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战争中的夷陵

　　摘　要：夷陵是三国重镇与交战热点，原因在于它地扼峡口交通枢要，附近岭谷交错利于设防。曹操、刘备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并置临江、宜都郡，成为独立的军政建置。猇亭之战后，孙权设立西陵都督辖区。孙吴后期分宜都数县立建平郡，又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反复合并分离，下诏调离步阐而引起叛乱。蜀汉亡国后，西晋以峡江航道作为伐吴的主攻路线。孙皓忽视荆州西部的防务，致使王濬舟师顺利出峡攻占西陵，乘势东下灭亡吴国。

　　一、夷陵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

　　夷陵为两汉荆州南郡所属县名，位于今湖北宜昌市区，因西北有夷山而得名。汉末军阀混战以来，该地受到各方的重视而竞相攻取，成为交战的热点区域。顾祖禹曾论夷陵：“三国时为吴、蜀之要害。吕蒙袭公安，降南郡，陆逊别取宜都，守峡口以备蜀，而荆州之援绝矣。先主之东讨也，从巫峡、建平至夷陵，列营数十，陆逊固守夷陵以待之。”又云：“及王濬克西陵，西陵以东无与抗矣。”[1]从赤壁之战以后至西晋灭吴，夷陵及所在的宜都郡境发生过多次激烈争战，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点所致。学术界关于三国夷陵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公元222年的吴蜀夷陵之战上，例如这次战役的经过与历史意义及战场位置，双方的兵力规模以及统帅作战方略的成败原因等等，[2]但缺少对夷陵在整个三国战争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历史演变过程的综合性宏观研究。笔者不揣冒昧，试作此文以资弥补，现分述如下：

　　(一)地扼峡口的交通枢要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分据扬、荆、益三州以对抗曹魏，各自拥有太湖平原、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三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它们之间的沟通联络主要依靠长江航运，特别是成都平原和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南郡地区，来往必须仰赖三峡水道与沿岸的陆路。汉魏六朝之三峡，一名广溪峡，即后代之瞿塘峡；二为巫峡，其间首尾百六十里；三为西陵峡，“峡长二十里，层岩万仞”。[3]夷陵正处于西陵峡的东口，即鄂西山地峡谷与江汉平原的交接地段。三峡数百里沿岸峰岭夹峙，长江受其拘束而河床狭窄，激流奔腾，间布险滩，舟船航行屡有败毁之灾，两岸道路亦崎岖难行。而夷陵之东，过荆门、虎牙两山，江面豁然宽广，水流减缓，船只行驶较为安全；陆路也进入地势开阔的平川，车马奔驰即抵达都市江陵。受地形和水文条件的限制，蜀地军队沿三峡东行，不论是乘舟浮流还是步骑行走，都会受到峡江航道与沿岸山路的拘束，只能列为纵队依次前进，大规模的兵力无法展开，因此在峡口实施阻击可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如陆机所言：“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4]刘备征吴兵出三峡，就是在夷陵地区受到阻挡，大量部队迟滞在峡内，不能集中到前线与吴军交战，因而陷于被动，最终被陆逊火烧连营，一举击溃。

　　夷陵之北接境于汉朝南郡属县临沮(治今湖北南漳县东南城关镇)，即荆山附近的沮水、漳水流域，其北方有路通往襄樊，“借荆州”后该地归属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擒杀关羽、重夺荆州，收缩北部防线至江陵郊野，沮、漳流域沦为魏国襄阳郡领土。故猇亭之战后，被困在江北夷陵的蜀将黄权领兵投降曹魏，即沿此道经襄阳到达魏荆州治所宛城，再北赴洛阳朝见曹丕。嘉平三年(251)魏将王基率众袭击夷陵，泰始八年(272)杨肇挥师救援西陵叛将步阐，也是经由此道。另外，自夷陵溯江至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再沿香溪河北上，可以抵达房陵(今湖北房县)。刘备夺取汉中后，即令驻守夷陵的宜都太守孟达自秭归北攻房陵，并在上庸(治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与刘封会师。孟达降魏后，曹丕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位于吴国夷陵所在宜都郡的北境。刘晔曾云：“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5]因此，夷陵是在西、北方向两面临敌，承受着沉重的军事压力。如陆抗所言：“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6]

　　在夷陵江南对岸的佷山(今湖北长阳县西)、夷道(今湖北宜都市)两县，均有道路向南通往湘西的武陵郡。黄初三年(222年)二月，刘备率兵自秭归出峡到达夷道猇亭，“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7]就是经此路南下联络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击吴。综上所述，夷陵西入三峡，北上临沮，东抵江陵，南到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属于水旱道路四通的转运枢纽，控制它可以阻断敌兵几个方向的去路。

　　(二)岭谷交错的设防要戍

　　夷陵所在的蜀、吴宜都郡位处鄂西山地的东段，其西、北、南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刘备东征时，陆逊依据山险进行坚守，使蜀军顿足不前。景元二年(261)，曹魏命令荆州驻军南伐，征南将军王基上书反对此次行动，认为敌情未明，季节不适，而且夷陵以北地形复杂，大军难以展开进攻。“夷陵东道，当由车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当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8]执政的司马昭接受建议，取消了这次行动。

　　古代以江陵为中心的“荆襄”“荆楚”地区，“山陵形便，江川流通”。[9]其北、东、南三面为汉水、长江环绕，西边有大巴山、荆山、巫山阻隔，在军事防御上自成一个由天然工事拱卫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的周边要戍，“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10]而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并非大患。夷陵扼守其西方通道，不仅是水旱道路辐辏之处，周围的险峻地形也有利于设防拒敌，这便是它在汉末三国时期成为军事重镇的主要缘故。

　　二、曹操建置临江郡之始末

　　夷陵虽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是从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往往不是仅凭孤立的地点进行死守，而是和对岸的夷道、佷山以及入峡西邻之秭归、巫县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狭长的控制长江三峡东段以及峡口区域的枢纽地带，这样在交战中可以根据局势变化进行兵力的部署调整，拥有攻守进退的充分余地，以便达到最佳的防御效果。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合并起来，另外设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行政管辖区域，这一战略构想最初是由曹操提出并实施的。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亲率大兵南征，他在占领荆州之后对当地的政区重新规划建置，其中包括将东汉南郡所辖的三峡东段及峡口附近诸县划分出来，“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11]以便其在割据兼并战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按《后汉书·郡国志四》载南郡所辖十七城，在枝江以西者有巫、秭归、夷陵、夷道、佷山五县。据杨守敬考证，曹操临江郡治和后来蜀、吴的宜都郡治皆在江北的夷陵。“郦氏于刘备改宜都下称郡治在夷道东，盖因宋、齐郡治，牵叙先主事于此耳”。[12]曹操设临江郡后，没有派遣精兵干将，仅在夷陵要地留驻区区数百人马。后来周瑜进攻荆州，“(甘)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13]此条记载反映曹仁亦未意识到上述兵力部署的缺陷，以致被甘宁轻易夺取，后来再领数千人来争，已是无法补救了。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曹操平定荆州后分置临江郡只是空头举措，既没有派遣足够兵力进驻夷陵，也未能实际掌控三峡东段各县，结果很快丧失了峡口重地，并对南郡战事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刘备集团治下的宜都郡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役后经过岁余激战，迫使曹仁撤出南郡，从而完全控制了从江陵西至峡口的领土。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后统治了这一区域，又将临江郡名改称宜都。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南郡又被孙权袭取。刘备占领南郡等地后，“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南三郡事；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住江北。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14]此时孙权仍未取消进取益州的计划，企图联合刘备共同入川，但是遭到拒绝。孙权独自派兵西征，却在夏口遭到刘备军队的阻拦。“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15]值得注意的是，刘备还在南郡、宜都等地做出了准备抗御吴军西进的军事部署，并让张飞从夷陵进据三峡中段的秭归，最终迫使孙权撤兵作罢。“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16]张飞后来调赴南郡，[17]宜都郡军政事务由向朗统领，他本是襄阳名士，据其本传所载：“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张飞离任后，刘备“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18]按临沮县邻近夷陵，道路相通。向朗曾任临沮县官，熟悉当地情况，又在刘备危困之际前来投奔，说明政治上相当可靠，所以被委此重任。他主持宜都军政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夏，在刘备攻克成都之后，才被调入川中。在此期间，荆州发生了两次大规模部队西征的军事行动。建安十六年(211)刘备接受刘璋抵御汉中张鲁的邀请，“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19]后来刘备与刘璋反目为仇，自葭萌(治今四川广元西南)领兵南下，但在雒城受阻，为此在建安十九年(214)春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率众溯江入蜀相助，估计亦有数万人。这两支大军及其后勤供应都是通过宜都郡境穿越三峡而进入巴蜀的。刘备攻占成都、全据四川之后，对益州郡县的行政建制作了若干调整，其中包括将原属荆州宜都郡的巫县等地割出，与巴东郡诸县合并成立了固陵郡。[20]

　　继任向朗者为蜀将孟达，刘备、诸葛亮先后率军入蜀，孟达“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21]建安二十四年(219)春，刘备夺取汉中后，“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22]随即留驻当地。接替孟达职务者为樊友，当年冬天孙权袭取荆州，派陆逊进攻夷陵。“(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23]该郡从此落入东吴手中。蜀汉最后一任宜都太守为廖化，刘备章武元年(221)七月出川东征，陆续占领巫县、秭归、佷山，前锋到达夷陵、夷道，收复宜都郡境近半。此时原关羽主簿廖化逃亡来归，“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24]次年刘备兵败猇亭，退回永安，宜都郡境复为吴有，廖化的太守之职也就自然终止了。

　　纵观蜀汉宜都军政长官的任命，反映出刘备对该地的关注程度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借得荆州之初，刘备的作战计划就是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战略意图来准备的，先取荆州，再进据“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巴蜀。宜都郡地处峡口与三峡东段，为刘备入川作战的必经之途，因而倍受重视，故派遣情同手足的勇将张飞前往镇守。刘备攻取成都时在雒城受阻，他孤注一掷地命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蜀相助，除了关羽留守之外，几乎把荆州的智能忠勇之士抽调一空。王夫之对此评论道：“为先主计，莫若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25]即便是在占据四川之后，刘备也没有往荆州回遣能臣干将，相反却是继续在那里挖掘人才调入巴蜀，就连向朗等人也不放过。这一举措带来的恶果就是造成关羽手下匮乏才士，表现为后方留驻的郡县官员和将领不堪重用。对夷陵等兵家必争之地的防守，此时也被刘备所忽视，他所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胆怯无能，根本承担不了这一重任，吴军来袭即弃城逃走，让敌人轻易地占据了峡口要地，并断绝了关羽兵败入川的归途。蜀汉在荆州的惨重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刘备用人的草率不当，许多重镇的守将是庸碌之徒，而且政治上极不可靠。如屯戍公安的将军傅士仁、驻守南郡的太守糜芳，大敌来临即弃甲投降，樊友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四、孙吴初据荆州后分宜都置固陵郡始末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孙权发动荆州之役，曾派陆逊率领一支偏师进攻宜都地区。陆逊攻占夷陵之后乘胜进击，西入三峡攻占秭归，北向房陵，并遣兵渡江占领南岸的夷道，以夺取巫县而结束，控制了三峡中的巫峡和西陵峡航道。

　　孙权在获得荆州后将三峡东段与峡口地带划为两个行政、军事辖区，分别遣将镇守。《魏氏春秋》曰：“建安二十四年，吴分巫、秭归为固陵郡。”[26]这是把与蜀汉接壤的边境两县单独立郡，任命擒杀关羽有功的猛将潘璋为太守；为了增强兵力，还把甘宁旧部也调拨给他。“权即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甘宁卒，又并其军”。[27]陆逊仍为宜都太守，其郡境仅辖夷陵、夷道、佷山三县。分置固陵郡的原因，陈健梅认为有奖励功臣和便于控制的缘故。又云：“吴分宜都置固陵郡还有其战略意义，固陵郡所在，截长江巫峡之险，以作为对蜀边防前线。”[28]但是从后来夷陵之战的情况来看，孙权建立的固陵郡并没有起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试述如下：

　　刘备于黄初二年(221)七月东征，轻易地突破了吴国的三峡前沿防线。“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29]在收复两县之后，蜀军便出峡进攻。“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30]看来孙吴方面并未在固陵郡内坚守战斗，只是稍事抵抗便撤出三峡，沿途的各座要戍均被放弃，因此后来两军在猇亭相持时，陆逊部下诸将埋怨道：“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31]实际上，陆逊使用的是诱敌深入之策。从地理形势上看，巫县、秭归距离峡口的夷陵较远，其间巫峡与西陵峡两岸山道崎岖，江流湍急，又多有滩礁险阻，溯流而进极为艰难，所谓“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32]陆逊如果在巫县、秭归一带与敌军持久相拒，则蜀汉顺流补给容易，而孙吴溯江数百里进行物资供应和兵力补充非常困难，所以他不愿在此地与刘备展开决战，主动放弃了数百里沿江地带，引诱蜀军出峡，借此获得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有利局势。夷陵战役之中，潘璋所部归属陆逊麾下。后来刘备兵败，吴军又占领了秭归、巫县，但是孙权却将两县重新并入宜都郡。吴增仅对此考证云：“(章武)二年猇亭之役，吴复有二县，宜又还属宜都。故孙休时又分宜都置建平也。”[33]陈健梅亦认为固陵郡是在夷陵战役之后废除，“据《潘璋传》，刘备出夷陵，潘璋与陆逊并力拒之。猇亭之役后，潘璋拜襄阳太守，固陵郡盖废于此时，即黄武元年”。[34]从那时到永安六年(263)共四十余载，宜都郡始终保持最初的辖境，即统领夷陵、夷道、佷山、秭归、巫等县。看来吴国统治集团在猇亭战后认识到此前将秭归、巫县分出另置郡守对三峡防务并非有利，因此没有恢复固陵郡的行政、军事区划建制。

　　五、陆逊南移宜都郡治与夷陵之战的军事部署

　　陆逊在荆州之役后领宜都太守，其驻地即郡治仍在江北的夷陵。但是在黄初三年(222)刘备兵出三峡时，孙吴的宜都郡治却迁徙到南岸的夷道县境。《水经注》卷三四《江水》夷道县条曰：“郡治在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为二江之会也。”杨守敬按：“《舆地纪胜》，故宜都郡城。”[35]表明这是陆逊领宜都太守时在夷道新建的郡城。其城址位于夷水汇入长江之口，故云二江之会，属于交通枢要。笔者按：汉朝夷道原建有县城，陆逊新筑郡城在其东边五十余里。《太平寰宇记》：“宜都县，本汉夷道县，属南郡，故城在今县西。”又云六朝时“故夷道县城，在县东五十里。唐贞观八年废入宜都县”。[36]刘备来征时，陆逊曾命令孙桓据守西边前线的汉夷道县城，而自己驻扎在位于东边后方的新筑郡城。[37]

　　前文已述，刘备宜都郡治夷陵，陆逊初据宜都时亦驻守夷陵，但是为什么后来要将郡治移到南岸呢？笔者认为，这和孙吴此番作战的军事部署调整有关。夷陵之战的主要战场猇亭(今湖北宜都市西)是在江南的夷道县境，[38]《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章武二年吴将孙桓别击汉前锋于夷道，为汉所围，即此。吴亦为宜都郡治。”又云：“猇亭，在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39]《华阳国志》卷六亦云：“先主连营稍前，军于夷道猇亭。”[40]因此，陆逊把吴军主力和统帅驻地也部署在夷道附近。他被孙权任命为大都督，兼领宜都太守，故所驻之处即为治所，并筑城据守。吴蜀双方为什么要在南岸的夷道县境展开决战，以致都把主将驻处和大军调遣到当地？下文对此试作探讨。

　　吴军撤出巫县、秭归等地后，蜀汉舟师乘势驶出三峡，占领了峡口两岸附近地域。“(章武)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41]但这只是蜀军的先锋部队。《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全面地记载了刘备随后的出征行动：

　　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42]

　　上述史料反映了蜀汉进攻部署包含的几项内容：

　　1．蜀军主力攻击江南的夷道。刘备所率大军未乘舟船，而是从秭归走沿江陆路，“缘山截岭”，兵出三峡；其人马约为四万余众。[43]三峡东段的地形特点，是北岸峰岭陡峭，道路狭险，不利于师旅行进，而南岸稍微平缓，这是刘备选择从南岸行军至夷道的缘故。严耕望曾云三峡陆路，“盖夷陵以上至秭归多行江南，秭归以西盖多行江北”。[44]从后来刘备败逃的情况亦可证明这一情况，他率领余众自猇亭沿江西奔，然后乘船渡江到对岸的秭归，再沿着江北的道路步行回到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45]陆逊应对刘备军队进攻的军事部署，是将吴军主力集结在敌人大兵来袭的南岸夷道县境，在峡口附近的鄂西山地阻击来寇，使其主要兵力难以展开，只能分布在沿江数百里的崎岖狭窄地段。如陆逊对诸将所言：“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46]

　　2．黄权率江北诸军屯于夷陵。刘备此番作战分兵为长江南北两路，“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47]黄权领兵在北岸驻扎，“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48]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南岸蜀军主力的侧翼安全，防止当地吴兵或北边新城的魏军进攻夺取峡口，断绝刘备的后援与归途。战役发动之前，黄权认为倾注全部军队出峡过于冒险，请求自己先行试攻，让刘备领主力殿后伺机行动，但是遭到拒绝。结果在刘备兵败溃逃后，黄权所率孤军被截断江北，他不愿投顺吴国，只得北降曹魏。黄权率领的兵马具体数量不详。从曹魏方面的记载来看，黄初三年“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49]称其为“大将”而不是普通的将军，反映其麾下人众不在少数。另外，黄权降魏后和部下官员、将领赴洛阳朝见，竟有“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魏文帝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50]由此看来，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黄权所辖兵马也应在万人以上。在夷陵的吴军并非主力，其任务只是驻守城池防止蜀兵东进，因此双方未曾发生过激烈交锋。

　　3．马良联络武陵蛮夷共同击吴。蜀军占领秭归后，“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51]《续汉书·郡国志四》载武陵郡治临沅县(今湖南常德市)，注引《荆州记》曰：“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52]当地民风彪悍，东汉时曾多次反叛。刘备率兵出峡占领佷山(今湖北长阳县)，派马良为使者由此赴武陵与之联络。当地首领沙摩柯率众赴夷道协助蜀军作战，后在猇亭之役阵亡。[53]刘备主力进军江南而不走江北，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与武陵蛮夷合兵击吴，借以壮大自己阵营的力量。江北的南郡等地原来虽是蜀汉荆州的统治中心，但是当地大族与民众已被孙权使用种种手段安定招抚，并没有反吴拥汉的政治意图。吴军初占江陵时，“(吕)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54]孙权又在当年下令，“尽除荆州民租税”，[55]并普遍任用荆州士人为官吏。[56]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如果把主力布置在北岸的夷陵去向东进攻，不仅难以获得南郡士民的支持，还有受到北方曹魏兵马从侧翼袭击的危险，这就是他选择江南的夷道为主攻方向的缘故。蒋福亚曾评论：“刘备在荆州经营多年，当他亲自举兵东下，深入吴境五、六百里，声势巨大，并与吴军相持半年以上。史籍中竟找不到荆州士民响应的材料。而他自己也只是寄希望于荆州的少数民族，特意派遣侍中马良深入武陵郡，去唆动武陵蛮。对于刘备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与悲哀。”[57]

　　陆逊审时度势，洞晓江北黄权率领的蜀军无能为害，因此只派少数部队扼守夷陵，而亲统大众在江南夷道地区抵御刘备主力，避其锐气，坚壁休战，使敌人进军受阻。如前所述，他甚至将主力稍作后撤，让孙桓孤军据守夷道城，即使被敌人围困也不肯派兵救援。蜀军欲战不能，拖延日久，以致士气低落，警备懈怠。此时陆逊下令突然发动火攻，最终击溃刘备，重入三峡，收复了秭归和巫县。

　　六、陆逊与步骘治下的西陵都督辖区

　　夷陵战役结束于黄初三年(222)闰六月，此后至岁终的数月时间里，三国的政治形势陡然剧变。因为孙权拒绝遣送太子孙登赴魏充当人质，曹丕发兵三路南征，双方进入交战状态，孙权也解除了与魏国的藩属关系。为了联手对抗北方强敌，吴蜀开始缓和敌对局面，通使重结盟好。当年孙吴在荆州的军事部署也做出了重大调整，改夷陵名称为西陵，并建立了由陆逊统率的西陵都督辖区，管理宜都郡内西陵、夷道、佷山、秭归、巫五县境域的防务，与相邻的南郡分开，各自负责对外作战。陆逊镇守西陵至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后调往武昌，接任其职务的是右将军步骘。《三国志·吴书》卷五二《步骘传》曰：“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58]由此可见，此前陆逊的军事职务为西陵都督。孙吴在沿江要戍地设置御敌的督将，简称为“督”，领兵数千至万人上下；都督的辖区更为广大，往往统领数位督将，其麾下军队可达数万之众。西陵既与魏、蜀两国接壤，又扼守峡口通道，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非常重要，所以孙权在此专设都督镇守。如胡三省所言：“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置都督，以国之西门统摄要重也。”[59]

　　陆逊担任西陵都督七年(222—229)，步骘继任其职务至赤乌十年(247)病终。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甚高，曾在赤乌九年(246)代陆逊为丞相，然而并未转赴建业，仍在西陵驻守，相位只是褒奖的虚衔而已。因为吴蜀重结盟好，双方在此期间始终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曹魏在黄初三年至四年(222—223)江陵之役受挫后，便将对吴作战主要方向转移到东边的扬州，在江淮地带用兵。孙权称帝以后曾屡次进攻曹魏，均未从西陵出兵。由于西陵与魏蜀两国交界，承受的防御压力非常沉重。尤其是蜀汉驻守上庸的孟达叛降曹魏后，受到曹丕的赏识，“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以(孟)达领新城太守”，[60]并引导夏侯尚、徐晃占领了蜀汉的东三郡，将魏国势力延伸到夷陵的北境。胡三省曰：“蜀之汉中，吴之宜都，皆与新城接连。”[61]也就是说，宜都地区是西、北两面受敌，形势非常严峻；对于战区的主将来说，能够保境平安就很不容易，称得起是恪守职责了，朝廷对其要求也应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故孙吴在此阶段并未由夷陵出兵北伐，也没有遭受过敌人的进攻。在三国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宜都郡——西陵都督辖区难得地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岁月。

　　七、步协、步阐驻守西陵时的部署更变

　　步骘在赤乌十年(247)病逝，西陵军镇的主将职务先后由其子步协、步阐兄弟接替，具体时间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步协在西陵领兵的事迹最晚见于孙休永安七年(264)，蜀国灭亡后，“吴人闻钟、邓死，百城无主，有兼蜀之志，而巴东固守，兵不得过，乃使抚军步协率众而西”，[62]进攻罗宪镇守的永安城，结果连续遭到挫败，在当年七月撤回西陵。孙皓在次年(265)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63]看来当时步阐已经继任兄职，因此步协之死应在这两年之间。至晋泰始八年(272)，朝廷调步阐回京，他疑惧而降晋。陆抗在当年冬攻克西陵，将其诛灭。步氏兄弟镇守西陵的二十余年间，当地的战事逐渐激烈，受到政治形势急剧动荡的影响，吴国对西陵——宜都地区的军事部署在此阶段发生了频繁而明显的变化，有以下几项值得注意的内容。

　　(一)分宜都数县置建平郡

　　孙休永安三年(260)，“分宜都置建平郡”，[64]属县有巫、秭归、信陵(今湖北秭归县东)、兴山(今湖北兴山县)、沙渠(今湖北恩施县)，其辖境相当于今重庆市奉节县以东，湖北省空泠峡以西的长江两岸包括大巴山区的大宁河流域、鄂西山地的香溪河流域与南岸清江上游山区。其中信陵、兴山、沙渠三县应为建郡之后从秭归、巫县境中分置。建平郡的治所，据《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所言是在巫县。“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但杨守敬按：“《通典》谓吴置建平郡，在秭归县界，与《注》治巫城异。”[65]陈健梅综合史料，指出孙吴建平郡初治巫县，后治秭归，以上两说可以并存。“孙休始置郡时治巫，泰始五年(吴建衡元年)晋袭取巫，吴建平郡徙治秭归，《寰宇记》等诸书所言郡治秭归，乃是泰始五年以后的情况”。[66]

　　关于此次行政区划的改动，学界认为：“建平郡的设置实际上是固陵郡的重置。”[67]体现了孙吴对西陲边界防务的重视与加强。当时蜀汉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已经呈现出亡国之征。吴国于此时在西陲专设建平郡，可能是判断蜀汉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大灾变，唯恐祸及己邦，故未雨绸缪，提高对这一战略方向的警惕戒备。据史籍所载，吴国担任建平太守者，孙休时有盛曼，曾西征蜀汉永安城。孙皓时有吾彦，他初为陆抗麾下小将，因为勇略出众受到提拔，出任建平太守。西晋平吴之役中，“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礼之。吴亡，彦始归降”。[68]

　　(二)西陵、乐乡都督辖区的反复合并分离

　　孙吴统治荆州前期，西陲的南郡、宜都两郡各自成立一个都督辖区，南郡由朱然驻守江陵，后移镇乐乡。宜都防务则由陆逊、步骘负责，镇守西陵。在步骘去世以后，孙权下令将这两个都督辖区予以合并，由乐乡都督朱然统一辖制。“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孙)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69]其原因是继承父业的诸葛融、步协才能与声望有限，难以独自承担重任。而朱然身经百战，胆略过人，是当时孙吴仅存的著名将领，所以让他统辖江陵、乐乡、公安、西陵诸座军镇。赤乌十二年(249)朱然病故，由其养子施绩继任乐乡都督。但是他只负责乐乡、江陵两岸的军务，和朱然前期的职权相同，无权调度其他军镇的兵马。例如，王昶攻打江陵城受挫而退，施绩想要追击但是兵力不足，却不能指挥公安督诸葛融的军队，只得写信请求他出兵协助。诸葛融与其不睦，伪作应允而未率众助攻，结果导致作战失败。由此可见，朱然死后荆州西部又恢复了旧有的辖区部署，只是公安、西陵守将皆为督将，没有在这两个军镇设立都督。

　　孙休即位后(258)，又升迁施绩军职。“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70]表明他有权监督干预荆州西部沿江各地的军务。次年(259)孙休又做出调整，任命陆抗为西陵都督，“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濑)至白帝”。[71]卢弼按：“孙吴于沿江要地置督，分段管辖。自(益阳)关羽濑至白帝城，即西陵(都)督之辖境。”[72]不过，因为当时施绩还是乐乡都督，辖制江陵、乐乡、公安等军镇，按照情理来说，陆抗所管辖的区域应该只是宜都、建平二郡。实际上，当时南郡与宜都两郡仍是各自成立都督辖区，和孙吴初据荆州之时相同。只是到了十一年后(270)施绩病逝，孙皓才重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合并，由陆抗统管，并移镇乐乡。[73]

　　如前所述，孙吴在赤乌十年(247)和建衡二年(270)两次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进行合并，都是在某位都督(步骘、施绩)猝然离世之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只好把两个战区并归一位名将统领。这样调整的好处是便于协调兵力、统一指挥，可以避免出现掣肘的情况，如前述诸葛融不肯协助施绩作战之例。其缺点是辖区地域广大，位处西陲前线的建平、宜都郡与乐乡都督治所相距较远，处置紧急军情时联络支援均不方便，需要跋涉数百里路，可能会因为救援不及而贻误战机。陆抗在临终前上奏朝廷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74]由于上述缘故，凤凰三年(274)陆抗病逝后，孙皓重新分置西陵、乐乡都督辖区，西陵都督为留宪，[75]统领宜都、建平两郡防务。乐乡都督为宗室孙歆，[76]主持南郡战区。这样一来，荆州西部的军事部署在几经反复之后，又回到了陆逊、朱然分别担任都督，驻守西陵、乐乡的旧有格局。而步协、步阐驻守西陵长达25年(247—272)，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获得其父担任过的都督一职，只是出任秩位较低的督将，即“西陵督”，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才能平庸，又不被信任的缘故。

　　八、孙吴西陵的城防部署

　　孙吴在西陵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由以下几座城垒组成：

　　(一)夷陵县城

　　在今湖北宜昌市区东南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夷陵废县，今州治，故楚西陵邑也。……秦置夷陵县，汉因之，为南郡都尉治。”又云：“后汉仍为夷陵县，建安十四年曹操置临江郡于此。”[77]周瑜进攻南郡时，派遣甘宁袭取夷陵，守军仅满千人，后被曹仁五六千人围攻，甘宁还是守住城池，等到援军解围，由此可见县城的构筑坚固。刘备出峡东征时派黄权领兵赴江北，孙吴偏师守夷陵城与之相拒。战后陆逊任西陵都督，曾驻该城以为治所。

　　(二)步骘城和步阐城

　　步骘父子镇守西陵时，曾分别建造城垒以加强当地的防御。《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提到他们在与江岸衔接的沙洲——故城洲上筑城。“江水出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故城洲上，城周一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孙皓凤凰元年，骘息阐复为西陵督，据此城降晋，晋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为陆抗所陷也”，[78]学界或认为此段文字记载的是同一座城池，即步阐故城为其父步骘所建。但另据史籍所载，陆抗赴西陵平叛时曾更筑长围，“自赤溪至故市”。[79]《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八年胡三省注曰：“故市即步骘故城，所居成市，而阐别筑城，故曰故市。”[80]说明这是两座不同的城垒。据此分析前引《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步阐城(或云步阐垒)筑于故城洲的洲头、即郭洲之上，城垒略小于洲头的面积。“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步骘所筑城垒则在故城洲上，“城周一里”，比起“长二里，广一里”的步阐城要小许多。据刘开美研究，步阐城位于古郭洲坝上，即明清东湖县城附近。他列举了多条史料后指出：“这表明步氏父子两城是南北相邻的，都处于赤溪下游，步骘故城在赤溪以南、步阐故城以北。”[81]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两座城垒筑于附岸的沙洲之上，而故城洲三面被江水环绕，增加了敌人攻城的难度。陆抗出任西陵都督时，也曾对其实施筹划建设，因而守备相当坚固。后来步阐据城叛乱时，陆抗即对诸将说：“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故采取筑垒围困的战术，“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82]说明步阐城具有较高的防御效能。

　　(三)陆抗城

　　陆抗领兵平息步阐叛乱时所筑。《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曰：“江水又东迳故城北，所谓陆抗城也。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熊会贞按：“《初学记》八、二十四引《荆州图记》，夷陵县南对岸有陆抗故城，周回十里三百四十步，即山为墉，四面天险”。[83]据《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所言，他修筑此垒的目的是“内以围阐，外以御寇”，即对内封锁步阐城里的叛军，对外阻击西晋荆州刺史杨肇所率的援兵。其范围是“自赤溪至故市”，[84]如前所述，“故市”即步骘故城所在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赤溪，在州西北五里，即陆抗筑城围步阐处，东合大江。或谓之东坑，陆机《辨亡论》曰：‘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李善曰：‘东坑在西陵步阐城东北，长十余里，抗所筑城在东坑上。’”[85]刘开美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提出：陆抗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从西、南、北三面对步阐城进行围阻，东面有东湖、东山等天然屏障，因此尚未设围。西面设围即是西坝上的陆抗城，城垒依托迎门山、炮台山、杨家山就势而筑土垣，四面皆为天险。南面设围在今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中的中书街一带，“北面设围在《三国志·陆抗传》中只写了简短的10个字，即‘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86]陆抗城至今已毁没无存。

　　九、西晋平吴之役前后的建平和西陵

　　(一)晋军伐吴主攻方向和路线的选择

　　司马氏灭蜀代魏之后，便逐步准备伐吴统一天下的作战。赤壁之战以后，曹魏的大规模南征采用过数条进攻路线，均由河道或水陆兼行以临江畔。其一，自寿春沿肥水至合肥，再经施水入巢湖，转由濡须水入江；就是曹操“四越巢湖”的用兵途径。其二，由寿春至合肥后，走陆路沿巢湖西岸南下经舒县(今安徽舒城县)，抵达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再顺皖水到皖口(今安徽安庆市西南山口镇)入江。太和二年(228)魏扬州都督曹休“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87]即由这条道路进军。其三，从末口(今江苏淮安市)沿中渎水、即古邗沟南下，至广陵郡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西南)入江，此为曹丕在黄初五年(224)、六年(225)亲率舟师征吴的路线。其四，以襄阳为基地南下，陆路经宜城、当阳直抵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即著名的荆襄道。曹丕在黄初三年(222)发动江陵围城之役，羊祜在泰始八年(272)出兵攻江陵以解步阐西陵之围，走的都是这条陆道。水路则顺汉江东南行，至汉津、即扬口(今湖北潜江县西北)转入扬水，向西南航行至江陵北郊。其五，从襄阳乘汉水向东南穿过江汉平原，在沔口、或称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入江。司马懿曾向明帝献计，“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88]

　　但是上述道路均有各种局限性，不利于大型战舰和运输船队航行入江。或是由于自然条件，如中渎水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曹丕黄初六年(225)征吴，还师到精湖时船只搁浅。沔口附近航道相当狭窄，利于守敌阻击而堵塞航道。[89]皖城北至巢湖皆为陆道，船只无法在江淮之间直航。或是因为吴国所设的人为障碍，例如建兴元年(252)诸葛恪在东兴(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筑堤阻断濡须水，使曹魏战船不得通过。陆抗任乐乡都督后，在江陵以北构筑大堰，羊祜攻江陵时企图以船运粮秣，陆抗闻讯后命令破堰放水，迫使敌军改为费损功力的车运，未能按时赶赴前线，导致战役失败。如上所述，缺乏理想的入江航道，给曹魏水军和运输船队南下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蜀国灭亡之后，利用浩荡的长江三峡水道顺流东下，成为西晋使用舟师破吴的最佳路线。汉魏六朝时期三峡两岸的毁林开荒和水土流失还不像后代那样严重，虽有险滩激流，也不妨碍大型船队行驶。荆州都督羊祜经过深思熟虑，向朝廷进献伐吴之策，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90]采用多路进攻以分散敌人的注意与防守兵力，并举荐王濬在巴蜀主持备战，“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91]此项工作持续数年，使益州水师囤积了大批战舰，形成了对吴作战的压倒性优势。

　　(二)晋军在战前的准备举措

　　在平吴之役发动之前，西晋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强军事优势和削弱对手的力量。大致有以下几项：

　　1．夺取前哨据点。西晋永安守将罗宪原任蜀汉巴东太守，熟悉边境军情。他乘敌不备，在泰始五年(269)袭取吴国边陲重镇巫城(今重庆市巫山县)，[92]获得了兵出三峡的前哨阵地。

　　2．筑城信陵戍守。信陵县在建平郡治秭归县东，孙吴原来于此设立过军镇。建衡二年(270)施绩去世，朝廷将其军务移交陆抗。“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93]孙吴末年或因兵力短缺，信陵废弃不守，晋军乘虚而入，在该地筑城屯兵，从而截断了孙吴建平郡与后方的陆路联系，使其陷入孤立状态。《会稽典录》云钟离徇，“拜偏将军，戍西陵。与监军使者唐盛论地形势。谓宜城、信陵为建平援，若不先城，敌将先入。盛以施绩、留平，智略名将，屡经于彼，无云当城之者，不然徇计。后半年，晋果遣将修信陵城”。[94]吴增仅评论道：“据此，则(信陵)县盖与郡同置，旋弃不治，复为晋有矣。”[95]

　　3．施计撤换吴军干将。吴将张政经验丰富，颇具才干，由他驻守西陵会妨碍西晋的用兵。为此，晋朝荆州都督杜预使用离间之计，使其罢职离任。杜预偷袭边境成功，张政“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96]

　　综上所述，晋朝伐吴之前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占据了有利的形势，致使吴国在开战之际已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晋军伐吴时在建平、西陵的作战

　　咸宁五年(279)冬，晋武帝发动了平吴战役，共分六路出征。“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97]其中王濬、唐彬率领的益州部队最为强大，“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98]因而是当之无愧的主力，承担了摧毁吴军沿江防线各座重镇和直捣都城建业的重任。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孙吴在建平、西陵两地的防务都有明显的破绽。驻守秭归的建平太守吾彦，在晋军筑城信陵后，已被隔断了通往后方的陆道，只能依靠水路来往；他请求朝廷增兵又遭到拒绝，被迫用铁链封锁江面。王濬早已获取有关情报，他采取火攻与木筏前驱之策，扫荡了江中的铁索与铁锥。对于防守严密的建平郡治秭归，王濬并未使用强攻，以免耽搁时间致使贻误战机，而是绕过其地，攻克其东邻的丹阳。“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99]对吾彦据守的建平郡治秭归则采取围而不攻，弃置后方，使其变为一座无能为害的孤城。

　　峡口的吴军分布在西陵、夷道和荆门三地，兵力薄弱，未满常额。陆抗在病终之前，曾上疏痛陈其窘境：“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他恳请朝廷补齐兵员，以保全边境安全。“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结果仍未引起孙皓的重视，始终未予增兵。非但如此，为了防止陆氏宗族过于强盛，威胁皇权，孙皓还在陆抗死后将其旧部拆散，令其诸子分别统辖。“(陆)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100]而且不让他们担任乐乡或西陵都督的要职。此举使原本薄弱的西陵防务更加衰敝，以致在敌人大军来攻时不堪一击。晋军在此次战役中协同作战，王濬出峡进攻西陵等地时，荆州都督杜预率兵自襄阳南下进攻南郡城镇，“陈兵于江陵，遣将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州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101]此举使对岸的乐乡军镇无暇抽调兵力前往西陵援助。吴蜀夷陵战役之际，因为孙权伪降曹魏，荆州魏军并未乘机南下夹攻，陆逊得以把镇守江陵的朱然所部调往前线，集中兵力来对抗刘备。而此时宜都各地吴军势单力孤，没有后方支援，难以抵抗强大的西晋水师，王濬所至作战如同摧枯拉朽。“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102]从而完全占领了孙吴的西陵都督辖区。此后的进攻则为平流进取，再没有遇到过顽强的抵抗。“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103]从而迫使孙皓出城归降，取得了征吴之役的最终胜利。

　　夷陵乃至宜都地区的防务，因为附近山岭遍布，道路崎岖，利于设立城戍关塞阻击陆上来犯之敌。如果敌寇由长江水路顺流而下，大举进攻，则难以招架。当年夷陵之战陆逊与刘备相持，所顾忌的就是蜀汉水军乘势东进，配合主力作战。后来见刘备放弃对舟师的使用，这才放下心来。他给孙权上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吴末陆抗亦担心西晋的益州水师出峡作战，上疏曰：“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104]据陆机《辨亡论》所述，蜀汉被灭之后，曾经引起孙吴朝廷群臣的恐慌，纷纷提出各种堵塞江流的建议。“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孙皓最终接受了陆抗镇守峡口伺敌决战的主张。“天子总群议而咨之大司马陆公。陆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伎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105]这实际上是沿袭了陆逊夷陵之战的用兵方略，但是并未增强戍守西陵、建平的兵力。陆抗死后，尽管屡屡接到西晋在益州大造舟舰、准备东下的报告，孙皓仍然没有做出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调整，以致在王濬水军出峡进攻后一败涂地。按照晋将杜预在开战前夕的顾虑，此时吴国正确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将国都和军队主力西迁到武昌，并把水军精锐集结在夏口，以便在西陵、南郡等地发生激战后迅速增援。如果采取上述部署，杜预认为很难在短期之内灭亡孙吴。“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106]但孙吴政治腐败，君臣昏庸，看不到面临的危险境地，以致让晋朝将帅抓住其西陲防务的破绽。王濬大军乘舟顺利东下，攻克西陵诸镇以后，孙吴国门洞开，任凭西晋船队长驱直入，其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