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熟能详的“党锢之祸”，究竟是怎样一件事，影响有多大

东汉之光武，高皇九世孙。诛莽中兴后，依前十二传。明章称显肃，乃及和殇安。顺贤冲与质，桓灵极不君。

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王夫之在其著作《读通鉴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故国恒以弱灭，而汉以强亡。”这句话往往被后世理解为：其他朝代是衰弱地消散，而东汉则是璀璨地自爆。其实王夫之的本意并非如此，而是指东汉亡于士大夫的穷兵黩武之风，最后导致军阀并起，内耗不断，更是导致中原虚弱，于是有“五胡乱华”之祸。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士人转而好武谈兵，嗜血竞杀的呢？小编以为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不无关系。下面小编就来简单聊一聊“党锢之祸”的始末。

什么是“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党争的双方为包括外戚在内的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宦官集团本身没有根基，他们是皇权的附庸和延伸，是皇帝意志的坚定执行者。而士大夫的一些所作所为引起了皇帝的不满。所以毫无疑问，在“党锢之祸”中，宦官集团获得胜利，大批名士被逮捕处死，其家属被免官禁锢。“党锢之祸”共有两次，从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到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历经汉桓帝、汉灵帝两朝，是一次规模巨大、持续长久、程度激烈的权力斗争。

“党锢之祸”的历史背景及成因

一、东汉时期畸形的政治格局

说起“党锢之祸”的历史背景，首先就要从东汉时期畸形的政治格局说起。在东汉时期存在这样一种怪圈：皇帝年幼，于是外戚干政；皇帝长大以后，由于外戚势力太大，又不得不借助宦官的手除掉外戚。皇帝亲政之后，立下大功且必然忠诚的宦官得以享受超高的政治待遇。膨胀起来的宦官及其亲属横行霸道，疯狂擭取利益，于是激起外戚和士大夫的不满。两股力量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党锢之祸”兴起的原因。

二、士大夫的“清议”之风

在东汉时期出现一种“清议”的风气，以名士、太学生为主。这些士人针砭时弊，品评人物的优劣，抨击豪强、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举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许劭、许靖主持的“月旦评”，就是一种清议。这些名士掌握很高的话语权，他们对某一个人的品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仕途，他的社会形象。太尉桥玄想拔擢曹操，给他出的办法就是让曹操去拜访许劭，得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庞统也是因为司马徽的评价，才得以成为荆襄士林领袖。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有多大。这些“权威”名士的赞扬让人得以扬名，从而更容易地进入到上层社会；他们的贬低对人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后汉书·党锢列传》中一条对“清议”的评价：

“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其实“清议”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宦官，甚至士人当中自己也出现内讧，分党结派互相攻讦讥嘲。但从整体上来看，清流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是最为尖锐的。第一，古代宦官这个特殊的群体容易遭到清流的鄙视；第二，当时宦官集团炙手可热，容易受到人们的批评；第三、东汉末年的宦官和他们的亲属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不齿，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是宦官势力的触须，把东汉上下搞得乌烟瘴气。清流是喜好名声的群体，他们心中又有较高的道德标准，最起码是正常的道德标准。清流站在宦官的对立面，既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匡扶正义、忠君报国、激浊扬清的心理。

三、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

后世评价“党锢之祸”的时候，往往是同情这些被处死、被禁锢的士大夫。原因无外乎他们站在宦官的对立面，可以这样说，他们的立场是正义的，是对东汉末年黑暗政治的一种反抗。事实上，在“党锢之祸”形成之前，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已经开始与宦官发生斗争。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应为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也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前一年。

侯览（中常侍）的兄弟侯参，在外担任益州刺史，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太尉杨秉用囚车将其征还，侯参半道畏罪自杀，侯览被免官；侯览本家在山阳郡防东县为非作歹，残暴百姓，被督邮张俭劾奏，但被侯览所压；左悺（中常侍，“五侯”之一）、左称兄弟为非作歹，被司隶校尉韩縯弹劾，二人畏罪自杀；具瑗（中常侍，“五侯”之一）的哥哥具恭贪污受贿，同样被韩縯弹劾，具瑗被贬。这次打击导致宦官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也更加激化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

“党锢之祸”的具体过程

“党锢之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的党羽张成（巫祝）得知朝廷马上就要大赦的消息，于是就让儿子杀人（这什么逻辑？），被司隶校尉李膺收捕；党羽张汎（宛城富商）贿赂宦官，被南阳太守成瑨收捕；小黄门赵津也因为犯罪被太原太守刘瓆收捕。结果张成子、张汎、赵津都赶上大赦，但李膺、成瑨、刘瓆没有释放三人，而是自作主张将二人处死。这种无视法律的杀人行为让宦官抓住反击的机会，而他们使用的武器则是“朋党”。

宦官集团教唆张汎的妻子向汉桓帝告状，成瑨、刘瓆俱入狱（最后死于狱中）；又教唆张成的弟子牢修告李膺与太学生结交为朋党，诽谤朝廷。于是汉桓帝下令捉捕党人，被牵连者有二百多人。一些为党人求情的官员，如太尉陈蕃、司空刘茂、符节令蔡衍、议郎刘瑜被免官。

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外戚窦武和尚书霍谞向汉桓帝上表请求释放党人；李膺等人在狱中指认宦官子弟作为反击，导致宦官也请求汉桓帝赦免党人。于是李膺等二百多人放回乡里，虽然得以释放，但终身不得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这样结束。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与宦官斗争、受宦官迫害成为值得骄傲、标榜的事情，这些清流士大夫的声名也更为激扬。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将这些人以能力、品德划分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其中就包括刘表、张邈、胡母班这些活跃于广义上的三国时期的人物。

第二次“党锢之祸”

相较于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的程度更加激烈，过程更加复杂，小编暂且分为三个阶段。

“九月辛亥政变”

汉桓帝去世，在窦太后与窦武的支持下，年仅十二岁的汉灵帝刘宏即位，是年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改朝换代以后，汉桓帝的禁锢党人的命令自然被窦武无视，于是陈蕃、李膺等大批党人被重新任用。陈蕃、窦武想趁此机会，将宦官集团一举拔除（好的坏的所有的），但遭到窦太后的阻挠，没有彻底实施。

宦官硃瑀偷盗窦武的奏书，发现他的计划，矫诏捉捕窦武；窦武当然不能束手就擒，于是率领禁兵发动兵变。当时恰逢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回京，不了解其中形势，误以为窦武要谋反，于是与宦官一起消灭窦武。窦武、陈蕃皆被害，重新起用的一批党人也被牵连，或被构陷而死，或罢官禁锢。这次政变以宦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张俭事起”

张俭在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弹劾过侯览一次，结果被压制；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侯览为自己的母亲修建陵墓，又给自己修建寿冢，非法夺取其他人的房屋田产，破坏他人陵墓，张俭再次弹劾，又一次被压制。张俭于是亲自破坏侯览的寿冢，抄没其家产（《后汉书·苑康传》又与《后汉书·侯览传》有出入，说张俭杀了侯览的母亲）。士人和宦官的矛盾再次被挑起，侯览令张俭的乡人朱并诬告张俭以及同乡二十四人为朋党。于是汉灵帝下令收捕张俭等人。张俭疯狂逃窜，由于其名士的身份，很多人冒着被杀的危险收留张俭。张俭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有旧，孔融趁孔褒不在时私自收留张俭。事发后孔褒、孔融、孔母一门争死，最后朝廷判决孔褒被连坐，孔融因此得名。

如果说侯览的行为只是针对自己老家山阳郡的名士，大长秋曹节则是借机扩大打击范围，利用汉灵帝年幼无知，继续迫害李膺等士人，直接下狱而死的有一百多人，一些本身有仇怨的人也利用“朋党”作为武器，相互指责攻讦，也被划入党人的范围中；地方郡县也开始收捕党人，被处死、流放、禁锢的士人足有六七百之多。

曹鸾上书

在熹平五年（即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被迫害的士人求情，由于在语言上比较直切，引起汉灵帝的不满。汉灵帝不但将曹鸾以囚车征还入狱处死，更是扩大党锢范围，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进行罢官禁锢。

在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上禄县长和海上书缩减党锢的范围，汉灵帝采纳。

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由于黄巾军的压力，汉灵帝惧怕这些士人趁势生乱，不得已接除党锢。自此长达十八年的“党锢之祸”终结。

“党锢之祸”的影响

“党锢之祸”是宦官，以及宦官背后的皇帝对士人的一次镇压和清洗。两次“党锢之祸”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士族的发展，是东汉皇室借助宦官之手重新夺回对地方的掌控，但即便有这样的动机在，“党锢之祸”仍然不能视为一次高明之举，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不能忽视它为东汉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就如王夫之所说，“党锢之祸”造成东汉政治黑暗，宦官当政，“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屡次受到迫害导致这些原本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对东汉王朝离心离德。一些士大夫更是走向武途，依靠战争的手段积累资本。当这样一个群体都失去了忠诚的时候，东汉这个政权走向尽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其次则是政治格局的失衡。汉灵帝过度地打击士大夫，遏制士族的发展，相应的宦官势力会爬升上来。这些宦官和他们的党羽继续横行乡里，作威作福，透支东汉的国力，加剧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规模巨大的、频繁的农民起义。东汉朝廷没有办法摆平这些动乱，不得已将权力下放到各州，又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加速了东汉的灭亡。

余论

“朋党”这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评定标准很模糊，却是自古以来政治争斗中的利器。皇帝无疑是不喜欢“朋党”的存在的，他更喜欢官僚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安安分分做事，而不是连枝交叶地组成一个利益集团，过多地干涉朝政，宦官把“朋党”的帽子安在清流士大夫头上，自然是无往不利。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李膺等人诛杀宦官及党羽的行为确实很“爽”，但本质上是无视国家法律，违背汉桓帝刘志的意志，这不仅使皇帝的个人权威受到伤害，同时对法律的约束力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可以这样说，李膺等人的行为不仅站在了宦官的对立面，还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是一种挑战皇权的行为，那么促成第一次“党锢之祸”是很好理解的事情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中，皇帝变成了汉灵帝刘宏，汉灵帝即位时只有十二岁，可以说是年幼无知，而宦官终日陪伴在汉灵帝的身边，是完全属于汉灵帝的群体，必然会得到他的亲近和依赖。所以在这次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中，宦官天然就具备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当然就是汉灵帝的好恶。当然汉灵帝根据个人好恶行使皇权，那么东汉王朝迎接而来的就是皇权被颠覆的结果了。

参考文献：《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中国通史》、《读通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