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作者：马芸芸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对张献忠的研究始于明末，明末余端紫即撰有《张献忠陷庐州记》。随后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研究者极少，成果寥寥，台湾和海外的张献忠研究笔者尚未见到，故本文仅就大陆近60年来张献忠研究的简况略疏管见，粗陋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张献忠研究的简略回顾

对于张献忠这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颇具争议。我们自1950年代以来的对张献忠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在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上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史学等，才使张献忠研究较之过去有显著成就。特别是1980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30多人，会后编辑出版了《社会科学研究》丛刊《张献忠在四川》论文集。会上有关专家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杀人”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不能归咎于张；对于在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不能扬李抑张，也不能扬张抑李。

近60年来对张献忠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不多，涉及的领域主要为军事，而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涉及甚少。论著类较重要的有胡昭曦著《“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胡先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

【“张献忠起义军的打击对象是反动势力，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这有什么不应该？当然，也要看到，农民义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杀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杀了他的全部家口，打击面很大，杀的人相当多。这是可以从农民朴素的阶级仇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明的。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的革命性，更不能加以夸大，诬说起义军见人就杀。”】

四川作家郑光路也就张献忠杀人问题写了《“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通过剖析种种“真相”、“谜案”，以独特视角研究张和明末清初四川那段惨烈的历史，提出了与胡先生不同的看法。

袁先生批驳了“八大王洗四川”的传言，以翔实的资料佐证了张献忠并非屠蜀的刽子手，而是一个骨子里始终浸透着小农意识的农民首领。袁先生力图还原一个作为“人”的八大王张献忠，令人击节。王先生的《张献忠大西军史》，大量引用地方志，资料翔实丰富，出版后引发许多评议，推动了对张献忠的进一步研究。如《读王纲著》，《评》，《如何撰写农民战争史——读王纲感》，《用方志资料研究农民起义的新成果——评王纲著》，《张献忠研究的新成果——评》等。

张献忠研究的论文类难说成果丰富，考证性文章偏多一些，如：《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张献忠名号、籍贯和年龄小考》和《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张献忠在湖北地区活动考略》，《李自成张献忠永宁会师考实》，《张献忠屠城与藏金之谜》，《掘杨嗣昌祖墓非张献忠所为考》等。一些考证颇见功力。

史论型文章主要有：《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浅谈张献忠》，《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问题》，《论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对张献忠(崇祯十六年)在“湖广”活动的估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比较》，《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以张献忠为例》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亦考亦论的文章中有《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实为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一）、《张献忠“原罪论”圣谕——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二》、《张献忠多面性人格——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三》和《大西政权集中营式管理——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四》等，功力不凡。

二、张献忠研究的特点

张献忠研究呈现不平衡的特点，盖因历史资料的缘由，某些方面研究得较为充分透彻，而其他方面则十分薄弱。

研究相对充分的是其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一面，尤其是他的军事措施，这类成果较多。论著类首推王纲先生所著《张献忠大西军史》。论文类也不少，比如《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张献忠在安徽的重要战绩述论》和《张献忠在湖南作战史迹述略》；《张献忠进军江西初探》；《张献忠袭取襄阳战略初探》；《“圆盘计划”与张献忠土地岭大捷》、《张献忠三峡战事述论》和《张献忠“以走致敌”与黄陵城大捷》；等等。

对于张献忠杀人问题，1960年代虽有《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着史学研究的情况下，由于张献忠被定为农民起义首领，故“屠蜀”一事众所讳言，乃至曲为辩护，研究难以深入客观。直至“文革”后思想解禁，对该问题才又开始作进一步反思，研究较为深入一些，有“实录”，有考辨，但对张杀人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尚需做更加深入的探析。如《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张献忠的屠杀政策与大西政权的失败——读等有感》。及至最近10年，对张的屠杀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追问，见《张献忠的一桩公案——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和《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

研究相对薄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张献忠的政权建设。《张献忠在湖南建立政权的尝试》、《张献忠起义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这两篇论述稍显简略；不过，《大西政权集中营式管理——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四》对大西政权在成都采取极端严厉的集中营式管理模式的缘由和影响作了深刻剖析；辽宁学者张宏杰《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以张献忠为例》一文从与欧洲农民运动的简略比较中，在制度层面对大西政权从起义的政权沦为专制的政权这一衍变的缘由进行了历史的拷问。

其二，张献忠的经济措施，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几乎均无研究，令人遗憾，仅见《大西政权铸币考》一文。

其三，张献忠的文化措施，所议寥寥，仅有《张献忠对待西洋科学技术的态度》和《张献忠的文风》。

其四，张献忠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研究实在单薄。仅见《大西政权与川西北少数民族》和《李自成、张献忠与传教士》。大西政权有无对外关系？又是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问题为张献忠研究中的空白。

其五，对于张的个人生存状态、对其人性的探讨有所突破，但欠深刻全面。《浅谈张献忠的形象》叙述较为粗略，不够精准。《张献忠——权力之巅 人性之恶——读》认为身处权力之巅的张彰显出种种人性之恶，使其在川无法提出合理的政治经济措施，举措多端失调，激起各阶层反抗，从而导致大西政权无法立足四川，终招败亡。《张献忠多面性人格——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三》对张人格中的人性的善、恶两面都有论及，持之有故，令人信服。

对17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川渝地区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的张献忠起义，我们研究得不够、反思得不够。

一个内战，让美国人反思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冲突呢？南北双方的美国人怎么就没有足够的智慧达成共识以避免令几十万生灵涂炭的血腥战争呢？迄今这一反思仍未停止。正是这持续不断且愈益深刻的研究和反思使美国在面临国内各方利益纠结之时，能产生某种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从而避免内战。

对照之下，我们的张献忠研究甚为逊色，多的不说，仅就影响巨大的屠蜀问题这一项就有不少拓展空间。这种针对平民的屠杀是大西政权的独有特征还是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或历代王朝建立均易出现的规律现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有着怎样的联系？与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人”的观念有着怎样的联系？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几乎皆把张作为农民运动领袖定性，对其杀人之事讳莫如深，甚至为之辩解；1980年代以后对其认识呈现出多重性，对其杀人之事未加避讳，但在对其杀人的深层原因及影响的深刻性上探讨得不够，且缺乏对同时期西方类似农民运动的研究以及对二者的比较研究。

三、为历史信念而进行的张献忠研究

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兰克认为：“史学家的最高职责是按事件实际发生的那样来叙述历史”。然而，由于相关资料的匮乏或真伪莫辨、史学家个人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历史研究无法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的主观性、相对性，张献忠研究亦是如此。

笔者囿于学识所限，仅引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张的屠蜀问题研究的相对性，希望它能成为引玉之砖。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抑或是否确实实行了规模性的屠杀？虽然已有不少考辨，但对这一问题还不能说已经解决，还存在较大争议，需要继续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张献忠研究更多倾向于对其作历史的肯定，将其定性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推翻明朝暴政的反抗者，如《张献忠摔皇冠的启示》；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研究则宽泛得多，既有对其军事战略的解析，也有对其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考察。张献忠研究范式的转变以1978年为分水岭，之前与之后的意识形态影响对史学领域的张献忠研究有所殊异。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历史研究危机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中国史学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定向，研究的重心由政治（阶级斗争）、经济（生产关系）和军事史（起义、革命、战争）转向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

的确，我们无法否认“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克罗齐语）“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确定事实，还要解释它们。”

诚然，史学家谁不以写出反映客观事实而又具真知灼见的文章为己任呢？然而，又有谁的历史解释能完全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谁的文章没有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为张屠蜀辩解还是之后的对张的杀人方式、数量等问题作精微细致的考查，难道不都是按自己的价值取向来取舍材料、假设立论？我们必然会排除某些事实而突出另外一些事实，而后构建一个叙述框架来容纳那些复杂的事件。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所有张献忠的研究者亦都参与了神话（即对事件进行了变形）的制造。

正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所言：

【“历史客观性是一个高尚但却达不到的梦想，这个梦想认为能获得关于过去的完整的、不偏不倚的知识。然而历史家不可能客观地再现历史事件，因为该事件已经逝去了。有关的记载再完整也不可能全面。材料因而是残缺不全的。历史家必须选择材料。而选择时，又受到头脑中已有的有关该事件的结论的影响，因此会按照某一框架来选择材料。”】

当然，张献忠研究者会按自己的框架来选择材料，无法做到纯粹的客观，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张献忠的史学研究和对这一研究的客观性追求。我们秉持这样的信念：随着更多的证据被发现和某些既定的结论被质疑被推翻，历史叙述将愈来愈接近历史真实。

其实，张献忠研究在这60年中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可以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人类学、人口史学、文化心态史等新史学的大潮中，史学家对张献忠现象的反思与诘问不会停息，相关的研究亦必然会有深入拓展，张献忠研究定会涌现出更多令人欣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