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神针：在乱世中保卫上海的孔夫子号武装商船

1853年，千里辗转的太平军从武昌顺流而下，一举攻占重镇南京。由于那里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一旦落入太平天国手中，便引起了整个东南地区的动荡。因此，即便入侵者暂时没有机会向江南其他地区动手，但各地百姓都已感到惶惶不安。特别是有厚实家底的富户士绅们，纷纷涌向东面的新兴口岸城市– 上海。

由于华商大都没法直接遁入外国租借避难，小小的上海县城就迅速挤满了各色人等。以苏州为核心的整个江南土豪阶层，也不约而同的将大量财富带到避免之处。相应的，本地民生供应压力也与日俱增。根据曾国藩当时的推算，人口猛增必然导致市场经济也跟着繁荣起来。光是关税和厘金这两项收入，每个月就是60万两白银的可观数字。

但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在同期表示，由于难民数量剧增太快，城里的物价已经比位于战争前线的安徽和湖南等地要高出数倍。上海附近本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但消费总量的膨胀速度更快，光靠郊区的田产已不足以赡养这些外来人口。于是，维系上海民众性命的口粮，就必须仰仗从外部进口。通过密如蛛网的内河水网，从尚未被战火所波及的江南各县城调拨。

此外，从江南各地往上海运输粮食和货物的航运已谈不上绝对安全。由于南京方向的战事激烈，先前驻防该区域的绿营和水勇大都被抽调前到上游部署。导致清朝在江南的基层统治极为空虚，各类地下会党与盗匪趁机大肆活动，在短时间内就填补暂了统治真空。除震惊中外的小刀会起义，周遭也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盗匪团伙。仅在上海附近活动，就靠自称义勇的方式劫掠过10000条大小船只。虽然本身也只搭乘破旧的乌篷船，却靠着神出鬼没、四处设卡和肆意勒索的方式，导致上海附近的水网交通不畅。

由于道台吴熙的四处奔走无门，那些命寄寓上海的大富商，便联系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候补道杨坊。设法向洋人购买轮船军火，用于剿灭附近的海盗水贼。最终经外商牵线搭桥， 购买到1艘隶属于托马斯-亨特公司的蒸汽明轮船–孔夫子号。甚至聘请外国船长和技术人员继续驾驶，并用雇佣中国水手专司剿盗事宜。

作为当时常见的蒸汽明轮，孔夫子号长约50米、宽7.3米、吃水2.74米，并拥有437吨排水量和50人的标准吨载员数。这种蒸汽轮船原本是用作中等威胁海区的商业运输之用，所以配备有数量不多的武器。 由于是为执行亚洲贸易而造，所以在船头设有一尊孔子塑像，其富有东方特色的船名也由此而来。至于1门32磅主炮+2门12磅副炮的武器配置，也在欧美同类轮船上非常流行。

虽然吨位不大且火力不强，孔夫子号也有适合执行剿匪任务的优势属性。完全能凭借吃水浅和可靠的蒸汽动力，在情况复杂的内河水道中来去自如。清朝此前也曾大量征召具备西式技术改良的广东红单船到长江作战。但因为只有风帆动力，所以在灵活性方面大受限制，自然没法同孔夫子号相提并论。

在抵达上海后，孔夫子号立即被交给一个名叫高夫的美国冒险家指挥。他的手下船员除中国人外，基本都来自南洋的西属菲律宾群岛。后来，高夫索性自封的“海军上将”，并筹组了专门负责剿灭水匪的“捕盗处”。他们主要利用孔夫子号的不对称优势，定期从上海码头出发巡航，沿着附近几条主要的水上交通路线行动。 期间还时不时的会和盗匪们发生小规模战斗，将武装水准还很原始落后的对手驱逐。也正是由于这艘轮船的每日出动，才保证上海能在乱世中获得充分的粮食和商品供应。

1860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发起东征。先后率军攻占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使江南半壁都陷入混乱之中。为防堵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接替高夫指挥孔的美国冒险家华尔，依靠杨坊和吴熙的财力支持组织洋枪队抵抗。从而成立由洋人当军官、中国人当士兵的常胜军。孔夫子号也大约是在这阶段被编入其内河舰队，经常配合陆上部队的协同行动。 尤其是在两次松江战斗中，成功阻截由水路赶来的敌方援军，并成功切断对方的水上逃跑路线。

作为旁观者的李鸿章，因几处江南城墙的夸张损毁程度，至此对船上的32磅重炮念念不忘。等到常胜军在战争结束后解，就将孔夫子号以战争剩余物资的名义买下，并按照其蒸汽机的型号重新将之命名为天平号。该船之后的命运便无从考证，大约是和常胜军留下的其他武器装备一样，在默默无闻中遭朽坏消灭。

但无论如何，一艘普通商船能在城市危机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绝对是有历史记载依赖都很少出现的事情。

来源：冷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