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彝区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来源:军事历史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彝区途中的“彝海结盟”，是红军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范例。30年代的书刊记述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但限于当时外界对四川彝族奴隶社会知之不多，“彝海结盟”被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颇带传奇色彩;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一些回忆录、调查报告、采访报道，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情况，但由于受对地方史、民族史学不太了解的制约以及资料占有的局限等因素的影响，对红军过彝区的史实记述难免有出入。我室经多年广泛的资料征集，包括实地走访各方面的目睹者，并作认真核实，现就红军长征过彝区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红军“彝海结盟”

一

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大致为清代宁远府辖地，地域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国年间建制多变，习惯上称“宁属”。就地名来说，大凉山泛指小相岭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军路线主要有3条：

1、主力红军经会理到永郎沿安宁河北上，过菩萨岗到安顺场，行程503公里;

2、红九军团经会东翻大箐梁子至西昌与主力红军会合;

3、主力红军到泸沽时分一支佯动部队经越西至大树堡佯攻，后去安顺场。这3条路线均为谷地，主要是汉族聚居区，各有约100余华里彝族聚居区。

“彝海结盟”之地在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的西北边缘地带。

1935年5月22日晨，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在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率领下，从大桥场出发，翻峨瓦山进入果基(又称沽鸡、古鸡)家辖地彝族区。当主力部队过完，枪声突然骤起，稍在后跟进的工兵连战士被彝族头人武装缴去枪械，脱去衣裤。红军先头部队进至喇嘛房亦受阻。沿途枪声不断，红军亦有伤亡，但红军战士遵令始终不还击，只是喊话宣传。刘、聂首长居中，时行至彝海(原名鱼海、袁居海)边，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据侦察报告：“前面是果基家，东面是倮伍家，后面是罗洪家，红军陷于四面包围的境地”(据《刘伯承回忆录》芦焰文)。“三个部落彝民在前后及右翼包围红军，意欲缴枪”(据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军当即决定，由刘司令员布置阵地，聂政委带人喊话宣传。喊话多时不见效，已是午后。在进退不能的情况下，“红军忍痛还击，把对方打退下去”(芦焰文)。《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救亡出版社，民国26年版)一书称：“经过一场血的见面礼后，他们就进入深山。”据向导讲：红军从海子包包向后发射两发炮弹，以3挺机枪掩护向海子东、南还击，有6名红军战士泅渡过湖，端起冲锋枪打到山顶(据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调查资料》)，1支红军向南反击。在当时，当地人没见过翻山“找人炮”和自动连发的机枪、冲锋枪及武装泅渡、运动神速的“神兵”，在红军有限地反击下四散逃走，第2天再不敢阻拦红军。朱德5月23日签署的命令亦说“为我击溃”。

很多回忆录、调查报告等资料都避讳红军与彝族头人武装发生的战斗，主要是担心这会影响党的民族政策，其实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彝民对红军不了解，彝族头人武装对红军的阻道为的是夺取枪支。对红军来说，遭拦击不还手并尽最大努力宣传，在被困五六个小时且有伤亡，天晚进退不能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还击，是不得已的自卫行动。

这一带属于黑彝果基家支管辖。黑彝(诺伙)，是民主改革前深山彝族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彝族家支，以血缘为纽带连成的每一个男性成员，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若干大支和小支，凉山彝族家支组织实际上代替了奴隶制政权的职能。

家居彝海附近的果基约达(约达又译作姚达叶旦、小叶丹等)，聪明伶俐，能言善辩，通晓汉语，是这一带果基家的首领人物。约达听懂了红军的宣传，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去联系。沙马尔各回报说红军平等待人，并要求这个地区管事的去谈。约达即带人下山，在江家店见到红军。据红军工作队的冯文彬所记日记(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日记》)，约达说：“我是沽鸡家的小姚达，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萧华立即去报告刘伯承司令员。冯文彬带着约达，到了海子边见到刘伯承。刘司令员重申红军北上宗旨。约达说：“从这里通过，由我们管，由我们保。”并说，“按彝族习惯我们要吃血酒”。刘伯承表示同意。没有酒，就从湖中舀来清水代替。

彝海四周青松苍翠，湖水清澈如镜。巫师念过咒语后，把鸡血滴在盅内。刘伯承和约达发誓后都一饮而尽。

红军返回大桥场驻下，约达带10多人随红军到大桥场以示诚意。23日，约达与红军先头部队同行，到喇嘛房分别，又派4人为红军作向导。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彝区。

在这里，有必要谈一下“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据陈云所撰文，红军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军阀刘文辉长期压迫彝民甚烈)，“经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不但不打红军，而反被红军收编作‘红军游击队’”。红军给了部分枪支，在当地与“征剿”的官兵作斗争。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经过四川彝族地区。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

实际上，这支“游击队”很快就名存实亡。5月30日，邓秀廷带所部(刘文辉收编的地方部队，时为国民党军第24军第20旅)两个连，传下旨令，收缴了黑彝家支武装所歼本部李德吾团的枪支、财物及缴去的红军、抗捐军枪支。果基家武装在峨瓦山垭与邓部对峙交火，抗拒不缴，打不赢，数天后只好认降，交出枪支并被勒索去大量银两。据邓的秘书回忆，约达还到邓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兵。而彝族头人武装与“征剿”官兵的斗争，则是红军长征过彝区之前的事。因此，我们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保存红军赠送的旗帜，显系传统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并显示其对刘伯承司令员的尊重。

二

安宁河谷，自古以来民族迁徙频繁，被民族学者称为“民族走廊”地带。明人《九夷考》记载了9种少数民族情况。冕宁北部地区，据《明史·四川土司》及清代《四川通志》、《宁远府志》、《冕宁县志》载，为“西番”人(藏族支系)聚居。清末、民国年间，吏治腐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兴旺发展，奴隶主不断向四周掳掠、扩张，土司不能驾驭。据一些调查资料，新中国成前的20年中，凉山边缘的汉族被掳入深山为奴隶的就达五六万人。清末，凉山腹地一些黑彝家支大量徙居安宁河流域。红军过时，果基家支大致踞有安宁河左岸和大渡河支流南垭河的上段几十公里交通线地带。

地处甘青川滇交通要道的安宁河谷，当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冕宁至安顺场，处咽喉要冲，为通雅安之小路，到泸定的捷径，历史上的吐蕃大军、蒙古铁骑、太平军都曾经过这里，南来北往的商旅络绎不绝。黑彝家支占有该地，特别是1914年彝族奴隶“拉库”起义失败后，奴隶主肆无忌惮地掳掠，商旅视为畏途，此地成为“川人所最恐惧者”，军队通过“一团以下可被缴械”。黑彝家支对小部队或残兵经过这里，往往不放过夺取枪支的机会，对过往大军则不敢问津。红军通过此地之前，川边军、邓秀廷部曾多次经过这里。因这里的黑彝家支力量远不如凉山腹心地带的彝族武装强大，一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有些书刊说“彝民反对官兵入境”，好像这便是红军先遣团入彝区后被围击的原因，其实不然。如前所述，“视为畏途”的是民间商旅和小股部队。红军先遣团被黑彝武装围击，带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

邓秀廷

红军在将到冕宁时，驻大桥场的川军邓秀廷部团长李德吾(带兵1个连)，与邓部失去联系，将关押在县城的“坐质换班”(清代同治年间“征剿”凉山后，实行以彝族头人轮流到县城作人质的反动统治制度)黑彝头人带走，县府官员及部分团队随行。经交涉释放未果，罗洪、倮伍、果基3股黑彝家支武装遂沿途围击，到大桥场以北百余里的南垭河峡谷，歼灭李部，救走被押头人。有的文章说，两个部落“沽鸡和罗洪正在械斗”当指此。不过，他们之间的械斗是在以前的事，而在红军到来之前夕的军事行动却是联合对付国民党官兵。各彝支在冕宁劫人质得枪数百支后，势力增强，利欲大增，返大桥场，正在掳掠该地汉族。红军先遣团来到时，他们退峨瓦山以北埋伏，想再有得枪的机会，遂有次日围击红军先遣团之举。

综上述，关于促成“彝海结盟”的因素，我们认为：

首先是红军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民族平等的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张贴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便写上了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压迫的内容。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红军进入冕宁县境后，四处张贴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文字内容鲜明生动，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在彝汉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红军过彝区前，红一团杨得志团长和黎林政委作动员说：“彝民不了解红军，我们必然以实际行动取得信任。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向彝民开枪，这是总部命令，谁开枪谁就违反党的政策和军队纪律”。(见《星火燎原》丛书之二，王耀南文)

红军进入彝区严守纪律，任随埋伏在树林中的彝族武装打枪，红军指战员“头不抬，眼不眨，只是向前走”(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调查资料》)，一直叫向导喊话。对拦路索钱的，便散发给大洋。工兵连指导员罗荣被扒得精光，赤着身子还在大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王耀南文)。刘伯承22日晚返县城向毛泽东汇报：这里的民族斗争很严重，少数民族有人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打冷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毛泽东说：党的民族政策早就规定了，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歧视他们。(冕宁县委调查组1975年走访陈昌奉谈话)红军不但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送给彝民不少银元、衣物及食品。

正是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诚相待，使彝民深感红军亲如兄弟，认识到红军与反动军队的欺负压迫有天壤之别，才心悦诚服。

其二，红军不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且有无坚不摧的震慑力量。红军在宣传无效，进退不能，天色已晚的情况下，进行适度反击，既说明红军以诚相待，又表现其英勇善战的铁军风范。50年代后走访当地彝、汉族老人，不少人都回忆说当年的红军是“神兵”，“枪子不进”。

其三，约达听懂红军的宣传，看到红军的所行所为后主动与红军联系。为什么约达求见红军要求“讲和不打”，愿保红军过境，而其他头人却不能呢?除了约达自身的因素外，还有历史和地域的因素。历史上，官府对彝区的“征剿”，凡遇抵抗的，都残酷镇压并洗劫一空。罗洪、倮伍及其它果基家的头人打了红军一走了之，因他们远离出事地点，而事就出在果基约达的地域内，他的家就在附近村落。如前述，按过去这种情况，触犯“官兵”的“天威”会被洗劫一空的，而投诚和交钱物则可免杀身之祸。很显然，约达从速与红军为盟还有最现实的考虑，即他有将打红军的责任推卸到别的彝支身上的意图。这样做既可消除祸事，又可结交上红军这个大朋友对付罗洪家，如萧华所说：“想要红军帮他打冤家”(《星火燎原》选编之二)。

30年代的彝族奴隶社会还是封闭的，彝民对外知之甚少，对红军根本就不了解。就是汉族区，大多数人听到的也是“共匪”之类的反动宣传。正如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后撰文所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三

谈“彝海结盟”，不能不谈及冕宁抗捐军和红军游击队，但这与“沽鸡支队”毫无关系，有的文章却错将二者混淆。

红军进入冕宁县境，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与先遣团接洽，报告敌情、路径等情况，组织群众欢迎红军，县城等地出现贴标语、放鞭炮热烈欢迎场面。(据冯文彬日记)中央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兼任地方工作部部长)亲自帮助建立地方临时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地方武装——冕宁县抗捐军，地方党组织——中共冕宁县工委。抗捐军在数天内发展到500多人，为红军站岗放哨，打土豪筹集钱物，为红军输送了200多匹骡马和部分钱物(据《何长工回忆录》)，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北上。

中共中央派王首道和李井泉带一部分干部留下，又从红三军团抽1个营为基础，配备电台，准备在冕宁、越西一带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王首道回忆录》及王首道1988年5月在西昌的谈话)毛泽东在县城东街召开拟留下打游击的红军干部和地方党员会议，讲游击队的任务等问题。(《中共冕宁地方史资料》，廖志高文)5月27日，殿后的红九军团在县南泸沽击溃追敌后迅速北撤，王首道、李井泉等奉命归队，“留下一个连，由黄应龙带领掩护地方党的工作”(中组部办公厅档案室所存李井泉材料)。抗捐军领导人根据形势决定，将队伍撤到县北一带打游击。抗捐军与红军游击队合编，合编后仍称抗捐军。次日，队伍开到县北大桥场，当即被黑彝头人武装监视并强行索枪。形势恶化，抗捐军领导人决定追赶红军，一同北上。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区，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果基约达和罗洪卓衣歃血，保抗捐军过彝区。次日，抗捐军行至大桥场北的峨瓦村后，被罗洪、倮伍、果基3家黑彝奴隶主武装袭击，遭到失败。(四川省、凉山州联合调查组1984年2月《关于果基小约旦1935年是否袭击冕宁县抗捐军问题的调查报告》)1个连的红军部队只有数名战士脱险后辗转到泸定追上红军尾队。

为什么各黑彝家支间常有冤家械斗而后却又能联合行动对付红军部队?为什么头一天歃血，第2天便违盟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掳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隶制社会阶段都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掳掠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镇压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民族的进攻”都采取联合行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的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如红三军团留在会理的另一支游击队，当地奴隶主与红军指战员一边谈判杀鸡饮血，一边却又调集武装袭击，致使这支红军队伍全军覆没。(德昌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游击队在会理岔河遇难经过的调查报告》)刘伯承与果基约达歃血为盟，是在击散围攻的头人武装后，英勇善战的红军被看成是“神兵”的情况下进行的，方使红军大队顺利通过彝区。对抗捐军这支弱小队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几个头人诚心保送，其他头人在枪的诱惑下也未必买他们的账。因凉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家支间和家支内部头人对等。再有，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避强凌弱的策略，对待红军也一样，工兵连、抗捐军正是其猎取的对象。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会见彝族果基家支大头人果基木古

关于抗捐军的失败与果基约达的问题，抗捐军政委陈野苹(曾任中组部部长)有多次谈话、信函和文章谈及。大致是：队伍开到大桥场，彝族人已塞满这个小镇，约达的一些人打着刘伯承给的那面旗子来向我们要枪。当晚，罗洪家说，约达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时，约达不肯发誓。第2天队伍出发后，彝族人三个两个插进队伍中来。途中，罗洪家又说，邓秀廷部从枧槽到前边截击抗捐军去了。到了峨瓦山脚后，决定转向西去罗洪家的地区，约达说与罗洪家有冤家不去。队伍原地休息，不一会彝民开枪了。红军游击队长刘彬当即牺牲。红军指战员思想上无准备，鱼龙混杂中队伍乱了，失去指挥，抗捐军瓦解。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野苹，从40年代起便多次写过有关材料，当地目睹者的回忆也能与之相印证。约达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红军游击队)，省、州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我们在此试就当事人的材料结合其它资料作一分析。

其一，罗洪家提供的情况不正确。据亲历人资料，邓部直开冕宁县城，并未派队去枧槽方向，且30日才到县城。薛岳中央军都不敢紧追红军，川康军刘元琮旅在泸沽刚吃败仗，才叫邓部追红军。老谋深算的邓秀廷自然不会冒风险。罗洪家的情报，很明显是想将抗捐军引到自家地盘而独吞其枪支，而峨瓦为汉族村，是果基家的势力范围。

其二，约达的人要枪是明要。约达歃血时不肯发誓，可看作其心境坦诚，他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据省、州《调查报告》)。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便虎视眈眈，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王首道回忆录》中说：“红军主力北上后”，彝族头人“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如前所述，在彝族奴隶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以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约达保抗捐军过彝区已不可能。

其三，约达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一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后卫红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不少人”，红军战士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扑过来”。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所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约达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支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约达是爱莫能助。

至于各黑彝头人的图谋计划，约达为什么不向抗捐军领导及时透露，是迫于压力，还是想从中分一杯羹，因资料所限，本文就只好存疑了。

“彝海结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大事件之一，是党的民族政策胜利的见证，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民区赶到安顺场渡口。但是，对于果基约达，我们既不能因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区而夸大其作用，甚至将其神化，也不能用超越历史时期的眼光去要求一个处于奴隶社会头人地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