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祖师爷”张友鸾的后半生

作者:谢悦

1990年7月23日那天,忽然,他一反卧床多日的疲萎状态,振作亢奋,判如两人。他那双接近失明的眼睛,似乎看到许多使他高兴非凡的人和事,因而变得明亮起来。他挣扎起床,一面喃喃自语,一面掀髯大笑……老人就这样用笑、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高高兴兴地同人世告别。

——郑拾风《临终的笑——送友鸾先生》

 丁聪所绘张友鸾漫画像

《聂绀弩刑事档案》作者寓真曾有《聂绀弩的两页奇异诗稿》一文,其中说道:到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聂绀弩本应该“识时务者为俊杰”,完全放下诗笔了;然而,他一面向别人告警,要求人家烧掉他的诗,一面自己却还在写。真是泰山可移,“诗痴”秉性难改啊!当然,他也采取了更加诡异的方式。

晚年张友鸾

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在八开大小的宣纸块儿上练习小楷书法。写的什么内容呢?写的是毛泽东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等等。但在这些诗句之中,却断断续续夹杂了一些其它文字,写得紊乱不齐,似是随意练习写字。经过仔细观看研究才能发现,把那些错纵零散的文字联缀起来读,就是聂绀弩自己作的诗……现在我们从这奇诡的诗稿中,找出了聂绀弩两首佚诗。这两首诗从内容上看,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写下的。
伤指微签挑不出,呵创奋帚更挥戈。
无边落木萧萧后,斗大荒场琐琐多。
牛鬼当前横扫荡,柴枪棘手小摩挲。
先天早定清除业,九指畚箕一指螺。
 
慈亲岳母死还埋,家谱续修万死该。
三载退休都写稿,百篇歌颂为贪财。
此真右派枉摘帽,重扣高冠令扫街。
久在人文出版社,苍髯老贼张广才。
这两首诗所指,都应当有具体人具体事,物换星移几十年,当时人物生死两茫然,现在很难说得清楚了。我曾就此诗所言人及事咨询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人,大都惑惑焉。前一首写的是造反派……这也许是指某个人,也许是泛指。……后一首写的是被批斗的对象。……从“退休三年”“写稿”“扫街”和“苍髯”这几点看,和张友鸾有些相像之处。至于张友鸾有无埋葬岳母和续修家谱的事,手边无资料可证,所以不敢妄断。
聂绀弩与张友鸾早年相识,多年共事,友谊甚笃。……如果真的是写张友鸾的话,那就太有意思了,笔调殊异,颇能嚼出一些滋味来。

我可以肯定地说,聂绀弩的这两首佚诗,写的都是我外祖父张友鸾。其时运动初起,外祖父虽已退休,仍被街道专政,在监督之下扫街。我弟弟当时是小学生,也要停课闹革命,便住到外祖父家,每天陪老爷子扫街,只当好玩。街道发的竹扫把棘刺盈握,外祖父动辄被扎,贴了满手橡皮膏,常要我弟弟帮助挑刺。这就是聂诗说的“重扣高冠令扫街”和”伤指微签挑不出”。

时间大约是1966年下半年。外祖父戴罪扫街,自然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此时登门的,只聂绀弩等寥寥数人。我弟弟清楚记得,聂绀弩来访,见面便调侃,他说外祖父指纹九箕一斗,天生扫街的命。外祖父则不无得意地号称自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聂哂道,阁下本人就是牛鬼蛇神,横扫何人?“牛鬼当前横扫荡,柴枪棘手小摩挲。先天早定清除业,九指畚箕一指螺”即言此事,并非如寓真揣测的描写造反派。

“慈亲岳母死还埋”确有其事。我记得外祖父的岳母——也就是我外祖母的母亲,逝于1965年冬。老太太家成分是地主,其时风雨欲来,外祖父以摘帽右派之身为地主成分的岳母择地安葬,以尽人子之道,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至于“家谱续修万死该”,大约并非真的是说修家谱。我外祖父张家的家谱是1994年由北大张岱年教授主持修撰的,其时我外祖父已去世四载,而我也从未听说外祖父替外祖母家修过家谱。

“慈亲岳母死还埋,家谱续修万死该。三载退休都写稿,百篇歌颂为贪财。此真右派枉摘帽,重扣高冠令扫街。久在人文出版社,苍髯老贼张广才。”我对这八句诗的理解是:你厚葬地主岳母,就是给地主家续家谱,罪该万死;你退休三年,在香港报纸写了上百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不过为了挣稿费;你这个右派货真价实,罚你扫街也是活该;你久在人文社,就是《琵琶记》里那个好管闲事的白胡子老家伙张广才张大公。

朋友间若非至交,在当时那般险恶的环境下,断不会说得如此明目张胆;而那一代知识分子矻矻于逆境之中,调侃与自嘲中溢出的从容豁达,在此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聂绀弩一向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我外祖父可说是入其青眼者之一。文怀沙就曾对我说:“我在令外公面前是小字辈,他只和聂绀弩舒芜来往,不带我玩儿。”虽是玩笑,却也说明聂张交情非浅。

其实外祖父的性格经历与聂大相径庭,只为人之落拓不羁差可相仿。而这一点也自不尽相同:我外祖父是潇洒寄形,与人无争,聂则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二人何以如此投缘,恐怕非后浪所能妄揣,只是“心照神交,唯我与子”的境界,不知要历人世几多风雨几多磨难。

聂绀弩这两首佚诗收入了侯井天集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该书收入的赠给或涉及我外祖父的聂诗共有27 首。外祖父是1953年应聂绀弩之邀从南京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来聂张二人均被划为右派。聂赠张诗有“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之句,颇有自责之意。外祖父却道,贯索犯文昌,在劫难逃,与卿何干?

外祖父前半生办报成就斐然,尤以版面引人入胜和擅拟新闻标题著称,其所拟标题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抗战期间流行于山城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时人视其为“最有风趣的报人”,后人则以“标题党祖师爷”称之。

人道外祖父情韵连绵妙语如珠,又说他设计标题历来以用心精致著称。妙语如珠我早已见惯不怪,而“用心”者则未必然。我感觉其往往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旁人未及反应,妙语已然应声落地,似乎尚不必用心。

一次人文社同仁都拿了稿费,其中聂绀弩润资稍丰,大家相约去马凯餐厅聚会。聂绀弩走在前面,一脚迈入饭店门槛,回头对身后的外祖父说,今天张老请客。外祖父不假思索,随口笑答,先入为主嘛。聂哈哈大笑,只好买单。

还有一次外祖父生日,约了舒芜去闽江春小酌,恰遇绿原,便邀同往。绿原打听聚会是何名目,外祖父信口答道,此乃生祭。这话若放在今日,——自行百度去吧。

上小学时,有一年暑假外祖父领着我和弟弟妹妹去动物园玩,在公园门口我说:“热死我也。”妹妹便接一句:“我也热死。”弟弟又接一句:“也热死我。”第四句还能接什么?我们便都驻足,想看外祖父词穷的样子。外祖父词不稍顿,悠然接道:“我~死~也~热。”

外祖父酷好聚客招饮,门上宾朋络绎不绝,张恨水、聂绀弩、舒芜、杨宪益、黄苗子、启功等各路大仙时相往还。有一次我在外祖父的旧物中发现一张不具名的便条,上写“张老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聂绀弩这样的人竟然也是座上客”云云,可见外祖父府上胜友如云。

朋友多了,我辈也跟着沾光。1983年我结婚时,收到外祖父老友陈铭德邓季惺伉俪的贺仪30元,再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与他们的公子吴敬琏老师成了同事。30元在当时实属重礼,要知道单位同事送的贺礼,是大家凑钱买的一本几元钱的相册(非是礼轻,时风如此);而我们刊物给总设计师的题字开出的顶格润笔,也不过30元——当然邓办将此款退了回来。

1953年初,外祖父受聂绀弩之邀,从南京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谁知1957年被人拉到新闻座谈会上作了个《是蜜蜂,不是苍蝇》的报告,招来一顶“右派”帽子。

外祖父有个笔名叫“悠然”,是“友鸾”二字的谐音,却也正是其性情的真实写照。纵是打入另册,情致不减,谐趣依然,解颐妙语还如探囊取物,只是多了一分带泪的笑。

有一天,同是“右派”的舒芜在单位西侧的楼梯上与外祖父相遇,旁边没有别人,外祖父朝他微微一笑道:“无言独上西楼。”还有一年我从北大荒回来探亲,去看望外祖父母,闲聊中提起外祖父当年用过的笔名,外祖父笑道,我现在的笔名只有一个:背时张。即便在那样的境况下,他还要借人家贝时璋名字的谐音,幽上自己一默。

邵燕祥曾撰文说,外祖父银髯飘飘,与白石老人有几分相像,但“白石面有愁苦相,友鸾先生虽也历尽坎坷,却总带着睿智而宽容的微笑,正如他在暮年写的名篇《胡子的灾难历程》中所显示的风度:曾经沧海——超越了沧海。”聂绀弩赠外祖父的诗句有云:“包袱三千种,心胸五百年”,都是叹赏外祖父在逆境中的倜傥与旷达。

外祖父1957年7月22日的日记写道:“闻黄苗子脱产后,每日定量写作,此是劳动态度认真,颇足效法。予决自即日起,日必完成千五百字,自为口号:每天下笔一千五,只许超额不许补。星期只伴儿孙乐,自由自在非为苦。”这就是外祖父被批斗时的心态。

1961年外祖父摘去“右派”帽子,他当即申请提前退休。单位说,如果自愿提前退休,退休费只有70%,外祖父道,60%我也退。这是外祖父的高明之处,他已经嗅出了什么,与其承乏,不如自隐。果然,几年后在干校劳改的楼适夷想起了退休避祸的外祖父,喟然叹道,还是张老头滑头呀。

外祖父一向不治生计,开销亦无节度,反右时工资被降三级,退休又打了折扣,直弄得家徒四壁。好在尚有秃笔一枝,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开了专栏,笔耕不辍,稿酬以港币计,除去补贴家用,还有些杖头之资。若得润笔稍丰,便出路费将散在各地的儿孙辈召到北京,全家浩浩荡荡去吃四川饭店,然后各奔东西。回到家来,依然家徒四壁,却也依然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

然而1966年运动一来,聂绀弩的诗便不幸而言中:“看尔悠然能遂初”。香港的文章不能再写,本拟付梓的《中国寓言选》也夭折了,预支的稿费早已化入酒肠,还须从工资中逐月扣回。眼看饔飧不继,断粮尚可,无酒怎过?窘迫中翻出徐悲鸿画的八哥一幅,拿到前门的文物店典了50元酒钱,聊解几日“饮酒不得足”的饥荒。

1978年我母亲到四川出差,在一家文物店看到那幅八哥图的复制品,标价已经数千元。回来向我外祖父说,他笑道,当年不卖那画,若被造反派抄走,岂非连50元的酒钱也没有?

五粮液喝不成了,一毛三一两的劣等白干,加上些白糖枸杞,照样喝得有滋有味;牡丹烟抽不起了,两毛三一包的北海,仍然一天两包,自谓“质变量不变”。

1969年除夕,父亲按照单位的要求带领全家吃“忆苦饭”,饭前母亲命我骑车去外祖父母家,看一下二老如何过年。进得家来,桌上杯盘已列,却是有酒无肴。只见外祖父在檐下的煤炉前,兴致勃勃地炮制着一小锅干菜烧肉。这大概是二老过得最为寒酸的一个除夕,身旁再无一个亲人,在那逼仄幽暗的西厢房中,孤零零守着一小锅红烧肉,上演他们的岁末《西厢记》。(外祖父姓张,外祖母姓崔)

但外祖父兴致不减,自斟自酌,其乐融融,还要留我与他们一起过年。我是真想留下来,红烧肉再寒酸,也比麸子面窝头强多了。无奈“忆苦饭”的任务必须完成,只得咽着口水悻悻离开。

不唯寒酸的除夕过出了滋味,便是被强令扫街,外祖父也是安之若素,自得其乐。张恨水的公子张伍回忆道,有一次他去看望外祖父,一进胡同,便见外祖父母二老手执扫帚一前一后正在扫街。外祖父看见张伍招呼道,这是最后一筐土,稍候片刻就可回家。张伍欲相帮,外祖父忙摆手制止。原来扫街有人监督,禁止外人插手,我弟弟年纪小,可放一马,即令我外祖母上阵,也须得到街道恩准。张伍见状心内酸楚,外祖父却坦然道,凡事皆有两面,我伏案一生,到了晚年,借此锻炼身体,现在无病无痛,若不劳动,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

外祖父曾在香港报纸辟有“掀髯谈”栏目,掀髯而笑可说是其标志性动作,甚至一直用到告别人世的那一刻。郑拾风的《临终的笑》是这样描写外祖父的仙游的:“1990年7月23日那天,忽然,他一反卧床多日的疲萎状态,振作亢奋,判如两人。他那双接近失明的眼睛,似乎看到许多使他高兴非凡的人和事,因而变得明亮起来。他挣扎起床,一面喃喃自语,一面掀髯大笑……老人就这样用笑、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高高兴兴地同人世告别。”

外祖父的潇洒倜傥、诙谐幽默尽人皆知。或以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文人积习难除,遇挫则游戏人生甚或犬儒以对。但我后来看了外祖父在1957年“反右”时写的日记,又了解到其心路与情感世界的另一面。

1957年8月里有这样一则日记:“上午到社,人送×××鉴定书来,要我签字。书上盛誉其阶级立场及工作认真云云……此等人,而作此等鉴定,无非逢迎一二人耳,欺人乎?欺天乎?予拒不拟签字,戴××一再相劝,勉签之,不禁一堕泪。近来未尝动此感情,所以然者,自觉有负于社会主义的良心耳。”

具体人际关系我不了解,只知其时外祖父已被当作“右派”批判,但组织处理尚未作出,仍挂古典部小说组长之职,履行名义上的程序,却早无实权。虽迫于压力违心而为,而内心之痛苦自责难以名状。日记不以示人,所记皆真情实感,这其中岂有些许的游戏犬儒?

还有外祖父在1957年9月11日的日记中提到,儿子和儿媳受其牵连被斗,“不知因何如此,是受了我的思想影响么?两人平日发言,见其思想,并不落后;殆以我为‘右派分子’而牵累欤?此真不自殒灭,而祸及孩辈也。为之益增苦痛。”

再有11月3日的日记记载,外祖父的侄女(其父即著名校注家、报人张友鹤)在北航被划为“右派”,侄女“率其同事三人来,谓已受‘右派分子’处分,在学校内劳动。其意似甚不服。予劝之听组织分配,告以不可因反个人而致情绪上真反党。其似尚能纳予言。独恨予且‘行复自念’,不知将有如何遭遇耳。”

情郁于衷,苦痛难抑,却无片言只字怨天尤人,唯有自责而已。

上世纪60年代初,外祖父编辑和译写了影响颇大的《不怕鬼的故事》。1977年罗瑞卿大将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亲自指示《解放军报》选登《不怕鬼的故事》篇章,解放军报社李庚辰受托登门拜访外祖父并致问候。其时外祖父尚在另册,沉寂多时,忽沐一缕曙光,居然来自军队,因之激动不已,竟至泪下。我当时在场,这才发现原来外祖父不独嬉笑怒骂,也有真情流露之时。

外祖父平反后,家中渐渐恢复了往日宾客盈门的气象。这天来了位客人,外祖母一见便面露不豫,外祖父却忻忻然若无其事,照例置酒款待。事后方知,此人当年落魄不偶,无以为业,外祖父不忍坐视,请客送礼多方求告,为其在单位谋了份差事。谁知外祖父一打成“右派”,此人便跳出来揭发批判,说外祖父腐蚀拉拢年轻人。外祖母说,这种人竟然还有脸上门。外祖父却道,当年他不揭发,自己的“右派”也跑不掉;如今还肯上门,辄有悔过告罪之意,岂可闭门不纳?

《文汇月刊》的谢蔚明回忆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向外祖父约稿,希望能以切身经历,说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是如何屡受折辱以致斯文扫地的。外祖父复信说:“足下嘱写‘斯文扫地’一稿,我是扯了又写,写了又扯,始终不能成篇。对于某些人,常悯其无知,心存回护,着笔实难挥洒,这便索然无味了。”——对于曾经伤害到自己的某些人,外祖父不过报之以淡淡的一句“悯其无知”甚且“心存回护”。

后来外祖父又写一信说:“看了《增刊》,仿佛生旦净末的戏俱全,只是缺少丑角的戏。插科打诨,我还能勉力为之,遂决计……改写《胡子的灾难历程》,藉博读者一笑。”于是便有了那篇著名的《胡子的灾难历程》。

有时我想,难道聂绀弩张友鸾们醉心于苦难中的孤芳自赏,甘愿在生活的苦酒中酿制自己的才华?其实他们与任何人一样,祈望安稳自由舒心的生活,然而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因此纵然他们有再多此类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只希望他们的故事不要重演,司马氏刀光下的魏晋之风不值得钦羡,后浪们永远不必追慕摧折下的苦中作乐,无奈时的长歌当哭,荒唐中的遗世独醒。

只是从他们的故事中,还能收拾出两样东西:人格与人性。人格是骨,人性是血,人无骨血,何以为人?

小时候我喜欢去外祖父家,但父亲大不情愿,因为外祖父在他眼中是资产阶级。

父亲曾经是南京地下党,1949年以后受组织委派参与接管外祖父办的《南京人报》,顺便接管了报老板的大小姐——就是我母亲。父亲对于自己的老丈人,阶级立场很是坚定分明,从小我们就听他说,你们外公是资产阶级,要和他划清界限。父亲的话总是充满正能量。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一篇很正能量的文章在《中国少年报》上整版刊登,老师让我站到讲台前,向全班同学朗读那篇文章。那时的我也被父亲的正能量深深感染和鼓舞着。

然而父亲的真实身份却是——“右派”。大抵我家盛产“右派”,亲属中戴“右派”帽子者共计八人,占到全国“右派”总数的七万分之一。1957年父亲成了外祖父的同道,大家都是“右派”,而“右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但父亲似乎认为自己依然有别于资产阶级的张友鸾,虽然不会有人认可我父亲是无产阶级的“右派”。

因此我想外祖父厚葬其地主成分的岳母(即我的曾外祖母,我称之为“老祖”),父亲是很不以为然的。外祖父的岳母曾在我家借住过一阵,我这个吃狼奶的孩子,想出各种恶作剧来戏耍捉弄那地主“老祖”,就如《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的后代对待乌尔苏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所持的这种态度,外祖父心知肚明,却从不曾置一词,但我父母间则为此龃龉迭生。终于有一天母亲领着弟弟负气出走娘家,父亲则带着我和妹妹去中山公园,以示分庭抗礼。那时“九大”刚刚开过,大喇叭里播放着“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曲,父亲在公园的长椅上继续给我们讲与外祖父划清界限的道理。

几个月之后我奔赴北大荒,全家到永定门火车站送行。车站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母亲说,我们年轻时出发都唱《青年团员之歌》,父亲便道,那是苏修的歌曲。当着那么多同学和送行的家长,父母再次口角,令我极其尴尬。

一年之后,父亲去了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被发配到劳改排劳改,却又任他为劳改排长。这职务分明有几分羞辱的意味,父亲则视为改造和赎罪的大好时机,因此拼命表现,不出三年便彻底熬垮了身体。

1973年父亲回北京治病,我也请了探亲假回家探望。这时我不满20岁,看到父亲的状况,言谈中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父亲闻之色变,正式和我谈了一次话。他很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情绪中有一些很不健康的东西,现在你已经成年,怎么可以对“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这些重大原则问题随便发牢骚?我望着父亲几近脱形的病体,悲从中来,几番欲言还止,唯有垂泪。谈话不欢而散。

而父亲的病势日益沉重,终至不起。祖父母远在南京,此时频繁来探望父亲的,却只有资产阶级的外祖父母。外祖母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两位古稀老人拄杖相搀,南北驱驰;见了父亲,相对无言,默坐良久,然后起身告辞。不数日,又是一番奔波,又是相对默然。

张友鸾、崔伯萍夫妇

在一段时间里,这成了固定节目。我因前时的谈话心存芥蒂,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暗自对着父亲发问:现在来看您的,除了您一向反感反对的资产阶级,更有何人?

父亲始终不语,长时间看自己的双手或天花板,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这天父亲突然亢奋起来,把我们叫到病榻前,讲起了他的历史。令我极为震惊的是,父亲提起当年的“反右”和时下的运动,竟然对某些事和人,表露出与他一贯立场和态度大相径庭的看法。

父亲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有些话彻底颠覆了我对他的认识;我平生第一次听父亲说出来,他一向坚信的某些是非可能恰恰相反。最后父亲说出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两件事,一是我能不能返城回京,二是外祖父母两位老人的身体……

父亲身体虚弱之极,说了这些,似已耗去全部精力。他仰卧于床,长吁一口气,失神的目光久久盯着天花板,仿佛终于完成一场庄重的仪式,又如卸下一生的累累行囊,准备轻装远行了。

数日后,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6岁。

外祖父一生恂恂儒雅,为人再随和谦恭不过,然而并非人人都懂得桃李相报的道理。当年外祖父扫街时,胡同里有一户人家,不知与我家几世的冤仇,专和外祖父过不去,全家人从大人到孩子,见了外祖父一律以“张老头”呼之。我弟弟陪着外祖父在前边扫街,他家孩子在大人的唆使下,跟在后边丢垃圾,前边扫后边丢,乐此不疲。外祖父却也无言,人家丢过,他便回过头再扫一遍。丢了扫扫了丢,这天我弟弟忍无可忍,跑回家拎了把菜刀要拼命,街道来人将我弟弟教训一顿,说是阶级报复。从此那家人更加的嚣张。

外祖父对我弟弟说,你看见狗子朝你叫,便对它说,狗呀狗呀你不要咬我,这固然不成;而你因此便趴在地上朝狗吠,一般的也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绕开它。

其时我弟弟还是小学生,但这番话对他似乎并不起作用。几年之后,到了运动末期,我弟弟已经长成,想起当年的屈辱,纠集他结交的哥们儿,避开外祖父守在那家门外,只要见到他家的人出来,便是一顿胖揍,直打得那户人家搬离此地。我自然极不赞成弟弟的做法,想必外祖父更不认同。只是对于某些人,一时却也想不出比我弟弟更为一劳永逸的应对之策。

然而遇权力的横行,舍弟那一套便无所施展。外祖父刚平反时,我家隔壁的邻居搬走,我母亲找外祖父单位商量,能否将外祖父母的房子调换到我家隔壁。两个老人年迈多病,需要有人照顾。因为都是文化部系统的房产,不存在产权问题,单位答应得很痛快。

谁想未及搬家,邻屋已来新户。知情人讲,总务科有人利用职权作了手脚。我们不忿,欲讨公道,大闹总务科。怎奈外祖父虽已平反,仍被另眼相看,受些欺凌料也无妨。后经多方交涉,单位将团结湖一处房子给了外祖父。我们仍感不平,本来是为了方便照顾二老,结果反而住得更远。外祖父却以为塞翁失马,平房换了单元楼房;团结湖嘛,自当团结对象来住。况且此房据说原拟分给聂绀弩,聂不住,选了劲松的房子,如今张占聂巢,总算旧缘未尽。

对这类事情外祖父总能心平气和泰然处之,盖由于不讲理的事情经历得太多。他的《胡子的灾难历程》写道:“区区有了几根胡子,因而学步先辈,写作之时,信手拣个‘胡子长’的笔名,在报刊上露过一两次面。灾难来了。‘捉贼捉赃’,引起质问:‘你为什么取这个笔名?’我想不到这会成为问题,只好胡扯回答:‘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回答,不料竟被抓住把柄,大喝一声:‘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接着问题又来了:‘想当初,梅兰芳蓄须明志,为的对抗敌人;你为什么蓄须?明的什么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问真问得好,问得我哑口无言。”

十年探索时一次走在街上,两个戴着红臂箍的后浪,嘻嘻哈哈指着外祖父议论:“这个白胡子老头还活着,真是‘胖子拉屎’。”外祖父不解,向人打听才知此乃北京歇后语:胖子拉屎——没劲,意谓这糟老头活着没劲。

这两个后浪可不知道,就是这活着没劲的糟老头,当年参与组织安徽CY(共青团),与恽代英探讨青年运动,邀郁达夫到北京执教,替邵飘萍编《京报文学周刊》,约请徐志摩写《济慈的夜莺歌》,受李大钊之托办《国民晚报》,接替刘半农主编《世界日报》副刊,联手周作人讨伐张竞生,搅局张作霖和胡汉民:他出道干这些事时,与那两个后浪实在不差几岁年纪。

或者还可以打听一下80年前的新闻检查官,当年办报的张友鸾,可是逆来顺受的角色?

只是烈士暮年,说自由他说,笑自由他笑,古董先生谁似我,时人指笑何须躲罢了。

对于外祖父的人生态度,我常欲效法,却苦于不得门径。《景德传灯录》有云:崔相公入寺,见鸟雀于佛头上放粪,乃问师曰:“鸟雀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崔曰:“为什么向佛头上放粪?”师曰:“是伊为什么不向鹞子头上放?”大约总须到佛头着粪的境界,庶几可窥其堂奥。

于是时时着意身体力行。且说这日行走街市,身前的女士突然驻足转身,我闪避不及,径直撞将上去。女士方变色,我便赔礼不迭,告诉她凡追尾事故,一律由后车负全责。大家一笑而散。

其实我很清楚,是前车不打蹦灯突然变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