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上这组小标题，实在有点不伦不类，然而，此三者却是支撑着绀弩后半辈子生活的精神支柱。
绀弩在赠著名新闻记者、古典文学专家张友鸾的《悠然六十》之三中有诗云：“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系自责当年不该邀请老友来京共襄出版工作，使这位当了半辈子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戴上了罪人右派的帽子。据说张友鸾看后付之一笑曰：“在劫难逃，与卿何干？”绀弩自身不是也“在劫难逃”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绀弩受党的指示在香港做统战工作，后又充任《文汇报》主笔，1951年他才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古典部主任。安定的生活环境，使他决意收起鸣不平的带刺的笔，专心致力于整理祖国文化遗产。1954年，他主持整理出版了《水浒》的71回本和120回本，又通过去苏北实地调查施耐庵的材料，写出独具己见的《水浒》五论。正当他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积沉的难点时，他却失去了写作的权利。
首先把他拉下马的是1954年的肃反运动。曾加入过国民党，又从不讳言与许多反共人物有过来往的聂绀弩，顺理成章地遭隔离审查，连他在香港动员一些曾反共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回归大陆，也成了疑点，更须交待他和特务头子康泽的“非常友谊”。原来，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康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绀弩想起曾答应为康泽作传，便践约写了一篇《记康泽》，不料遭到一些人批评，指责绀弩把一个反动政客写得十分精明，还显得颇有“情义”。鲁迅早就揭破中国人的“世故”：“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绀弩却从不知避瓜田李下之嫌。在反复的批判、反省下，他痛苦地在交待材料上自污自罪自我否定，就像小时候那样，在母亲的鸡毛帚下屈打成招。他原以为这样就能搞清楚问题，最后却以“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被开除共产党的党籍。至今，在一些看过他交待材料的人的眼里，他仍是一个乌七八糟的人。“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即是他对这种切肤之痛的深刻感慨。
紧接而来的便是震撼文坛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追查他和胡风的长期交情，他便给自己扣了一顶帽子：“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后因在胡风家中搜出一封绀弩夫人周颖劝胡风多作自我批评的信，夫妻俩才幸免于难。
然而，1957年却因身为“民革”领导人员的绀弩夫人热诚帮助党整风，批评肃反扩大化，还责问：胡风算啥反革命？于是，未鸣放的绀弩成了幕后策划者，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遭此接连飞来的横祸，绀弩倒有了比林冲洒脱的感觉：“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一种慷慨怨凉之情，促使他以半百之年，坚持要求参加流放北大荒的右派行列，不愿在京城看故旧变了的颜色，做愚弱国民的示众材料。
天寒地冻的荒漠，使绀弩凝积了万千情思。恰逢有令，要人人写诗歌颂劳动，绀弩便遵命提笔，将心声倾聚于他过去否定的旧体诗形式中。读这些名为“北荒草”的小诗，人们惊叹他那种与命运抗争的亦庄亦谐，亦冷亦热的情怀，却也感到有一股“阿Q气”。绀弩也承认，诗中把“挑起一担水，自谓挑起‘一担乾坤’（《挑水》），挑土和泥，自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脱坯》）；何等阿Q气，只诙谐、滑稽、打油而已哉”。却又说：“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哲学上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其实这是在一种无法自拔下欲求生存的诡辩逻辑。
诚然，在1957年和“文革”年代，“阿Q气”几乎已成了从屈辱中挺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体验和笑谈，也许是因为它和中国根深蒂固的老庄思想有某种精神上的相通。绀弩正是把自己的万般酸楚，寄托在艰辛却蕴有情趣的劳动中，并以凡人杂事，俗习白话入旧诗高雅之庙堂，变“犷言”为富有生命力的奇句，以至开旧体诗之新风。1962年他摘帽返京，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挂个“文史专员”的闲差，他难酬壮志，便在文化遗产和旧体诗中磨淬神思。为消遣无聊，竟于拙处巧对工仗，更多俏皮诙谐之句，但正如他自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请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且谓庄子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亦未尝全无所见，然真人类及历史之大悲也，”
不过，绀弩未因洞悉人生之大悲而消沉，倒是因从庄子游后更旷达自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他面临无期徒刑的残酷现实，屈辱地忍受各种非人的折磨，却不废苦读和思考。他以监狱为学习的圣地，反复穷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以唯物的自然辩证逻辑启发神志，振奋生命，从“商品”的二重性中把握现代社会的历史和人生的契。他的思路，不再是遇顺境高扬马克思主义，处逆境宣泄庄子般的牢骚，忽而峻急，忽而平缓。深奥的《资本论》和老庄哲学的精华，一经他的迂回幽思，融会贯通。
正是这斗室深宵的爝火，照亮了他晚年的创作走向巅峰。他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观点，指导对《金瓶梅》的研究，也以此纠正青年时期把它看为淫书的偏见。他依循鲁迅“有字皆从人着想”的思路，剖析了反映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系列仁和礼，疾呼：“何处不是人肉宴，古久帐簿几篇章”，责问：“女人何故属男人？”悲叹读书人“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杂泪痕”。
妇女问题，是绀弩对“人”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曾引用法国傅立叶的话说：“一国文野，看其妇女所处地位。”
早在少年时，他常见母亲在冬夜的灯下对着唱本唱《再生缘》、《二度梅》、《梁山伯和祝英台》、《柳荫记》等，唱着唱着就流出了眼泪。绀弩窥测到一个封建家庭的女子内心的寂寞和精神寄托。然而，他也看到母亲硬是把养女（实为使唤丫头）卖给穷山沟里的老夫，活活夭折了她心中的爱苗。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又遇到各种命运悲苦的女子，有的已成了他所创作的小说人物的原型，如《姐姐》、《两条路》、《旁听》、《酒船》中的女主人公。绀弩的杂文也有不少是论妇女问题的。1941年，他在桂林《力报》主编副刊《新垦地》时，还发动了一场女权问题的论辩，成为“五四”以来有关妇女是走向社会还是回到家庭的第二次大论战。他对中外古典小说的评论，更有不少涉及妇女问题，如《谈〈简·爱〉》、《谈〈娜拉〉》，以及对《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花月痕》、《金瓶梅》中妇女观的评品。在这些文章中，绀弩不仅同情、支持妇女为争取生存、创造的权利而作出的奋斗，鞭挞那些吞噬、污辱、损害妇女的恶势力，同时也真诚地告诫妇女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克服自轻自贱的依赖思想和柔弱的性格。他对颇有才情，已经“飞”起来的女作家萧红，有着深沉的感情，因而更惋惜她为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栽到“奴隶的死所”上。
他呼吁解放妇女，渴望真正的男女平等，追求纯真、自由的男女之爱。
他曾借《庄子》里某人的话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人心”也者，即私欲、嗜欲也。他很欣赏柳亚子送儿子柳无忌诗中的一联：“须知恋爱弥纶者，不在纲常束缚中。”但不赞同亚子先生和“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那样，从冶游中找寻恋爱，乃至自以为是反对纲常名教，是革命。他渴求的是真实生活中灵肉一致的男女情爱。为了寻求真正的爱，他不惜做各种名教的罪人，所以和他的政治生命一样，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他也是伤痕杂泪痕，难解其中味。
绀弩的原配发妻申小姑是母亲为传宗接代而婚娶的表亲，这位表小姐苦守空房四年死去，也就埋葬了封建名教结下的苦果。
22岁的绀弩东征到海丰后，才尝了初恋的甘泉。活泼热情的农民讲习所学员——陆安师范宣传队员敖少琼，给孤独的绀弩带来了希望。然而，待到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绀弩从苏联回国，要求去海丰看望她，她却坚决拒绝。直到30年后，绀弩重访海丰，方知她那时正被疑为反革命通敌分子，罪证就是国民党党员聂绀弩的来信。这初恋之花竟在革命的名义下凋零。
陷于失恋痛苦中的绀弩，久久未觉察党务学校以大胆著称的女学生周颖正在暗暗地追求他。周颖在12岁就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活动，她自小失怙，一见绀弩，就爱上了这位言谈随和诙谐的训育员。她以机智而又执着的追求，终于赢得了绀弩的心，1929年结为夫妇。他俩都是鲁迅思想的真诚追求者，他们把爱的结晶——鲁迅逝世那年诞生的女儿，命名为海燕，这是绀弩和鲁迅等合编的杂志名。
但是，绀弩对周颖的感情又十分复杂。绀弩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惯于无拘无束的思想，生活散漫，感情却细腻，语言含蓄。而周颖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擅于演讲，好发议论，豪爽之下不免失之空疏，也不是绀弩所喜好的诗文书棋的对手，天长日久，心灵便少沟通。八年抗战离乱，两人天各一方，绀弩由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金华后，竟与一位诗人的妻子发生感情纠葛。恰在此时，又耳闻故乡京山遭敌机大轰炸，化为焦土，顿时勾起了对避居老家的妻女的怀念，一篇《离人散记》，曲诉衷肠，也割断了婚外恋。
当周颖沿江寻夫到重庆时，却惊闻绀弩在桂林和一位女演员热恋。把周颖视为小阿妹的邓颖超和周恩来，狠狠地批评了“大自由主义者”聂绀弩。这场苦恋留下的是一首苦涩的诗：
绀弩与周颖间的伤痕远未弥合，他的心又被一位久已认识的胖实、单纯的业余女作家所牵动。在婚变的风波中，担任重庆劳动协会福利部主任的周颖，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声援。绀弩即挺身发表《记周颖》，歌颂他那有智有谋又富于牺牲精神的妻子。待到周颖被释放，随劳协去香港开辟新阵地时，绀弩竟幻想和恋人私奔解放区。就在登上轮船的刹那间，恋人为理智束缚而悄然离去。绀弩四处寻找不得，才服从组织命令前往香港，唯将新出版的杂文集名为《二鸦杂文》，二鸦者，二丫也，乃以离去的恋人乳名，化作自己的笔名。
绀弩和周颖间似乎有一个强大的磁场。每当周颖有难时，绀弩即著文广为声援；在绀弩遭灭顶之灾际，周颖则充当他坚强的后盾。她“寒荒万里探狱”，澄清了所谓的绀弩在北大荒纵火烧房罪。在文化大革命中，绀弩以莫须有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在近乎绝望的境地，周颖执着地寻找各种渠道，不断向上申诉，直到亲自把形如槁木的绀弩接回家中。一天，绀弩终于探悉老妻是在独自承担爱女海燕自杀身亡的惨痛中，心力交瘁地照料着家中大小人丁。当晚，他含着湿透衣裳的泪水为周颖写下《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诗一首：
在历经患难与共、九死一生的风雨后，绀弩与周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体贴。正如绀弩在另一首《赠周婆》的诗中所云：“五十年今超蜜月。”
绀弩的多次爱恋，曾受组织的批判，情敌的争斗，友人的指责，世人多不解，他亦无悔无恨。而爱他的女子，包括他的老妻都说：“绀弩的爱是真诚的，不是玩弄。”抑或此即为中国君子陋知的“人心”？
绀弩的《〈赠答草〉序诗》有句云：“尊酒有清还有浊，吾谋全是亦全非”。这是他几十年自我解剖后的思想飞扬。然而，其间因检查思想创作上的清浊是非而备受的煎熬及付出的代价，又有谁评说？绀弩老友钟敬文在送他的挽联中道：“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在荆棘丛生的文坛上，绀弩终于放弃了他早年颇有抱负并已有成就的小说、新诗、散文、杂文创作，令人惋惜不已。
就其思想的取舍而论，绀弩所选择的也并非是一条可喜的新路。被周恩来称为“大自由主义者”的绀弩，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批判自己，如他的文集《天亮了》的初版和再版序言，对书中以《庄子》篇名《德充符》为题的小说，自评就很不同。1949年初版时，他说明题为“德充符”，乃“意谓人最重要的是德性充足，形体之类无足轻重”，因此文中表扬了残废的“主人公的一点美德，也要算是对旧世界的战斗的”。到1950年再版时，他已感到文中宣扬了一种狷介思想，消极地做好人的思想，如不屑胁肩谄笑，同流合污之类，然而，这“比之于进取、有为、革命，那意义是很小的”。他自责道：“在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下作为一个作者，一方面固然对那统治作过若干程度的战斗；另一方面也作过更多的适应，有时甚至变成思想的麻痹，以达到极小的一点点为满足。《德充符》是那种情况之下的产物。”
然而，30年后，绀弩将自己的旧体诗集名为《散宜生诗》、并在《自序》中有一段长长的解释道：“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但此意未必始于庄子，殷周之际似已有之。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涵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借‘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1983年，他又作自寿诗《八十》三首，其一云：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以上可谓绀弩老人在历尽坎坷后识得的人生真谛。老人以久病之身，坚持不断著述，从中可见他自谓“散人”、“庸人”，实是以此作为战胜天命、人意的精神力量，非消极颓废之言，但其悲凉之情已溢于言表。且不说他大半生积极、进取、有为、革命，即以他早年对形体残疾而“德充符”的肯定，观照前后思想之落差，实在令人怆然！莫非人一定要自贬到庸凡后才适宜于生存吗？这与一百年前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岂非背道而行？然而，正是这个生遭摧残的绀弩，将“散宜生”这个残废了的灵魂摆在国人面前，让人震颤，任人思考：缘何几千年来在中国土地上，大凡“散人”、“庸人”适宜于生存，或更有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