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正义，宋朝如何对待制造冤案的官员
2024-08-03
来源：悲欢不自饮
曾经一部很火的古装剧《大宋提刑官》，其中故事的开头，宋慈的父亲发现自己多年前误判了一宗冤假错案，竟然就自杀了。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编剧夸张的艺术加工，其实这确实是有现实根据的，因为宋朝的司法制度对制造冤案的官员是绝不姑息的。
宋朝以文治立国，奉行“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的政策，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文人地位最高的时代，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对宋朝官员对喷皇帝的情况都有记载，高官厚禄并且不会因言获罪。如此宽松的官场中，却有一根各级官员公认的高压线，那就是“官司出入人罪”。以法律术语说，就是追究误判官员，一旦判错案，当事官员的后果，将是无比悲惨。
作为史上脾气最好的皇帝，大宋皇帝宋仁宗赵祯，却给北宋的官员们，制定了一条“凶残”规矩：法官鞫狱，“苟或枉滥，必罚无赦”。但凡发生冤假错案，所有参与审案的官员，哪怕只是打个酱油，只要签了字，必定追责，并且不允许减刑，“遇赦不原”，即碰上国家大赦，也不给予赦免。今后也永不得升迁，仕途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
宅心仁厚的宋仁宗
宋仁宗年间，陇州(今陕西陇县)发生了一起错案——
先是陇安县产民庞仁义到县衙检控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为杀人越货的劫盗。陇安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马文千、高文密等人，移交法院审讯。高文密大概受了刑讯逼供，熬不过来，死于狱中。其余四人遂服押认罪。案子经陇州司理院(州法院)复审，判处马文千等四人死刑。
马文千之父上诉至陇州，但权领州事的孙济却不予受理。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之后，马文千四人被执行了死刑。恰好这个时候，邻近的秦州(今甘肃天水)捕到真盗，司法系统这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
对陇州马文千案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立即展开。同时，宋仁宗又下诏给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赔偿”。
对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审官吏的调查与问责，很快有了结果：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均为陇州的法官)、陇安县尉董元亨，对五人冤案负直接责任，一并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陇州司理院的狱吏被杖脊，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被刺配广南牢城；对冤案负有连带责任的权州事孙济，被贬到烟瘴之地雷州当一名参军。
此时正好遇上国家大赦，但宋仁宗还是没有赦免孙济等人之罪责，按当时的“失入人罪”问责制度严惩了错案责任人。而且旨意写明白，大赦天下都别想回来。既然冤死了人，你们就死在天涯海角！
不仅如此，被后世褒贬不一的执拗相公王安石，又颁布了一条错案追责的奖励制度，新任的司法官员们，只要发现前任官员制造的冤假错案，立刻就能立功受奖。而且别管是谁判的案子，更别管时间过去了多久。只要是发生在大宋朝的案子，出问题就立刻查！
历代官员无比依赖的“护身符”——退休回家，放在错案追责这事上，也从此不好使。很多已经退休回家颐养天年的官员们，就因为以前判过的案子东窗事发，可怜白发苍苍的一把年纪，竟又戴上镣铐接受审判，简直是莫大羞辱啊！
虽然后来因为变法导致的新旧党争，王安石的制定的许多政策被推翻，但是这一条错案追查奖励制度却被保留了下来。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中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传递军事信函的士兵）汪青“私启递筒”（密函装于竹筒内再密封，称为递筒）。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事关边徼”，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谁知几年后，“他卒事觉”，即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所为，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杀了。
冤案铸成，真相大白，当然必须进行补救。宋朝的做法，跟现代司法制度并无二致。补救分为两部分，一是给予“国家赔偿”，孝宗“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另一处史料则说“青家支给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记载），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
二是追究法官的责任当年的主审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冤案被发现时，他已经离任，调到他处为官了。说起来，这个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可见虽不是“无懈可击的神探”，却也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应该属于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因为这个案子“落职”。其他有牵连的官员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
大宋在处理办错案的官场败类时，从开国到亡国，都是既不徇私情，更毫不留情！而且这种强硬态度，绝不是某一位皇帝在位时的特殊景象，而是两宋年间一贯的强硬理念。而且之后的历代宋朝皇帝，别管为人多么好脾气，在追责“官司出入人罪”这事上，都是一代比一代强硬。
人命关天，在宋朝是非常重视避免冤假错案发生的，士大夫们不断完善律法以保障百姓生命权，可惜这些努力并没有被后来的元明清很好地继承。
元朝统治者严重破坏了宋的司法制度，取消刑法考试，取消严谨审案衙门，取消律法研究，百姓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到了明朝，搞得最好的是特务制度，忽视司法制度建设。到了清朝也没太大改观。元朝的《窦娥冤》和清朝《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些极端事件，正是不重视司法建设的真实反映。
只要比比清朝类似的案件，看看清末杨乃武冤案后，制造冤案的杨昌濬之流换个马甲就高调复出的荒唐景象，就知道宋朝追责官员的力度有多强硬。
正因为这样的零容忍，换来了民心和凝聚力，所以两宋三百年，大宋在内外政策上，在国防战略昏招迭出的情景下，依然得到了百姓不屈不挠的支持，无论是北宋靖康之耻，还是南宋崖山之战，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战斗到底，以坚韧不屈的血战。就是在覆灭前夕，那万众一心抵御外辱的民心，依然是两宋风雨飘摇时代，永远闪耀的一抹亮色。支撑这战斗精神的是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和零容忍追责保护下的民心。
培根曾言“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比多个不合法的行为危害更大。不合法的行为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判决污染了水源”。往事已矣，前事之鉴，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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