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姐弟访东北　探寻外公“满洲足迹”

在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一对来自台湾的青年姐弟来到大陆，探寻其外公70多年前在东北的足迹，姐弟俩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于历史的追寻与缅怀。日前，这次旅程的主角之一，台湾女生何思莹向中评社记者讲述了她外公的“满洲故事”以及此次旅程带给她的思考。

探寻外公“满洲足迹”的台湾女孩何思莹

何思莹刚刚完成了在台湾中正大学硕士班的学业，目前从事纪录片影展的工作，她曾在2年前来到人民大学交换，硕士毕业论文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未来有机会，我也想从事中国题材的新闻报道”，她说。
“直到国高中，我才听我妈妈不经意提起他的那段经历”。何思莹告诉记者，她的外公张喜荣今年92岁，系屏东客家人。“两年前，我在报名一个交流活动时，要求我们‘分享自己与大陆之间的联结’，那时候我才打算记录下外公早年的故事”，今年夏天，在两岸交流项目“创意游中华”的支持下，姐弟二人完成了对外公5000字的口述史访谈，带着外公记忆中的一系列疑问，他们来到了沈阳、上海等地展开寻访。

“整片海真的是浓浓的黄色”

1938年，15岁的“小张”从南台湾远赴同为日本强占统治的东北，开始了一段为期十年的讨生活之旅。
“我一直都没有改日本名字，因为总觉得会对不起祖先”，张喜荣老人在访谈中如是说，1928年，务农的父亲因黑死病去世，两个弟弟又相继夭折，他的生活非常艰苦。十年后，在已赴东北谋生的舅舅的建议下，张喜荣独自拖着一箱御寒的皮衣，从高雄港出发，经海运辗转大连港，最后抵达了当时伪“满洲国”的大都市——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我还记得当船行经黄河出海口的时候，整片海真的是浓浓的黄色，看得我十分诧异”，张喜荣在向她外孙女回忆时如是说。

何思莹向记者展示老照片与她外公张喜荣的口述历史笔记

“李香兰坐上了我车后座”

和张喜荣有类似经历的台湾人不在少数。何思莹告诉记者，随着纪录片《台湾人在满洲》的播映，20世纪30年代起五千余台湾人远赴东北的尘封往事就此揭开。“有台湾人去‘满洲国’担任了‘外交部长’，还有人当了溥仪身边的医生”，何思莹介绍，更多的是像她外公那样自发前去“讨生活”的平凡小民。不过，由于这些人返台后经历了“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不愿提起在东北的经历，再加上他们现在年事已高，故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并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像我外公这样算是很幸运的了，每当他提起自己的经历，总是知足地对我说：‘能活下来就好了’”。
的确，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里，对于普通人来说，活下来，就是最奢求的目标。
“我外公当年15岁，为了达到计程车驾照的考试门槛，他偷偷把自己的年龄改大。”何思莹说，一开始，张喜荣在日本人经营的“奉天车行”里开车，为了和当地人打交道，他学会了北方话（普通话）。不过，从小接受日本教育的他，因通晓日语而与一位“大明星”结了缘。张喜荣回忆，偶然一次机会，他接到了李香兰的叫车电话，特意嘱咐他在接送时，避开记者的围追堵截。一来二去，这个毛头小伙就成了李香兰“钦点”的司机。“我外公那时就知道，李香兰其实是日本人”，何思莹笑着说，在采访外公时，他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李香兰”的桥段，可见那段经历让他印象格外深刻。
说到这里，何思莹翻开一本相册，“这里是中山公园，原来叫做‘千代田公园’，外公说冬天经常去那里溜冰，当年的水池还留存至今，不过水池旁日本人建的忠灵塔早就被拆除了”。姐弟二人的沈阳之旅，获得了当地志愿组织“沈阳图景”的大力协助。据何思莹介绍，“沈阳图景”是当地市民自发组成的民间团体，旨在通过对老建筑、老地图、老照片、老地名的寻访，探索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多亏有他们的导览和协助，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寻找外公当年生活的线索”。

“那段历史，今天也许还是一个禁区吧”

不过，何思莹告诉记者，尽管有当地人的帮助，但姐弟二人的寻访依旧困难重重。“比如说，我们在沈阳街头随机询问一些老人对于‘满洲国’的印象，可他们除了说‘日本人很坏’之外，也没有人能够多说一些其它的个人经历”，她说，“沈阳图景”中的一位成员做过他姥姥的口述史，她老人家曾在日满时期的铁西区糖果厂工作，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沈阳图景’团队里还有一位辽宁电视台的记者，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介绍信的话，很难进入档案馆查询。也许，在今天的东北，那段历史还是一个禁区吧”，何思莹说。
日本战败前夕，前线战事趋紧，伪满油价飙涨。张喜荣退出了出租车行业，在一个日本建筑师的家庭做私人司机。1945年，《波茨坦公告》与广岛、长崎的核轰炸，压垮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8月，苏联红军开进中国东北。但这竟成为了张喜荣记忆中最恐怖的一段时光。“我外公说，苏联人抢劫、杀人、强奸妇女，非常可怕，为此，他甚至配了一把手枪防身”，据张喜荣回忆，当时日本在沈阳的一些商行和住宅难逃当地平民的报复性损毁，由于台湾人开的医院和日本医院很难分清，所以那时也有个别台湾人遭受了误击。“日本投降后，大多数在东北谋生的台湾人都选择回去，是我外公开卡车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台湾人，可他却选择留了下来。”

“如果遇到共产党，就要称呼‘同志’”

熬过了那段混乱的空窗期后，中国政府接收东北，爱国将领马占山接管了这里。李香兰离开了沈阳，她当年居住的“奉天大厦”也更名为“中苏联谊社”。在马占山的杨姓台湾籍秘书的介绍下，已经做了七年司机的张喜荣，进入国民党官邸“中苏联谊社”，开始专门为国民党军官开车。“军官太太们爱打麻将，我外公就要经常接送她们”，何思莹告诉记者，进出不同营区时，只有报出正确的“通关暗语”才得以放行，有一次某个营区更换了“暗语”，她外公却没有及时知晓，差点还搭上了性命。
值得一提的是，张喜荣也知道当时的军队中有共产党员，“我外公跟我说，跟军人打交道前首先要搞清楚他是什么背景，如果遇到了共产党，就要称呼‘同志’，这样可以感觉更亲近”，何思莹说。
日本人、苏联人、国民党、共产党，十年的东北闯荡，这个小小的台湾司机凭借着灵活的身段，和各路人马打着交道，他内心又会有什么样的体会？何思莹说，她也曾问过外公这个问题，但他只是淡淡地回答“我就是一个讨生活的人”。她告诉记者，在东北的寻访过程中，她就和弟弟讨论，外公那时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他那时有一个“祖国”的概念吗？“他从小只上过客家人开的私塾，背过三字经，接受过日本式的小学教育，来了之后又体验到东北这边迥异的文化，所以我们想在这趟回去之后，再去向他提出这些问题”，何思莹表示。

何思莹收集的沈阳老照片等资料

“在上海为首次参加全运会的台湾队加油”

1948年，国共内战的隆隆炮声，似乎唤醒了张喜荣返台的意愿。“其实东北的台湾人早在1945年就回去得差不多了，但我外公觉得钱还没赚够，这才多留了三年，也躲过了二二八事件”，何思莹告诉记者，随着解放军的乘胜追击，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喜荣搭上了回程的火车，但往山海关行进的时候，前方铁路线因战事中断，他只得经锦州赴葫芦岛海港，赶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
相较于在东北艰苦而危机四伏的日子，老人记忆中的上海生活则多了一丝悠闲和安逸。在这座远东第一城的灯红酒绿中，他一会儿去看表演，一会儿又为首次参加旧中国“全国运动会”的台湾代表队加油助威，以至于穷尽了手头的盘缠。“那时国民党在上海四处抓壮丁，幸好同乡会帮我外公办了一张‘回台证明’，他才安下心来”，何思莹告诉记者，这张证明今天还完好地保留在外公手中。
在上海呆了四个月后，张喜荣终于拿到回台湾的船票。
返台后，张喜荣不再开车，转而在台糖做业务。那些他在东北的故交，除了邻乡同行的屏东相亲外，只有一位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军官，1949年跟随国民党播迁赴台，两人也得以在高雄叙旧。“其中一位舅舅一直留在长春没有回来，妻儿回到了台湾，一家人分开了30年，他的儿子一直有坚定的信念与其父团聚，直到1980年，在外留学的儿子才把他带到加拿大团聚”，何思莹说。

“这趟旅程最重要的其实是你”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对历史的诠释，都是一些大人物、有权力的人做出的，好像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定断这段历史”，何思莹认为，历史是多面的，对于那些在大历史下的小人物而言，每个亲历过历史的人都有着不同的记忆和感受，“只要能够让这些声音发出来，让不同的记忆和感受被陈述，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她认为，这就是姐弟二人此次前来东北追寻外公足迹主要目的，“我还是觉得很庆幸，至少在台湾，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有整个社会文化在支持，而大家也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事。”
谈及此行对他们姐弟二人的思考与启发，何思莹告诉记者，他们在沈阳寻访之旅的半途中一度感觉有些茫然，“我们一直在在找一些老建筑、老地名，然后说‘喔，这是外公以前去过，那里外公曾经呆过’，好像我们一直在追寻外公以前生活的足迹，但事实上，现在沈阳已经变得很多了”，当他们来到伪满时期的工业区铁西时，发现当年的厂区已经高楼林立，物是人非，“我开始问自己，我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何思莹与外婆、外公的合影

“就在这时，有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这趟旅程最重要的其实是你，而不是你的外公”，当地友人的一席话，让何思莹恍然大悟。她告诉记者，“外公的脚步是我的起点，借由他的经历，其实我想去了解现在的中国（大陆）是什么样子的。通过在沈阳的寻访，我可以知道这边的人是如何看待那段历史，然后再结合我外公的历史记忆，从而慢慢找出我们这一代台湾人对那一段历史看法。”
“这趟旅程不是复制外公的脚印，而是尝试走出自己的路”，何思莹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