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历史：五千台湾人到伪满“讨生活”

　　5000台湾人的脚步曾经踏到中国大陆东北，参与了伪满洲国的建设，并在这个后来被两岸都称为“伪”的地方，消耗了他们的青春甚至一生。近日，由台湾长天传播制作的历史纪录片“台湾人系列”首部曲“台湾人在满洲国”，揭开了这段被遗忘80年的历史。

在伪满的待遇比在台湾好

1932年的台湾，已被日本殖民37年。这一年，日本举国欢腾，因为他们在中国东北新增了一大块版图——伪满洲国。当时中国政局混乱，外有日本觊觎，内有国民党派系斗争、军阀残余以及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在此情况下，出于意识形态、求学、求业或生存发展等原因，有的台湾人留在台湾，有的到大陆追随国民政府，有的跟随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也有人去了伪满洲国。

为什么选择伪满洲国？溥仪御医黄子正的儿子黄光国说：“去满洲国工作待遇好很多，收入是台湾的3倍。”根据台湾“中研院”的有关调查，除了待遇好之外，还有就学、就业机会多的问题。当年的台湾，只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但东北有日本人所设、水平很高的南满医学堂、旅顺工业大学等。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受台湾在伪满洲国“第一大官”谢介石的引介，或受谢“官成名就”的影响。

谢介石1879年出生在台湾新竹，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积极投入日语学习，25岁时被推荐到日本。谢介石在日期间进入明治法律学校（现明治大学）攻读法律，与拥护满清的“辫帅”张勋之子同窗，自此搭上这条线，1932年更一跃成为伪满第一任“外交总长”，1935年出任伪满“驻日大使”。

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在本岛只能算次等人，但当谢介石回乡访问时，得到日本总督中山健藏“若日本皇帝般尊重”，“谢介石的官成名就，鼓舞了很多台湾有志青年，一时成为楷模”。曾在伪满任职的台湾人吴左金也提到，“在满洲，台湾人和日本人待遇相同，并无任何差别，在那里的日本人不似在台湾的日本人般歧视台湾人，比如在台湾的日本人是不会和台湾人通婚的，但在满洲却有。”

从医的占了1/5

据统计，从伪满洲国1932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往伪满的台湾人前后约有5000。从职业来看，医生在其中占了不小比例。当时的台湾只有一所医科大学，招收学生有限，即使在台湾读完医科、取得医生资格，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开业的资本，而进入公立医院只能当日籍医生的助手，于是几千公里外的大陆东北成为一个选择。有调查显示，在前往伪满洲国的5000名台湾人中，医生几乎占了1/5，原因在于东北有一流医学院、医科大学及开拓医院。

比如黄鹏谋的父亲黄顺记从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开原开设了一所博爱医院。而从台北医事专门学校毕业的黄子正为求进一步发展，也飘洋过海到了长春。后来，他在谢介石推荐下，成为溥仪的私人医生。未曾与父亲谋面的黄光国引用母亲的描述说，黄子正一旦“宫内有电话过来，就要马上赶过去，看什么病都是不能讲的，他也没有谈过”，“可是他偶尔也会提到，（皇后）婉容抽鸦片的事”。

不少台湾人受谢介石影响而在伪满洲国走上仕途，其中包括伪满“外交部政务司欧美科科长”林景仁、“外交部科长”王温石（谢介石原配王香禅的弟弟）、“外交部秘书官”谢喆生（谢介石儿子）、伪满“驻中华民国通商代表部高等官”黄清涂等。其中，林景仁背景深厚，是台湾著名板桥林家二房林尔嘉长子。

在台湾人熟悉的“养乐多爷爷”陈重光眼中，伪满是个商机无限的地方。由于战争因素，东北物资缺乏。脑筋动得快的陈重光便设法将台湾的茶叶引进大陆，因而大发利市。儿子陈炳甫说，“我父亲大概是第一个把台湾茶外销到东北的人”。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的父亲蔡洁生，年轻时赴东北，在大连工作，竟因而躲过被日本人征调至南洋作战的命运。

除了从政、从医和经商外，还有不少台湾人成为文化名人。1937年8月，伪满洲国宣布在新京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演员张冰玉回忆说，“导演都是日本人，课长、处长都是日本人，职员也是日本人，只有演员是中国人”。她当时的薪水很低，只有18元，而李香兰的薪水是最高的，月薪高达200元。“来也茫茫，去，更不知归于何所？广大的天地，何处是我俩的归宿？”这是客家籍作家锺理和短篇小说《奔逃》里面的一段文字。1940年，二度来到东北的锺理和为维持家计，开起出租车，剩余的时间就从事写作，他的作品深刻描绘了他的爱情及在伪满的生活。

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命运。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对当时在东北生活的台湾人而言，无疑是人生巨变。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空间，被迫作出抉择，他们原来在东北的投资或是生意，也只能放弃。由于台湾人的敏感身份，他们面临汉奸罪审判，在大连开博爱医院的孟天成就因娶了日本太太，所有资产充公；曾任伪满“驻新义州副总领事”的吴左金被关了279天，吴回台后对国民政府死了心，其职业就是“在家带孙子”。当然，不少人返台后也要面对汉奸审判的威胁，加上在伪满洲国的履历完全不列入年资，所以大半选择隐瞒这段经历。

据台湾媒体披露，1998年，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到北京访问，得知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是东北人后，忽然说他年轻时去过满洲里。辜振甫到满洲里不可能是1949年后，很可能是伪满期间，但他的传记《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对这段经历只字未提。

谢介石的命运值得一提。据谢的外孙谢同生回忆，1946年曾有一位神秘客人到访北京谢家，随后谢介石的二子和三子陪同他去了中共军队驻地张家口。接着，国民党宪兵队派人到谢家蹲守，无意中发现谢家大家长谢介石竟是伪满“外交总长”，当下就把他拉到狱中。多年后，谢同生证实谢介石三子谢津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络，而当年的神秘客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三巨头之一的颜堂，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知谢介石在狱中，就做主放他出狱。谢介石得以安享天年。

不过，谢介石的子孙就没这么幸运了。谢介石的孙子谢辉说，小时候还觉得有个当大官的祖父挺荣耀，但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种种政治学习后猛然发现，祖父当这个官“对我们家庭没什么益处”。他的中学毕业鉴定上写着，“该生隐瞒家庭历史，不可重用”，求职因此处处碰壁。

其他的像“税捐局局长”郭辉，在伪满覆亡后回台，重回教育领域。台湾已故知名雕塑大师杨英风的父亲杨朝华，一心想回宜兰，但因舍不得在大陆的电影产业而错过船班。一念之差，使他与先行返台的杨英风相隔50年才得以再见。

日据时期，台湾人随日本势力到达华南、华北、东北、南洋，也有人跟随国民党到大陆各省，或随共产党长征到陕北。不了解这段历史，恐怕无法体会台湾人所处历史环境之复杂，也无法理解台湾至今对日本存在的暧昧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