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之后的五年

作者:后来学的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当年就被东汉政府给镇压了。

这一点跟之前两次农民起义的情况明显不同。

秦末和西汉末年（准确说是莽新末年）的农民大起义，都在起义后不久，就推翻了原来的统治政权，原来的王朝统治者也在起义和骚乱的浪潮中被彻底淹没。可至少从形式上看，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王朝还继续存在了三十六年，当时的皇帝汉灵帝一直安然无恙地活了五年，直到病死。如果不是病死，我们就不能断定说，汉灵帝和东汉政权的命运，一定会怎样怎样。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是一眨眼。五年之内，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也一定会让有些东西消失。

从“黄巾起义”到汉灵帝驾崩，正好五年。这五年，以前从未见有人好好说过，总是模模糊糊、语焉不详地一带而过。

其实，它值得一说。

一、这五年值得一说

好多历史书写东汉，写到“黄巾起义”就结束了。

像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东汉部分最后一章的大标题就是“黄巾大起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东汉部分最后一节小标题，也是“黄巾大起义”。

这不是相信唯物史观和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为纲的人才有的想法。《剑桥中国秦汉史 导言》的一开头，就这样说：

甚至可以认为，公元184年黄巾叛乱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汉帝权威的结束。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钱穆的《国史大纲》，里面有一节专门讲“东汉兴亡”，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出现“黄巾”字样，好像“黄巾起义”根本不存在，或者对东汉兴亡丝毫没有影响，完全不值一提。

我搜索统计了一下，《后汉书》（包括司马彪的《续汉志》）里，“黄巾”一词，共出现了108次。另外，张角也出现了41次。要知道，这是范晔没给“黄巾”单独作传下的数字。

《三国志》（包括裴注）里，“黄巾”也出现了75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黄巾起义”肯定都是东汉末年的一件大事，就算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就算钱穆视之如无物，它也是一件大事。这么说，并非一定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相反，如果讲东汉的兴亡，偏偏故意不提“黄巾起义”，才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

“黄巾起义”对东汉王朝的最终走向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东汉的最终覆亡，跟它有最直接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从“黄巾起义”到东汉王朝的正式结束——即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给曹丕，——这中间还有三十六年，但有句话大家很熟悉，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是东汉政权名存实亡的三十年（也有人认为，应该从建安年算起，前面的初平和兴平数年，还算正常，这区别实在不大）。什么叫名存实亡，好比一对夫妻，早已没有共同生活了，只是没办离婚手续而已。

因此，好多历史学家把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放到了三国魏晋，意思是，这段时间已经进入三国了。[1]

这一点，学界和民间达成了难得的一致。对于深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中国民众来说，对此早已有了根深蒂固的认识观念和习惯，否则真要从公元220年汉魏禅代才算三国的开始，那许许多多，——应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都迈不进三国的门槛，曹操、周瑜和关羽，还有吕布、袁绍和荀彧，就都不能算三国人物，只能说是汉末人物，“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也不再是三国故事。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事。

所以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间，它具有双重属性，就像一位出轨已久的男人，从法律关系上看，尚属原配，但从实际生活来看，却早已是“小三”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是东汉政权名存实亡的三十年。

凡事都有因果缘起，这种名存实亡从何而来？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开始的？怎么就会名存实亡了呢？这就得从汉献帝的父皇、也是他之前的那位皇帝——汉灵帝说起。[2]

从“黄巾起义”到献帝退位，前后三十六年，但汉献帝在位只有三十年，那多出来的几年——除了少帝刘辩在位的四个月外——就是汉灵帝在位的最后时间。

汉灵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就是“黄巾”之后的五年。

“黄巾起义”是东汉王朝走向崩溃的开始，这是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但东汉王朝从何时开始名存实亡的，却是一个有分歧的地方。有人认为“黄巾起义”一爆发，东汉政权就开始名存实亡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应当从汉献帝即位后算起。我同意后一种说法。

就是说，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跟汉献帝在位期间，不能等量齐观。

如果我们把从“黄巾起义”爆发到献帝退位这段时间，作一个“历史年代学”的划分，它大致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

（一）、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即从“黄巾起义”到灵帝驾崩）

（二）、灵帝驾崩到董卓之死

1、灵帝驾崩到董卓进京之前（何进之乱）

2、董卓进京到董卓之死（董卓之乱）

（三）、董卓以后到汉魏禅代（后董卓时代到曹、刘、孙政权成型时代）

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前后递进的关系。

本文要说的，是上面的第一个阶段。

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是一个值得单独看待的时间。

首先是灵帝之死。

并不是每个皇帝的死都是件大事，有的皇帝死了就死了，除了排场形式搞得大一点（有的连这点仪式也没有），别的意义其实一点也没有。但汉灵帝的情况不同，可以说，至少在东汉皇帝里——包括开国皇帝汉光武刘秀在内，没有哪个皇帝的死，从历史节点的意义上说，能与汉灵帝之死相提并论。《剑桥中国秦汉史》说：

当汉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64页）

这里所说的整个传统帝国，不应当仅将其理解为东汉，还应该包括西汉，甚至是整个秦汉在内。这是一个大帝国终结的时间点，下一个大帝国时代的开始，要到隋唐。

从这个意义上说，灵帝的死，是件大事。

前面说过，“黄巾起义”也是件大事。

夹在两件大事之间的过程，必定是一段值得关注的过程。

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之所以能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时间段，值得单独关注，也跟汉灵帝当时的年龄和皇权状况有关。

东汉王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妇女儿童型王朝。它所有的皇帝，除了最前面三个（光武明章）是在十八岁以后登基，其余的登基年龄，都要小于十八岁，其中又有半数在十岁以下，汉灵帝登基时十二岁，也属于儿童皇帝。“黄巾起义”爆发时，灵帝二十八岁。二十八岁的皇帝放在今人眼里，也许还是会觉得年轻了点。想想也是，如今一个二十八岁的副县长，也会引起议论纷纷，何况皇帝。不过，汉朝时候的情况有点不同，二十八岁的皇帝，可谓正当年富力强，甚至还有点资深的意思。此时的汉灵帝在位已有十六年，换作当今世界各国的元首或地区领导人，也已是三、四个任期的时间了。

也许比在位时间更有实质意义的，是灵帝此时在位的权力状态。东汉宫廷政治的基本特点，上面说了，是妇女儿童型。这种类型的政治特色，紧紧伴随另一个政治权力特色，就是皇太后与大将军结合的顶层权力构造。身处这种权力构造中的皇帝，不单在幼儿期，即便到了成年，那本该属于他的皇权，也往往仍然牢牢握在皇太后和大将军的手上。整个东汉时期，除了光武明章三帝，其余皇帝在位期间，有幸能免除这种权力羁绊和枷锁的，只有顺帝和灵帝二人。他俩在位期间，算是基本完整地掌握了手上的皇权。简单说，权力确实一直在他手上，他没法推卸责任。尽管一直受到外戚和宦官的缠绕和干扰，但皇权相对来说基本是完整和自主的。

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之所以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后来主导形成三国局面的众多历史人物，皆在此时登台亮相，纷纷跃马扬鞭，开始崭露头角，尤其是曹、刘、孙三家，都是在灵帝在位的最后几年，攒下了各自日后事业的初步基础。要看三国开国人物的“第一桶金”，追根溯源，要把目光投向这里。

另外，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五年也正好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单元。这个时间单元，跟东汉后来的名存实亡和彻底覆亡，有一种生根发芽的关系。

二、从骚乱到内战

“黄巾”之后的五年，首先是由骚乱向内战演变的五年。

东汉边境地区和来自少数民族的骚乱，——也有人称呼它们为起义或别的什么，这个各自请便。——是自东汉建国以来就一直有的。马援的故事，算是有名的了。相对来说，前三朝的情况基本上是安定少事。转折和过渡出现在和帝以后。《中国史稿》上说：“和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爆发了大小百余次的农民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311页）折算下来，这是无年不有的节奏。

总的来看，骚乱的起点，要从安帝即位以后算起。安帝时的骚乱，主要发生在羌、鲜卑、乌桓、南匈奴，以及越南、广西交界等边疆地带（北、西、南三个方向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世纪羌战，是其中的重头。永初五年的一份诏书里说：“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孝安帝纪》）“夷狄滑夏”是主要的。而“夷狄滑夏”之中，羌乱又是重中之重。

顺帝时期的骚乱，“寇贼纵横”的问题才真正的进一步突显出来，在东汉内地呈现出大面积失控的态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江淮（包括鲁南）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传统性质的骚乱多发生地带。如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多少会含有一些民族性的动乱因素，以汉人为主的地区骚乱，则显示出更为直接单纯的生存境遇与压力。

骚乱具有某种质变性质，当始于桓帝登基前后。长期的边境鏖战，使东汉帝国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淖，耗资巨大（灵帝后来的大肆卖官与此有关），疲于应付。疲乏的身体病痛多。桓帝时期的骚乱，已不再只是集中出现于边境或江淮鲁南等传统骚乱多发生地区，而是几乎遍布了整个东汉管辖范围，包括属于中央主控区的河南、河北。之所以说开始具有某种质变性质，是一个值得特别留意的现象开始泛滥性地出现，这就是自立名号，所谓：

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这是《后汉书》作者范晔在本篇《列传》最后给予的一段总括性的评语。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里，几乎尽数罗列了这些自立名号的事例。

这是一个充满预示性的政治信号。

我们看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在写到王莽末年“四方蜂起的饥民暴动时”，作者特地指出，“暴动的饥民，起初只游掠求食，常盼年岁转好，得归故里，不岂攻占城邑，无文告旗帜，他们的魁帅亦没有尊号。”（《新朝的倾覆》）只是因为“剿抚无方，他们渐渐团聚，并和社会中本来不饥的枭悍分子结合，前成为许多大股的叛党”，比如后来的“赤眉”和“绿林”。这是非常敏锐的历史学者的眼光。从东汉中后期起，历史的舞台上又开始重现往日的光景。到“黄巾起义”爆发，就响起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震天口号和漫天旗帜。

这种沿袭不断且愈演愈烈的骚乱，像一股洪流顺势而下，水量越来越大，水势越来越猛，已经没有人能阻挡它的肆意奔流。

到灵帝接手帝位时，帝国面临的骚乱似乎已常态化了。不过若从史籍记载的情况来看，跟之前相比，情形反倒有种平缓下来的迹象。持续逾半个世纪的羌战，终于在灵帝即位前后暂时得以平息。鲜卑族最强有力的领袖檀石槐也在光和四年死去。这些对当局来说，当然都是能让人松口气的好消息。至于王朝境内的各地骚乱，旋起旋灭，前仆后继，谁也不指望能在一时之间将其斩草除根。当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弥漫时，——崔寔有句话叫“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政论 阙题一》）“黄巾起义”爆发了。

“黄巾起义”既是东汉历年骚乱的继续和总爆发，同时又具有某种新的转折和开始的意义。

要说东汉王朝就是亡于“黄巾起义”，这有点失之简单。但要说“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的一道重要分水岭，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道分水岭的标牌上写着两个字：内战。

“黄巾起义”前的种种骚乱，只是骚乱，从未上升到内战的层级。“黄巾起义”后的骚乱，开始走向内战的深渊，而且是持续不断、遍地开花、万劫不复的内战。

“黄巾起义”本身就是一场内战，无论是它的人数规模，还是对抗激烈程度，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黄巾起义”对东汉末年内战局面的影响，更多是以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拉响了随后连串骚乱、烽火遍地的导火索。翻开《孝灵帝纪》，从“黄巾起义”到灵帝驾崩这五年，几乎被张角“黄巾”之后的各地骚乱给填满了，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仿佛打开了一只“潘朵拉的盒子”。

这些遍布各地的骚乱，点燃了日后内战的最初火苗。

从事件角度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湟中义从和渔阳“二张”的叛乱。湟中义从叛乱直接因“黄巾起义”而起。

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见《董卓传》。（《西羌传》）

骚乱的首事者是北宫伯玉，但权力很快转到边章，以及后来的韩遂、马腾等人手里。这支具有民族混合性的武装势力，它的存在一直持续到了汉献帝末年，曹操与袁绍展开官渡之战，它的存在和立场，对于战局的走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曹操遭遇赤壁之败后，转身首先面对和加以解决的，就是韩遂和马腾问题。当马超被曹操最终战败，时间已是公元214年，前后长达三十年之久。

渔阳“二张”的叛乱，则受湟中义从的骚乱牵带而起。

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中平）四年，前中山相张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刘虞列传》）

这两场叛乱对东汉末年的内战形势，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众多汉末群雄，如孙坚、董卓、公孙瓒、刘虞、袁绍、曹操、刘备以及陶谦等，除直接因“黄巾起义”奋身疆场外，他们人生最紧要的步伐，几乎都与这两场骚乱哗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关键联系，尤其是董卓和曹操，他们崛起和称雄天下的源头，都需要追溯至此。

从时间上看，湟中义从和渔阳“二张”的叛乱，跟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构成了前后相接的“接力赛”关系。从空间上看，关陇和河北两个地区，正是日后汉末内战的主战场，是遭受战争蹂躏、祸害最为惨烈的两个地区。

除此之外，“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的中平五年，一波新的“黄巾运动”，以死灰复燃的方式卷土重来。北有山西郭太，中有河南汝南，西部是四川，东部是青、徐，一时之间，到处“黄巾”蜂拥而起，遥相呼应。这些新起的“黄巾”，跟张氏兄弟领导的“黄巾”，未必全都有真实的紧密关系，但他们使用了一个共同的旗号：黄巾。

所有这些骚乱，共同构建了一幅汉末内战的初始版图。

从此，骚乱的面目开始向内战的节奏转换。

“黄巾起义”的爆发，标志着东汉王朝由相对承平时期，步入了军事战乱期，军事征战开始成为基本面貌。

正是在这种新背景下，一批以军事征战为特长，原本属于边缘和草根性的人物，纷纷脱颖而出、扬名江湖，成为新时代到来的标志。

但是，所有这些依然以朝廷之名进行征讨的战事，相对于日后的内战，——即军阀之间持续、残酷的相互混战来说，它们还只能算是“过门”和序曲，真正内战的序幕，要等到董卓进京以后——确切说是关东联军高举“义旗”，集体讨伐董卓，才算拉开。现在还只是过渡阶段，这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平静和残存的秩序时期。

张氏“黄巾起义”被镇压的次年，谏议大夫刘陶上书痛斥祸在宦官。宦官以“谗言”还击，其中有一句：

“今者四方安静”（《刘陶列传》）

虽是谗言，倒也反映了几分实情。

这种安静，是最后的大风暴来临之前的安静。

三、朝廷空了

“黄巾起义”搅得烽火遍地、天下大乱，并且酝酿着更为猛烈的风暴时，东汉朝廷的状况又是怎样的？

用一个字形容，是“空”；以两个字概括，是“荒凉”。

桓帝延熹六年，陈蕃提出了“三空”的说法：

“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 陈蕃列传》）

“朝廷空”，说的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流失和匮乏。

陈番当时说的“朝廷空”，应当跟梁冀有关。延熹二年，梁冀垮台，因牵扯的人太多，一时造成“朝廷为空”。

不过，陈蕃这句话，站在后世的角度看，不像一句概括，倒更像一句预言，所谓一语成谶。——真正“空”的时候，还没到来呢。

陈蕃上奏后没几年，“党锢之祸”发生了。紧接着是桓帝驾崩，灵帝即位。然后是“窦武、陈蕃之难”。接着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全面掌权，官僚士子遭到空前迫害和打压。民国学者王桐龄说：

党祸一起，杀人如草，俊顾厨及，一网打尽。其学节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骈首就戮，若屠羊豕。人心彷徨，罔知所适。于是反对之风起，以隐匿韬晦为潜身远害之计。（《中国史 士风之凋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52页）

从此，隐匿韬晦成为士人的基本选择。

士人是官员的源头，士人们不来，朝廷就更空了。

陈蕃所说“朝廷空”，并非单指位于首都洛阳的中央政府的朝廷，而是应该包括中央与各地方在内的整个国家政府系统。事实上，自汉以后，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任职，就是一个普遍而基本的情况，东汉尤其明显。这个国家政府系统，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东汉末年，都出现了大面积枯竭空虚的状况。

本来，中国自古就有一种“逃官”现象，起码从传说和记载的角度说是这样的。许由算得最早的楷模。春秋战国，“逃官”已成风气，《荀子 非十二子》里的魏牟和陈仲子，是这一路人的代表。有人说秦朝统一后，也有“逃官”[3]，但证据并不充分和明显。王莽当国，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第一次？）真正的“逃官潮”，“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逸民列传》）东汉建立后，“逃官”作为一种风气传统被继承并发扬，“辟举不应”或“解印绶去”，前后史不绝书。“党锢”之后，“逃官”更是呈现一时潮涌的现象。

结果是，民间的知名人士不来当官，当官的中下层人士逃离官场，例如徐徲、郭泰、申屠蟠，还有陈寔、范冉和赵壹，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说不来就不来。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建安到曹魏之际的某些著名人士，我们会发现，他们虽然在灵帝驾崩之前就已经是弱冠或而立之人，然而在此期间，却几乎没有任何事迹可记载和叙述，有的更直接明说是“隐居不仕”。

“黄巾起义”一爆发，“逃官潮”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先不在官场的不必说了，在官场的更是纷纷弃官而逃。

说起“黄巾风暴”的冲击，人们通常会先想到普通民众，其实，首当其冲的，是官府和官员，这有诸多史料可以为证。

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皇甫嵩列传》）

自黄巾之后，盗贼群起，杀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袁宏《后汉纪》中平四年）

訞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杨，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汉郃阳令曹全碑》）

所谓“城寺”的“寺”，也是指官府。

“黄巾起义”前，官场中人如果忽然不想做了，只要把官印一扔，说声拜拜就走人。“黄巾起义”后，由于“逃官”失联的人实在太多，朝廷不得不下了一份诏令：

是时西羌反叛，黄巾作难，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独行列传》）

“西羌反叛”，即指湟中义从事件。就是说，官场中人，以后不能再随随便便就擅自离开不做了。

这道法令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效力，很让人怀疑，也许不过就是一纸空文。大动乱年代，一个人逃走了，你上哪找去？

至于那些身为官员而被杀丧命的，更是不胜枚举。

如果说此前的“窦、陈之难”和“党锢之祸”，其祸害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和京师地区，“黄巾起义”更直接的冲击对象，则是地方政府和官员。换言之，“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以内外结合的方式，以上下重合的方式，以朝野共毁的方式，淘空了东汉政权的人员骨骼。

恰如陈蕃所说的“朝廷空”，早在“黄巾”爆发之前，东汉朝廷就已经是人不敷用了。因此我们看到，在熹平五年（176年）到光和元年（178年）的连续三年中，灵帝做了三件内容基本相同的事。

熹平五年（176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后汉书 孝灵帝纪》）

熹平六年（177年），市贾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光和元年（178年），始置鸿都门学生。

这三件事都与人事安排有关，究其实质，即是不按常规地从底层和边缘提拔人员，充任官职。都知道曹操的“唯才是举”，我觉得曹操做法的源头之一，是从灵帝这来的。

这三件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受到了激烈的反对和抨击，被认为是灵帝诸多荒唐之举中有代表性的几件事，可如果把它们放到“朝廷空”的背景下来察看和分析，一切就都变得顺理成章了。一，朝廷缺人；二，灵帝需要他自己的人。

如果说为了应对“黄巾起义”，情急之下，灵帝还能找出像皇甫嵩、朱儁这样的军事人才，但当时能维持朝政大局的政治人才，那就真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直接发问：

汉之将亡，有可为社稷臣者乎？

然后他自己作答说：

朱儁、卢植、王允未足以当之，唯傅燮乎！（《读通鉴论卷八 灵帝》）

可是，就连这唯一的傅燮，也在中平四年与叛军（这支叛军后归入韩遂阵营）的对阵中“战殁”。

朝廷空了，剩下的只有宦官。

灵帝时的宦官，其规模和势力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何进之乱”，袁绍兄弟在宫内大肆屠杀宦官，“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何进列传》）两千多人不免有误杀的，但宦官人数也就可想而知。实际上，灵帝时期，宦官几乎全面取代了传统官僚集团，成为宫廷政治的主导者。

但宦官本质上毕竟只是后勤服务人员，并非治理国家的专才能手，没有管理国家政务的能力，虽然他们掌控了朝权，并且一度“父兄子弟布列州郡”（《宦者列传》），平时没事，还可以“胡作非为”一番，到“黄巾起义”一爆发，就只有束手无策的份了，甚至直接与“黄巾”相勾结。[4]面对灵帝的质问，宦官们除了嗑头谢罪，自己急流勇退，同时把自己之前安插的亲信子弟，也从官场中撤了下来：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吕强列传》）

这样，朝廷政府里连“坏人”、“烂人”也都走了。

如果回顾总结一下汉灵帝时的朝廷政府，大概情形是：宦官当道，传统士人不来了，所谓“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宦者列传》）小人横行，正直之人不来了；文学之士吃香（鸿都门学），经学之士不来了；卖官盛行，清廉之人不来了，——想来也没钱来了。加上“黄巾”暴乱，“苟全性命于乱世”，逃命犹且不及，遑论出仕。

如此一来，朝廷能不空吗？

就在这种情况下，汉灵帝的“廉政风暴”却没有停止。

说起汉灵帝卖官，知道的人很多，说起汉灵帝搞廉政，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黄巾”之前，灵帝就搞过廉政行动，[5]“黄巾”之后，汉灵帝继续进行他的廉政清扫风暴。

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盖勋列传》）

如此重拳廉政之下的效果是什么呢？

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其诸臧过者，望风解印绶去，……（《贾琮列传》）

贪官污吏横行，一碰到贾琮还有曹操这样的官场强硬派，就只有望风而逃的份。如此一来，官场上的人就更少了。

此外，一条被称为“三互法”的官场回避法规，使得“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蔡邕曾为此上书指出，“幽、冀旧壤，……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蔡邕列传》）但汉灵帝没当回事。

一切都在雪上加霜。

伴随着朝廷陷入荒凉、空洞的境地，必然是朝廷形象和威望的丧失，《三国志》里有一条记载：

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三国志 魏志 武帝纪》裴注引《傅子》）

幅巾是平民的装束，王服是官职的象征，“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除了貌似一种时尚新潮，实际更是一种政治心态的流露。对于东汉官场来说，这已是一个告别的季节。

此时就是仍在官场的人士，他们的心事，也多已不在朝政事务上了。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徐幹《中论 遣交》）

这是每到王朝末年，由公转私的必然而常见的现象。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东汉政权的日趋失灵与失能。

贼帅常山人张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皇甫嵩朱儁列传》）

朝廷日益空虚，骚动人群“众至百万”，“不能讨”是个不言而喻的结局。

这仅仅只是个开头。稍后一些，对于汉中张鲁，史书记载同样是“朝廷不能讨”五个字。

东汉朝廷基本就剩一个空架子了。

需要说明的是，东汉的中央政府（朝廷）日益枯涸，但东汉的地方势力在经过“黄巾起义”的冲击、摧毁后，却开始出现一种新情况，一些地方豪强或名士，开始成为地方上的凝聚中心。与此同时，对于汉末政局有重大影响的刺史改州牧，就发生在灵帝在位的末年。这是汉灵帝与东汉中央政府（朝廷）与地方争夺掌控权的最后一次尝试。然而其结果，却是形势急转直下，掉过头来，更加致命地使东汉王朝的朝廷走向空洞和崩溃。

这就是东汉朝廷在烽火遍地的“黄巾时代”的处境，它就是古人形容的“奔车朽索”。

这时候，那个手握“朽索”的人——汉灵帝同学，他在干嘛呢？

四、摇摆不定的汉灵帝

汉灵帝在历史上是个昏君形象，连董卓都说过一句：“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袁绍列传》）但我认为对汉灵帝盖棺论定，说得最好的是范晔：

然则灵帝之为灵也优哉！（《孝灵帝纪》）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汉灵帝是个摇摆不定的人，而且摇摆得相当频繁。灵作为谥号，有一种说法，叫乱而不损。乱者，动也，不按牌理出牌的意思。优，既指表演型人格，也表示犹豫不决，成语有优柔寡断。汉灵帝的最后五年，可以说正是在剧烈摇晃变动中度过的，最终将东汉王朝摇晃成了一堆废墟。

“黄巾起义”爆发之初，灵帝知道“诏减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孝灵帝纪》）但“黄巾”刚刚平定，硝烟未散，他就开始大修宫殿，为此加税敛财，直到钜鹿太守吞药自尽，灵帝才“暂绝修宫钱”。然而一转脸，他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宦者列传》）

这种看似前后矛盾、左右冲突的行为举止，在汉灵帝的执政生涯里，可谓俯拾皆是，屡见不鲜。

摇摆不定，就是汉灵帝的基本特性。

比如，他与宦官的关系。汉灵帝和宦官的关系，比刘备和诸葛亮更像鱼水，对此，他有一句名言：

“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者列传》）

张常侍（张让）和赵常侍（赵忠）是当时的宦官头领。

这话一般人说不出来。

但也有翻脸的时候。

“黄巾起义”爆发前夕，朝廷得到密告，“黄巾”跟宫内宦官封谞、徐奉有勾结，灵帝得知后，当即质问宦官最高层：

及封谞、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资治通鉴》卷五十八，中平元年）

这本是一件足以导致对宦官集团进行清算的事，但当郎中张钧提出“黄巾之乱”的根源就在十常侍，“宜斩十常侍”时，汉灵帝先是“以钧章示让等”，吓得张让等人“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然后汉灵帝一转眼，“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并突然对张钧大发雷霆：

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后汉书 宦者列传》）

张钧最终为此白白送命。[6]

也许有人会说，灵帝对宦官，本来就是假打骂真疼爱，这话也不尽然。灵帝对宦官也有无情抛弃的一面，像侯览的自杀，王甫父子的死于狱中（同死的著名边将段颎，是宦官集团的重要成员），以及吕强的自杀，都可以看作是灵帝对于宦官某种带有选择性的抛弃。然而当司隶校尉阳球欲乘胜追击，将与王甫几乎形影不离的宦官首领曹节也置之死地时，灵帝却出手制止了，曹节得以寿终正寝。总之，汉灵帝对宦官，并非只有一面。

对宦官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如此。

“黄巾起义”爆发前后，尤其是爆发以后，虽然早已是空空荡荡的朝廷，也仍然还有几个坚持下来的忠谏之士，固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各不相同。

司徒陈耽、谏议大夫刘陶坐直言，下狱死。（《孝灵帝纪》）

侍中向栩、张钧坐言宦者，下狱死。（同上）

但灵帝也有宽容大度、从善如流的一面，比如他对傅燮和盖勋，傅燮和盖勋要算是灵帝末年硕果仅存的忠谠之人。

傅燮“素疾中官”（中官即宦官），曾经直指“黄巾”之乱的根源，就在于宦官，说只要宦官中的奸人得不到铲除，祸乱就会越来越深，永无休止。当傅燮遭到宦官诬陷时，“灵帝犹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 （《傅燮列传》）后来北宫伯玉、边章等人叛乱，傅燮在朝廷大会上怒斥意欲主张放弃凉州的崔烈，说“斩司徒，天下乃安。”致使当场有尚书奏傅燮“廷辱大臣”，灵帝只是平静地请傅燮说出自己的理由和见解，最后，“帝从燮议。”（同上）

此时的灵帝，似乎很难把他跟昏君连在一起。

如果说傅燮冲撞的只是宦官和大臣，盖勋冲撞的，则是宦官和灵帝本人。

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勋曰：“幸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而以此恨勋。帝又谓勋曰：“吾已陈师于平乐观，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何如？”勋曰：“臣闻‘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昭果毅，秪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盖勋列传》）

想想当初张钧只是痛责宦官误国，就被灵帝当场“出卖”致死，现在盖勋连宦官带皇帝本人一起指责，面驳，灵帝却口出赞语，两相对照，让人觉得着实难以把到这位皇帝的脉。

缺乏稳定和明确性，是灵帝为人为政的基本特色。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灵帝在位期间无年不有的大赦[7],以及“三公”等顶层高官“走马灯”式的频密更换。

“黄巾”之后，灵帝这种游移不定的性格，表现得更加变本加厉，最终给东汉王朝埋下了一颗足以摧毁一切的“巨爆弹”。

汉灵帝口口声声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并没有把权力和信任交给张让和赵忠，而是给了小黄门蹇硕。小黄门是比中常侍要低一等的宦官职位。

汉灵帝这么做，跟皇后家族有关。

当年何皇后出于妒忌，毒死灵帝心爱的王美人，引发灵帝大怒，想要废掉何皇后，是张让和赵忠等人给劝阻了。张让跟何皇后家族，还有一层私人姻亲关系，这也许是灵帝没有把权力留给张、赵的原因之一。

灵帝也没有把权力最终交给皇后家族。“黄巾起义”刚一爆发，灵帝即任命皇后之兄何进为大将军。东汉承平时期的大将军由皇后父兄担任，是一种惯例，但多数出于“临朝称制”皇太后的意旨，只有梁商父子和何进是完全由皇帝本人决定的。这种缘于外戚身份而来的大将军，听上去是个军职，实际上更具一种辅政性质，然而从何进后来的表现看，他似乎既缺乏政治素养，也缺乏军事才干，汉灵帝对他的任命，像是完全基于皇后关系。但到最后，灵帝对何进及皇后家族，却采取了一种抛弃姿态。

中平五年，汉灵帝设立西园八校尉。

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何进列传》）

最后一句的意思有些含混不清，有人说，是说大将军何进也要归蹇硕指挥。至少，这表明蹇硕拥有了能跟何进相抗衡的军事指挥权。蹇硕获得的，不仅是一份军事指挥权。

皇后的长子为皇太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灵帝认为，嫡长子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转而属意于被何皇后毒死的王美人的儿子刘协（即后来的汉献帝，董卓帮灵帝实现了遗愿），然而，“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何进列传》）最终，重病弥留之际的灵帝，还是将刘协托孤给了蹇硕。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同上）

请注意，此处的托孤，并不等于就是确立太子。

用今天的话说，灵帝的拖延症，最终仍然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的。

于是，灵帝刚一驾崩，何进即与蹇硕展开生死火并，随后引爆了如惊涛骇浪一般的“何进之乱”和“董卓之乱”。

皇帝驾崩，皇子幼小，且未明确太子，两太后内讧相争，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加上之前的官僚集团零落殆尽，随后是董卓进京，皇帝易人，皇太后被毒死。经过如此一番大洗劫，东汉政权除了名存实亡，还有别的可能吗？

五、他们来了

“黄巾起义”前，自立名号者已层出不穷。

“黄巾”爆发后，劝人称帝者接踵而至。

阎忠劝皇甫嵩，张玄劝张温，王芬联合曹操，谋废灵帝，欲立合肥侯为帝，张纯、张举联合反叛，“举称天子”，还有李休劝张鲁，连宗室刘焉也心怀染指之意，刺史改州牧，就是刘焉率先提出的，然后，他根据术士董扶的一句话，“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方术列传》）直奔四川而去。

但最后当上皇帝的，是曹丕、刘备和孙权。

曹丕当皇帝，完全是坐享其成。孙权跟曹丕有所相似，又有很大不同。魏、蜀、吴三家，曹操、孙坚和刘备是真正的奠基创业者，他们三人的开基创业，都是从“黄巾起义”时开始的。

“黄巾”爆发之初，曹丕尚未出生，孙权两岁，孙策九岁。

孙坚是汉灵帝的同龄人，生卒年都很接近。“黄巾起义”爆发，孙坚已三十岁，这是一个男人生命力最强旺的年龄——尤其是在汉朝。从“黄巾起义”到孙坚被杀，其间只有七年，但这短短七年，对于日后的孙氏江山来说，却具有开创性的、举足轻重的意义。

“黄巾”爆发前，孙坚只是家乡富春的一名县吏，凭着少年勇猛，他先是被提拔为假尉，然后通过对会稽许生的征战，被提升为异地的县丞。所谓异地，即《三国志》所说的“盐渎、盱眙和下邳”。读者对这三个地名不应轻易略过，它们都在今天苏北的淮河流域附近，孙坚在这里待了十年。对于日后孙氏的崛起来说，这段时间和空间，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孙坚的婚姻，也应该是在这里缔结，它在孙氏的崛起中，同样起了关键作用。

生于汉末，群雄并起，孙坚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个人也未曾获得诸如举孝廉这样的正途机会，如果不是“黄巾起义”，孙坚的人生，大概很难想象会有一番什么大作为。这一点可以从他在苏北十年，几乎无事可记看出来。“黄巾”的爆发，为这个出身略显偏僻的大龄青年[8]，提供了逐鹿中原的机会，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历史舞台。

“黄巾起义”一爆发，朝廷随即任命皇甫嵩、朱儁等领兵征讨。朱儁立马举荐孙坚为佐军司马，这是孙坚踏上人生征程的关键一步。在与“黄巾军”的战斗中，孙坚立下赫赫战功，套用一句今天的流行语，攻“黄巾”，孙坚也是蛮拼的。[9]“黄巾”平定，孙坚的身份已经是别部司马，这意味着孙坚开始有了自己具有独立性的番号和人马。我相信这支人马，就是日后孙策从袁术手里争取来的那笔遗产主体。

随后的边章、韩遂之乱（湟中义从叛乱），给孙坚提供了向纵深发展的机会，充分显示了孙坚的军事才干和见识。稍后，他被任命为朝廷议郎，这表明孙坚已经跻身中央政府，获得了一个高层政治身份。随后被外派到一直骚动不宁的长沙任太守，并以军功封为乌程侯。

孙坚的人生和身份，一步步变得耀眼和丰满起来。

灵帝死后，群雄讨伐董卓，孙坚再次以一马当先的姿态，焕发出异彩。然而就在一、两年间，一枝冷箭终结了他一直在进取的人生，3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从表面上看，孙坚被黄祖兵卒射杀时，并没有给儿子孙策留下什么实在的遗产，孙策似乎是靠自己的一手一脚，纵横驰骋，创出了一片天地，——孙氏江东的雏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孙策的创业与孙坚的奋斗之间，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其中关键的关键，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江淮。

坚为朱儁所表，为佐军，留家著寿春。（《三国志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这看似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恰恰是孙氏崛起的要点所在。寿春自古以来就是淮河流域的重镇要地，孙坚把家眷留在寿春，既跟他在苏北淮河流域的生活和婚姻有关，也跟朱儁当时受命征剿的首先是河南“黄巾”有关。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线头，才有了之后家乡本在浙江吴郡的孙策，在江淮地区的崭露头角。在《三国志》所记叙的孙策发展经历中，我们时时处处可以看到这份江淮背景和孙坚影迹的存在，而不仅仅只是孙坚那千余部曲。

孙坚在“黄巾”之后的奋斗，直接构成了日后孙氏东吴的源头。陈寿在《三国志》，以及裴注引《孙盛》话语，都认为孙策才是江东开基创业之人，实属短视浅见。[10]

相对来说，“黄巾”之后的五年对于曹操的意义，似乎就没有孙坚那样来得关键和重要，这一点跟他俩的家世背景有关。

曹操跟孙坚是同一年出生的人，但曹操的家世背景，却非富春的孙坚所能仰望。曹操的父亲曹嵩曾任太尉，虽然是花大钱买来的，但买官在当时，并非就能直接证明曹嵩是个一无是处的人（自费出书，也有精品杰作）。曹嵩的养父曹腾，自汉安帝起就是宫中颇有地位和名望的宦官首领，甚至得到种暠这种名臣能吏的由衷赞叹。尽管以宦官为家世背景，跟一般士族家庭明显有所区别，但同属高门大族，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使得曹操从小就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事性格。更主要的是，让他从小就能顺利登上仕途。在三国三位开国人物——曹操、刘备和孙坚当中，曹操是唯一由正途，即举孝廉而踏上仕途的。由孝廉而为郎（想想孙坚成为议郎的艰苦经历），在曹操是唾手可得之事，随后就任首都洛阳北部尉，然后是屯丘令，明显属于起点高、升迁快的那类人。“黄巾起义”爆发，曹操任骑都尉，配合皇甫嵩立下战功后，任济南相。

边章、韩遂叛乱，灵帝组建西园八校尉，曹操任其中的典军校尉。

总而言之，曹操与孙坚两位同年出生的人，他们早期人生的差异，几乎一眼可辨，一位是浴血奋战，一位是顺风顺水。可以说，早在灵帝驾崩之前的岁月里，曹操的身影，就始终是在中上层浮动，他可以有弃官和“不就”的潇洒姿态。我们看到，甚至在“黄巾起义”最为扰攘的时候，曹操竟然“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份潇洒悠闲，岂是孙坚所能想象的。然而也正因如此，相比之下，“黄巾”之后的五年里，曹操没有取得像孙坚这样令人信服的成就，真正属于曹操的时间还没有到来。

这么说，并非意味着曹操与“黄巾起义”的关系，要远远小于孙坚，恰恰相反，“黄巾”对于曹操来说，具有非比寻常的重大意义。只是这种意义，从时间上来说，更多是在灵帝驾崩之后才真正显现，除了收降青州“黄巾”三十万，人众百万以外，曹操与“黄巾”在宗教上的关联性，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11]

要说家世门望，刘备在三人之中是最高的，他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只是这层所谓的皇室血脉，在刘备童年所呈现的，已经是破败不堪的景象。如果不是“黄巾起义”，仅凭这份所谓家世背景，刘备的人生前景，大概跟孙坚一样，也是难以寄托多少乐观想象的，更别说以后还有个皇位在等着他。

“黄巾起义”对于刘备的意义，本来应该要更接近孙坚而不是曹操，但就“黄巾”之后五年的实际情况看，刘备的收获远不如孙坚，反而跟曹操比较接近，究其原因，可能是刘备和曹操更近于政治型人物（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军事才干，曹操可是著名的军事家），孙坚是更纯粹本色的军事干将。一般来说，军事上更容易一战功成，而政治往往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属于慢跑。

顺便说一句，《三国志》正文里，陈寿说刘备征讨“黄巾”有功，而裴注引《典略》却说刘备是参与讨“张纯”——即渔阳“二张”。总之，在“黄巾”之后的五年里，刘备唯一被叙述得比较详备具体的光辉事迹，就是怒打督邮一事，别无其它。

“黄巾起义”给刘备带来的直接收获之所以有限，也许还跟他的年龄有关。刘备比曹操和孙坚小六岁，六岁不是个多大的年龄差，但放回到当时具体的时代环境，它就意味着，“黄巾”爆发，刘备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乡下小伙。三人之中，刘备所能凭籍的社会资源及其积累过程，无疑是最贫乏和最艰难的。尽管刘备被曹操以英雄看待，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雄缺乏用武之地，直到赤壁之战，刘备只能是浮萍飘泊，四处投靠。

所以，就五年之中的表现来看，孙坚最扎实，曹操最潇洒，刘备最窘迫。

按某种眼光来看，曹、刘、孙三家算是最后的赢家，而像袁氏兄弟、公孙瓒、陶谦、刘表、刘焉父子、张鲁以及吕布等，只能归于瞬间掠过的流星，未能抵达彼岸的“陪跑”者。在所有这些瞬间耀眼的人物中，有一个人的存在，是无法绕开不说的，是他在趋于崩溃的汉王朝的躯体上，猛踹了一脚，使它像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迅速地垮塌下来，这人就是董卓。

如果说自“黄巾起义”到灵帝驾崩的这五年里，谁是最应该被评说的人物，我认为非董卓莫属。

董卓崛起的人生，与孙坚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来自边缘地区和底层社会，都是凭借武力，一在东南，一在西北，都是在战乱中杀出的“黑马”，两人还都当过破虏将军。但董卓的上升势头明显快过孙坚，这应当与西北关陇的地理位置，尤其是董卓背后的羌胡力量有关。

董卓起初参与镇压河北“黄巾”时，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军败抵罪”。但这对董卓没有构成太大影响，否则随后的北宫伯玉、边章叛乱，朝廷就不会立即任命董卓为中郎将，成为皇甫嵩的副手。皇甫嵩被免职后，朝廷改派张温为车骑将军，继续征讨边章等人，同时又任命董卓为破虏将军，辅助张温。正是在与边章、韩遂的交战中，董卓取得了一次关键胜利。之后又在与先零羌的交手中，施计得以全师而退。灵帝驾崩的两个月前，董卓与皇甫嵩联手，大破边章、韩遂、王国的骚乱。正是凭着这几次战功、战事，董卓赶在灵帝驾崩之前，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声望。灵帝临终前夕，曾经连发两道诏书，要求董卓移交兵权给皇甫嵩，并进京任职，但董卓已经看清形势，两次皆抗命不遵，反而将部队驻扎在可以眺望洛阳的河东，虎视眈眈。他在等待大将军何进从皇宫深处发出的那一道颠覆乾坤的进京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