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光复会

作者:何信恩

鲁迅一生与光复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亲历了光复会从酝酿到诞生的全过程；他与光复会诸领袖和会员之间或师或友，有着许多不同层面的交流；在他的笔下，多次出现光复会党人的名字和事迹，他的不少著名的小说和散文，都是以光复会会员的生平事迹作为背景来描写的。鲁迅逝世后，学术界有关鲁迅本人究竟有否加入过光复会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鉴于鲁迅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弄清他究竟是否加入过光复会？是何年加入的？他和光复会诸领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鲁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光复会早期成员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差异等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早年鲁迅的政治倾向与交友之道，加深对鲁迅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识都是大有益处的。

一、鲁迅参加光复会的来龙去脉

迄今为止，研究鲁迅的学者和史学界对于清末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究竟有否在组织上加入过光复会的问题，共有三种态度：其一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在他们撰写的鲁迅传记和各类文章中，言之凿凿写明鲁迅于某年某月在某地由某人介绍加入光复会。至于加入的时间，则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同属于承认派。应该说这样的人是多数。他们当中，既包括鲁迅当年的同学、同事、挚友与学生。如许寿裳、沈瓞民、胡风、冯雪峰等人，也包括许多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如许寿裳与沈瓞民同为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同学，又同为光复会的早期会员，和鲁迅一起参加过光复会的诸多活动，对鲁迅是否参加过光复会的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权。胡风和冯雪峰等人则在鲁迅身边多年，曾亲耳听到鲁迅自己说过他是属于光复会的，所以国内外学术界人士大都赞同他们的观点。

其二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明显的就是鲁迅二弟周作人，他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中，对此事一直予以否认。例如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写道；“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不然……”鉴于周作人与鲁迅的特殊关系，这一不容置疑的口气，至今仍有一定的迷惑性。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晚年的朋友、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也持这种否定态度。在他所著的《鲁迅评传》中，认为鲁迅一向反对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像陶焕卿和秋瑾女侠这样浪漫气息很浓的革命家并不合鲁迅的口味，凭鲁迅的脾气并不适宜做实际的革命者。所以尽管他与光复会头面人物的私交不错，却不会正式加入革命组织。

其第三则持中间态度，模棱两可，不置可否。或在《鲁迅年谱》中只字不提这件事，或只是说，根据鲁迅和陶成章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陶成章将会内重大机密倾情相告的史实，鲁迅很可能是光复会的正式成员。

笔者认为：鲁迅参加光复会并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他的思想日益倾向反清革命的必然结果，是时势的造就。鲁迅到日本留学之时，正是东京中国留学生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光复会成立前夕，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断发明志”，剪去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拍摄了“断发照”作为留念，还在照片背后作《自题小像》诗赠给同乡好友许寿裳，表达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豪情。这也可看作他立志献身祖国的誓言。

光复会的首批成员，主要是三种团体的成员，即浙学会成员、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或暗杀团成员。有的人是几种身份兼而有之。浙学会原是浙江求是书院师生的进步组织，因鼓吹革命，遭清政府通缉，部分成员转到日本活动，后来成为光复会东京分部的主要成员。其中包括王嘉祎、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人，皆为与鲁迅相识的浙江同乡会成员，平时常聚在一起，或探讨学问，渴求新知，或徐酌痛饮，共抒心志。１９０３年１０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东京的原浙学会成员均感到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到了。于是聚集在《浙江潮》编辑部，“决定另行组织秘密革命团体”，用暴力推翻封建王朝，会后他们与陶成章、魏兰、龚宝铨、鲁迅等人联络，由许寿裳与沈瓞民出面邀鲁迅参加，他欣然允诺，态度非常明朗。１１月，举行了第二次密商会，陶成章等人都参加了，这是光复会成立的前奏曲。

鲁迅参加光复会的具体时间现主要有两说。一说为１９０８年，以许寿裳撰的《鲁迅年谱》为代表，另一说为１９０４年年底，以沈瓞民的回忆录为代表。但笔者以为两者均不够确切。这里涉及到上海光复会成立的具体时间。一些文章的作者明确肯定光复会成立于“甲辰十月十三日（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其根据为陶成章在《浙案记略》中的一句话：“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查万福华（清候补知县，江西人）因不满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的谬论，设计邀请王之春到餐馆赴宴，举枪击王不成被捕之事确为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９日，但此事距陶成章写《浙案记略》已有６年，且光复会成立仪式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仅只有绝少数人参加。事过境迁，在陶成章的记忆中，远没有报上大肆渲染的万福华一案印象深刻，所以拿来作为参照时间。不能就此断定“那一时”就是“那一天。”但光复会成立的时间距１１月１９日不远，在１１月１９日后则是不会错的。而陶成章是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本部以后的年底才离沪赴日，抵达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时已是１９０５年１月，故鲁迅加入光复会应在１９０５年而不是１９０４年。

至于１９０８年一说，出于许寿裳１９３７年５月撰成的《鲁迅年谱》，很可能是许先生的误记。史料表明，鲁迅早于１９０２年即在东京认识了陶成章，彼此相知甚深，陶成章沉毅敦朴、注重实干的作风赢得了鲁迅的好感。１９０３年１月，鲁迅与陶成章、许寿裳、经亨颐等２７人在东京牛 区清风亭开同乡恳亲会，并发表《绍兴同乡公函》，指出“我绍郡古有越王句践、王阳明、黄黎洲煌煌人物之历史，我等宜益砥励，以无先坠前世之光荣。”自此以后一直没有中断活动，不可能拖到１９０８年才正式加入光复会。而１９０８年５月，陶成章在东京主编《民报》时期，肯将会内的机要资料托付鲁迅保管，有力地说明了鲁迅早已是会里的同志，且不是一般的会员。１９０８年前后鲁迅和许寿裳在章太炎那里学文字学，彼此常在一起，印象自然较深。可能由于这一关系，许寿裳认为鲁迅加入光复会是在１９０８年。

至于周作人的断语则更加站不住脚，且不说晚年的鲁迅绝不会拿政治问题开玩笑，在和不同对象的谈话中都明确表明：自己是光复会的一员，也不说光复会在成立之初纪律严明，亲如家人也不告之，鲁迅又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不可能将此事告诉周作人。单说１９０５年周作人尚未出国，发生在日本东京的事，他怎会知道？有意思的是：周作人本人１９１５年以长庚的笔名在绍兴《笑报》第六三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忆陶君焕卿》的文章，大谈陶成章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文中提到他与陶成章是于１９０６年夏天在上海初识的。陶向他介绍了《龙华会章程》中的有关条款。介绍他与陶成章见面的人是谁虽不说明，但除了乃兄树人不会有第二人。因为此时的周作人正随回国完婚的鲁迅去日本留学途中。而陶成章是介绍鲁迅入光复会的首要人选。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鲁迅加入光复会是在１９０６年以前。

二、光复会早期主要成员与鲁迅的交往及影响

鲁迅与许多光复会成员有过交往，仅见诸鲁迅作品和书信的就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许寿裳、秋瑾、徐锡麟、陈伯平、沈瓞民、蒋观云、马宗汉、孙德卿、陈仪、陈子英、范爱农、沈钧业、蒋尊簋、陶冶公、王金发、经亨颐、何燮侯、张光耀、王子余等３０余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绍兴人。他们与鲁迅之间，都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在思想上、事业上也互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就交往的时间而言，有的长达几十年，成为终生挚友，有的仅有一面之交，但却对各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交往的程度而言，有的只有神交没有身交，有的只有身交，没有神交，有的则既有神交，也有身交。从交往的层面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师辈类，主要是章太炎和蔡元培两位大师。

据考证，自１９０８年鲁迅认识章太炎之日起，两人的关系，持续了将近３０年。显然，鲁迅受章太炎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继承了章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斗争精神，为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群，为中国的自由与进步，奋斗了一生。第二，他继承了章太炎先生正确的学风与治学方法。章太炎文尚魏晋，澹雅有度，而鲁迅早期的文章，颇有魏晋之风。有人认为章门早期的七大弟子中间，继承章太炎文统的是黄侃（季刚），其实黄氏文章，只是貌似，真正得章神理的莫如鲁迅。第三，在待人接物上，鲁迅也承受了章太炎的风度。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绝无傲态，和蔼如朋友。鲁迅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无论对朋友、对学生、对青年都是谦和宽厚，仁蔼可亲。

章太炎先生的政治生涯，几经跌宕，极为曲折与复杂，就其对光复会的影响而言，有功亦有过。但纵观其一生，在事关民族利益的大事大非面前，立场始终很鲜明。章太炎先生去世时，鲁迅已在重病之中，仍力疾作文，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回忆了他和章太炎先生之间的关系，同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对其一生的功过做出了评价，教育革命者要保持晚节，体现了鲁迅“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的精神。

鲁迅与蔡元培的交往，从１９１２年蔡元培接受许寿裳的推荐，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起直到１９３６年鲁迅逝世，长达２４年。其间虽因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不同而一度有所冷落，但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

蔡元培是光复会的精神领袖，因德高望重而被推为光复会会长。

就鲁迅而言，蔡元培对鲁迅有知遇之恩，由于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邀请，使鲁迅从绍兴到达南京。３个月以后，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在鲁迅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鲁迅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天地。蔡元培辞职后，鲁迅曾和许寿裳、王叔眉、陈公猛一起为孑民先生饯别。１９１６年１１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曾回绍兴小住，鲁迅南返绍兴探亲后即前往笔飞弄蔡宅拜访，因蔡正往杭州而未遇。第二年１月７日夜鲁迅返京，１月１０日即去拜访阔别４年的蔡先生。可见鲁迅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从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３年初，即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鲁迅与蔡元培之间互相通信，走访，互赠碑刻拓片，交往颇为频繁。鲁迅对蔡元培一向很尊重，每次写信，抬头必称“先生”，落款必署周树人谨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写鲁迅评传时称鲁迅为“教育总长的朋友”，鲁迅纠正说：“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但鲁迅并不因为蔡是前辈，是先生，就“事事迎合”。他曾在一些文章中对蔡元培在政治上的某些失误提出过善意的批评。从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的四五年间，两人的关系一度趋冷。但随着抗战局面的形成和蔡元培政治立场的转变，两人的关系立即升温，从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蔡元培送给鲁迅的两首七绝中可以看出。此后两人多次往来，亲密无间到可以无话不说的地步。鲁迅去世后，蔡元培是鲁迅治丧委员会的领衔者，主持了对鲁迅后事的处理，并为出版《鲁迅全集》竭尽全力。在为第一部《鲁迅全集》作序时，蔡元培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足见两人之间的友谊之深。

二是好友类，以陶成章和许寿裳为代表。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际领袖，是鲁迅参加光复会的介绍人，也是东京时代与鲁迅交往最多的光复会主要成员。陶、周之间由相识到结盟，关系日益深厚。两人一起开会，一起议论国事，一起听讲文字学，一起策划筹备光复会，也一起成为光复会群英谱中的重要成员。鲁迅十分钦佩陶成章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陶成章对鲁迅十分信任，能将会中的机密大事相托交，两人心心相印。１９１２年陶成章被害时，鲁迅正在绍兴，为纪念先烈，立即和蔡元培、龚宝铨、沈钧业、孙德卿、王铎中等发起成立了成章女校（后改名为成章小学），至今这所学校仍在，成为缅怀陶烈士的一个永久、固定场所之一。

陶成章遇害１４年后，鲁迅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一文中，仍然怀念这位昔日的战友，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在鲁迅的友人中，许寿裳无疑是与鲁迅相交最早、最久、最多、最深的一个。许、周两人在思想上同气相求，在事业上同舟共济，在生活上相濡以沫，时间长达３５年（其中有２０余年时间朝夕相处），仅《鲁迅日记》（起自１９１２年５月）中提到许寿裳的就达近千处。

鲁迅与许寿裳之间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同在弘文学院学习，同为章太炎的弟子）、同事（曾一起筹办《新生》杂志，一起在教育部做事，一起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北京女师大、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志（同为光复会成员），东京时代又长期“同室”，可谓亲密无间。许寿裳说，他生平有一严师二诤友，严师是章太炎，诤友是鲁迅和蔡元培。鲁迅对许寿裳心诚意切，有话总是直言相陈，而且始终如一。他总觉得许寿裳为人太忠厚，容易被伪善者的假装所蒙蔽。作为光复会元老级的会员，许寿裳从不利用自己的资历与功劳，去谋求个人的私利。他一心于教育，远离政坛的争权夺利，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２０年代，他反对清党。３０年代，他反对迫害进步作家，主张对抗日本的侵略，多次参与营救革命青年。正因为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以诚相见的为友之道，才使得两人之间的友谊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直至鲁迅逝世以后，许寿裳仍不遗余力地介绍鲁迅的事迹与作品，为宣传与捍卫鲁迅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除了师辈和好友之外，剩下的就都属于朋友与同志的关系了。这中间又因人而异，情况各有不同，有的生前虽无深交，甚至还产生过误会，但对方牺牲或去世后，鲁迅对他（她）却十分怀念，如徐锡麟与秋瑾。对于前者，起初鲁迅对他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但安庆事件强烈地刺激了鲁迅，使他进一步看出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因而在徐锡麟就义十几年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特别提到“一直吃到徐锡林”，把它作为中国封建制度吃人的一个铁证。对于后者，鲁迅对她的感性认识比较丰富，但交往也并不密切。可以说，鲁迅是在秋瑾牺牲后，重新审视了他过去所认识的秋瑾，更感到秋瑾的可歌可泣，可敬可佩。以后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秋女士。鲁迅从日本回国后，身上带有一种明显的“尚武”精神，如喜欢骑马、手拿钢刀，组织武装演说队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秋瑾英雄气概的感染。属于这种类型的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范爱农。虽然此人对于革命的贡献远不能与徐、秋相比，其与鲁迅的相识与相交也颇具戏剧性，经历了一个由对头到朋友的过程，但鲁迅了解和熟悉范爱农的为人，说他办事勤快，为人正直，不善巴结权贵。范爱农的不为世道所容，最后被迫害致死的结局使鲁迅进一步看清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范爱农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形象，他为之写了散文和三首悼念他的诗歌，这在已故的光复会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对于其他光复会人士，鲁迅则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对于王金发，既肯定他的历史功勋，也批评他的腐败作风。对于孙德卿，既赞同他的反清思想和对王金发的揭露，又不赞同他以革命元老自居的自大作风。

三、鲁迅与光复会早期主要成员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异同之处

辛亥革命前，包括徐、秋、陶、蔡和鲁迅在内的光复会志士，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廷的卖国政策，祖国的山河破碎，无不忧心如焚，不论是秋瑾的“金瓯虽破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徐锡麟的“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还是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尽管在采取何种方式推翻封建帝制的问题上，鲁迅与光复会诸领袖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东京时代的鲁迅参加了光复会组织的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回国以后，又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光复绍兴的战斗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正是中西文明交汇激荡，古今文化冲撞逆嬗之际。存菁华，弃糟粕，在接受传统文化中民主思想传统的同时，吸收西方现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思想，成为光复会上层人士进步思想的主流。

不论是光复会领导人还是鲁迅，都是从旧营垒中觉醒的知识分子，不必说传统文化造诣精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名翰林出身的蔡元培，本来就是学贯中西的大家鸿儒，就是像陶成章这样出生于乡村农家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是饱读史书，熟悉社会演变规律的时代精英。他们长期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观。他们留学海外，学习西方，效法日本，但都未曾离开民族之本原。他们日益认识到西方（包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内）之所以国富民强，原因之一在于科学昌明，有各种近代基本理论科学作依据，而所有科学成果又是在科学的方式论指导下取得的。原因之二，在于他们有比封建专制优越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给长期在封建专制重压下的人民，首先是包括光复会精英人士在内的知识阶层以很大的启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现代民主思潮和科学思想是促成光复会精英人士思想发展成熟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鲁迅，则并不如他所自谦的那样，在去国赴日本以前“一无所能”，而是早已接受了西方赫胥黎，斯宾塞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已经比一般维新人士高出一着了。

但在行为方式上，鲁迅与光复会诸领袖之间毕竟存在着差异：一是他始终没有处于反清武装斗争第一线，对于暗杀之类的过激行为也持保留态度。二是鲁迅的个性不喜欢抛头露面。一般场合下并不锋芒毕露。三是鲁迅长于思考，能深层次地观察问题。例如，他对于日俄战争性质的看法就比光复会所有领导人的看法都要远。早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他就和许寿裳等人讨论过有关民族性的缺陷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最后得出结论：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

光复会的领导人物始终把打倒清朝皇帝作为革命的最大目标，对于推翻封建帝制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新国”虽有过憧憬，但却是十分渺茫的。正如鲁迅后来所说的那样：“光复会……可以说连够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革命是不彻底的，皇帝一倒，有人就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有的遁迹空门，有的离开政界，以致于当复辟势力反扑过来时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而同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由于他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的目光比同时代人要远大，他的思想比同时代人要深刻，他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更为强烈与坚决，特别是当他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社会主义研究》和《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以后，境界更为开阔。正如沈瓞民先生所说，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站在革命方面，自始至终口诛笔伐，展开斗争，鲁迅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超出了一般民主革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