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为了谁？
在朴正熙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中，韩国经济的确实现了高速发展，从1962年到1970年，GDP从28亿美元飞涨到89.9亿美元，人均GDP也从106美元增长到279美元。经济发展的速度让整个世界所瞩目，有人将其称为“汉江奇迹”。
在朴正熙政权一系列令人炫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京釜高速公路”了。早在1964年朴正熙出访西德，试图从“莱茵河奇迹”中取经时，西德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密集的高速公路网，这给朴正熙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相比之下，韩国不要说高速公路，就连柏油路都没有几条，许多道路还都只是土路，给交通和运输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朴正熙自然懂，面对两国如此巨大的差距，他萌生了要在韩国修建高速公路的想法。然而，此时的韩国政府财政状况很差，根本无力担负修建高速公路的费用。因此，这项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但越南战争的爆发却给高速公路计划带来了转机。
西德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修建起了发达的高速公路网，这让朴正熙十分羡慕
出兵越南后，不止韩国经济尝到了战争的甜头，韩国政府也获得了大量外汇，开始出现财政盈余。朴正熙因此计划修建连接汉城和釜山的“京釜高速公路”。然而，该计划一经宣布，却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争议。当时世界上流传着一句话：“发展中国家有三个神话。第一个是建设高速公路，第二个是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第三个是为国家元首建立纪念碑”，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修建高速公路的必要，脆弱的经济也不足以支撑修建和维护高速公路。因此，国际社会对朴正熙的设想大多都持怀疑态度，国际金融机构也拒绝贷款。韩国国内同样对朴正熙的“疯狂设想”并不认同，许多人认为这只是朴正熙一厢情愿的“面子工程”。更有甚者，还有人宣扬“高速公路亡国论”，认为修建高速公路会拖垮经济，朴正熙这是在让韩国自取灭亡。
朴正熙构想的“京釜高速公路”，它将连接起韩国最大的两个城市，首尔和釜山
但朴正熙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意见，认为高速公路是韩国经济的“大动脉”，执意要修建京釜高速公路。1968年2月1日，在一片质疑声中，京釜高速公路正式开工。朴正熙亲自指挥征地工作，以每坪（日韩计量单位，约3.3平米）236韩元的低价征用了高速公路建设用地，地价之低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要知道，当时韩国一包香烟都要40韩元。此外，朴正熙还大力动员劳动力，总共有893万人次投入到京釜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因此它也号称是“檀君以来最大规模的工程”。朴正熙还亲力亲为，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或者直接去视察工程进度。
朴正熙视察“京釜高速公路”
就这样，在1970年7月7日，京釜高速公路仅仅用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就全线通车，比预定计划早了一年。京釜高速公路全长428公里，比此前东亚最长的日本东名高速公路还长88公里。并且，京釜高速公路仅耗资429亿韩元，每公里的建设费用仅为日本东名高速公路的五分之一。京釜高速公路以世界上最低廉的建设费用，在最短的工期内完工，无疑是创造了世界奇迹。并且，正如朴正熙所预料，京釜高速公路成功带动了经济发展。在高速公路周围，各大工业区拔地而起，汽车工业也随之高速发展，推动了韩国经济未来的高速增长。
但是，取得如此成就的背后，也同样潜藏着严重的问题。京釜高速公路用最短的时间完工，是以牺牲工程质量为代价的。用于京釜高速公路的维修费共计约1527亿韩元，为当时建设费用的4倍。因此，京釜高速公路后来也被无情的讥讽为“破烂高速公路”。
正如京釜高速公路一样，“汉江奇迹”的背后，同样存在着大量问题。与高速的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与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从1962年到1970年，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年均高于10%。对普通百姓来说，这么高的通胀率意味着生活开销的水涨船高与家庭储蓄的不断缩水，自然是对此怨声载道。与此同时，韩国当时的劳动条件极差，人权问题十分严重。尽管早在1953年，韩国就效仿美国，制定了劳动法，但朴正熙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完全不落实劳动法，使其变成了一纸空文。对工人来说，超时工作、无偿加班、被无故开除等等是家常便饭。
面对这样不公的现状，韩国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向世界表示自己的不满。全泰壹出生于1948年，他在17岁时就因家庭贫困被迫辍学，在制衣厂工作。当时，韩国劳动者工资奇低无比，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据统计，女工的平均工作时间长达11.1小时，工作14小时以上也是普遍情况，并且完全没有休息日。除此之外，劳动场所的安全措施也十分缺乏，劳动者常常因恶劣的工作环境患上各种疾病，但公司并不会负担治疗费用，甚至还会把患病的工人开除。在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后，全泰壹偶然了解到韩国的劳动法。尽管没上过多少学，但他认真的学习了劳动法，看到了劳动法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全泰壹便再也无法忍受这样不公的现状，要求政府落实劳动法。然而，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回应却只有白眼与嘲笑。
全泰壹的雕像
在和政府交涉无果后，全泰壹便在工厂中组建劳工组织，给同事们介绍劳动法，并组织工人们进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和企业提高薪水，改善劳动条件。但政府的回应却是派出警察，用武力将抗议活动强行驱散。全泰壹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用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不满。1970年11月13日，年仅22岁的全泰壹在汉城的东大门市场自焚。在全身着火时，他仍然高呼“政府必须遵守劳动法！”“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但四周的警察只是冷漠的看着他被火焰吞噬，一直等到火灭了后，才将他送到医院。他的家人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他的雇主也拒绝出钱，他就这样死去了。
全泰壹用这种壮烈的方式，揭露了“汉江奇迹”背后的丑陋与罪恶。当时，《东亚日报》指出，全泰壹的自焚是象征着70年代韩国问题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全泰壹事件”也一下子让韩国积攒已久的劳资矛盾迎来了爆发：1969年和1970年的劳资纠纷案分别为130件和165件，可到1971年时，这一数字就激增为1656件，增幅高达10倍。民众对朴正熙的“经济发展成就”日渐失望，开始质疑“经济发展是为了谁？”
金大中的挑战
此时恰逢反对党议员金泳三提出“四十岁一代旗手论”，强调在即将到来的1971年总统大选中，反对党应当推选年轻有为的、四十多岁的新一代政治家参选。反对党认为，尽管那些元老可能显得德高望重，但新一代的政治家却更有活力，更能听取民众的心声，更能在选举中挑战朴正熙。于是，在反对党内部的选举中，金大中被选为新的总统候选人。消息一出，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年轻的金大中经验不足，不足为惧。但朴正熙清楚金大中的韧性与潜能，认为他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威胁。
果不其然，在不久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金大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蓝图和政策，其中包括推行大众经济路线、废除乡土预备军、朝韩关系和解、改善教育条件等。金大中了解民众的诉求与心声，提出的这一系列政策极具吸引力，受到了韩国国民的一致好评。
对朴正熙来说，金大中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严峻挑战。此前的两次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只是聚焦于政府或者朴正熙自身的问题，例如指控他是“赤色分子”、攻击韩日建交等等，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这就是尹潽善这样的老政治家的局限之处。对朴正熙来说，只要拿出自己的执政成绩，民众一般也就不会在意这些指控和攻击了。面对金大中颇得人心的政策主张，朴正熙完全陷入了被动，只能见招拆招，对金大中政策的不足之处加以攻击，比如宣布金大中的“大众经济”理论没有可行性、朝韩关系和解是“通共”等等。此外，民主共和党对金大中还不乏直接的人身攻击，声称金大中是“傻瓜”、缺乏经验，是权迷心窍的自大狂，还说他想让韩国倒退回混乱的第二共和国时期。但这些攻击都毫无根据，甚至让人啼笑皆非，因此金大中在民众之中仍然大受欢迎。
眼看自己的攻击显得疲软无力，金大中的民调节节攀升，朴正熙再也按捺不住了，开始使用一系列肮脏下流的手段，逼迫金大中就范。在1971年初，韩国庆祝春节时，金大中出访美国。韩国中央情报局瞅准机会，在1月27日的大年夜里，朝金大中住所投掷了炸弹。尽管炸弹威力很小，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件事立刻吸引了整个韩国的注意力。韩国中央情报局便命令警察炮制出一项调查结果，倒打一耙，声称这场扑朔迷离的爆炸案是“内部人员所为”，是金大中为了博取世人同情而捏造的事件。警方对金大中的家人进行严密的盘查，对工作人员威逼利诱，还把金大中的还在上中学二年级的侄子抓了起来，进行刑讯逼供。最后，警察草草结案，把金大中的侄子认定为这场爆炸案的罪魁祸首。但民众并不相信这番鬼话，很清楚这场闹剧是韩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制造的。朴正熙的这个小把戏并没有成功，反而让金大中收获了韩国国民的一致同情。
见到这场闹剧并没有奏效，韩国中央情报局便对金大中的同党下手。帮助金大中进行选举的郑一亨博士的住宅在凌晨离奇起火，被全部烧毁。警方在简单调查后，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三只猫从空地的垃圾桶叼来了废纸，在炉灶附近嬉戏时废纸被引燃，引发了火灾。”这番解释荒唐至极，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两场爆炸案和纵火案，唯一的目的就是恐吓金大中，让他退出选举，但金大中并没有被吓到。
在金大中进行演讲时，警察还秘密的对他进行录音。但他的警卫把录音设备看成了指着金大中的枪，便赶紧阻止警察的行动。在双发发生争执时，有个警察偷偷的把自己的佩枪扔进了金大中的车里，然后诬告金大中的警卫抢劫了警察的武器。为此，金大中的警卫被关押了整整一年。
除了这些肮脏手段外，朴正熙政府还彻底控制了媒体界。任何不顺从朴正熙的报纸都会遭到严厉的打压，而那些一味歌功颂德的报纸则会被大力扶持，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媒体界变得乌烟瘴气。朴正熙还逮捕了那些给金大中提供选举资金的企业家，争取让金大中拿不到一分钱。而与之相反，执政党则有着充足的选举资金，达到了在野党的一百倍之多，到处撒钱，试图打拢人心。
不过，尽管金大中处处受到打压、排挤、恐吓，但民众还是发自内心的支持他。每当金大中进行演讲时，都会有大量民众前来聆听。在釜山的演讲有五十万听众，在朴正熙的故乡大邱的演讲也有三十万听众。朴正熙对此十分郁闷，因此想尽办法想要打压金大中的势头。就在选举的十天前，金大中预定在汉城市中心的奖忠坛公园发表演讲。朴正熙采取了一系列阻挠措施，比如要求公园的工作人员全部去郊游、把歌手的公演强行推迟到同一天、召集乡土预备军进行紧急训练、剧场免费入场等等。可是，事与愿违，最终还是有一百多万名市民前去观看。在金大中演讲完毕后，听众们还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喊着“金大中！金大中！”，“政权更迭！”，“反对三选！”这样的口号。而让朴正熙最不爽的是，他此前在同一地点发表演讲时，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命令政府工作人员家属前来观看，听众也不到金大中演讲的三分之一，反响也远不如他。在许多人看来，朴正熙的失败，似乎已经在所难免了。但朴正熙知道，自己还有一张王牌迟迟没有打出。
时间最终来到了1971年4月27日，大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之前的两次总统选举中，朴正熙总的来说还是遵守法律的。但在这次选举中，朴正熙知道如果正当选举，自己肯定会输的一败涂地，便偷偷的采取了各种舞弊手段。在计票过程中，许多投给金大中的选票被宣布无效，甚至包括金大中夫妇自己的选票。在许多金大中占据优势的地区，计票工作则是反反复复的进行，直到朴正熙操纵出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就这样，在4月28日，朴正熙得意洋洋的宣布，自己已经赢得了选举，成功连任总统。根据统计，朴正熙获得了53.2%的选票，金大中获得了45.3%，仅仅相差不到8%。
但朴正熙的这些舞弊手段都被在场的外国记者记录的清清楚楚，选举结果一经公布，各大报纸就都将朴正熙的这些小把戏公布了出来，有些报纸还将这次选举宣布无效，将金大中称为是“真正的胜利者”。许多学者认为，如果这场选举中朴正熙不采取舞弊手段，他绝对会以5%到10%的劣势，输掉这场选举。但在韩国的这种体制下，朴正熙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只要愿意，他永远都能获胜。金大中很清楚这一点，只能默默接受了事实。韩国的大学生很快爆发了游行示威，反对朴正熙再次连任。不过，朴正熙也迅速签发卫戍令，派军队前往镇压。学生的反抗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在成功的确保能够再干四年后，朴正熙早已不满于此，开始酝酿一个更疯狂的计划。
风波不断
在成功连任后，朴正熙立刻宣布，国会议员选举将在不到一个月后举行。朴正熙的小算盘是这么快就进行国会议员选举，无疑会让资金匮乏、精疲力尽的反对党来不及准备，这样自己的民主共和党就能复制上次的大胜，保住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对朴正熙来说，只要民主共和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保住“修宪线”，自己无疑就能复制“三选改宪”，合法的搞出“四选改宪”乃至终身总统了。
民主共和党同上次一样，试图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买通民心。恰逢此时，反对党新民党内部也爆发了严重的矛盾，人心惶惶、濒临分裂。这无疑让朴正熙对民主共和党的胜利充满信心。作为朴正熙的竞争对手，金大中在总统选举的失败后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巡游韩国各地，利用自己极高的人气和知名度给新民党拉票。这对朴正熙来说，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就在此时，金大中凑巧就遭遇了一场可疑的交通事故。
1971年5月25日，国会议员选举这一天，金大中正准备从老家木浦回到汉城，但木浦机场却因下雨而暂时关闭，他只得去附近的光州机场。但就在从木浦到光州的路上，金大中乘坐的汽车被一辆大货车撞上，多名乘客死伤，金大中尽管大难不死，但盆骨受损。金大中指控这场事故是朴正熙精心制造的暗杀事件。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这场事故的起因和经过反而变得逐渐扑朔迷离，到最后更是不了了之了。不过，由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都太过巧合，民众大多还是相信这场“事故”是韩国中央情报局精心制造的。事故发生之后，金大中仅仅经过简单包扎，就坚持着继续去进行演讲，导致腿部的髋关节状况逐渐恶化，后来更是卧床不起。对朴正熙来说，这场“事故”简直求之不得，毕竟最大的竞争对手一下子就从政界基本消失了。
不过，国会议员选举的情况却着实让朴正熙吃了一惊。尽管民主共和党占据多重优势，却在这次选举中严重失利，在204个议席中仅仅占据113个，占比仅有55%。新民党则在这次选举中旗开得胜，在204个议席中占据了89个，较上次几乎增加了一倍。韩国国民出于对朴正熙的愤怒，以及对金大中的同情，将许多选票投给了新民党议员。就这样，这次国会议员选举不仅造成了一直以来的“一党独大”体系的土崩瓦解，形成了某种两党制，还让朴正熙继续不受阻挠的修改宪法的企图彻底落空。朴正熙的“终身总统梦”，似乎就要这样落空了。
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尘埃落定后，朴正熙摆出了无意恋栈的姿态，任命了他的侄女婿金钟泌作为国务总理。要知道，朴正熙因金钟泌反对“三选改宪”，在此前对他严密提防，还以“国民福祉会事件”为借口，将他的势力从民主共和党中清洗出去。国务总理是韩国的二号人物，朴正熙现在之所以反过来拉拢金钟泌，让他出任国务总理，就是想表示自己无意再复制“三选改宪”，这届任期结束后就让金钟泌接班。
但在拉拢金钟泌的同时，朴正熙也加强了此前精心构筑的“四人体系”。“四人体系”是指由民主共和党党议员白南檍、政策委议长吉在号、中央委议长金成坤和财政委议长金振晩构成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在金钟泌辞去民主共和党主席职务后，彻底掌握了党的实权，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朴正熙的构想中，他们的作用是牵制金钟泌的势力，让自己的权威不容挑战。但很快这个“四人帮”的权力和势力就迅速扩张，大到足以对朴正熙产生威胁。朴正熙和“四人体系”也逐渐产生了矛盾。
但就在朴正熙正式开始自己的第三任期后不久，韩国国内就爆发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件。尽管金大中在选举中最终落败了，但民众对朴正熙政权的独裁统治和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的不满却与日俱增，此时也最终得到了爆发。
1971年7月28日，韩国爆发了“司法风波”。此前，在“东柏林间谍事件”的终审中，李犯烈法官就把当事人的间谍罪指控等全部驳回，将大部分人无罪释放。尽管这位可敬的法官严格遵循法律做出公正判决，但被当权者视为最大的威胁。于是，他被以涉嫌贪腐的罪名逮捕了。对司法界的人士来说，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报复。为此，汉城地方法院和其他地区的一百多名法官集体辞职。在司法界的压力下，李犯烈被无罪释放。
就在“司法风波”还未平息时，又爆发了“光州大园区事件”。在总统选举时，为了拉拢光州市民，朴正熙决定建立“光州大园区”。于是，光州市就进行了火速拆迁。可是，在朴正熙当选后，“光州大园区”计划就直接被搁置起来，导致十四万名市民因此流离失所。拆迁户们很快就组织起来，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但并没有得到回应。愤怒的市民们因此举行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将光州市城南的办事处、警察局和加油站付之一炬。
就在朴正熙为此事忙的焦头烂额时，紧接着又发生了“实尾岛事件”。在“青瓦台事件”后，惊魂未定的的朴正熙报复心切，很快命令组织了684部队（684意为在1968年4月成立），因训练在实尾岛进行，因此也得名“实尾岛部队”。这支部队的目标就是前往朝鲜平壤刺杀金日成，为此，684部队就连人数也与朝鲜突击队一致，同为31人。但就在这支部队整装待发时，朝鲜和韩国的关系却日趋缓和，出击日期一拖再拖。由于伙食和待遇越来越差，加上七名队员又不幸在训练中死亡，又恰巧有谣言称上级要把他们杀人灭口，于是他们在1971年8月23日清晨，发起了反叛。他们在将岛上的警卫悉数杀死，逃出了实尾岛。684部队很快就劫持了一辆公共汽车，要求司机开往青瓦台。但韩国军队反应迅速，很快就拦住了他们，并展开了激烈的交火。在寡不敌众的绝望处境下，684部队集体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朴正熙总统很快就得知了这场叛乱，但认为此事很不光彩，因此将其定性为普通的叛乱，隐瞒了实尾岛部队的真相。幸存的四名队员也在朴正熙的命令下被送上军事法庭，不久之后便被处决。
实尾岛事件
684部队幸存队员，他们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仅仅不到一个月后，因公司拖欠工资，韩进集团的数百名工人愤而占领了公司大楼。在与警察长时间对峙，而公司迟迟不肯解决问题时，工人们点火烧毁了公司总部。
在这一连串恶性事件爆发后，韩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恐惧、焦躁、不安的情绪。在朴正熙多年执政后，韩国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劳资问题、朝鲜问题、民主化问题交织在一起，随时等待着最终的宣泄。为此，在野党要求对这些恶性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内务部长、法务部长和副总理辞职，并向国会提交了对这些人的不信任案。
然而，此时民主共和党内也人心不齐。朴正熙精心构筑的“四人帮”竟然动员自己的势力，与在野党一同投了赞同票，最后通过了罢免案。实际上，早在“三选改宪”前的1969年4月8日，支持金钟泌的势力就违抗朴正熙的命令，偷偷支持反对党的罢免案，搞出了“四八抗命事件”。现在朴正熙最信任的势力居然也开始对他阳奉阴违，搞出了如出一辙的“10.2抗命事件”，自然十分愤怒。
为此，朴正熙命令韩国中央情报局长李厚洛，把“四人帮”一网打尽。韩国中央情报局把这些国会议员强行逮捕后，秘密关押起来，严刑拷打。金成坤标志性的大胡子被硬生生的拔掉，其他议员也被脱得精光、打得半死。朴正熙的这种黑社会般的恐吓行径很快奏效，民主共和党内残存的“四人帮”势力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就被迫退党。“四人帮”这个强行构建起来的体系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而反对党在目睹朴正熙胡作非为、把民主共和党变成自己的“一言堂”时，却仅仅只是袖手旁观。许多狭隘短视的反对党议员认为，既然朴正熙和民主共和党都是自己的敌人，那他们之间的斗争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就这样，反对党只是默默的看着朴正熙和韩国中央情报局横行霸道。风波平息后，民主共和党内再也无人敢于违抗朴正熙，彻底沦为了他的个人工具。这也为朴正熙在日后发动自我政变，彻底摧毁韩国的民主体系，建立名为“维新体制”的个人独裁体制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在朴正熙怒火冲天的对民主共和党展开大清洗时，韩国的大学却也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早在1971年4月，朴正熙刚刚依靠选举舞弊险胜金大中时，大学生就展开了示威活动。朴正熙认为，让“精力过剩”的大学生消停下来的最好办法是强行给他们军训。于是，在大学生开学后，朴正熙宣布军训课程从每周两小时增加到三小时，并以现役军官代替预备役教官作军事教官。这实际上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惩罚，军事教官也会起到对学生的监视作用。不过，朴正熙的做法立即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谴责军训是要把韩国变成一个“为政权安保的兵营国家”，展开了示威活动。为了镇压学生的抗议，首都警备司令部强行闯入高丽大学，非法带走了5名学生。这一非法行径立刻点燃了学生们的怒火，很快，全国五万多名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激烈的抗议示威。朴正熙眼看局势不妙，赶忙在10月15日再次发布卫戍令，让军队进驻大学校园，对学生展开强力镇压。在军队的镇压行动中，不计其数的学生受伤，还有数千名学生被非法逮捕。
十一、十月维新，独裁者的自我政变
在韩国国内局势愈发混乱动荡时，疲于应付的朴正熙把目光投向了三八线以北，再次打出“北方威胁论”这张牌。朴正熙宣称，朝鲜正在随时准备入侵韩国，现在部分民众却还在进行游行示威，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韩国国民应立刻放下眼前的矛盾，随时准备应对朝鲜的入侵。为了让民众相信自己的阴谋论，朴正熙动员媒体，制造各种朝鲜就要入侵的假象，还在剧院和电视上播放朝鲜军队训练和演习的镜头，给国民制造恐慌。
朴正熙的如意算盘果然奏效。许多国民果然当真，有些人还赶忙收拾行囊，准备去乡下避难。在这样的恐慌情绪下，朴正熙在1971年12月6日宣布韩国进入紧急状态，将在“短时间内限制国民的自由，限制舆论自由、集会自由，同时总统可以自由使用一部分预算”。这种做法很明显超越了总统的权限，严重违反了宪法。不久之后，为了让紧急状态合法化、常态化，朴正熙授意民主共和党在国会通过了《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让自己“合法”的大权独揽。事后来看，此时的朝鲜根本没有入侵韩国的打算，朴正熙的这一番操作，无非就是让自己获得更多权力，来对国内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进行镇压，维护国内稳定。
知识分子和在野党把朴正熙的小把戏看得一清二楚，但却对他的阴谋无可奈何。此时的国际形势正在剧烈变化之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局势开始逐渐缓和，中国不仅重返了联合国，还和美国进行“乒乓外交”。朴正熙的这种强硬措施与时代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很快他和整个韩国都会陷入迷茫之中。
中美“乒乓外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与毛泽东握手。此事在世界引起巨大震动，对韩国更是巨大的冲击。作为美国在东亚的前哨，韩国一直是冷战的桥头堡，但在尼克松访华后，韩国一下子迷失了自己的作用，陷入巨大的迷茫之中。此时，韩国国内对未来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一部分人相信，现在已经是和解与和平的时代了，美国和中国都能握手，韩国也应该和朝鲜和解，争取和平统一。但同样，许多人认为美国会很快把韩国抛弃，所以韩国应当尽快加紧国防建设，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保全自己。朴正熙结合了这两种想法，认为首先自己应当加强国防建设，不再依赖美国。另一方面，他也认为，韩国也应该和朝鲜进行谈判，缓和两国关系，并且最终争取两国统一。
尼克松访华
当然，朴正熙明白，自己一直标榜反共、反北，在总统选举时就一直批评金大中的“南北和解”主张是“通北”，前不久还大肆宣扬朝鲜威胁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如果自己的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和朝鲜展开和谈，未免会引起人们的疑惑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在朴正熙看来，金大中之所以能获得那么高的支持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韩国国民渴望南北和平统一。自己如果能缓和两国关系，那无疑会得到国民的支持，显著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抱着这样的想法，朴正熙秘密找来韩国中央情报局长李厚洛，让他前往朝鲜平壤，和金日成展开会谈。实际上，李厚洛和朴正熙起初并不是一路人。在“五一六军事政变”前，李厚洛在军队中负责情报工作，多次警告张勉总理朴正熙即将发动政变。在政变后，李厚洛被朴正熙逮捕，不过，因为他能力出众并且英语水平好，朴正熙才将他释放，他也由此进入了政坛。李厚洛在1970年12月才接过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不过很快就展现了出众的能力，再加上他之前还担任过驻日大使，在外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无疑是谈判的最佳人选。实际上，此时朴正熙和李厚洛都并不确定会谈能取得什么成效，甚至担心朝鲜方面可能会把他当作人质扣押。为此，李厚洛还在牙齿上放上了氰化物胶囊，如果朝鲜抓人就直接自杀。
在经过了一系列准备措施后，1972年5月2日，李厚洛正式秘密前往朝鲜。万幸的是，朝鲜方面十分欢迎李厚洛，金日成还亲自接见，双方相谈甚欢。很快，朝鲜也派出副总理朴成哲秘密前往汉城，和朴正熙谈判。在经过紧锣密鼓的讨论后，在同年7月4日，汉城和平壤同时发表了《南北共同声明》，内容包括：两国将自主、和平的实现统一；不再实施武装挑衅；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促进两国红十字会展开交流；安装汉城和平壤之间的直通电话线等。最后，两国承诺：“我们确信，朝韩双方以上的协议事项，符合望眼欲穿地渴望祖国统一的全国同胞的一致愿望。我们在全民族民众面前严肃的承诺：我们会诚实的履行以上声明。”
《南北共同声明》是在南北分裂后，朝韩双方首次共同作出的声明，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声明一经发布，整个朝鲜半岛立刻沉浸在热烈期盼的气氛中，韩国民众也立刻放下了原来的不满与愤怒，期待着半岛的和平统一。但是，朴正熙发表《南北共同声明》的目的，并不是真心希望半岛和平统一。正如金大中在自传中所说，这仅仅是一场暂时麻醉人心的政治表演，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收获支持，来推进自己的“终身总统梦”。
《南北共同声明》发表现场
在连续两次正反打出“朝鲜牌”后，韩国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朴正熙的支持率也节节攀升。韩国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在颇受争议的“三选改宪”和国会选举失利后，朴正熙应该已经放弃了他的“终身总统梦”，这届任期结束后就会直接走人。因为民主共和党日渐离心离德，对朴正熙阳奉阴违，只要不给新生代政治家让路，民主共和党也会和他决裂。面对越来越众叛亲离的局势，朴正熙在第三个任期结束后，肯定会把这幅烂摊子转交给别人，来保住自己的名声。于是，坊间对于“谁是朴正熙政权的继承人”的讨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相信金钟泌总理肯定很快就要接班。人们都开始盼望朴正熙政权的终结与新时代的来临。
尽管人们都相信朴正熙会在任期结束后“到站下车”，但他不肯善罢甘休。在经过了十年的执政后，把权力拱手让人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朴正熙的脑海中，一个疯狂的计划逐渐浮现出来：既然自己是靠政变上台，那现在再发动一次自我政变，让自己实现终身独裁。
在评估利弊后，朴正熙觉得1972年秋天可能是发动这场自我政变的最佳时机。毕竟，随着《南北共同声明》的发布，他的支持率水涨船高。现在就进行自我政变、修改宪法的话，全民公投应该能够通过。另外，尽管民主共和党内对他逐渐有了异议，但在两次大清洗后，应该没有谁胆敢直接反对他。反对党也势单力薄，构不成多大威胁。最重要的是，朴正熙的“千里眼、顺风耳”韩国中央情报局对他忠心耿耿，他的人脉也保证了军队的绝对忠诚，政变所仰仗的主力军不存在问题。从国际局势上来看，1972年正巧是美国的大选年。既然全世界都聚焦于美国选举，那朴正熙发动自我政变应该就不会被世界所关注。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因“水门事件”忙的焦头烂额，疲于应对选举，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动作。此时和朝鲜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不需要担心朝鲜趁虚而入，发动入侵。在朴正熙看来，这场自我政变简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干，更待何时？！
在打定主意后，朴正熙便和韩国中央情报局长李厚洛开始秘密讨论如何实现这场自我政变。讽刺的是，他们讨论的地点，就在韩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设施宫井洞，正是朴正熙未来的葬身之地。言归正传，在紧锣密鼓的讨论后，朴正熙最终敲定了这场自我政变的细节：十月份，朴正熙将宣布为了“实现祖国统一”而解散国会、制定新宪法，如果必要会宣布戒严。为了确保朝鲜方面不会轻举妄动，也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朴正熙让李厚洛又秘密联络朝鲜，通告自己将在十月发动自我政变。朴正熙对计划严格保密，就连侄女婿金钟泌总理都不告知。
1972年10月17日晚，韩国国民都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等待朴正熙宣布一项“重大决议”。尽管还不清楚具体内容，但关于朴正熙要宣布什么的流言已经满天飞了。许多人相信，既然前不久发布了《南北共同声明》，那朴正熙今天很有可能要宣布朝鲜和韩国要和平统一了。当然，也有人隐隐的预感到，朴正熙很可能是要进行终身独裁了。于是，全国上下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朴正熙宣布他的“重大决议”。
晚上7点整时，朴正熙终于出现在了国民面前。他西装革履，面无表情的读起了发言稿：“亲爱的国民们！我遵循所有国民对追求祖国和平、统一和繁荣的愿望，为了成功开创我们的民族历史，向国民郑重宣布重大决定。”朴正熙宣布，即时起将解散国会，暂停实行宪法，并在十天内公布一项“旨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新宪法，随后举行全民公投。为了确保自我政变不会受阻，朴正熙还颁布了《非常戒严令》，宣布：
-
禁止进行任何室内外集会或示威活动，非政治目的聚会也必须得到批准。
-
-
-
-
-
-
-
宣布戒严令后，朴正熙立刻调集军队进入汉城，派出坦克部队包围并强行解散了国会。同时，军队和警察突袭了反对派议员的家，将他们强行带走。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韩国，任何胆敢反抗的人都会被强行逮捕，韩国国民也只能默默的接受现状。只有那些事发时凑巧身处海外的反对派议员，比如金大中和金泳三，敢于对朴正熙的无耻行径进行批评，但严密的信息封锁让民众无从听到任何批评的声音，只能看到那些被严密控制的媒体每天歌功颂德。
10月27日，朴正熙终于拿出了他的“宪法修正案”。这项宪法修正案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总统的权力无限扩大，让朴正熙可以彻底无视一切限制，随心所欲的统治整个国家。为此，“宪法修正案”把总统的任期从4年改为6年，而且取消了任期限制，规定总统有权任免所有法官，还拥有暂停实行宪法的权力，完全掌握了韩国的三权。为了限制国会权力，朴正熙设立“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简称“国民议会”，由他兼任议长。宪法修正案规定，“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是韩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用来促成“祖国的和平统一”；但事实上，朴正熙废除了总统直接选举，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唯一作用就是进行间接总统选举，让他可以高枕无忧的确保连任。朴正熙还规定，国会中三分之一的议员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根据总统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实际上就是让他可以随意任命国会中三分之一的议员。除此之外，朴正熙特意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在选举日之前在国内居住时间满五年以上。此时，朴正熙的主要竞争对手金大中和金泳三都在国外，这条规定就是为了确保自己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第三共和国时代宪法中进步的部分被这项“宪法修正案”全部抹杀。
为了增加合法性，朴正熙把这场政变称作“十月维新”。因此，他的宪法修正案也被称作“维新宪法”，之后的独裁体制也被称作“维新体制”。维新宪法不仅仅把朴正熙的权力无限扩大，让他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独裁者，还大幅削弱了反对党与执政党的权力，让国会变得无足轻重。维新宪法让韩国的政治环境仿佛回到朝鲜王朝时期，与其说是“维新”，不如说是在“维旧”。韩国国民对这种逆行倒施的做法极其失望，但也只得接受现状。
在不到一个月后，韩国举行了全民公投，决定“维新宪法”是否通过。为了确保公投绝对能够通过，朴正熙并没有取消戒严令，刻意让整个投票过程笼罩在一股恐怖气氛中。面对军队黑洞洞的枪口，国民胆战心惊的投下了一张张的赞成票。同时，朴正熙也采用了舞弊手段，将许多反对票作废。就这样，“维新宪法”在1972年11月21日以91.5%的赞成票得到通过，即日生效。朴正熙最终撕下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民主主义的伪装，露出了独裁统治的真实面孔。韩国也在这一天正式进入了绝对独裁的“第四共和国时期”。
12月14日，宣布《紧急戒严令》两个月后，朴正熙才正式取消戒严状态。第二天，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议员选举也随之召开。为了确保选出的议员都是自己忠实的支持者，朴正熙大肆操纵地方选举，那些异议人士根本无法获得被选举资格。全国最终选出了2,359名议员，许多议员都被朴正熙收买，是完全听命于他的傀儡。一周后，第一届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正式召开，进行间接总统选举。毫不意外的是，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只有朴正熙一个名字。在经过简短的投票后，朴正熙以2,357票赞成，2票无效的票数，成功当选总统。就这样，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朴正熙终于实现了“终身总统梦”，罪恶的“维新体制”也正式开始了。
成功实现“终身总统梦“的朴正熙
然而，此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此前，在朴正熙多次呼吁“把反共放在国策第一位”后，韩国的教科书中加入了“反共课程”，其中有一部分就介绍了朝鲜的选举制度。教科书绘声绘色的描述朝鲜的选举制度中，只有一名候选人，因此他的得票率始终是荒谬的99%以上。就在朴正熙以99.91%的票数连任总统后，许多韩国人注意到了这本教科书，将这部分内容广为传播。为了表示抗议，报界也纷纷刊登了教科书上的这部分内容，美名其曰“推广反共知识”。恼羞成怒的朴正熙知道这次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由于报纸只是一字不差的转载了教科书上的内容，他也只得忍气吞声。
几乎就在朴正熙发动“十月维新”，构建自己的绝对独裁体制时，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也在悄悄的进行人事变动。此前朝鲜的政治结构很特殊，是由内阁总理金日成和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崔庸健两人共同进行统治。当然，事实上金日成还是独揽大权。但在1972年12月28日，朴正熙的“十月维新”刚刚成功后，金日成也对朝鲜的权力结构动了大手术，将内阁总理和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这两个职务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金日成自然担任国家主席，崔庸健则降了一级，担任副主席，随后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久之后，金日成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转向“主体思想”，将朝鲜彻底变成了金家小王国。这场人事变动犹如一场迷你的“十月维新”，让人们不禁遐想它与“十月维新”是否存在联系。朝鲜半岛就这样不约而同的走向了绝对独裁，但两国的命运在日后还是会大不一样。
在朴正熙成功进行“十月维新”，构建起绝对独裁体制后，凭借一系列强硬手段，韩国总算暂时性的迎来了稳定与安宁。当然，朴正熙政权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并没有因“十月维新”而消散，只是在他的高压统治下暂时掩盖起来。但此时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却引发了朴正熙和整个韩国的注意。
1973年1月27日，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后，美国与越南在法国正式签署了《巴黎和平协约》。协议规定，南越和北越立刻停火，美国及其盟友从南越撤军。在朴正熙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国民都相信南越在韩国和美国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两个月后，驻越韩军全部完成撤离，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对朴正熙来说，越南停战并不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在出兵越南的八年时间里，韩国就从军费和战争特需中赚了超过十亿美元，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发展。越战停战后，这笔战争财一下子就戛然而止了。
《巴黎和平协议》签署现场，越南战争即将迎来终结
就在越南战争总算即将迎来终结时，韩国国内的权力斗争却开始愈演愈烈。当时韩国陆军首都防卫司令部的指挥官是尹必镛少将，他在“五一六军事政变”时就一直跟随朴正熙，深得宠爱，也因此自视甚高。尹必镛还在军队里组建起了一个名为“一心会”的秘密组织，垄断了军队中的晋升资格，形成了一个“小山头”，成员中还包括日后的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十月维新”后的一次酒席上，尹必镛对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李厚洛说：“朴正熙总统已经老了，你得考虑接班了。”当然，李厚洛对这句话只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当真。但他和尹必镛都不知道，这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话却已经走露出来。朴正熙从秘密渠道得知这件事后极为生气，但并没有确凿证据。于是，他便叫来参加过那场酒席的首尔报社社长申范植一起打高尔夫。在球场上，朴正熙问他：“现在有关我继承者的流言满天飞，你知道这件事吗？”起初申范植支吾其词，青瓦台警卫室长朴钟圭立刻掏出了手枪，指着他的脑袋。申范植吓的屁滚尿流，立刻一五一十的把酒席上发生的事全部交代了出来。
尹必镛与朴正熙握手
在获得了“确凿证据”后，朴正熙暗自下定决心，要好好整一整李厚洛和尹必镛。朴正熙之所以对这件小事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是因为继承人一直是他的那块逆鳞。而他发动“十月维新”，就是为了让自己永远的掌握权力。现在有人居然希望自己赶紧把权力让出去，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外，李厚洛因只身前往朝鲜与金日成会面，成功签署《南北共同声明》，在韩国国内一时风头无两，几乎成为了英雄式的人物。朴正熙希望借此机会，打压一下李厚洛的风头，同时借机敲打“一心会”。
因此，在1973年4月，尹必镛及三十多名“一心会”成员突然被以“涉嫌策划政变”的罪名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最终被迫承认对他们的一切指控。尹必镛被判处死刑，其他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不过，在被关押两年后，尹必镛的死刑被取消，并被释放出狱，让这件闹剧有了不那么可怕的结局。
这起“尹必镛事件”彻底暴露了朴正熙的凶残与丑恶。为了权力，朴正熙会把任何挡在他面前的人处理掉，即使是此前最宠爱、最信任的人。李厚洛受这件事打击很大，不过，朴正熙认为撤换他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并没有将他解职。侥幸保住职务的李厚洛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必须尽快戴罪立功，才能再度博得朴正熙的欢心，便把目光转向了流亡海外的金大中。
此前已经讲过，在总统选举失利后，金大中遭遇了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被迫前往日本治疗。在“十月维新”后，金大中知道这时返回韩国就是自投罗网，于是就在海外批评朴正熙政权的独裁统治。后来，金大中更是在美国建立了“韩国恢复民主促进统一国民会议”，要求朴正熙立刻结束维新体制，呼吁早日恢复民主制度，促成半岛的和平统一。这样一来，金大中自然成为了朴正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李厚洛也知道朴正熙对金大中的痛恨，于是开始暗自策划谋杀金大中。
1973年7月，获悉金大中从美国前往日本后，李厚洛派出了大量特工前往日本东京。很快金大中的警卫就察觉到危险，金大中便每天更换住处。不过，通过长期的监视与侦查，这些特工们得知金大中要与野党民主统一党总裁梁一东在东京的格兰皇宫大酒店见面，便在那里设下了埋伏。1973年8月8日中午，金大中准时会见了梁一东总裁和金敬仁议员。就在金大中离开时，韩国特工从旁边的房间突然窜了出来，立刻将他制服，还试图用麻醉药把他弄晕过去。但此时意外却接踵而至，与金大中一同从房间走出的还有金敬仁议员，他在目睹金大中被绑架后立刻报警。韩国特工被迫放弃在酒店里杀死金大中并分尸的计划，只得把他带出酒店，强行塞进了车里，扬长而去。
在长途跋涉之后，特工们把金大中带到了日本的神户地区。夜幕降临后，金大中被捆的结结实实，被强行带上了一艘渔船。在海上行驶了几个小时后，特工往金大中身上绑上了大石块，准备把他扔到海里。突然间，四周响起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得益于金敬仁议员迅速报案，日本警察很快就赶赴案发现场调查，全力追查绑匪的行踪。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韩国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了此事，并迅速展开了行动。在经过不断的追踪后，日本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最终确定了这些绑架者的位置，派出了一架飞机追逐载着金大中的渔船。韩国特工见状不妙，赶紧让渔船全速行驶，试图摆脱追兵。可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穷追不舍，最终这些特工只得驾驶渔船，挟持金大中逃回了韩国。
事实上，美国人一直希望韩国能够早日实现民主化，对朴正熙政权并不算特别满意。在“十月维新”后，美国政府更是对朴正熙大失所望。对美国政府来说，朴正熙在国内迫害反对派也就罢了，现在居然敢跑去日本绑架反对派领袖，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刻与日本政府密切合作，紧锣密鼓的营救金大中。
在金大中被绑架回韩国后不久，美国和日本的外交电报像雪花般向韩国飞来。日本政府极其愤怒，谴责韩国中央情报局严重侵犯主权的行为，要求韩国进行道歉。日本政府还将涉事的驻日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美国政府也对韩国中央情报局胆大包天的行为十分不满，对朴正熙进行了警告。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一下子跌到了最低点。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朴正熙首先想到的就是封锁消息、百般抵赖。为了瞒住韩国民众，朴正熙严令禁止国内媒体对“金大中绑架案”进行报道，还强行关闭了日本读卖新闻汉城分社。另外，朴正熙还让大肆攻击金大中，指控是他自导自演了这出绑架案。为此，朴正熙派出了警察对“金大中绑架案”假惺惺的进行调查，实则是把金大中软禁了起来。
可是，韩国的民众是不会被轻易愚弄的。即使朴正熙再怎样封锁消息，国民还是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金大中绑架案”的事实真相。《朝鲜日报》还不顾新闻审查，冒着极大的风险刊登社论，呼吁政府尽快给国民一个交代。“金大中绑架案”彻底激怒了韩国民众。1973年10月，汉城大学的学生发表宣言，要求立刻中止“情报法西斯统治”、解散中央情报局、调查“金大中绑架案”的真相，并举行了示威活动。“维新宪法”规定，集会与示威都是违法行为，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接连被捕。为了支援汉城大学学生的努力，汉城商业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要求政府向全体国民公布事件真相。以大学为起点，反独裁活动迅速扩散到社会各界。
在看到学生们的愤怒后，朴正熙被迫加快行动，与日本方面协商如何解决“金大中绑架案”。11月1日，朴正熙正式就“金大中绑架案”一事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道歉，并且承认金东云涉及绑架案，免去了他的职务。次日，朴正熙还派金钟泌总理访问日本，与田中角荣会面。关于这次会面的说法众说纷纭，许多人相信，金钟泌为了让田中角荣不再追究此事，给他带去了四亿日元的贿赂。无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在金钟泌访问日本后，日本方面对“金大中绑架案”的调查工作逐渐停滞。一个月后，朴正熙正式把负有直接责任的韩国中央情报局长李厚洛解职，作为最后的答复。这场震动整个世界的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然而，国内外对“金大中绑架案”就这样草草了结并不满意。许多韩国在日侨胞对“金大中绑架案”大为震惊，其中一个名叫文世光的青年暗自下定了决心，要一了百了的终结掉朴正熙。在韩国国内，大学生游行示威愈演愈烈。11月下旬，数万名来自汉城各个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了反对“维新体制”、要求释放金大中的大游行。12月24日，在平安夜这一天，前总统尹潽善联合其他民主主义人士，发布了“关于争取恢复民主、要求修改现行宪法的100万人签名活动的决议”，要求废除“维新宪法”，实行民主主义。结果，不出几日就达到了一百万人签名的目标。这次签名运动是韩国历史上的首次，充分体现了朴正熙的独裁统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维新体制”的垮台，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朴正熙可并不打算就此坐以待毙。1974年1月8日，韩国还在祝贺新年时，朴正熙突然发布了第一、二号“总统紧急措施”。“总统紧急措施”一号令规定，禁止否定、反对、歪曲和诽谤维新宪法，禁止主张、提议和要求修改或废除维新宪法，禁止捏造或散步虚假信息，违者处以15年以下徒刑。“总统紧急措施令”二号令决定，设立专门惩罚违反“总统紧急措施令”者的“非常军事法庭”，由“中央情报局长调整和监督关于所有事件的情报、搜查及公安业务”。实际上，朴正熙早就预见到自己的个人独裁肯定会遭到国民的反对，因此在“维新宪法”中就规定自己拥有制定“紧急措施”、暂停实行宪法的权力。“总统紧急措施令”第一、二号尽管在名义上是要“维护维新宪法”，但实际上是彻底摒弃了宪法对国民权利的保障。一周之后，朴正熙便使用“总统紧急措施令”这个趁手的工具，召开“非常军事法庭”，将反对运动的领导者判处徒刑。
为了给国民相信“总统紧急措施令”不仅仅是打压反对派的工具，朴正熙在1月14日还颁布了“总统紧急措施”三号令，即“稳定人民生活的紧急措施”，其中巨细无遗的规定了减少各种商品的税率，其中包括酒类、奶粉、珠宝等等，还调整了个人所得税和预算。不过，“总统紧急措施”三号令所规定的一系列措施完全没有紧迫性，并不适用“紧急措施”。另外，朴正熙总统亲自出马，规定各种消费品的税率怎么调整，这多少显得有点荒谬。这条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紧急措施在实行不到一年后，就被“总统紧急措施”六号令取消了。
实际上，“总统紧急措施令”第一、二号令尽管十分严苛，但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坚定与“维新体制”进行斗争。深感自己势单力薄的汉城学生们计划要把全国的志同道合的学生都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简称“民青学联”）应运而生了。进过讨论之后，民青学联计划在1974年4月3日召集全国的大学生一同举行示威活动。然而，韩国中央情报局早就渗透进了这个学生组织，对他们的计划了解的一清二楚，并设下了一个致命的圈套。4月3日这天，汉城大学的学生刚准备进行举行示威活动，埋伏在周围的数倍于学生的便衣警察从天而降，将这些学生全部逮捕。“民青学联事件”似乎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结束了。
尽管“民青学联事件”根本没闹出什么风波，甚至都没引起社会上的过多关注，但朴正熙却把它视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当时社会上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正愁没有借口将这些不安分的学生一网打尽。于是，在当日夜，朴正熙突然发布了“总统紧急措施”四号令，禁止了与“民青学联”相关的一切活动。学生如果违反该条令，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直接被逮捕或拘留，同时会在“非常军事法庭”上进行审判，最高可判处死刑，最低不得低于5年。还禁止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如有违反不仅学生会被开除，其所在的学校也会被关闭。“总统紧急措施”四号令规定的内容无比严苛，让韩国国民不禁毛骨悚然。与此同时，韩国中央情报局还到处抓人，总共有一千多名学生和各界人士被拘留，两百多人被起诉，其中甚至还包括与此事毫无瓜葛的前总统尹潽善。“民青学联”的成员还被韩国中央情报局严刑拷打，力图他们说出想要的证词。
不久之后，韩国中央情报局就洋洋得意的宣布，“民青学联”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地下组织，试图重建所谓的“人民革命党”并煽动叛乱。因此，“民青学联事件”也被称为“第二次人民革命党事件”。实际上，早在1964年时，韩国中央情报局就捏造出了“人民革命党”，借机将许多进步学生与记者逮捕。不过，“第一次人民革命党事件”完全是一场闹剧，最后绝大部分人被无罪释放。现在韩国中央情报局居然一口断定这个子虚乌有的“人民革命党”不仅神奇的复活了，规模还如此庞大，民众不禁佩服其想象力。更令人感到悲愤的是，“非常军事法庭”很快将“民青学联”的十几名主谋全部判处死刑，其他被捕成员也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可是，在朴正熙一道道严苛的“总统紧急措施”下，国民们敢怒不敢言。
然而，与韩国国内的万马齐喑不同的是，国际媒体密切关注着“民青学联事件”。其中，《纽约时报》就专门刊登文章，称朴正熙的“维新体制”是《1984》般的暴政，因此美国应减少对韩国的援助。《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也详细报道了“维新体制”下的专制与罪恶。尽管朴正熙仍然维持着严密的信息封锁，但这些批评的声音却悄然流入了韩国国内，让更多的国民认清了“维新体制”的真面目。
就在全国弥漫着白色恐怖，学生和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惶恐不安时，1974年8月15日，韩国迎来了第29个光复节。上午10点整，在汉城国家剧院，光复节纪念仪式正式开始，朴正熙开始发表关于“和平统一”的演讲，第一夫人陆英修也一同坐在主席台上。然而，此时危险也悄然而至。韩国在日侨胞文世光拿着伪造的日本护照，成功混入了剧院的VIP席位，并悄悄的准备好了手枪。就在朴正熙念到“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时，文世光掏出了手枪，准备开火。不巧的是，他的手枪此时已经上膛，拔枪的动作凑巧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他自己的大腿。可是这一声异响却并没有引发警卫的注意，文世光也忍痛朝朴正熙的方向跑去。两分钟后，文世光跑到了距离朴正熙不到10米的地方，朝主席台连续开了四枪，整个剧院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警卫立刻包围了主席台，并很快将文世光制服。文世光的这几枪都没有打中朴正熙，而是击中了陆英修的头部。还有一名高中女生在混战中中弹，当场身亡。
“文世光事件”
朴正熙继续留在剧场，将演讲发表完毕。陆英修则被迅速送往汉城国立大学医院抢救，但医生很快发现，子弹穿透了她的脑静脉。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抢救后，陆英修最终在当晚7点离开了人世。作为韩国第一夫人，陆英修关心民众疾苦，深受民众的爱戴，被称为“青瓦台中的在野党”。各国元首纷纷表示哀悼，数以万计的民众来到她的灵前吊唁。国民迫切要求尽快调查枪击案的真相。
韩国第一夫人陆英修
随着调查的深入，文世光的身世与行动细节一一浮出水面。文世光出生于1951年，是第二代在日侨胞。在日韩合并之后，许多韩国人来到了日本打工。但在二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独立，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返回祖国，选择继续在日本定居，他们被称为“在日朝鲜人”。许多人在日本的生活不如意，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文世光高中没有读完就选择了辍学，思想也逐渐左倾，经常看《毛泽东语录》和《金日成选集》。在“金大中绑架案”发生后，文世光萌生了刺杀朴正熙、让朝鲜半岛迎来统一的念头。凑巧此时“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鲜总联”）也找到了他。朝鲜总联是朝鲜半岛在日侨胞创建的民间组织，成员大多对朝鲜抱有好感，该组织也与朝鲜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成为了朝鲜与日本的联络机构。朝鲜总联的金浩龙看到文世光思想激进，就找到了他，给他添油加醋的描述了在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下，韩国人民的生活是多么水深火热，多么盼着半岛的早日统一云云。金浩龙向文世光保证，如果他去刺杀朴正熙，韩国人民会立刻发起武装起义，朝鲜半岛就能迎来统一，而他也将成为朝鲜的民族英雄。文世光被这一番说辞深深的触动了，开始认真考虑该怎样刺杀朴正熙。
金浩龙给了文世光50万日元的巨款，让他筹划刺杀计划。1974年7月，文世光趁着警察正在熟睡的功夫，从日本大阪的警察局里偷走了两把手枪作为凶器。同时，文世光的朋友吉井美喜子夫妇偷偷伪造了日本护照。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文世光将手枪藏在了收音机里，在8月6日乘坐飞机前往韩国。8月15日早上，文世光身穿正装，乘坐出租车抵达了汉城国家剧院。他的举止打扮与伪照的日本护照成功骗过了警卫，成功的进到了剧院。文世光又谎称自己要会见日本大使，警卫毫无怀疑的就把他带到了二层的VIP席位，在那里能将主席台看的一览无余。不久之后，在朴正熙正式发表演讲时，文世光就掏出手枪，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接受审判的文世光
“文世光事件”调查清楚后，韩国国内群情激愤，民众包围了日本大使馆、领事馆，要求日本道歉。韩国政府立刻要求日本政府对文世光的日本护照问题进行解释，逮捕他的“共谋”，并立刻解散“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朴正熙还亲自告知日本驻韩大使，如果“文世光事件”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日韩基本条约》会受到影响，暗示韩国可能会与日本断交。韩国的这种强硬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演给日本看的。此前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金大中绑架案”尽管已经被搁置起来，但还没有正式结案。韩国摆出这样强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和日本达成交易，让日本不再追究。
尽管与“文世光事件”联系不大，但日本方面担心在韩国的商业利益会蒙受巨大损失。为此，田中角荣首相赶忙派出了此前与韩国签署《日韩基本条约》的椎名悦三郎，当面给朴正熙道歉，并保证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很快，韩日双方便达成了交易，日本将“金大中绑架案”正式结案，韩国也不追究日本在“文世光事件”中的责任。日本方面之后逮捕了文世光的“共谋”，金浩龙和吉井美喜子，但金浩龙很快就因缺乏证据被无罪释放，吉井美喜子则因涉嫌伪造护照而被判处三年徒刑。一年后，文世光被执行死刑，震惊世界的“文世光事件”就此告终了。
但“文世光事件”却在韩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朴正熙在他的夫人陆英修不幸遇难后，思想日渐消沉，处理突发事件的手段也愈发极端。此时22岁的朴槿惠正在法国留学，听到母亲的死讯后赶紧回到国内，放弃了自己的学者梦，担当起了“第一夫人”的角色。从此以后，朴槿惠一直伴随父亲出席各种活动，积攒了大量政治资本，最终在四十年后成为了韩国第一位女总统。由于青瓦台警卫室对“文世光事件”抱有直接责任，因此朴正熙撤换了青瓦台警卫室长朴钟圭，取而代之的是在“五一六军事政变”时就一直追随他的车智澈。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朴正熙扩大了青瓦台警卫室的权力，将青瓦台打造成了风雨不透的城堡，但这也在“维新体制”内悄然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车智澈在“五一六军事政变”时就一直追随朴正熙（照片右侧身挂手榴弹者）
十三、《1984》般的国家
《1984》般的国家
在朴正熙发布“总统紧急措施令”，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反对党勇敢的站了出来，与“维新体制”进行斗争。
本来在“十月维新”后，朴正熙彻底架空了国会，执政党与反对党早已名存实亡，许多反对党议员失去了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在1974年8月，金泳三成功排除韩国中央情报局的干扰，当选新民党总裁。这位勇敢的民主主义者此前就一直呼吁，要“重建真正的在野党，为恢复民主而斗争”。在成为在野党领袖后，他还发表宣言，立下了三个政治目标：第一，为了和平实现政权交接，修改维新宪法；第二，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第三，恢复金大中的政治活动自由，保障他出国的权利。这三个政治目标每条都触及了朴正熙政权的痛处，金泳三因此一下子成为了朴正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新民党也成为了反独裁运动的中心。
新民党总裁金泳三25岁时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创下了记录
1974年8月23日，“文世光事件”后不久，朴正熙发布“总统紧急措施”五号令，取消紧急措施第一、第四号，略微放松了自己的高压统治。可是，“总统紧急措施”五号令还规定，此前因紧急措施第一、第四号被捕的人不会被释放。就在“总统紧急措施”五号令刚刚发布后，金泳三就在国会中提议设立“宪法修改基础审议特别委员会”，要求修改“维新宪法”。他的提议很快受到了各界人士与新闻界的一致赞同。东亚日报社召集其他各大报社，举行“自由言论实践大会”，发表《自由言论实践宣言》，宣告：“绝不屈服于施加在言论自由上的任何压力。要做出一切努力，以创造自由民主社会存在和自立的基本条件。”很快，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对政府的批判等此前已一度消失的内容，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报纸上再度出现。11月27日，各界民主主义人士还宣布成立“恢复民主国民会议”。“维新体制”的严冬似乎就要结束了。
但朴正熙可不会坐视媒体对自己的批判而不管。1974年12月15日，各大企业突然像约好了一样，纷纷要求与《东亚日报》解除广告合同。《东亚日报》被迫无奈，只能在这之后发放了没有广告的报纸，这就是著名的“白纸广告事件”。当然，这场事件的背后正是朴正熙，他给各大企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与《东亚日报》解除广告合同。要知道，对于报社来说，单纯卖报纸的收入是不足以维持运转的。在朴正熙的如意算盘中，只要掐掉了广告收入来源，《东亚日报》肯定很快就得乖乖就范，要不然就要面临倒闭的风险。
但朴正熙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渴望民主主义的民众决心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帮助《东亚日报》顶住当局的压力，渡过难关。很快，空白的广告栏上开始刊登民众们自费刊登的鼓励广告：“舆论自由万岁！”“我们绝不会无视你所经受的苦难！”“我们终将迎来民族的晨曦！”这些充满热情与希望的广告，是民众对于“维新体制”压制舆论自由所进行的抵抗。许多人在拿到报纸后，首先翻到广告页，阅读这些广告，而不是首页的新闻报道。在民众的支持下，《东亚日报》暂时无需担心倒闭了。
随着1975年元旦的到来，社会上对于修改“维新宪法”，重新实现民主选举的讨论越来越多，朴正熙政权越来越不得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1975年1月22日，朴正熙故技重施，宣布在二十天后要再度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保留“维新宪法”。同时，朴正熙宣布，就像“三选改宪”时的全民公投一样，如果这次全民公投不通过，自己将带领全体内阁成员辞职。朴正熙之所以选在这时宣布要重新举行全民公投，是因为反对党领袖金泳三此时刚刚前往美国访问，而二十天就要正式投票，金泳三和反对党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2月11日，全民公投开始了。与朴正熙的支持者前往投票站投下一张张赞同票不同的是，反对党要求国民拒绝参加投票，许多新民党党员还开展了绝食斗争。不过，反对党的声音还是比较弱小，超过八成的民众都参与了全民公投。几天后，计票工作结束，73.1%的民众都支持保留“维新宪法”，朴正熙的伎俩果然奏效了。
实际上，朴正熙在全民公投中获得七成的支持也不足为奇。在经历了朴正熙十四年的统治后，韩国民众根本无法想象除了朴正熙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项。并且，在朴正熙上台之前，韩国只有血腥的李承晚政府与混乱的张勉政府。因此，在民众看来，朴正熙的执政成绩相比之下相当不错，是非常优秀的领导人。朴正熙一直在承诺大力发展经济，现在还许诺说要争取南北和平统一，许多民众是抱着侥幸心理投下的赞成票，希望他的诺言能够真的兑现。尽管学生和知识分子无比痛恨独裁统治，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这场成功的全民公投不仅让朴正熙保住了总统的宝座，还让他在面对反对党的批评时更有底气，毕竟自己和“维新体制”是“人民的选择”，而反对者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人。同样，在未来面对学生和民众的游行示威时，朴正熙也没有了忌惮，对这“一小撮人”的抗议活动重拳出击。
不到两个月后，让韩国无数学生和进步人士心惊胆战的“民青学联事件”迎来了最终判据。非常军事法庭宣布，将“民青学联”的八名所谓的“主谋”全部判处死刑，其余人员也被判处长达十几年的有期徒刑，无罪释放的教授和学生也禁止返回学校。第二天的黎明前，八名无辜的人就被执行绞刑。为了掩盖韩国中央情报局的严刑拷打，他们的尸体被直接火化。家属连他们的最后一面都无法见到。
“民青学联事件”的判决在韩国的大学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汉城各个大学的学生们高喊着“终止舆论打压”、“废除维新”、“释放被捕人员”的口号，再次举行了游行示威。对镇压学生运动早已轻车熟路的朴正熙，立刻发布了“总统紧急措施”第七号，宣布游行示威最激烈的高丽大学立刻停课，禁止在学校中举办任何集会或示威活动。违反者无需逮捕令即可逮捕，并且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朴正熙的一声令下后，荷枪实弹的军人进驻高丽大学，将大学强行关闭。
可是，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学生的反抗并没有随着军队的强力镇压而消散，反而愈演愈烈。4月11日，汉城大学的学生举行了集会，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学生。汉城大学农学院学生金相真上台发表演讲，宣读自己写的《良心宣言》，随后突然拿出刀来剖腹自杀。在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年仅25岁的金相真最终还是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了。金相真之死让整个韩国群情激愤，汉城各个大学都不顾军警的阻挠，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金相真表示哀悼。韩国似乎就要迎来第二场“四·一九运动”了。
此时国际局势正在悄然发展。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了首都金边，控制了整个柬埔寨；4月18日，时隔14年后，金日成再次访问中国；4月30日，南越宣布无条件投降，北越部队占领了西贡，漫长的越南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一系列事件对韩国的影响很大。在媒体的极力宣传与信息封锁下，韩国民众此前一直认为越南战争已经获得了胜利。可是现在南越最终战败的消息，却一下子把韩国民众从美梦中惊醒，民众不禁担心朝鲜会不会像北越一样大举入侵，美国会不会像对待南越一样，把韩国无情的抛弃。加上金日成访华的消息，整个韩国一下子人心惶惶。朴正熙很快发表了《关于越南战败的特别谈话》，强调要加强国家安保，全力防止朝鲜入侵；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自己将与650万市民死守汉城。就这样，一夜间全国各地都挂上了“加强国家安保”的标语，再也没有之前那样热切期盼南北统一的氛围了。
借着国内外的紧张局势，朴正熙在5月13日突然杀气腾腾的宣布了“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这是之前颁布的所有紧急措施的集大成者。在这项紧急措施中，就连国会议员都被剥夺了免责特权，如果违反紧急措施也会被一并处罚。此外，朴正熙还对出国移民进行了严格限制，防止忍无可忍的韩国国民逃离严酷的“维新体系”。这项“总统紧急措施”让整个国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尽管如此，汉城的学生们仍然没有屈服。5月22日，汉城大学的学生不顾“总统紧急措施”，在校园中集会悼念金相真烈士，还冲破警察的封锁线，上街游行示威。朴正熙对此极为紧张，认为这很可能是大规模群众抗议的前奏，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将几十名学生抓走，而此前被无罪释放的学生和教授又被强行逮捕。在经过严刑拷打后，当局捏造了“第二次民青学联事件”，声称这些学生同样是受到“民青学联”的鼓动而进行的游行示威，许多学生和教授被定罪。
为了遏制住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势头，朴正熙很快便公布了“学徒护国团设置令”。“学徒护国团”是李承晚总统在1949年时，为了控制韩国学生、将国家军国主义化而设立的反动组织。“四·一九运动”后，不得人心的“学徒护国团”被立刻废除了。而朴正熙现在居然又要把它复活，简直是回到了黑暗的李承晚时代。两个月后他又以“加强国家安保”的名义，在国会强行通过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与“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一起将韩国国民的一切自由都强行剥夺了。此外，此前依靠民众的力量苦苦挣扎的《东亚日报》也在朴正熙的重压之下，被迫将具有批判性的一百多名记者全部开除。
在朴正熙的铁腕手段与高压统治下，学生和民众的抗议活动逐渐消散，人们好像得了失语症一样默默无言，所有领域的热情与希望都随之破灭。“维新体制”部下的天罗地网紧紧的束缚着人民，每个街道里都驻扎着警察，监督着民众：头发长了会被强行剃掉；裙子短的话会被抓到派出所教训一番；发表反对言论会被抓到韩国中央情报局严刑拷打。年轻人把自己称为“紧急措施的一代”，弥漫着虚无的气氛。“维新体制”下的韩国彻底变成了《1984》般的国家。对朴正熙来说，他毫不关心民众的生活，唯一令他关心的便是有没有威胁他的统治。在重压之下，韩国迎来了暴风雨前短暂的平静。
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维新体制”下的韩国同样如此。韩国的民主人士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可悲的沉默，决心要挺身而出。于是，包括金大中、前总统尹潽善在内的知识分子、在野政治家与宗教界人士都聚集到了一起，秘密的撰写了一篇正面攻击“维新体制”的檄文。1976年3月1日夜，就在韩国正在庆祝“三一节”、纪念独立运动时，汉城明洞教堂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弥撒。弥撒结束后，牧师突然话题一转，要求朴正熙立刻“急流勇退”，结束自己的独裁统治。说罢，台下有人便拿出了准备已久的“民主救国宣言书”，大声宣读起来。“民主救国宣言书”痛斥了朴正熙的独裁统治，要求他立刻结束“紧急措施”、释放被捕人员、恢复出版集会自由，并立刻辞职。在场的听众都被这份宣言深深的触动，在结束时一齐高呼“民主主义万岁”，台下的许多民主人士也奋不顾身的在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明洞圣堂事件”。
面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朴正熙立刻以参会者违反“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为由，将签字的二十多人全部逮捕。为了封锁消息，朴正熙不仅禁止报纸刊登任何有关“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内容，在开庭时还禁止家属前去旁听。最终，法院将金大中、尹潽善等人判处有期徒刑。凭借严密的信息封锁，韩国国民根本不知道这场“明洞圣堂事件”。现在仅剩下金泳三领导的反对党还在与朴正熙进行斗争了。
就在朴正熙刚刚松了一口气，享受起这短暂的平静时，“三八线”上却又突然爆发了小规模冲突，第二次朝鲜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了。
实际上，在1972年双方共同发表《南北共同声明》后，朝韩关系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半岛的和平统一仿佛就要来临了。不过，事实上朴正熙和金日成都并不是真心希望半岛迎来和平统一，只是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南北共同声明》发表之后，双方并没有继续进行进一步交流与谈判，南北关系也随之逐渐转冷。和平统一注定只是民众的天真愿望罢了。在1974年“文世光事件”后，朴正熙宣布刺客文世光是受朝鲜方面指使，更是让两国关系回到了冰点。
板门店位于朝韩边境“三八线”上，是朝韩对峙的第一线。美军和韩军在这里设立了“共同警戒区域”（Joint Security Area），共同负责这里的巡逻与守卫。1976年8月，美军发现有一棵杨树严重影响了视线，便开始策划把这棵碍事的树砍掉。按照惯例，美军和韩军在事先就给朝鲜通报了此事，朝鲜方面也并未表示反对。
在8月18日，十几名美韩军士兵和韩国工人来到了这棵杨树旁，准备把它砍掉。不料，对面的朝鲜军队却突然发难，派出了十几名士兵与美韩军对峙，要求立刻停止砍树。带队的美军军官无视朝鲜方面的威胁，命令手下继续砍树。双方立刻就产生了争执，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在混乱之中，两名美国军官被朝鲜士兵用斧子砍死，其他士兵也被打伤，狼狈不堪的逃回了驻地。
“板门店事件“
当“三八线”上爆发冲突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和汉城时，美国和韩国都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美国认为需要对朝鲜进行报复，朴正熙也认为必须进行强硬的回应，“对付疯狗的最好方法是棒子”。于是，美军立刻将戒备状态上调到三级，将大量轰炸机派往韩国，还把航母战斗群开到朝鲜沿岸。同样，朝鲜也立刻发布了军事动员令，军队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平壤还实行了灯火管制，市民躲进了防空洞里，恐惧战争的降临。朴正熙和美军商定，美军将进入共同警备区域，砍掉那棵杨树。如果朝军还击，那就立刻向朝鲜开战。
就这样，8月2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美军工兵再次进入了共同警戒区域，开始砍伐这颗引发血案的杨树。在他们的头顶盘旋着几十架直升机，准备随时给他们提供掩护；在远处，携带着核武器的美国轰炸机也已经起飞，随时待命；在“三八线”上，美韩军步兵炮兵也荷枪实弹，准备随时向朝鲜进攻。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朝鲜方面最终决定退让一步，不敢再对砍树进行阻挠。金日成甚至亲自给美军写信道歉。这场戏剧性的“板门店事件”这才告一段落，但它无疑成为了朝韩关系中难以弥补的一块伤疤。半岛和平统一的希望彻底破灭，双方又回到了紧张对峙的老路上。
全副武装的美军工兵砍掉了这棵引发血案的杨树
要是说“板门店事件”对朴正熙只是虚惊一场的话，接下来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疑又让他神经紧绷。在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接任了总统职务。1975年12月，南越战败后不久，福特总统在夏威夷发表了被称为“太平洋主义”的谈话，与“尼克松主义”强调盟友需自行承担国防任务不同，“太平洋主义”强调美国会保障盟友的国防安全，会继续信守《美韩相互防卫条约》，体现了美国对东亚局势的担忧。朴正熙听到福特总统发布的“太平洋主义”后，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要求美国修改《美韩协同防卫条约》，如半岛发生战争，美方自动介入。但修改条约最终取决于美国国会。为此，朴正熙让韩侨朴东宣重金贿赂美国国会议员，希望借此能够买通美国国会。可是，美国媒体很快注意到了朴正熙的这些小动作，并展开了调查。
1976年正值美国大选年，福特总统正与吉米·卡特角逐总统之位。就在大选最胶着的10月份，《华盛顿邮报》突然长篇报道了韩国贿赂美国国会议员的行为，将其称为“韩国门事件”，引起了美国上下对韩国的极大关注。很快，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吉米·卡特入主白宫。对朴正熙来说，卡特上台无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此前的福特总统尽管在位时间很短，却对韩国十分友善，还在“板门店事件”全力支持韩国。而卡特上台伊始，便提出了“人权外交”的口号，自诩为“恢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基础”。因此，卡特政府对朴正熙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立刻开始民主化转型。这对朴正熙来说无疑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两国一直对此争执不下。此外，卡特还对“韩国门事件”展开了全力调查，让韩国对此大为紧张。就这样，美韩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77年3月，卡特政府突然宣布了一项爆炸性的新闻：美国将在今后五年内撤离所有驻韩部队。尽管卡特同时也宣布，自己将加强韩国的军队建设，让韩国有能力自行抵御朝鲜入侵，但美国即将撤军的消息还是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民众大惊失色。韩国赶紧和卡特总统展开谈判，央求他放弃撤军计划。在经历了长期的讨论后，两国达成了妥协，美国提升韩军战斗力后撤军。经过计算后，为提升韩军战斗力，美国大概需要19亿美元。美国国会最终并没有同意这项高昂的开销，撤军的计划也因此被搁置起来。
但美国对“韩国门事件”的调查却没有停止。随着调查逐渐深入，美国发现韩侨朴东宣一直在从事贿赂活动。事情败露后，朴东宣赶忙逃回了韩国，美国便要求引渡朴东宣，却遭到了朴正熙的断然拒绝。美国政府对此十分愤怒，威胁要减少对韩国的援助、撤出驻韩美军。于是，美国和韩国政府就这样展开了拉锯战，双方争执不下。
就在此时，韩国前中央情报局长金炯旭却从美韩之间的争端看到了机会。从1963年开始，金炯旭升任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作为朴正熙的心腹，金炯旭死心塌地的为他服务，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脏活。可是，金炯旭因行事粗暴，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四年后被朴正熙解职，去国会当了议员。然而，不久朴正熙就发动了“十月维新”，金炯旭丢掉了他的议员席位，心灰意冷的逃亡美国。从此，金炯旭对朴正熙恨之入骨，在海外天天揭露韩国政治的黑幕。既然金炯旭掌握了朴正熙政权大量一手资料，美国对“韩国门事件”的调查小组很快就找上了他。
于是，1977年夏，金炯旭两次出席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揭露“维新体制”的秘密罪行。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绘声绘色的给美国议员们讲述朴正熙是如何打压、迫害进步人士，怎样在选举中大肆舞弊，怎么利用权力之便给自己牟取不义之财。美国议员们为朴正熙政权背后的罪恶与暴行所震惊，制裁朴正熙政权的呼声越来越多，韩国的国际形象瞬间一落千丈。
朴正熙总统在听到金炯旭的背叛后怒不可遏，骂道：“就连狗都不会背叛自己的主人。”为了挽回自己的国际形象，朴正熙多次派人去和金炯旭协商，对他威逼利诱，让他不要再揭露自己的秘密。可是，金炯旭仍然不为所动，继续乐此不疲的讲述朴正熙犯下的罪行。
为了挽回美韩关系，也为了自己的国际声誉，朴正熙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韩美两国达成协议，允许“韩国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朴东宣前往美国参加听证会，但美国不会给他定罪。就这样，1978年2月，朴东宣出席听证会，承认自己“向32名议员提供了共计85万美元的贿赂”。最后，“韩国门事件”的调查报告一直拖到当年年底才得到发布，仅有一名涉事议员被判处一年监禁，其他议员都侥幸逃脱了惩罚。
不过，与在国际社会中的鸡飞狗跳不同，韩国国内此时却风平浪静。1978年7月6日，“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再度举行投票，选举下一任总统。这次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只有朴正熙一人。毫不意外的是，经过简短的投票后，总共2578名国民会议议员中无一人投反对票，仅有三票弃权，朴正熙以99.85%的得票率，顺利连任总统。
但接下来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却并不尽如人意。同年12月进行的第十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民主共和党仅仅获得了68个席位，反对党新民党则获得了61个席位，双方相差无几。并且，从得票率来看新民党甚至还超过了民主共和党。如果没有“十月维新”，韩国将真正形成两党制，朴正熙在国会中也无法说一不二了。不过，在“维新体制”下，韩国国会不仅权力被大大限制，其中三分之一的议员还是朴正熙直接指定的。这些议员很快就成立了名为“维新政友会”的准政党，与民主共和党和新民党互相牵制，让国会变成了朴正熙的橡皮印章。就这样，国会议员选举变得完全无足轻重。
1978年12月30日，总统就职仪式在汉城奖忠体育馆中举行，朴正熙宣誓就任第九任韩国总统。此时的朴正熙已经统治了韩国十七年之久，许多民众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他的韩国，也无法想象“维新体制”到底何时才能迎来终结。就这样，1979年悄然而至，韩国的命运之年来临了。
就在世界刚刚踏入1979年时，遥远的伊朗却突然传出了令整个世界震惊的新闻：已经统治伊朗近40年的巴列维国王在国内的抗议活动日趋激烈后，在1月16日携带家人悄然逃离了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掀开了帷幕。在混乱的局势下，伊朗的石油生产及出口逐渐减少，最后完全停止了。作为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伊朗的混乱局势与石油减产很快引发世界油价飞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
“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很快席卷了整个世界，本来就在困扰整个世界的经济萧条更是雪上加霜。但这次石油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尤为严重。事实上，在六年前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由于韩国经济还没有那么依赖石油，受到的冲击并不大。所以，朴正熙在上一次石油危机刚刚过去后，就大力推动重化学工业，希望以此提高科技水平，并确立自主国防的基础。诚然，朴正熙对重化学工业的重视的确改善了韩国的经济结构，但福祸相依，韩国从此患上了严重的“石油依赖症”。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抵达韩国后，这颗深埋于韩国经济中的定时炸弹立刻爆炸了。很快，物价飞涨，大小企业面临倒闭，失业率也随之飙升。
实际上，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刚有苗头时，朴正熙就果断撤换掉了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南德祐，让申铉碻接任，试图以此稳定住日渐崩坏的韩国经济。然而，申铉碻上台之后便立刻痛苦的发现，想要稳定住局面的话，不对经济结构动大手术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便计划对庞杂无当的重化学工业瘦身，甚至完全取缔这一产业。这一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僚对该计划十分支持，认为只有忍痛割爱，才能在石油危机中保全韩国经济。不过，企业家和一些古板的经济官僚却固执的认为，重化学工业是韩国的根本，不能就这样轻易割舍。
新任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申铉碻
夹杂在争论之中的朴正熙此时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他认同申铉碻的观点，知道韩国的经济问题确实十分严重，不进行大的调整是不行的了；但另一方面，重化学工业是他付出毕生心血所开创的。在他看来，重化学工业不仅关系到韩国的产业升级，还关乎国家尊严与自强自立。可是，就在朴正熙游移不定的时候，国内的反对派就又开始活跃起来。
1979年正是韩国“三一运动”六十周年之际。此前朴正熙为了向美国示好，释放了金大中等在“明洞圣堂事件”中被逮捕的民主人士。但这些人并不领情，在1979年的三一节上再次发表了《民主救国宣言》。由于国际媒体对他们十分关注，朴正熙这次不敢动这些人分毫，只能默默继续封锁消息。万幸的是，这次的《民主救国宣言》并未引起太大关注。但是，如果经济条件继续恶化下去，反对派的行动肯定会越来越多，引发社会的连锁反应。不断恶化的局势已经容不下朴正熙慢慢的权衡利弊，必须要立刻下定决心了。
在看到申铉碻的经济稳定措施迟迟不见成效后，朴正熙认为自己必须要亲自出马解决问题了。首先，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了金融救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采取紧缩政策。朴正熙很快被说服，在4月17日发表了“4·17经济稳定化措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和自己的理解，给身患重病的韩国经济开出了一副“药方”。可是，朴正熙采取的对策并不对症，反而给处于悬崖边缘的韩国经济狠狠的踩了一脚油门。
就在朴正熙为经济忙的焦头烂额时，在野的新民党发生了巨大转变。此前，新民党短暂的落入了妥协派的手中，与“维新体制”沆瀣一气，甚至还从朴正熙那里讨来了巨额政治资金，简直是堕落为了花瓶政党。可是，在新的总裁选举中，金泳三成功再度当选新民党总裁，鼓舞了韩国上下。民众也做好了继续与朴正熙政权进行斗争的准备。
不过，此时朴正熙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1979年6月，美国卡特总统在出席东京七国首脑会议的途中，顺访韩国。实际上，朴正熙政府和反对派与学生都对卡特访韩抱有很大的期待：朴正熙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缓和美韩关系，并让卡特收回撤出驻韩美军的决定；反对派与学生则坚信，高喊“人权外交”的卡特肯定能逼迫朴正熙结束“维新体制”，开启民主化改革。
不过，卡特的韩国之行很快就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来到韩国后，卡特总统对朴正熙的独裁政权十分看不上眼，甚至拒绝住在韩方提供的酒店，而是住进了驻韩美军军事基地里。双方的首脑会议也十分不顺，卡特要求朴正熙改善韩国人权问题，并取消“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朴正熙则对此反唇相讥，发表长篇大论，试图说明韩国不存在人权问题，美国不应指手画脚，双方几乎快要闹的不欢而散。据说，为了打破僵局，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还借着与卡特一同晨跑的机会，恳求他不要撤回驻韩美军。最终，在经过三天的谈判后，卡特还是和朴正熙达成妥协，一方面收回了撤出驻韩美军的决定，另一方面只是空洞的要求韩国改善人权，并没有实质性措施。卡特总统的妥协在韩国的反对派与学生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被捕的反对者的家属以及民主人士在美国大使馆前开展了示威游行，甚至烧掉了卡特的画像。
无论怎么反对，美国的妥协都木已成舟。可是，朴正熙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国内局势就急转而下，一系列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实施紧缩政策后，韩国经济毫无起色，经济危机反而愈演愈烈。那些原来经营状况甚好的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状况不好的企业相继破产。无数民众一觉醒来后，就发现自己的公司已经在一夜间破产了。
在这股企业破产潮中，就有YH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在1966年创办，从事假发出口的生意。借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YH公司很快就成长为韩国最大的假发出口商，每年出口额高达1000万美元。可是，在受到石油危机冲击后，国际市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加上YH公司管理层经营不当，1979年3月突然宣布破产。老板携带巨额财产跑路美国，留下了仅剩空壳的公司与走投无路的数千名工人们，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工。这些工人们不愿看到公司就这样倒闭，便组织起了工会，积极展开自救，要求政府提供支持。实际上，尽管YH公司已经破产，但根据工人们的估计，只需要5亿韩元的贷款公司就能脱离困境。可是，根本没有银行愿意提供这救命的5亿韩元。
最后，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人找到了新民党总部。金泳三接受了她们的请求，新民党总部成为了她们最后的避难所。这些工人在新民党总部进行了静坐抗议，要求政府保障她们的生存权，并让公司恢复正常生产。可是，朴正熙却认为，这些工人是受到金泳三煽动才这样闹事。于是，狠心的朴正熙不仅不理会她们的正当要求，还以“煽动工潮，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出警察包围了新民党总部，给工人们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她们立刻撤离，否则就发起强攻。
8月11日凌晨两点，一千多名警察强行闯入了新民党总部，对工人们展开了暴力镇压。警察如同发疯般的殴打手无寸铁的女工们，拽着她们的头发强行拖走。年仅21岁的女工金敬淑从楼顶摔下，不幸身亡，许多女工也被警察殴打的身受重伤。就连在场的新民党议员和记者也被痛打一番。新民党总部也被警察大肆打砸，一片狼藉。这些女工和新民党议员都被逮捕，金泳三也被便衣警察带走软禁。此外，警察还把YH公司工会的组织者，同情工人的教授、牧师、诗人等一同抓走，指控他们是“煽动工潮”的幕后黑手。
这起“YH事件”证明了，残暴的“维新体制”离开了暴力就无法生存。在野党发表声明，谴责朴正熙政权的暴力镇压。国际媒体也纷纷刊登文章，向被镇压的女工们表示同情。就连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表示“韩国警方的镇压行为显然是过分的”，要求尽快“采取措施惩处有关人员”。可是，朴正熙政权却丝毫不为所动，还倒打一耙，宣布警方的行动是合理合法的，发生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新民党将女工们的抗议用于政治目的。
在新民党总部被毁，YH公司的女工们被全部逮捕后，人们都认为这场不幸的事件应该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可是，朴正熙却认为，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对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他收买了新民党内部的几个人，让他们向汉城地方法院诬告金泳三。可是，新民党党内相当团结，支持金泳三继续担任总裁。朴正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找到了《纽约时报》对金泳三的采访，里面有一句“卡特政府应该停止对朴正熙政权的支持”，便把这句话当成金泳三“请求外国干涉韩国内政”的证据。在朴正熙的指使下，执政的民主共和党提交了《金泳三议员惩戒案》，要求免除他的国会议员职务。
在遭到新民党的强烈反对后，民主共和党和维新政友会决定故技重施。10月4日，在国会大楼中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民主共和党和维新政友会的议员秘密集结起来，并且让便衣警察封住了入口。在没有新民党议员在场的情况下，这群朴正熙的走狗们以闪电般的速度通过了同意处罚的提案。就这样，金泳三创造了第一个在国会中被除名的记录。金泳三和新民党对此次表示强烈反对，宣布“不承认对自己的非法除名决定”。“金泳三除名事件”立刻在韩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民众对朴正熙如此肆无忌惮的打压政敌感到十分愤怒，韩国这个大火药桶就要爆炸了。
1979年10月13日，金泳三被正式除名。在临走时，他发表了悲壮的演讲，表示“我选择了宁愿为正义而死，也绝不苟且偷生的路”。此时在野党也难得可贵的团结一致，66名新民党和民主统一党的议员一同向国会递交了辞呈。金泳三被除名，全体在野党议员总辞职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召回驻韩大使以示抗议，并强烈批判朴正熙的做法是“违背了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韩国民众的怒火也被彻底点燃了。10月16日，釜山国立大学的数千名学生，突破了警察的封锁，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釜山的市民对学生的抗议活动十分支持，在当晚便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市民和学生高喊着“推翻独裁政权”、“新闻自由”、“让金泳三复职”的口号，点燃了朴正熙的画像。局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著名的“釜马民主抗争”开始了。
朴正熙对釜山的局势极为担忧，第二天早上便宣布釜山国立大学立刻停课，还命令警察对抗议人群进行强力镇压。可是，面对团结一致的市民和学生，前去镇压的警察毫无还手之力。此外，抗议活动还逐步蔓延到附近的马山市，更是让警察完全无法应付。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10月18日零时，朴正熙发布戒严令，宣布在釜山和马山一带实施戒严，同时调集空降部队前往釜山马山进行镇压。在军队残酷而暴力的镇压下，尽管市民和学生起初抵挡了一阵，但很快就招架不住，败下阵来。10月23日，釜山和马山的宵禁被取消。朴正熙还计划在10月26日夜取消戒严令，可是他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与“釜马民主抗争”逐渐平息不同的是，青瓦台中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在“十月维新”后，失去民心的朴正熙大幅加强了情治系统，试图通过恐怖统治来稳定国内局势。但情治系统如果过于强大，同样也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在朴正熙的精心挑拨之下，韩国中央情报局、韩军保安司令部与青瓦台警卫室相互竞争，相互牵制，没有一方能够做大做强。
其中，韩国中央情报局长金载圭尽管没在“五一六军事政变”中追随朴正熙，但他凭借与朴正熙的同乡关系，一路节节高升，在1976年12月当上了韩国中央情报局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载圭对朴正熙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
韩国中央情报局长金载圭
在朴正熙夫人陆英修不幸遇刺身亡后，朴正熙大幅增强了青瓦台警卫室的权力，还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车智澈为警卫室长。车智澈仗着与最高权力零距离的优势，不断插手朝野大事，还肆无忌惮的打压韩国中央情报局，惹得金载圭十分愤怒。金载圭与车智澈互为死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釜马民主抗争”中，金载圭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发现局势和朴正熙所认为的大不一样。金载圭亲眼看到，游行队伍中基本都是普通市民和学生，因此坚决反对强力镇压，希望和市民们谈判，甚至提出恢复金泳三的国会议员职务来平息民愤。但朴正熙固执的认为，进行游行示威的肯定都是金泳三和新民党召集的地痞流氓，执意要派出军队强行镇压。一旁的车智澈也狂妄的叫嚣：“柬埔寨都死了两百万人，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觉悟。”金载圭听到这句话后，不由得为朴正熙和车智澈的疯狂感到无比的恐惧与愤怒，但没有最终决定权的他，也只能无可奈何。
此外，青瓦台内部也是乌烟瘴气。在陆英修遇难后，朴正熙和女儿朴槿惠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法自拔。这时邪教头子崔太敏抓住了机会，声称自己拥有通灵的神奇本领，能够让朴槿惠再次见到她的母亲。就这样，崔太敏逐渐巩固了自己在青瓦台中的地位，为自己牟取巨额财富。整天宣扬邪教的崔太敏很快就招致青瓦台内部的一致反感，许多人向朴正熙进言，要求把他赶出青瓦台。而金载圭也注意到了崔太敏，对他秘密展开了调查，并很快把调查结果递交给朴正熙。这项秘密报告言辞激烈，要求朴正熙尽快查处崔太敏的不当行为。可是朴正熙对此不以为然。这也让金载圭对朴正熙的判断力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朴正熙、朴槿惠和邪教头子崔太敏
凑巧的是，此时坊间流传着朴正熙即将把金载圭解职的传闻。这些传闻有模有样的说，金载圭镇压“釜马民主抗争”不力，因此朴正熙要把他撤换掉。尽管流言并没有确凿证据，但金载圭可不敢轻视。要知道，如果朴正熙真的愿意，那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他一脚踢开。以前的局长金炯旭和李厚洛被解职时，朴正熙仅仅把他们叫进办公室，口头宣布一下，根本不需要内阁举行会议进行讨论。金载圭也深知，如果自己真的被朴正熙撤换，那等待着自己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下场。就在“釜马民主抗争”前不久，原局长金炯旭离开美国，只身前往法国巴黎，不久就神秘的失踪了，从此再无音讯。金载圭很清楚，金炯旭实际上是被韩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杀害。在金载圭看来，如果朴正熙真的把他撤职，那他迟早得落得金炯旭的下场。于是，金载圭暗自下定了决心，千万要保住自己的位子，为此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时间美国驻韩大使及CIA韩国站长也时常邀请金载圭吃饭，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给朴正熙政权透露消息。就在前不久的一次晚宴上，CIA韩国站长认真的给金载圭说，美国对“釜马民主抗争”十分关注，认为只要朴正熙继续独裁统治，这种事就会层出不穷。因此，韩国必须要进行民主化。金载圭只得支支吾吾的岔开话题。不过，这番话很可能让他有了不切实际的妄想，就是美国人会支持自己搞掉朴正熙，让韩国实现民主化。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79年10月26日。这天上午，朴正熙将“釜马民主抗争”带来的烦恼抛诸脑后，准备出席插桥川水坝及唐津KBS发射站的竣工仪式。由于KBS此时由韩国中央情报局管辖，金载圭也希望能够一同参加。可是，青瓦台警卫室长车智澈却以“时局动荡，需要你留在汉城压阵”为由，断然拒绝了金载圭的请求。朴正熙视察结束后，当天下午回到了青瓦台，继续处理政务。
下午四点，金载圭突然接到了车智澈的电话：“今天晚上六点陪总统阁下举行大活动”。“大活动”这句暗语，是指在韩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设施宫井洞举行的秘密晚宴，一般都是朴正熙及其幕僚出席。金载圭还没来得及答应，车智澈就傲慢的挂断了电话。金载圭联想到朴正熙即将把自己解职的传闻，不由得怀疑他是不是要在这场宴会上“杯酒释兵权”，把自己撤换掉，于是便动了杀心。他把手枪上了膛，装在了自己的兜里，前去赴宴。
晚上六点，朴正熙准时赶到了宫井洞，这是他常去的老地方，甚至“维新宪法”就是在这里起草的。与朴正熙一同前来的还有青瓦台警卫室长车智澈和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金载圭还叫来了两名年轻女子，歌手沈守峰和学生申才顺来一起陪酒。起初宴会的气氛还算不错，几人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两名陪酒的女孩也唱着朴正熙喜欢的歌谣，丝毫没有紧张气氛。席间，金载圭假称自己有事，悄悄溜出了房间。他告诉党羽，自己要杀死朴正熙，要求他们在听到枪声后，立刻处理掉青瓦台的警卫人员。临走时，金载圭为了给自己壮胆，还冲着下属喊了声“为了自由民主主义”。
交代完指令后，金载圭又回到了酒席，继续推杯换盏。就在沈守峰和申才顺在唱歌时，金载圭突然给金桂元说了一句：“前辈，你不支撑阁下，还有谁来干啊。”随后，他又冲着朴正熙高喊：“阁下，和这群畜生在一起，怎么能搞好政治呢！”同时掏出了手枪，向车智澈开了一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右手腕。朴正熙丝毫没有想到金载圭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冲他吼道：“要造反啊？！”结果，金载圭调转枪口，朝朴正熙开了一枪，命中了右胸口。可是，就在金载圭准备继续开火时，他的手枪突然卡壳了，便慌乱的跑出了房间，想换把手枪。
听到枪声后，金载圭的党羽也毫不留情的朝着青瓦台的警卫人员开火，把三名保镖和一名司机当场打死。金载圭跑下楼后，朴正熙因为失血过多，意识逐渐模糊，车智澈、金桂元、沈守峰和申才顺围坐在他的身边，试图抢救。申才顺按住朴正熙的伤口，想给他止血，不停的询问他：“您没事吧？”朴正熙用尽力气回答：“嗯，我不要紧。”这句话成为了他最后的遗言。就在这时，金载圭拿着新换的左轮手枪，再次闯进屋中，将开门的车智澈一枪毙命。随后，金载圭走到了朴正熙的身边，将手枪对准了他的头部，扣下了板机。年仅62岁的朴正熙就这样死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事后，金载圭重现案发现场
实际上，金载圭杀死朴正熙，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朴正熙。只要朴正熙还在台上，经济发展分配不均的问题就会持续存在，民众对生存权与民主化的呼声只会越来越高，像“釜马民主抗争”这种事只会越来越多。到那时，朴正熙要么选择像李承晚一样，灰溜溜逃到海外；要么选择举起屠刀，将反抗他的人消灭干净，将韩国彻底改造为极权国家。金载圭开的这两枪，不仅让他自己获得了“民主主义义士”的美名，还让朴正熙的形象停留在发展了经济的好总统上。所以，朴正熙遇刺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最大的幸运。
不得不说，朴正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纵观他的一生，早年间他报考伪满洲国军校，甚至写下血书发誓报效日本，还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日本战败后，他回到家乡，加入了新生的韩国陆军，并在李承晚对军队的大清洗中侥幸保住了性命；在李承晚统治末期，他为政府的贪污腐败与百姓的生活疾苦感到愤怒，谋划发动政变；在“四一九运动”后，他趁着局势动荡，成功发起了“五一六军事政变”，从此开始了十八年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下，韩国尽管实现了“汉江奇迹”，经济得以腾飞，百姓的疾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在他统治的前期，他成功的把自己伪装成民主主义的领导人，但在无法继续连任时就图穷匕见，又发动自我政变，独揽大权。最终，在国内发生一系列动荡后，他最依仗的韩国中央情报局长与他反目成仇，在酒席上把他杀死。
许多人在评价朴正熙时，要么只侧重于他的经济贡献，吹捧在他统治的十八年里韩国人均GDP增长了近二十倍；要么只看他的独裁统治，认为他剥夺了韩国国民最基本的自由，人权问题十分严重。但真实的朴正熙远比这些简单的概括复杂的多：他既是曾为旧日本效力的军人，也是韩国总统；既是一个独裁暴君，也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奠基人；既让韩国走上了正轨，也为韩国经济埋入了定时炸弹。1979年末的韩国，是一个基本实现工业化，逐渐走向富裕的国家，但同时经济结构也存在致命的缺陷，急需一场“大手术”。只不过，韩国这个精彩的舞台已经不属于朴正熙了。
朴正熙的国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