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

唐朝经营西域，继承的是汉朝传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有西汉体制的影响。最初，唐朝在北疆以西州为中心展开建设，即使在安西都护府转驻龟兹之后，西州的地位依然重要。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四镇驻军数万人，南疆地区终于获得稳定。继续探索北疆的管理体制，最终设置北庭都护府，把庭州建设为北疆的军事政治中心。至此，天山南北分别设立两个军事政治中心，互有分工又彼此配合。唐朝的西域管理体制终于从汉代的制度模式中发展起来，拥有了唐朝制度特色。南北两个军事政治中心既分工又配合，在稳定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唐朝的新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汉张骞“凿空”丝绸之路，至唐代，丝绸之路已经拥有千年历史。丝绸之路的发展，扩大了欧亚大陆各国的交往，物质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国的生活。保证丝绸之路畅通，除了各国的自身稳定之外，丝绸之路的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丝绸之路管理主要是国际交接部分，对于中国而言，重心就是西域。西汉创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西域各地存在多所屯田校尉，是西域都护府主要属下，也是重要战略支点。在天山以北，则以戊己校尉为中心，管理天山北部、东部地区。唐朝继承发展这套西域管理体系，对于理解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颇有价值。天山南部，从西汉的西域都护到唐朝安西都护的问题已经有所讨论，本文重点关注天山北部的北庭，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推进。

一｜平定高昌之役

唐朝经营西域，是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开始的。此前伊州归附是伊州居民的主动行为，唐朝并没有动用军事力量。但是，伊州有一个从西伊州（贞观四年）改名为伊州（贞观六年）的过程，张广达先生认为，这个过程表达的是伊州性质的变化，从羁縻性质转变为正州性质，从而使得唐朝可以立足伊州经营西域。

唐朝正式对西域展开军事行动是贞观十四年（640），起因是高昌联合西突厥对伊吾、焉耆等发动军事攻击，甚至占领焉耆领土，而高昌和焉耆都是唐朝的藩国，唐朝有保护义务。《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焉耆》：“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高昌》的记载是高昌“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诉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其状”。两传记合读，便知原委。高昌与西突厥攻击焉耆后，焉耆向唐朝控诉，唐朝派使者前往高昌问责。后续，唐朝决定出兵高昌。唐朝《讨高昌王麹文泰诏》，“高昌麴文泰，犹为不轨，敢兴异图，事上无忠款之节，御下逞残忍之志”，对高昌的内外政策都有否定性的揭示。最有追问余地的是诏书中有关西突厥的说法：

又西蕃突厥战争已久，朕愍其乱离，志在安辑，乃立晊利始可汗兄弟。庶令克复旧基，文泰反道败德，恶安好祸，间谍酋豪，交乱种落，遂使毡裘之长，亟动干戈，引弓之人，重罹涂炭。

西突厥内部分裂，是在贞观之初，而两派西突厥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几乎没有停止过，西域包括高昌、焉耆等都卷入了西突厥的战争之中。高昌与焉耆之间的战争，其实是西突厥内战的一部分，只因为焉耆和高昌隶属于西突厥的不同派系。高昌参与的攻打焉耆，主导者是西突厥欲谷设一派，而在贞观十三年这个时间点上，欲谷设一派势力正旺，大有一统西域的可能。令唐朝难以容忍的是，欲谷设恰恰是唐朝反对的一派西突厥，而唐朝支持的西突厥，即咥利失可汗正不断地遭受失败。对此，《资治通鉴》有一段文字，说明当时的形势：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毘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咥利失穷蹙，逃奔汗而死。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毘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燖、触水昆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

这里，乙毘咄陆可汗即欲谷设，他的可汗之位在唐朝的眼里是自称，唐朝不予承认。西突厥内部的分裂，自统叶护之后，已经常态化，西域因此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在西域的战乱中，各个绿洲王国都是西突厥的附属力量，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对此唐朝也是知情的。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麹文泰曾经赴长安朝见唐太宗，唐朝招待甚厚，赐其妻子宇文氏为李氏，封常乐公主。但后来，西域陷入西突厥的分裂，高昌与唐朝的关系遭遇危机。其间发生一件事，唐朝“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欲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这位阿史那矩，虽然名义上担任高昌国的冠军将军，其实他是西突厥派驻高昌的代表，是高昌的太上王。依据《旧唐书》卷一四四《突厥传下》的记载，从统叶护时代，西突厥在西域的各个属国中“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至于阿史那矩，明显是突厥可汗家族成员，根据嶋崎昌先生的推测，阿史那矩应该是高昌预备袭击伊州的突厥指挥官。麹文泰没有能力指挥阿史那矩，只能派人来谢罪。

唐朝决定动用军事力量解决西域问题，表面上看来，是高昌国的罪行引发了唐朝的军事政策调整，其实唐朝针对的是西域形势，尤其是西突厥欲谷设一派的发展。如果唐朝不及时出兵，欲谷设一派长期控制西域，唐朝与西域的关系只能更加恶化，未来将会更加难以处置。但是，唐朝不能跟欲谷设直接对话，所有出师之名皆来自高昌国，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的《讨高昌王麹文泰诏》才会把麴文泰描写成西突厥内战的罪人。

从麹文泰应对唐朝使者的语言中，还是能够看到西突厥的影响的，他敢于在唐朝面前泰然自若，是因为背后西突厥力量的存在。依据《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高昌》，麹文泰的态度有个人经验作为判断依据：“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事实上麹文泰的经验已经过时，唐朝的国力以及雄心，显然是隋朝不能比拟的。归纳文献资料可知，为平高昌，唐朝出兵众多，因为唐朝的主要对手设置，始终是西突厥而不是高昌。

高昌国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西突厥欲谷设的力量驻扎在天山北部的可汗浮图城，彼此可以相通声气、互相支援。《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的记载比较简略，但很重要：

初，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约，有兵至，共为表里。及闻君集至，欲谷设惧而西走千余里，智盛失援，计无所出，遂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国，俘智盛及其将吏，刻石纪功而还。

平高昌之役，欲谷设未战先逃，高昌王国孤立无援，唐朝战事顺利，很快赢得胜利。其中，欲谷设逃跑是关键。唐朝准备充分应该是欲谷设逃跑的基本原因，所谓充分，不外是兵力投入足和战略针对性强而已。

唐平高昌之役，兵力投入没有清晰的记载。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高昌》的说法是：“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虽然没有言及军队数量，但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有突厥、契苾部落军队。而突厥的军队，应该是阿史那社尔统帅，据《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贞观“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而契苾军队，是契苾何力带领，《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也记载了此事：贞观“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史书多记载这次行军的名号是交河道行军，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但同一战役，契苾何力的职务却是“葱山道副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统帅突厥兵，既然书写在契苾之前，数量理应更多，行军军衔也不应低于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在投降唐朝之前，长期在高昌一带活动，而大本营就是可汗浮图城。所以，最大的可能是阿史那社尔是葱山道大总管。交河道与葱山道是分工协作关系，侯君集的交河道行军，重点进攻对象是高昌国，而阿史那社尔的葱山道行军，主攻可汗浮图城。

《侯君集传》中有“刻石纪功而还”的记载，现在所知《姜行本纪功碑》当不在其列，因为此碑是战前预备时期的刻石，不是胜利之后的纪功。《姜行本纪功碑》，简称《姜行本碑》，本文题为“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文”，所缺两字可能就是“纪功”。此纪功是记录他们具体任务的完成，不是平高昌的完成。姜行本担任左屯卫将军之前是将作大匠，“及高昌之役，以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姜行本担任后勤保障工作，非战斗部队。平高昌之后，唐太宗曾用玺书慰劳，晋升为金城郡公，具载于《旧唐书》卷五九《姜謩传附姜行本传》。

此碑文补充史籍之处甚多，是了解平高昌之役十分珍贵的史料。碑文的文字对于侯君集的称谓更完整：“诏使持节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侯君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上柱国、永安郡开国公薛万钧，副总管左屯卫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姜行本等爰整三军，袭行天罚……”除了统军者之外，碑文还写下了姜行本所承担的任务，“五月十日师次伊吾时罗漫山北登黑绀所，未盈月克成奇功”，他们的奇功就是伐木制造攻城器械。姜行本的部下，有沙州刺史刘德敏、右监门中郎将衡智锡、左屯卫中郎将屈昉、左武侯郎将李海岸、前开州刺史时德衡、右监门府长王进威等。立碑时间明确是六月二十五日，撰文应该是“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马……”碑左侧，另有文字很重要，“交河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吴仁领右军……”“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领兵十五万”。吴仁，萨孤吴仁与牛进达一样为当时名将。这是侯君集交河道行军的最详细资料，尤其是牛进达领兵十五万，与前文对应考虑，应该是左军，如此左右军就是三十万。按理必须有中军，也应具备相应的规模。虽然这种纪功碑存在夸大军力的可能性，但侯君集统帅的交河道行军实际人数应在二十万左右。

侯君集的交河道行军，与契苾何力的葱山道行军，是一体两面，有分工有协作。但交河道的兵力，不能将葱山道的军力一起计数。若两道行军加起来，总数应该超出二十万。唐朝庞大的军力加上极强的战略针对性，使欲谷设闻风而逃。唐朝平高昌之役，以唐朝的全面胜利而吿结束。

二｜设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

高昌平定之后，如何善后，唐廷内部存在争议，设置西州，把高昌故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统治区，是一派意见。以魏征为代表，则坚持另外一种意见。对此，《唐会要》的记载具有概括性，其言为：

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副总管牛进达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疋。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谏曰……上不从，以其地为西昌州，又改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国威既震，西域大惧。焉耆王诣军门请谒，留兵镇守，刻石纪功而还。

具体如人口数字，《唐会要》的记载比《册府元龟》更准确，而以高昌之地置西州，西州之下分别设立高昌、交河、天山、柳中、蒲昌五县，在可汗浮图城设立庭州等，是一个系统的改建计划。总之，唐朝的高昌之役，自始至终都是包含可汗浮图城在内的，同时设立西州与庭州两个军政机构，留兵镇守，不仅保障战争的成果，还为后来的进一步经营西域做好铺垫。

在唐朝的善后设计中，西州的重要性明显高过庭州。贞观十四年（640）八九月，唐太宗的朝廷连续推出政策，针对刚刚平定的高昌：“（八月）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八月癸巳为二十八日，九月癸卯为九日，乙卯为二十一日。《通鉴》记载此事，八月只言高昌善后事，魏征反对以高昌为州县，太宗不从。《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四年记载：“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在诸书记载略有参差的情况下，《通鉴》后出则重视时间，可以为凭。先是朝廷内部有争议，反对设立西州的魏征意见没有被采纳，西州与庭州同时宣布设置，不久又宣布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

如果说西州与庭州同时宣布成立，并不能区分二州之间的轻重关系，那么很快成立的安西都护府，令西州的地位陡然提升。安西都护府分明是从西汉的西域都护府传承而来，是唐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唐六典》描述都护府的职掌“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长史、司马贰焉”。同时，在叙述都护府来源时则径直从汉武帝开始：“汉武帝开西域，安其种落三十六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时，郑吉为西域都护，始立幕府；都护之名，自吉始也。”这种叙述文字绝不是简单的历史介绍，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才是重点。

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第一代都护是乔师望，《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中已有“安西都护乔师望”字样，希望围绕乔师望，展开对高昌的安抚工作。因为安西都护乔师望名字出现在诏书中，并非完整的职官表达。第二任安西都护郭孝恪，任职资料便相对完整，如《旧唐书》卷八三《郭孝恪传》称“贞观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册府元龟》卷三九八《将帅部·抚士卒》称“郭孝恪为安西都护，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很明显，郭孝恪是以安西都护兼任西州刺史的，而《册府》中的文字，是唐朝一般任命方式的体现。郭孝恪是安西都护，同时是使持节，西州刺史，都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这里，西州的重要性很突出，不仅是安西都护所在地，还是安西都护的本官，在军事上领导西、伊、庭三州。需要稍加注意，这个时候西州、伊州、庭州的排序，庭州排在最后。

此时，唐朝经营西域的大本营就是西州、伊州、庭州三州，而西州是重心所在。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是西州，西州与安西都护府的关系是合署办公。此外，唐朝平定高昌之后，在当地采取一系列政策，除旧纳新，废除高昌旧制，推行唐朝制度，接纳高昌为唐朝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唐朝经营西域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留驻军队，推行府兵制

吐鲁番阿斯塔纳150号墓出土一组文书，整理小组命名为《唐诸府卫士配官马、驮残文书》，共三件文书，是多个折冲府马匹等统计文书，涉及归政、大池、三畤、秦城、育善、大候、正平、大顺等折冲府，主要属于关内道、河东道的军府。这是交河道行军的部队，高昌平定后，继续留驻当地。从伴出文书有贞观十九年（645）的情况看，这组军府文书也应属于这个时期。有多少军队留驻当地，没有清晰的资料，因为西突厥主力主动撤离，安西都护府需要足够的军队保护，这是可想而知的。

唐朝宣布成立西州的同时，高昌、交河、天山、柳中、蒲昌等五县也同时成立。史书记载，唐朝还在西州建立了府兵组织，即前庭府、岸头府、蒲昌府和天山府。关于四府的成立时间，张广达先生认为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设立西州都督府等相应军政体制，在贞观十四年八月以后不久就建立了府兵制。而唐长孺先生认为西州当地人口过少，推测四个兵府的建立有先后，即“蒲昌、天山两府设置稍晚，贞观至高宗初只有前庭、岸头两府”，“到高宗时无疑均已建立”。由新出《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愿墓志》等资料，可以认为西州建立不久，府兵系统就建立起来。

（二）调查户口，建立唐式户籍体系

在州县等行政系统、折冲府等军事系统建立的同时，户籍体系建立。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宣布建立的同一个月，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见到了当月的《西州高昌县李石柱等牒上当户手实》，最后一行文字是“贞观十四年九月 日户主李石住牒”，字迹清晰。唐朝的户籍制度，统计从住户的上报手实开始，然后形成各级户籍。这说明，唐朝几乎在战争结束的同时就开始了户籍调查工作，而工作的方式显然是按照唐朝的制度进行的，这也是唐朝户籍制度落实的开始。手实是户主申报，负有法律责任，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家口和土地等资料。手实之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能看到一乡为单位的人口分类统计资料，如《唐西州某乡户口帐》，都属于这个时期新建立的人口资料。

户籍资料也包括寺院的统计，无疑这也是按照唐朝的制度进行。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113号墓出土一件文书，首尾俱残，正面均匀地钤有九个“高昌县之印”，可知是官府文书。内容是有关三位僧人的具体资料，文字残留五行，每人资料单独排列。“高昌县之印”，六方完整。背面纸缝存半行文字，上倒书“思恩寺”“龙朔二年正月”，文字上也钤“高昌县之印”。“思恩寺”三字，属于骑缝押署之字，其中第一字“思”字右偏，如同一个字的偏旁。此寺名称，属于首见。按照相关制度规定，这是高昌县思恩寺的正式僧籍，是属于高昌县政府保存的一份正规僧籍。这种僧籍编制，也是唐朝户籍制度的一部分，不过是因为僧人属于特殊的居民，唐朝在寺院管理上有另外一套系统，而僧籍编制与户籍编制是同时进行的。

（三）移民政策

此外，唐朝在西州还有移民政策相伴随。移民是两个方向，高昌国的核心家族，以战俘的名义被迁往中原，主要在洛阳，少数在长安。《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四年十二月，侯君集“执高昌王麴智盛，献捷于观德殿”，同书的《高昌传》则记载君臣豪杰。《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记录的是“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君臣、豪杰，皆成了唐朝的俘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透露出更多的信息。贞观十四年，高昌群臣豪杰被唐朝作为战俘押往中原，后来安置在洛阳为多。吐鲁番文书中有来自洛阳的信件，他们与依然留在西州的亲戚有通信往来，也透露了当时的情况。有的人成为唐朝的军官，他们自称生活良好。

唐朝平定高昌，在如何善后问题上，魏征等曾表示反对设立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资无用”。看来，高昌人口稀少这个历史基础，成了唐朝巩固边疆的薄弱环节，魏征担心因此会牵动中原、使陇右空虚。唐太宗不听魏征的建议，实行移民实边的传统政策。《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其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看来，主要是罪犯徙边，也属于招募性质。所谓“自首以应募”，当然要赦免其罪。《千唐志斋藏志》收录一方盖蕃墓志，原题《唐故曹州离狐县丞盖府君墓志铭》，记载了志主与兄长一同前往西州的事。从西州移民的视角看，唐贞观年间的移民政策确实获得了贯彻，从而解决当地人口缺乏的问题。到高宗永徽二年，原来迁往中原的高昌移民，获得朝廷安抚新政的支持，随西州刺史麹智湛一同返回高昌原地。《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第四》记载：“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麹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西）州刺史，往镇抚焉。”一方面，证明唐廷对于高昌故人已经放心；另一方面，高昌故人返回，也有利于加强当地的人力资源。

（四）官制转换

如何对待高昌原来的国人是唐朝的重要课题，高昌原来的国王、群臣和豪杰，这是可能存在的敌对势力，不利于西州未来的建设，所以移民中原，能够减少西州在建设之初可能遭遇的阻力。可以说，这在战前就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第三》有如下记载：

（贞观十四年）九月癸卯，以交河道行军总管侯君集击高昌麹文泰，破之。曲赦其部内大辟罪已下，其佞邪之徒劝文泰为恶并凶逆不变、抗拒官军者，不在赦例。可汗浮图城及从军兵士，非犯十恶，并从赦免；其士卒有父子犯罪以下罪，期亲犯流，大功犯徒，小功、缌麻犯杖罪，悉皆放。若妖言惑众、杀人、官人枉法受财、劫贼监治之主守自盗所监治，不在赦限。

所谓“不在赦限”包括各类罪犯，但更重要的是“佞邪之徒劝文泰为恶并凶逆不变、抗拒官军者，不在赦例”。而不赦者，就是被迁徙到中原的群臣和豪杰。如何处置众多的中下层高昌人士呢？这是《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中公布的政策：

宜遣五品一人，驰驿往西州宣扬朝旨，慰劳百姓，其僧尼等亦宜抚慰。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乔师望，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

唐太宗专门派遣一名五品官作为使者，前往西州，与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乔师望配合，分别给予高昌旧官人和有威望的民间领袖骑都尉以下的唐朝武散官，相当于唐朝用自己的方式接收了高昌国的官员。这样一来，高昌的官员按照高昌的等级，相应地获得了唐朝的官品，他们在唐朝依然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唐朝的新政策，可想而知应该是欢迎的。

根据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的墓砖资料，排列高昌官员的原来官职和入唐的官职转换如表1。

官职对接，新统一政权接收高昌王国的官员，这是统一的重要一环，减少了冲突，赢得了人才，政治平稳过渡，有利于未来的建设。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较多，如此清晰的政治理路，让人印象深刻。

平定高昌之后，在西州推行度量衡的统一，这是中国历代悠久传统，唐朝在西州有所行动，这是可想而知的。比如量器斛斗之制，高昌时期有统一的斛斗，契约中或者不必明说，或者写作“官斗斛”。唐朝建立西州，采用唐朝统一的斛斗，但在民间，高昌的斛斗依然沿用了一个时期，所以契约中会特别标明“高昌斛”。至于其他方面，如文化风貌等，统一之后如何转变，更不必赘言。

平定高昌之后，唐朝设置的新体制从西汉体制起步，安西都护府是西汉西域都护府的继承。但是，就西州、庭州两个新设州的情况看，明显西州受到更多的重视，庭州则几乎成为西州的下级。有如此判断，是因为后来两州的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

三｜庭州的设立及其危机

平定高昌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开篇之战，而从战争的最初设计到最后胜利，唐朝一直把高昌与可汗浮图城看作双重目标。虽然后来建设重点是西州，但战争的主要对手却是西突厥，从这一点审视西州和庭州，会发现错乱的背景和复杂的前途。

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平定高昌，在高昌设置西州，同时在可汗浮图城设置庭州。史书记载昭昭，都承认庭州与西州同时建立。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的记载“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这个命名承续了西突厥“北庭”的概念，称作“庭州”，作为一州之名，自然与王庭不再牵涉。

有关庭州的设置，薛中正先生认为庭州始设于贞观二十二年，即阿史那贺鲁投降之时。即《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所记“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乃置庭州，处叶护部落”。贞观十四年并没有设置庭州。其中一条根据是原来驻扎在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叶护投降，其人便是阿史那步真，而在投降后“携家人属入朝，授左屯卫大将军”。薛中正先生大概把此事理解为因为阿史那步真离开了庭州，唐朝的力量也没有留守庭州。

如《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第三》的记载，薛中正先生是引用的，本文讨论“官制转换”时已引。

唐太宗曲赦高昌，是包括可汗浮图城在内的，都属于善后政策。既然有“可汗浮图城”，说明这里当然有人需要曲赦。其中包括唐朝的从军兵士，也应该是占领该城的士兵。至于阿史那步真入朝，自然不能统帅军队，他的原来部落只能继续留在庭州。如果考虑到道路往返，那么高昌战俘押送和阿史那步真入朝应该都是同时期的事情。而唐太宗的曲赦诏令，也只能是这个时候下达。

此外，薛先生没有举证郭孝恪的任职，而郭孝恪的职务是“安西都护，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庭州赫然在列。如果此时没有庭州，朝廷的任职断然不会有如此内容。而郭孝恪的任职在贞观十六年九月。刘子凡引用《括地志·序略》的资料，证明贞观十六年庭州已经被编入《括地志》之中，可证薛先生的说法不确。

《旧唐书·地理志》的记录，最后一句“处叶护部落”难解。孟凡人先生认为，《旧唐书》把阿史那贺鲁的两次投降混为一谈。一是阿史那贺鲁在贞观十四年以可汗浮图城降唐，但很快又追随欲谷设，继续与唐朝为敌。直到贞观二十二年，欲谷设失败，阿史那贺鲁也只好再次投降，率众内附，根据《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的记载为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叶护贺鲁来降”。阿史那贺鲁两次投降，《旧唐书·地理志》未辨。

庭州设立及其时间，理应无误。《旧唐书》等史籍，对于庭州下属诸县也有记载，如卷四〇《地理志三》北庭都护府条下记载，金满、轮台、蒲类，“已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作为边州的庭州，拥有属县，十分正常，而这些属县与庭州设置同时，也符合常情。

庭州在唐代有一个低潮期。平定高昌之后设立安西都护府，负责西域的军政事务，而都护府设置在西州的交河城，与庭州无涉。贞观十六年，安西都护府派人从西州出发，拦击西突厥对伊吾的袭击，连续进攻取得胜利。在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中，此时的庭州没有显现出应有的地位。而西州，不仅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大本营，还是政治、军事中心。

在后续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庭州因为几乎战事不断，虽然受到关注，但地位长期没有改变。在原来西突厥的系统中，庭州因为是北部汗庭而受到重视，这里是西域的北部政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是长期积累的历史结果，同时也有一些必须重视的理由。庭州位于天山北部，与山麓和戈壁之间连绵不断的草原紧密相连，利用天山南北穿越毫无问题。这意味着庭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尤其有利于游牧民族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利用。唐朝力量未入西域之前，从伊吾经过庭州，向西进入伊犁河谷，进而到达中亚，已经是公认的一条通途。玄奘取经到达伊吾，“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城过”，原本就是要走这条道路，后来受到高昌王麹文泰的邀约才走了高昌之路。

唐朝文献中清晰地记录庭州的地位，但唐朝的主要对手是西突厥，而庭州作为西突厥的大本营，唐朝对庭州有所防范是自然的。阿史那贺鲁是欲谷设的部下，他虽然以庭州投降，唐朝对他的戒心必然是存在的。事实上，阿史那贺鲁最终还是成为唐朝最危险的对手。阿史那贺鲁以可汗浮图城投降，虽然成立庭州，他依然是庭州的重要力量。他什么时候再次投奔欲谷设，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最大的可能是贞观十六年，欲谷设进攻伊州，阿史那贺鲁协同。《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记载欲谷设袭击伊州的事如下：

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咄陆又遣处月、处密等围天山县，郭恪又击走之。恪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于遏索山，斩首千余级，降其处密之众而归。

此事，《资治通鉴》记载于贞观十六年八月郭孝恪行安西都护任职之后。此时的阿史那贺鲁，不见记载。再出现，是《旧唐书》中，被射匮可汗追击“贺鲁不常厥居。贞观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内属，诏居庭州”。据《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下》记载，在这以后，特别是龟兹战役之后，“擢累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处其部于庭州莫贺城，密招携散，庐幕益众”。莫贺城属于庭州范围，不是庭州。

值得注意的是，阿史那贺鲁的驻扎之地一直在庭州附近。后来，利用唐太宗去世的机会，阿史那贺鲁再次发动叛乱，而《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下》说他是“谋取西、庭二州”，后来“遂寇庭州，败数县，杀略数千人去”。叛乱的贺鲁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于千泉，但他东向进攻的时候，总是以庭州为重要目标。

阿史那贺鲁平定之后，军政建制在西域北部回到从前。《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显庆三年二月）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安西都护府迁置龟兹，管理蒙池、昆陵两大都护府。西州变为都督府，请高昌国前首领麹智湛担任都督。《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第二》：“（显庆三年）五月，以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麹智湛为西州都督，统高昌之故地。”因为安西都护府迁离西州，东天山一带包括西州、伊州和庭州，整体的军事实力反而下降。

庭州地理位置重要，但唐朝的重视程度一直不高。龙朔二年（662年），曾任宰相的来济战死庭州，《新唐书》卷一〇五《来济传》记载：

龙朔二年，突厥入寇，济总兵拒之，谓其众曰：“吾尝絓刑罔，蒙赦死，今当以身塞责。”遂不介冑而驰贼，没焉，年五十三。

突厥进攻庭州由来已久，已经足够证明庭州的战略地位重要，但唐朝的庭州设置始终无法满足该地的战略需要。来济之死，让庭州一带的危机全面爆发，加强庭州军事力量迫在眉睫。根据孟凡人先生的研究，这就成了金山都护府的设置的背景，而担任者正是著名的裴行俭，他代替来济成为庭州刺史，同时兼任金山都督。

金山都护府的建立是庭州发展的重大事件，但学界研判，因为资料不足而意见不同。孟凡人先生认为裴行俭是第一代庭州刺史、金山都护。刘安志曾经认为来济是第一代都护。刘子凡利用新获吐鲁番出土资料，发现龙朔三年十月之前，金山都护尚无存在。

从贞观十四年开始，庭州不断遭遇战争，庭州建制的存废也有反复。唐代文献关于庭州的记载十分稀少，与一山之隔的西州形成强烈对比。说明唐朝对于庭州重要性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其重视程度与西突厥形成巨大反差。围绕庭州的危机不断发生，经过二十多年，终于设立金山都护府。金山都护府的建立表明庭州的战略地位终于获得承认。在西域的军事斗争中，金山与西州成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唐高宗时代，四镇方向的斗争起伏不定，直到王孝杰收复四镇，武则天重建四镇驻军，安西都护府与四镇才终于赢得了较长的稳定期。

四｜设立北庭都护府

根据孟凡人先生的考证，金山都护府从龙朔二年（662）一直延续到北庭都护府的建立，持续四十多年。北庭都护府是金山都护府的升级，一方面，得益于金山都护府的成功。另一方面，对应天山南部的四镇体系，天山北部的军事实力需要继续加强。长安二年（702）北庭都护府的设置，是西域历史重大事件，也是西域北部地区的大事件。从此以后，西域管理构架获得平衡，丝绸之路的管理终于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如果说金山都护府与西州都督府是平行而相互支持的机构，那么北庭都护府的设置，则把这种平行的机构改变为上下级的关系，如同贞观十四年西州领导庭州一样，现在天山北部地区，伊、西、庭三州之地，皆纳入北庭都护府的领导之下。后来，北庭都护府又称北庭节度使，在节度使制度日渐成熟的情况下，军事职能更加突出。《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在介绍北庭都护府时，使用如下文字：

长安二年，改为北庭都护府。自永徽至天宝，北庭节度使管镇兵二万人，马五千匹；所统摄突骑施、坚昆、斩啜；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镇兵万余人，马五千匹。……在京师西北五千七百二十里，东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骑施庭一千六百里，北至坚昆七千里，东至回鹘界一千七百里。

统合相关资料，北庭所管辖的军队有二万人，这是指瀚海军（庭州）一万二千人，天山军（西州）五千人，伊吾军（伊州）三千人。北庭军队的构成，瀚海军具有绝对优势，这是天山军、伊吾军远不能比的。这样的力量结构，实际上是战略重要性的一种表达。与四镇的军队的二万四千相比，北庭依然能够维持平衡，可以独立应对任何突发军事件。

北庭统辖地区广，甚至西向直到突骑施的中亚地区。突骑施牙帐，《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之序言和《资治通鉴》天宝元年十节度条的记载都是“突骑施牙帐，在北庭西北三千余里”。北庭管辖范围从突骑施牙帐到伊吾界，正是丝绸之路的繁荣路段。其中的四至，最北是七千里，这应该是一个模糊距离，表达的是北方概念。总之，北庭辖地是一个辽阔的区域，尤其是掌控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对于东西方联系的作用巨大。

张广达先生曾经论证西州的人力紧张问题，沿着这个思路，从庭州到北庭，人力紧张程度远较西州为甚。北庭时代，西州变成第二道防线，成了北庭的后方，因为接受北庭都护府的指挥，西州在人力上支援北庭变得十分日常。吐鲁番曾经出土一件开元四年（716）的《唐李慈艺受勋告身》，可以从中看出北庭主力的瀚海军的兵员来源情况，录文参见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一文。

文书抄写有遗漏，列举立功人员共455人。这些人都是瀚海军的兵士。他们经历了河西阵、白涧阵等六个战阵，获得酬勋十转的奖励。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受勋兵士来自各地，其中关内道280人、河东道288人、瓜州1人、甘州3人、西州11人，而属于北庭本地的人只有14人。瀚海军是靠全国调配力量支撑的，可见，这是与提升庭州地位并存的政策，考虑到庭州人力有限的问题，实行全国调集军事力量的办法予以解决。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开辟，同时探索丝绸之路的管理方式，西域都护府不仅是汉朝的制度，还被后代所继承。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军事保护是必备条件，唐朝继承西汉体制，又多有发展，加强西域的军事力量是逐渐探索出来的发展路径。最初，唐朝以西州为基地，设立安西都护府，而安西都护府转移到龟兹，应该是最初的设计如此。庭州的战略地位逐渐被发现，最终围绕庭州建立北庭都护府，成为新的军政体制。北庭都护府的建立，与天山南部的安西都护府齐头并进，成为管理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双峰。北庭都护府是经过多年的探索才最终设立的，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特征。

北庭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唐朝西域和丝路管理体制的探索最终完成。事实证明，新体制在维护边疆稳定、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