国学者，绝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那位已故而可敬的哈佛大学名教授，战后“中国学泰斗”的费正清博土，曾受正统教育。他连英国也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当然美国更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了。

凭良心，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无老美，吾其披发左衽矣！”硬把老美也说成“美帝”，是多少有欠公平?据说某次某官在老“总统”面前把“俄帝、俄帝……”说得太腻了，蒋公把桌子一拍，说“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大概不是小道消息。事实上自史迪威以后，蒋公也实在是被那志大言夸、盛气凌人的老美气惨了，终至“口不择言”，狠狠地“也是”他一番!

讲学理，美国曾统治菲律宾这块“殖民地”有四十八年（1898——1946)之久。既拥有殖民地，那就应划成帝国主义。但是往年菲岛殖民地，有些却自夸菲律宾将成为美国之“第四十九州”，菲人也是美国人。

殊不知有一次问题发生了。因为菲律宾盛产蔗糖，而美国人甜食不离口，是世界食糖最大的市场。菲糖既然倾销美国，联邦政府为保护美国糖商和蔗农，乃对菲糖课以重税。菲商大哗，他们认为自己是“第四十九州”的美国人，联邦政府就不应抽取菲糖的“关税”！

资本家都不是省油灯，菲商乃重金礼聘大律师，控告联邦政府，违反宪法，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一下最高法院九老大法官可就为难了：“殖民地产品可以倾销母国，入境免税？！”当然不能嘛。但于法何据?结果他们挖空心思，就想出了“国旗”与“宪法”是否应同步前进的诡辩来。—菲律宾虽然挂的是美国国旗；但是美国宪法却不能与国旗同步前进。殖民地自有殖民地之法；殖民地产品倾销母国，碍难免税！

这一来，不用说美国境内糖商蔗农，额手称庆；那“第四十九州”之内的“美国人”，就难免愁眉苦脸了：原来“美帝”的殖民地人民并不就是美国公民也。

笔者举这个小例子，当然不能以偏概全。美国是个十分复杂的国家。它之并吞夏威夷和波多黎各，都各有新例，一言难尽。个人所要说的只是想提醒台湾本省的某些朋友，不要随意轻言“某岁某岁以前我是‘日本人’”就是了。在殖民地中要做“英国人”、“美国人”都大为不易，“日本人”岂可轻易做?先研究一点“中国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历史”，然后再申请日本“绿卡”未为晚也。诸公其慎之！

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

再者，虽受了“维新”洗礼的日本民族盲目仿效白种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它在东亚大陆上的侵略目标，中国也未必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加以开发又时间太长，成本太大。急功近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他们还另有“北进”、“南进”二途可以选择呢。北进打垮苏联，则实利立见。苏联既败，则中国亦将不屈自屈。南进囊括东南亚，则市场、资源（如石油)，更是一本万利。抑有进者，南进如能赶走英、美、荷、法，还怕你这个中国人不听皇军指挥哉?

所以“七七事变”前，“皇军”原有三大目标。中国如有好的苏秦、张仪（如丘吉尔、斯大林者），未始不可技巧地“四两拨千斤”，把日军矛头拨向南北。——能拨它两三年，则今日的中国，甚或今日的地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搞世界性的“合纵”、“连横”，既无此人才，更无此本钱，但时势和机会还是有的。“西安事变”一爆发，“时势”和“契机”便一纵而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就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

朋友，在世界大战中，打个一对一的、没有盟国支援的孤立抗战，纵是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都嫌力有不胜！况“次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中国哉?——君不见，连法国都曾一度亡国而出了个贝当。汪精卫后来就自称“汪贝当”。罗家伦说，他应该自称“汪八担”。

我们中国为什么自不量力，打他个没有盟邦支援的孤立战争呢?其契机便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终场时，笔者曾扛了一竿大爆竹，恭候于明故宫飞机场之外，眼见铩羽归来的委员长和夫人，自我们面前一驰而过——我们跟着放了一大串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其后数十年，小可在中学和大学的课堂里，一直都迷信官方史家的廉洁，并为他们的理论宣扬。

笔者孤陋，尽信书不如无书，亦长期相信此说，直至我有幸亲炙少帅(张学良，字汉卿）的不耻下教。——百闻不如一见。对个写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异数”。但是从张汉公方面来说，这也十足显示出他那胸无城府和坦荡襟怀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基本上是个十八九岁的磊落光明、情感深厚、纯洁无私而视死如归的爱国青年。

这种青年在我国抗战期间是千千万万的。由于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我们才能把凶狠残暴、绝灭人性的死敌，牢牢拖住，终于反败为胜——使中华民族，得有今日！

青春就是诗！但是一般人士的青春情怀（包括钟情好色)，都会随年齿增长而递减。中年以后，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包括自教和他教）、性乃迁…，及老往往变成诸种怪物，甚或卖国求权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张学良之可爱，是他的本性未变，年逾九十而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包括好色），这就是虽圣贤亦有所不能了！

但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长处就是短处。以这样赤子之心，赤子之行，赤子之习，去做“封疆大吏”(少帅的口头禅），就要出岔了——尤其是位于（日、俄）两帝之间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处于朝中有“以外交制奉张”暗盘的封疆大吏！(参阅批作《政学系探源》。)果然父死不过三年，他就把老帅留下的家当，一晚上输光了。

张汉公曾批评他老爸“有雄才，无大略”。其实张作霖虽无大略，然能力却允文允武，处事谨慎机智。自绿林至封疆，井井有条。

日本人搞不过他，最后才使用下流手段，加以暗杀。

做那样的封疆大吏，军政之外，应付国内外政友政敌的手腕，都要老谋深算，甚或老奸巨猾，像阎锡山那样。张学良的短处，是他太毛躁，太“少”、太“帅”，他的赤子之心也太多了一点。他要能“老奸巨猾”一点，“九一八事变”或许都可避掉也。吾人劝朋友“做人”，总劝他多“正人君子”一点；但是劝张少帅却需反其道而说之，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才好。

以上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如此，其后的“西安事变”亦然。

西安事变前蒋对张之疏于防范者，盖将亦深知张为一不失赤子之心之人，故不虞有他，才单刀赴会。殊不知，不失赤子之心者，亦有其不失赤子的冲动，此则非蒋所料也。

从“决不能战”到“决不能不战”

为时未逾两周的“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一一小可这点史学论断，亦常为少帅本人所引用而津津乐道之。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变，是怎样搞起来的呢?

张学良毕竟是条好汉。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人都在“吹牛”。事后他虽然被蒋关了五十年，他也无怨无尤，并且对蒋公的“不杀之恩”，颇为感念——原因是“我的部下如果也对我干这么一下，我就把他枪毙了！”

但是张学良为什么要冒“枪毙”之险，干这么一下呢?——事实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捉蒋”是出一时冲动，“放蒋”也是出于一时冲动。

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军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于学忠、米春霖等便问少帅：“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

读者试思，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捉了以后再说呢?

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张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孙铭九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的回答显然又是个：“放掉以后再说！”

再者，当白凤翔师长奉命捉蒋时，他只带一营士兵。这一营冲动的小“少帅”，一到华清池行辕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众枪齐发，把蒋的卫士几乎全部打死不说，把蒋卧室的玻璃窗也打个大窟隆。蒋公如不自后窗逃走，便很可能被流弹打死！

诸位试思：那时如把将委员长一枪打死，如何得了?！——至少那就不能“打死再说”了。

老实说，西安事变这样那样，都是牛皮。西安事变的核心是出于中国北方（东北），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爱国青年的冲动行为。

行为科学家说“个性决定行为”；而行为之形成，还有个“S——0——R”(刺激、生机、反应)的公式。把张少帅这个“案例”（Case)放入这个公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读者诸士女：你我的案例也都可放入同一公式而求其答案。只是你我升斗小民，我们的“行为”，大不了打打老婆、骂骂儿子罢了，与国计民生无关也。但是你我如手握大兵数十万，那情况就不同了嘛！

“西安事变”的重要性是：事变之前，南京中央对日是“决不能战”！事变之后，则是“决不能不战”！——何以如此?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留待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