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台湾人怕判汉奸罪 纷纷隐藏伪满经历

核心提示：伪满洲国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的一个傀儡政权，不论历史的舞台，是丑陋还是华丽，一群台湾年轻人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勇闯天涯的奋斗轨迹，家族与国家命运的离散终有相遇的一天，等到他们再见时早已人事全非，家乡变成了异乡，异乡却变成自己最后的故乡。即使历史曾经一刀剪断了台湾和大陆的政治脐带，但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不曾因为时局动荡而变质，从古由今，台湾人心中的中国情就像是过往的历史一样，敏感、矛盾，但又有一番深情。

凤凰卫视11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895，历史的巨浪，切断了台湾人和中国连接的脐带，1932，寒冷的东北，在日本的盘踞下，一连下了14年的黑雪，台湾人离开故乡，飘洋过海，勇闯天涯，他们要在东北这块黑土白云的大地上，改变历史的命运，黑雪1932。

陈晓楠：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迎来了和平，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却是苦难的开始，战前接受日本帝国统治，去了伪满洲国的台湾人，战后的命运又将如何？他们在这样的乱局当中能够平安回到台湾吗？他们在这样的乱局当中，如何来盘算家族的未来？其实很多人的命运，都是在二战结束的这一刻，发生了最深刻的转折。

解说：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接受老百姓，欢庆抗战胜利的影像，不论在伪满洲国或是中国，还是在谈样参战的台湾人，对战争结束的第一个反应是喜悦。

陈素梅：日本投降，我们这些大连的这些台湾人都很高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受日本的侵略，到大连来一样也是受日本管的，没有自由，光复以后就成了真正的中国人，这个时候这个心情是特别好。

溥仪：我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解说：这是战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于1946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法庭上的谈话，此时，溥仪已经被苏联俘虏，当他被问及当皇帝时，是否有个人自由，溥仪十分恼怒地说，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傀儡皇帝的污名反而成为脱离侵略者身份的有力说词。

但溥仪后来还是和日本脱不了关系，仍被法庭定罪，跟战争发动者脱不了关系的，还有介入战争宣传的机构——满映，曾经是红遍东北的满映女明星李香兰，战后进了汉奸的审判法庭，可是最令广大中国影迷感到震惊的是，李香兰竟然是日本人。

陈鹏仁：本来把她（李香兰）留下来，不准她走的，要审判她，后来就因为拿了这个户口堂本，她是日本人，她不是中国人，中国（名字）是她的艺名，李香兰是她的艺名，所以呢当时没有判她，就是因为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替日本人讲话，日本人替日本人做一些这个有利日本的事情，这个是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嘛。

解说：不只是李香兰，战后初期曾经在伪满洲国工作过的台湾人，都自觉身处汉奸审判的危机，就连在东北当医生的谢秋涫也不例外。

谢久子：那个时候我爸爸有名啊，他就藏起来了，我们在医院，有钱的人戴着高帽子，敲锣我是汉奸，游街。

蒋介石：台湾人身份特殊 不治汉奸罪

解说：台湾人被认定汉奸的危机，直到蒋介石下令，台湾人的特殊身份没有汉奸问题，这才让留在中国的台湾人得以喘息。

吴餘德：已经颁布说，台湾人不应以战犯或是汉奸罪论处，起诉的（台湾人）当然是应该是有几十人，但是，绝大部分到最后都是以证据不足驳回。

解说：可是部分战后留在东北的台湾人，并无法得到真正的喘息，他们开始面临返乡的新难题，因为回到台湾的路，遥远而漫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以中共八路军的为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苏军的掩护下率先进入东北，就在苏军混乱接收的气氛中，有人选择逃离，但有一位台湾人，看到的却是机会。

谢青雯：苏联兵，奸淫掳掠，不然为什么女学生都弄成那个（光头），所以我父亲才跟那个，就是我说的苏大叔，他们大概有志一同，代表就跟去苏联交涉，那我父亲跟苏联总司令有交情，因为大概他要求，我们没有娱乐，好，那我就改，所以父亲后来开了大华舞厅，然后舞厅旁边有啤酒屋，有餐厅。

解说：大华舞厅表面是上做苏军生意，实际上却是协助国民党搜集苏联和共产党情报的讯息站，这位在伪满洲国时期参与抗日的谢家老六谢秋汀，冒险从商的行径，让他进出台湾总督府、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牢房，最后国民竟以经济汉奸处置他。

谢文昌：毯子来，多少粮食来，否则就不放你，然后送来就放我爸爸回来，（苏军）公然勒索的嘛，然后中共进来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什么，你要供应来这样，把你先抓起来。

当时的老百姓很无奈，也讲了一个顺口溜，盼中央（国民党）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造谣。

解说：1945年11月，战后结束3个月，国府部队才正式进入东北，但此时共产党的地下势力早已在东北打下基础，国共内战的炮火，就在国府进入东北两星期后蔓延开来，战火蔓延，迫使绝大多数仍在中国的台湾人必须尽早离开。

谢久子：有钱人，没有办法的人，买破烂衣裳，买一个马车，自己赶马车，从东北往关内走，有的穷人，我说你走做什么，八路军来，怎么样，我害怕我害怕，穷的人也走，能走的人都走，往关内走。

解说：如难民般逃难是一时的，但家族命运的离散，却是一条漫长的团聚之路，谢秋汀逃出国民党监牢后，带着全家大小踏上返乡的逃亡路程，当年谢家在东北的三兄弟，就这样分隔两岸。

谢文昌：我父亲被抓是中央军打回去才被抓，可是在那里苦守了1年多，要撤退之前我们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跑出来比较快，我四大爷他们跑出来就慢，我二伯父根本连跑都来不及了，我们算反应最快的，因为我父亲还是算做生意的，我二大爷是医生，反应太慢。

解说：但这个反应太慢的谢家老二谢秋涫，其实是不愿意离开东北。

谢久子：那时候四平，长春还在，蒋委员长说，我在东北有一寸的地我绝对不撤退，我要保护东北，所以我爸爸（谢秋汀）信那个，很信，我妈妈说现在时局不好了，土地卖吧，房子买吧，我爸说，不，蒋委员长说，我有一寸土地啊，我也占着不撤退。

解说：1945，是一个离散和重聚的分水岭，不少从东北返乡的台湾人，回到台湾时已经是1946年底，他们没有想到，记忆中的故乡竟然这么陌生，而一场令他们无法想像的杀戮，也在他们返乡时袭向台湾。

1945年10月23号，26艘美军登陆艇，从福州的马尾港驶向台湾，在这个接收队伍里，有几位台湾人也跟着风光返乡，他们是早年参与中国抗日的台湾精英。

连震东与谢东闵和国民党共同抗战的经历，让他们成为协助国民党接收台湾的重要角色，被人们称为半山，而在日本时代，那群同样也是前往伪满洲国，担任执政者中间桥梁的台湾人，战后，他们却像逃难般仓皇回到台湾。

眼前的基隆港对出生台湾，东北长大的郭孚瑜来说，竟是熟悉的陌生感。

郭孚瑜：我踏上基隆的土地，我脚都软了都倒下去了，哦，这个是台湾，我想了这么久的台湾，一间楼房都没有啊，我不知道台湾是这么穷啦，我想说台湾是很大。

解说：在伪满洲国完成学业的郭孚瑜，只会说日本话，回到台湾经常被误会是日本人，而在东北就读小学的谢文昌，回到台湾后，则被要求降级重读。

谢文昌：我36（1947）年回来到台湾，想说战争我耽误了1年要讨回来，我在丰原念小学，老师就考我唱歌，会，他说你唱国歌，我就唱，他说这个哪一国的国歌，我说满洲帝国的国歌，天地能有了新满洲，新满洲还是新天地，他说那个是伪满，那不是，那个是不行，后来我就唱日本国歌，他说这个日本不行，我说我也会那个，起来起来（共产党国歌）我也会，结果他说你没有唱青天白日，我说一天到晚打仗，我一年国民政府管，我才唱过两三次，我只记得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就忘掉了，他说你们才惨了，所以降级录取我就这么降级了。

解说：另一名曾经在伪满洲国粮食局，担任专员的李朝舟，辗转从日本回台后，也加入接收行列。相对于服务国府的半山，这些人对自己的伪满洲国经历总是提心吊胆。

李博信：在日本的公务员的（经历）并不影响，国民党对这些人才的需要，它（国民党）担心的倒是满洲政府的经历，因为一开始，满洲政府被指定为伪政权嘛。

二二六事变伪满经历台湾人未能幸免

解说：1947年2月28号，台湾发生国府和百姓冲突的二二八事变，3月中旬，国府展开清乡行动，此时从伪满洲国返台的花莲医生世家张七郎家族，总共4人也成了国府要抓的目标。

张安满：全花莲县要抓10个人，要杀，就是要枪毙，因为那时候台湾已经开始杀了，其中我家有4个人，每一个人都跑去藏，只有张家不信邪，张七郎没有去藏，也跟儿子讲不必啦，因为他从日本的观念里面，法律就是法律，中国是我们自己，假定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怎么自己的政府，难道也没有法律吗？我们没有做坏事，所以不用藏。

解说：不出半个月，也就是1947年4月4号，张家4位男丁，父亲张七郎，长子张宗仁和幺儿张果仁，很快遭到枪决。

这张照片是当年花莲凤林远近驰名的城门旧照，张七郎曾不惜巨资，挂上欢迎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门帘，这一个满心欢喜迎接国府的张家，最后竟成了二二八事变的枪下冤魂，返乡服务的心愿成为泡影。

张安满：绝大部分的采用人，过到满洲地区的不管谋生或是行医的台湾人，都不知道自己叫做我是中国人，只是知道日本人战败了，离开台湾了，我们要回台湾，我父亲的父亲是要他回台湾，为台湾人做事，为自己的乡亲做事。

解说：截至目前，台湾社会对于二二八遇难人数，究竟是上百上千还是上万人说法不一，但的确有从伪满洲国返乡的台湾人在二二八事变中被囚禁。

徐丕州：它那个叫自由心证，虽然汉奸罪，你（台湾人）不是属于汉奸罪，但是我抓来我要问的就是说，你在事变当中你担任什么角色，你有什么同党，跟你从满洲回来，你不是汉奸，那是两码事，我那个是亲身经历过，接触过满洲建国大学的这些学生，被判死刑的没有，就是给他关了几年，然后就留下不良的记录。

解说：这样的结果，让从伪满洲国返乡的台湾人人人自危，包括只是短暂在伪满洲国工作两年的粮食局局长李朝舟。

李博信：说二二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我父亲讲，也是留日的来台湾接收的，因为他们是外省人，在我父亲的宿舍里面住了一阵子，叫做避风头嘛，但是他走了之后呢，有一天我父亲也被带走了，带走了几天，据说他是到阳明山去的，他说我被带到阳明山不晓得哪个地方，可能是现在安全局那个地方还是什么，有人会来问东问西的啊，不停地做记录就回去了，所以以后呢，我父亲就把很多，在满洲政府的相关资料，全部封锁起来，有些丢掉烧掉。

解说：这是1949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影像，此时曾在伪满洲国担任外交部总长的台湾人谢介石，人在北平的牢房里，共产党入主北平不久，他的命运出现新转机。

谢孟姑：保密局来，那我爷爷（谢介石）说我要吃完饭，他说我要吃最后一碗饭，这去了大概就回不来了，那我爷爷是冤枉的，民国26年（1937年）以前离开伪政府就不算战犯了，那是共产党这样一乱，我爷爷才放出来，不然的话，我爷爷关到死都出不来。

解说：从大历史的浪潮来看，谢介石是幸运的，共产党建国前，谢介石三子，谢津生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让他顺利躲过政治劫难。战后，谢介石更因为抗战期间，早已不在伪满洲国的官场任职，因此躲过汉奸审判。

谢辉：他（谢介石）并不怕国民党政府给他定罪，他一点不害怕，害怕不早走了，定罪顶多定一个汉奸罪，他会给自己讲明许多充分理由，我不是汉奸，比如说那一个阶段，他的三儿子在替中共做事，他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在家里头，人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人家也是有良心的，他立刻第二天，就把谢介石放出来了。

解说：这是位于辽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1950年8月1号，溥仪和御医台湾人黄子正等伪满洲国263名战犯，从西伯利亚送回这里，这是当年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劳动影像，此时溥仪彻底成了一名寻常百姓，回到中国7年后，黄子正以无罪释放。

黄光国：他（父亲）不是军人，也没有当官，他只是医生而已，所以判他不起诉处分，不算战犯，不算战犯只是没地方去，他本来是跟溥仪一起关在那个，抚顺战犯管理所，然后没地方去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也没办法回台湾，虽然说放你自由，法律上自由了，你还是不能乱跑，所以他们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叫辽宁铁岭劳改医院，再过2年，1959年他就过世了。

解说：黄子正离开人世时，台湾仍处在反共抗俄的年代，在黄子生生死未卜，家人仍然抱着希望以前，黄光国还得将父亲的伪满洲国经过隐藏起来。

黄光国：我们上学校，学校常要填你爸爸干嘛，父亲职业啊，那我那时候填的叫失踪，也不叫死掉啊，他也没死啊，我们也没有人敢说被抓，被苏联抓走，我们怎么敢讲这个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记忆里面小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要去谈它的事情，就把它忘掉的事情。

解说：1949年中共建国后，滞留大陆的第一代台湾人心里清楚，和抗战时期一样，都得隐藏台湾人的身份，历史的魔咒不断在台湾人身上重复上演，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让他们饱受折磨。

谢辉：说谢同顺是我祖父给我起的，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把名改了，改为谢辉，我就切断这个线，但是切不断，我改名以后很天真，认为这回没人找我了，结果还照样找你，而且，还得交代出来为啥改名？你逃避现实啊，你想脱离阶级斗争啊。

陈素梅：有人曾这么说，他说我们台湾人，跟日本就是日本人，享受日本待遇，日本人倒了，你又是中国人，台湾人尤其是那个文革期间，台湾人要受审查，我老公（蔡行铸）还进牛棚。

谢介石一生拥5国籍 是台湾人历史缩影

解说：复杂的国族认同一直纠缠着台湾人的命运，曾经在伪满洲国风光的谢介石，从1878到1954年，76岁的生命旅程中穿梭在台湾、日本和大陆3个土地上，他历经了大清、日本、中华民国、伪满洲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5种国籍，曲折的国族认同不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台湾人的历史缩影，当生命走向最后尽头，谢介石仍然想着有朝一日光荣返乡。

谢白倩：要说遗憾，可能就是说有机会生活好一些，有机会再回去（台湾）看看，这是他有的，别的没有。

解说：如今大陆的台湾同乡会仍然不定期聚会，这一些台湾同乡，他们的祖辈曾经到伪满洲国闯荡，目前人数剩不到50人。

黄春丽：我的家乡是台湾新竹，由于历史原因，就是我没有就是很早就过去。

吴庆元：能够有那么一天回到自己的故乡呢，去看一看。

蔡本勇：从小呢我就被那些那个长辈们举到桌子上，去唱那个台湾是我的故乡。

解说：他们的生命故事和伪满洲国有着深厚的连接。

伪满洲国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的一个傀儡政权，不论历史的舞台，是丑陋还是华丽，一群台湾年轻人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勇闯天涯的奋斗轨迹，家族与国家命运的离散终有相遇的一天，等到他们再见时早已人事全非，家乡变成了异乡，异乡却变成自己最后的故乡。

陈晓楠：黑雪1932，是台湾人在伪满洲国打拼的故事，黑雪1932，是台湾人在伪满洲国结束的时候，留下的深刻过往，即使历史曾经一刀剪断了台湾和大陆的政治脐带，但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不曾因为时局动荡而变质，从古由今，台湾人心中的中国情就像是过往的历史一样，敏感、矛盾，但又有一番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