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古政变至明治初期的日本皇室改革

从历史上看，日本皇室制度及天皇的政治、社会地位是随形势不断变化的，幕末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如此。维新政府的建立始于庆应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的王政复古政变，从那时到1877年（明治10年）西南战争结束，是日本从幕藩体制走向中央集权体制的奠基期。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日本国家的政治模式、身份制度、经济制度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天皇及皇室的政治地位、参政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剧变。

关于明治天皇及近代天皇制，学界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资料汇编及研究成果。日本学界在二战前有渡边几治郎等对明治天皇及其辅弼者的记录和研究，虽然渡边秉持的是官学、尊皇的立场，但其著作中所用的部分材料还是可以批判地再利用。战后，井上清、松蒲玲等学者从反思和批判近代天皇制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给我们呈现了天皇制研究的另一个侧面。1976年出版的两辑《“天皇制”论集》可以说是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唯物史观史学家为核心的学者所做的天皇制研究的成果汇总，也反映了该时期学界的关注点和争论点，如围绕绝对君主制的讨论等。之后，随着学界对战后历史学的反思，天皇制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多元化的研究趋势，研究幕末、明治初期政治史的著作多会涉及维新变革中天皇的地位及政权涉入方式等，如毛利敏彦、高桥秀直、坂田吉雄、笠原英彦等的相关研究。近几年出版的著作，如伊藤之雄的《明治天皇》、约翰·布林的《仪礼和权力——天皇的明治维新》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明治初期的天皇及皇权进行研究的优秀成果。近两年伴随明仁天皇“生前退位”问题的出现，天皇家族、天皇制等再度成为讨论热点。笔者注意到，从围绕天皇的政治势力更替的角度研究明治初期皇室变革的成果较少，这可能与日本学界在天皇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禁忌有关。我国学者武寅、李卓、杨栋梁等均有天皇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对日本天皇制自古及今的演变进行梳理，探究不同时期天皇制的性质、皇位继承制度的变迁、皇权与重大政治变革等。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尝试探析王政复古政变至明治初期维新政府涉及皇室的诸种具体改革举措，以期揭示以天皇为首的宫廷和公家政治势力在该剧变期的政治活动，以及天皇周边政治势力的更替，进而分析该时期天皇政治地位的变化及变化背景，从中管窥“王政复古”的实像和虚像。

一、 天皇政治核心地位的确立

庆应3年12月9日，倒幕派公卿联合萨、长等五藩发动王政复古政变，紧接着发布了“复古大号令”布告，宣布废除摄政、关白、幕府等，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同时提出“诸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弁、堂上、地下之别，竭取至当之公议，与天下休戚与共”。这一布告宣告了原有政治体制、政治模式开始解体，武家掌政之权被天皇朝廷收回，新的“三职制”取代了原有的朝廷内的体制。但若细读布告，联系当时的形势及复古政变的目的，会发现布告内容本身的暧昧之处。从字面来看，王政复古是要恢复武家兴起之前的古代天皇制，布告中宣称要回复“神武创业之初”的政治模式，但“神武创业之初”是何种模式并无明确历史记载，因此可创新的空间就很大。从官制角度看，“三职制”更像一个粗糙的人事任命。文中的听取公议、打破等级身份制度等则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倒幕派的强烈愿望，作为政治口号的色彩更强一些。尽管如此，布告还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即回复“王政”。维新政府建立初期在制度建设及对内外的政治宣传上确实强调了天皇亲政这一点。

尽管尚未有完备的制度设计，政变后新政府还是迅速展开了行动。庆应4年1月15日（1868年2月8日）相继将“王政复古”告知法、英、美等六国公使。在递交法国公使的国书中说：“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但自今而后，当换以天子称。而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办理。”给其他五国的国书内容大致相近，宣布外交权已收归天皇。紧接着，3月14日（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在紫宸殿宣布了作为新政府政纲的“五条誓文”。同年，亦多次在政府公文中强调“万机亲裁”。这些都是宣告政归天皇的具体举措，即不断向国内外宣告维新政权是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权，是正统所在。

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制是王政复古政变后仓促建立的，到庆应4年1月（1868年2月）修改为“三职七科制”，旋即又改为“三职八局制”。庆应4年闰4月21日（1868年6月11日）维新政府发布《政体书》，据此彻底将三职制改为太政官制，之后太政官制内部也多次进行调整。在这些变革过程中，天皇参与政治的方式几经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在形式上围绕天皇亲政进行职制设置，并不断对外展现天皇亲政。“《政体书》虽然采取了议政、行法、司法三权分立制，但作为行政官的辅相是辅弼天皇之官，天皇通过辅相之辅弼亲裁万机。这个辅相取代的是王政复古后建立的总裁职，是新创的官名，取辅佐国君之相（大臣）之意，是相当于后来的太政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的最高官职。在第二年的官制改革中，为复活古代律令的形式，改辅相为左右大臣，职制为‘掌辅佐天皇、统理大政、总判官事’。这个官制进而在明治4年7月废藩置县时进行了根本变革，改为太政官三院（正院、左院、右院）制。正院为天皇亲临亲裁万机之最高官厅，作为新官制的《太政官职制》开篇即写有高倡‘天皇亲临’的文字。太政官制下设太政大臣一人，加上左右大臣共计三大臣为最高的天皇辅弼者，并且参议和各省卿也定位为辅弼者。就这样，天皇亲临、亲裁、辅弼的体制渐趋完备，符合王政复古理想的天皇亲政主义的一应制度得以具体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制度变革和调整中，伴随形势的发展，天皇周边的旧公卿势力和藩主们逐渐被排除出政治核心决策层。在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时，“虽然宣布是王政复古，但摄政、关白被废止了。这样一来自平安朝以来的这些传统官职轻易地就被排除掉了”。废除传统的摄政、关白职位，除了有革新政体的意识之外，还有其现实背景。幕末各政治势力的思想见解各异，朝廷内部也是如此。1867年前后，在朝廷中握有决策权的五摄家（二条、近卫、一条、九条、鹰司）、议奏、武家传奏中的重要人物基本都倾向于公武合体。例如，庆应3年10月14日（1867年11月9日），德川庆喜提出大政奉还后，就是这些人商议如何处置此事。“翌十五日，在御所内的小御所，摄政二条齐敬、左大臣近卫忠房、右大臣一条良实、前关白近卫忠熙、权大纳言九条道孝作为五摄家的代表，朝彦亲王等三位亲王、内大臣炊御门家信以及议奏、武家传奏等集会讨论庆喜的政权奉还之事。”他们倾向建立以德川庆喜为最重要辅相的公武合体政府。而朝廷中的倒幕派公卿，如中山忠能、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正亲町三条实爱、中御门经之等，除了三条实美是出身上级公家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出身所谓大臣家、诸家等中下级公家。因此，一旦废除了摄政、关白等职，朝廷内部原来掌权的上层公家就被排除在了新政府的政治核心之外，也即排除了朝廷中的公武合体派和亲幕势力。如此一来，出身中下级公家和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倒幕实力派才有机会掌握政治决策权并革新人事。

因为近世日本有严格的身份等级秩序，“复古大号令”发布时，出身中下级武士的萨、长等藩中的实力人物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是没有资格面见天皇的，围绕在天皇身边的仍然是倒幕派公卿及部分藩主。从“王政复古政变”发生后颁布的三职制的人事配置来看，核心是参与政变的公卿及藩主。在“王政复古政变”策划阶段拟定的三职名单中，总裁、议定、参与人选均是倒幕派公卿和藩主。政变发生后才对参与名单做了增补，作为倒幕主力的岩仓具视等下级公家和萨、长等中下级武士出身者均只任参与职，且增补后的名单并未列出中下级武士出身的参与的名字，而是仅写了“尾藩三人、越藩三人”等，即从参加倒幕的五藩中各选出了三名藩士任参与。从这种情况看，“三职制”确实是完全以倒幕派为核心的，彻底排除了原来五摄家等朝廷高级官僚，但“三职制”还是以出身决定职位高低的。

睦仁天皇即位时，他身边的倒幕派公卿主要有其外祖父中山忠能，以及岩仓具视、中御门经之、东久世通禧、三条实美等，他们通过中冈慎太郎、坂本龙马等联络协调西南倒幕强藩，是倒幕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摄政、关白被废除后，他们在王政复古初期的政治制度建设中起了主导作用，尤其是岩仓具视。出身公家的岩仓等除了有作为政治家的个人抱负外，复兴皇室始终是他们的目标。明治新政府建立后，最初政令多以诏敕的形式发布，而诏敕多由上述倒幕派公卿审定，并且掌握上奏权的也是这些人。当然大多诏敕并非他们亲自起草，而是由其幕僚或倒幕派藩士草拟。幕僚中比较有名的如追随岩仓的玉松操，他出身下级公家，是比较极端的尊皇攘夷论者，王政复古期很多诏敕都是由他草拟的。“（1867年）九月，具视和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中御门经之共同计议王政复古之大举，忠能等建议可采酌建武中兴之制度建立官制，岩仓则认为以建武中兴之制度为范本不足取，便就此事咨询于（玉松）操，操曰虑及实施王政复古规模宏大，在建立官制之时当以神武帝肇基为参照，以图谋寰宇之统一、以万机维新为规准。岩仓认可玉松操的说法，于是新政府之官职制度多听从操之所言。”玉松操当时的建议正符合岩仓的心思，实施王政复古并不是要让政权回归朝廷旧权门之手或变更执政的武家，而是要实现国家之统一，并便于“万机维新”。

后来伴随维新政局的演进，戊辰战争爆发，要将倒幕进行下去必须依靠萨、长等的武力及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的领导力，前文也曾提到王政复古政变是倒幕派公卿和萨、长等强藩联合发动，在政变成功后，参与政变建立功勋的萨、长等的实力人物必然会要求成为政治核心。随着三职制到太政官制的历次改革，在政治决策中，出身各藩的政治实力人物发言权逐渐增大。1868年，在重要的改元明治问题上，主要由出身各藩的中下级武士构成的参议层也能够坐在末席参与讨论，具陈吉祥与否，最后由首席大臣定夺。另外，据大久保利谦的研究，作为新政府施政方针的“五条誓文”是木户孝允在由利公正、福冈孝弟提交给岩仓的施政建议草案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到庆应4年闰4月21日（1868年6月11日）公布《政体书》，改三职制为太政官制时，西乡隆盛等中下级武士出身者才真正进入了核心决策层。

在幕末维新时期，天皇是各势力争取的对象。倒幕势力称天皇为“玉”，以天皇的权威作为倒幕活动正当性的来源及收揽人心的旗帜。维新政府是以发动政变的形式建立，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天皇也是新政府正统性、权威性的来源。但从目前能看到的幕末到废藩置县前后的史料来看，能体现天皇主体能动性的政治活动的资料少之又少，主要是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倒幕维新实力派推动了政治变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未能体现天皇个体的能动性，但在复古口号下，天皇及皇室在整个国家及新建的政治体制中被置于核心地位，天皇所代表的权力的主导性增强。通过对政归朝廷、天皇亲政的宣传以及大量以诏敕形式发布政令，天皇在形式上被定位为主导变革的核心，伴随体制的重构，旧体制下天皇身边的传统公卿势力逐渐被倒幕势力所替代。

二、 迁都及大规模行幸

江户时期的天皇基本不涉及军事，也几乎不到京都以外的地区，维新政府成立后开始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讨幕派在进行戊辰战争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宫廷改革。最初的动议可以说是有名的大久保的‘迁都大坂’论。大久保在建白书中反复强调不能重蹈‘建武中兴’的覆辙，主张要以迁都为契机让主上能尽到‘作为民之父母的天赋之职责’。大久保的目的可以归纳为将天皇带出京都这一点。”大久保利通直接在上奏中表明，深宫玉簾后的天皇，除了公卿之外其他人无法拜见，有悖于身为民之父母的天赋职掌。大久保认为迁都是“一新之机会，以简易轻便之途，拔除数种之大弊”。后来因中山忠能等公卿的强烈反对，迁都大坂未能实现。迁都虽然未能实现，但岩仓还是认为大久保的建议是千古之卓论，他上奏提议行幸大坂。庆应4年3月至闰4月（1868年4月至6月）的行幸大坂成为睦仁天皇行幸京都以外区域的开端，这也是发布亲征大号令后，宣扬天皇亲政的又一重要举措。大坂行幸结束回京都后，维新政府将天皇读书、理政的御学问所搬到了原幕府将军在京都的驻地二条城，天皇向公卿们发布了万机亲裁的谕旨。

大坂行幸后，庆应4年闰4月（1868年6月），时任东征大总督军军监的江藤新平向岩仓建议为稳定东国人心，希望天皇能尽快行幸江户。同年6月（1868年8月），已经在江户的大木乔任、木户孝允等正式向三条实美提议天皇东幸。这一动议遭到了大部分公卿的激烈反对，后就东幸出发时间、路途安排、天皇人身安全、身体健康状况等种种问题也出现各种争议，甚至连倾向倒幕派的中山忠能、大原重德等公卿也极力反对。大久保就此慨叹：“此度东幸，京师之腐儒、愚生议论百出，甚至有阻止撵舆之说。”天皇东幸途中还真发生了大原重德策马追到大津，请天皇回京都的事件。尽管有上述诸多波折，但最终在大久保、岩仓、木户等的斡旋和推动下还是实现了天皇东幸。

天皇东幸途中历时22天，明治元年10月13日（1868年11月26日）抵达江户，当天江户城改称东京城。“关于将江户改称东京，据木户的书信所载，也是木户、岩仓、大久保等决定的。”之所以将江户改为“东京”，是与京都作为西京相对应，缓和反对迁都的声浪。在幕藩体制下，天皇在京都、奈良等畿内地区保持着影响力，但对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则影响力很弱。东幸无疑是向幕府势力长期占据的关东地区宣布天皇权威，展示天皇政治之下的天下一统。天皇在宣布将江户改称东京的诏书中有此内容：“朕今亲裁万机、绥抚亿兆。江户为东国之第一大镇，四方辐辏之地，宜亲临以听其政。故今改江户为东京，此为朕海内一家、东西同视之体现，众庶应体会此意”。江户是德川幕府所在地，但诏书中丝毫未提及这一点，而是再次重申天皇亲政和海内一家，有意识地淡化了武家统治，强调天皇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对于天皇东幸，以朝臣为首的反对意见很强烈，因此东京被正式确定为首都是后来的事了。但是，不顾反对强制进行的东幸正是‘皇国一体，东西一视同仁’这一理念的体现，同时也是对积极主动的天皇观的体现和宣传。”

天皇东幸也暂时将天皇带离了旧公卿的包围。明治元年时，睦仁天皇还是16岁的少年，在东京期间，他接受的教育课程和模式比在京都时有所改变，加入了一些新式教育。另外，因为东京有海湾，天皇得以观摩海军发炮并试乘了军舰。除此之外，天皇还在东京接见了英、法、荷兰等国公使及外交人员。这些在当时保守的京都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是倒幕派公卿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些举措。

明治元年12月（1869年1—2月），天皇还幸京都，次年3月（1869年4月）再度回到东京。该年10月（1869年11月），皇后也抵达东京。同年，伴随版籍奉还的实施，公家、诸侯的称谓都被废止，改称华族。“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华族原则上都居住在东京。……这一命令等同于强制居住在京都（几乎都住禁里御所周边）的公家华族移住东京。”进而，“明治四年二月到四月，在岩仓的主导下，决定将京都御所的内廷移到东京皇居。并于四月六日，由大纳言德大寺实则为敕使前往孝明天皇陵，奉告因形势所迫京都还幸延期及在东京举行大尝会之事”。到此时，迁都东京已成为既成事实。行政中心迁往东京对于日本国内一统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除迁都东京外，在明治初期，天皇还实现了多次大规模的行幸。首次行幸是庆应4年3月21日（1868年4月13日）开始的大坂亲征行幸，虽然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但天皇行幸的行程安排还是非常严密周到，随从以公卿为主，护卫职能由备前、萨摩、长州等藩藩兵担任。行幸过程中，天皇视察了萨摩等各藩藩兵的操练，召见了部分议定、参与，还会见了英国特派全权公使等，这些都是打破以往惯例的。行幸过程凸显了亲征、亲政的色彩。大坂行幸之后紧接着是行幸江户，从此拉开了明治时期若干次大规模行幸的序幕。“在明治国家的形成期，反复实施地方行幸。其中明治五年的行幸近畿、中国、九州地方及明治十八年的行幸山阳道等六大行幸尤其有名。行幸的范围大，且行程在一个月以上可以说是其最大特色。”很多著作中有关于行幸情形的记载，天皇到各地都受到当地民众的隆重欢迎和朝拜，他也通过赐酒、和歌往复等方式加强与民众的交流。这些行幸对于稳定维新之初的政治局面，特别是增加地方社会对新政府的认同感起了极大作用。

“古代以来，行幸除京外行幸，还有狩猎行幸及朝觐行幸等各种形式。明治初年在行幸地方之前进行了诸省行幸及行幸臣下邸。”行幸诸省厅起到了加强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内部认同的作用。行幸臣下宅邸也有褒奖他们的功勋的意思。在行幸安排方面，新政府也小心地保持对萨、长等藩重要人物的同等对待，如对大久保和木户邸的行幸等。

通过这些大规模行幸，神秘的、深宫中的天皇得以到日本各地、到民众中，有力地塑造了代表国家和国民全体的天皇形象。不仅如此，迁都及行幸也扩大了天皇接触的政治人物的范围。在历次行幸中，岩仓、大久保、西乡、木户等轮流陪同在侧，途中他们和天皇有很多直接交流。因文章篇幅所限，此处只举最早的大坂行幸时的例子。大久保第一次直接向天皇上奏事项就是在天皇行幸大坂之时。当时，他并未随天皇同行，但在岩仓等的安排下，他于庆应4年4月9日（1868年5月1日）到大坂拜谒天皇，上奏京都及关东状况。“这是藩士首次拜谒天皇，大久保极感荣幸和感激。……通过天皇行幸，只允许公家及藩主拜谒天皇的传统政治空间开始坍塌。”在大坂行幸时，不仅大久保，木户孝允、后藤象二郎等也接受了天皇的咨问，为天皇进讲、分析时势。“在行幸中，福羽美静进讲了《古事记》，亦进讲了汉籍。四月十七日，长藩的木户孝允、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被招至设在东本愿寺的天皇临时驻所，就国家形势、万国之大势等接受天皇咨问。木户讲述了嘉永癸丑美舰渡来、就中安政戊午年之狱以来天下之形势，从万延、元治到甲子禁门之变、长藩举兵、勤王、王政复古之始末，分析了世界之形势。后藤亦上奏了其熟知的大政奉还始末，分析了海外形势。”这些举措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等级身份制度下的惯例，增强了天皇和倒幕维新实力派间的依存感，也开阔了天皇的眼界，加深了其对时势的理解。

三、 祭祀体制的完善

近代日本在思想领域形成极端天皇崇拜，可以说肇始于维新之初的天皇宣传。倒幕派在维新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行动的正当性、合理性的问题。虽然年幼的睦仁天皇站在倒幕派一边，但批评他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声浪甚高。“虽然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被正面提出，但毫无疑问这与一个施粉描眉的十五岁少年是不相符的。既然天皇的权威无法体现在个人的领袖能力上，那就只有向传统的神授能力去寻求其根据，因此，必须通过天照大神以来的圣性继承和祭政一致来强调天皇神权的权威性。……维新政权的领导者们之所以突然起用在幕末政治过程中仅属旁流的国学家和神道家，推动明治初年宗教政策的发展，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些人的神道学说和国体论中找到了天皇绝对权威的根据，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明治初年,平田（笃胤）国学的门人及出身津和野藩的大国隆正的门人等在神道及教育领域培育了巨大的势力。前文提到的给天皇进讲《古事记》的福羽美静就是出身津和野藩，是大国隆正的弟子。福羽后来任天皇侍读，1877年设侍补制后又任侍补，是明治一十年代的天皇亲政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津和野藩毗邻长州藩，一开始就参与了王政复古运动。明治维新后，神道事务局中的要职主要由该藩的人占据。

江户幕府时期的天皇权力更多体现在祭祀、叙位、赐姓等方面，改元、颁历也是天皇的重要权力。新政府成立后开始着手推动“祭政一致”，强调天皇的祭祀权和统治权的统一。“‘祭政一致’国家构想的中心是祭祀天照大神和皇室祖神（皇祖皇宗）”，并将民间祭祀也纳入这一体系。新政府认为恢复和扩大神道祭祀体系是加强天皇权威及号召力的重要手段，在国家统合中也能发挥作用。实现“祭政一致”的首要举措是重大政令采取神道祭祀的形式发布。庆应4年3月13日（1868年4月5日），政府颁布了“祭政一致”的布告。次日的“五条誓文”也是以神道“誓祭”的形式发布，“这开了国家在推行国家意志时举办神道仪式的先例”。

除以神道形式发布政令外，新政府还着手整顿原有各祭祀体系，以确立皇家祭祀在各种祭祀中的统领地位。1868年，天皇在行幸江户途中先到祭祀皇祖神的伊势神宫进行了参拜，到关东地区后，又参拜了大宫的冰川神社，将其定为武藏国镇守社并封为敕祭神社。参拜伊势神宫，应可看作近代国家开始讲述万世一系神话之伊始。而参拜冰川神社则有向关东地区宣布将该地区的神社祭祀纳入皇室祭祀体系的意图在内。明治元年10月17日（1868年11月30日），天皇在赐给冰川神社的敕书中称：“崇神衹、重祭祀，乃皇国大典、政教基本。然中世以降，政道渐衰，祀典不举，遂驯致纲纪不振，朕深慨之。方今更始之秋，新置东京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也。乃以武藏国大宫驿冰川神社为当国镇守，亲幸祭之。自今以后，岁遣奉币使，以为永例。”这个敕书将兴典祀和张纲纪并列，反映了当时政府的认识，即通过典祀来示范和彰显纲纪秩序。敕书中也出现了“以复祭政一致之道”的说法，即主张祭与政是相辅相成的，强调祭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政府开始着手完备宫中祭祀体系及设施，强调天皇亲祭，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圣血统的代表，凸显其高贵性和唯一性。“明治维新时期对皇室祭祀的大规模扩充，其指导思想是回归古代的‘祭政一致’，但并不是像古代那样把祭祀的大半委托给专门的祭祀职，而是必须由天皇亲自充当主持者，即‘天皇亲祭’。”天皇到东京后，相继将一些祭祀场所从京都迁到东京，东京皇居中的祭祀场所贤所等也开始修建。同时，天皇亲祭的皇室祭祀数量大为增加，天皇亲自担当祭司的祭祀增加到了13个，其中，只有新尝祭是自古以来就在宫中举行的祭祀，神尝祭以前都是由祭司在伊势神宫举行，明治时期起也改在宫中举行，由天皇主祭，其余的11个祭祀均为新创出来的。

明治政府不仅增加了天皇主祭的祭祀，也非常重视祭祀仪式的庄重、隆重程度。明治4年11月（1871年12月），明治天皇即位后最重要的祭祀大典大尝祭在东京举行，除祭祀地点变更外，祭祀仪式、流程和先前相比也做了很大变革，且极为隆重。因为大尝祭举行之时已实现了废藩置县，整个国家政治开始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化快步迈进。在这种背景下，大尝祭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早在庆应4年（1868年），神祇官在上呈给太政官的建议中就说：

仲冬卯日天皇亲祭天地神祇，辰巳之日御临悠纪主基之两帐，尝两国（当时选定甲斐国为悠纪之斋国、安防国为主基之斋国）之新谷，赐宴群臣。以卯辰巳三日完成整个仪式，此为秉大尝祭之真义，君臣天下共奉其天职，三日之大仪式是为祭政惟一者也。

今上于今千载之回运之际掌握八洲，改衰颓修饰之虚礼，恢复隆盛纯粹之本体，尽感格皇天之天职，更始之重事在于此。

从此建议书中可看出大尝祭之隆重与意义所在。大尝祭主祭是天皇，但“君臣天下”都应是参与者，整个仪式体现的是“祭政惟一”，天皇的地位和世间的秩序是神所赋予，每个人应守其天职。祭祀之前的准备和祭祀流程非常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在祭祀临近时，神祇省的官员先到各地的大神社奉告此事，这些神社包括伊势神宫、贺茂御祖神社、贺茂别雷神社、男山八幡宫、冰川神社、皇灵殿等，此行动大概有再次宣示天皇主祭地位及皇室祭祀在整个祭祀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目的。

上述仪礼、仪式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起到了思想统合的作用。除了昭示给世间的这些诏敕、仪礼、仪式之外，在制度方面，新政府也采取了再兴神祇官、强化神社体系、打压其他宗教等措施。特别是新政府建立初期对佛教、基督教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打击措施，后来才慢慢有所修正。

为明确以天皇为主祭的祭祀体系，明治初期禁止了很多比较低俗的民俗信仰和民俗形式，并通过各种方式让政府官员及民众参与祭祀。明治元年11月18日（1868年12月31日），因天皇在东京，由神祇官在京都代为主持新尝祭，睦仁天皇在东京进行了遥拜，在东京的三等官以上的官员参列。新尝祭和前面提到的大尝祭都要求各地民众以多种形式参与。另外，还通过颁布历法将国家的节假日与这些祭祀关联起来。“1872年11月23日，明治政府规定乡村要举行元始祭、孝明天皇例行祭祀的遥拜仪式、神武天皇即位遥拜仪式，1873年1月日本改用新历，同时废除五个传统农耕节日，增加神武天皇即位日和天长节。同年10月将元始祭等八祭祀作为国家的祭祀日＝公休日，后来又增加了春秋的皇灵祭，祭祀日的整体框架就这样被定下来。”

维新政府通过对祭祀体制的大力重构，一方面开始了对所谓万世一系的皇统的宣扬，另一方面也试图藉此维护政权的稳定及促进社会秩序的重建。根据当时的资料，主导这些事务的还是以岩仓为首的政府中的实力派，且具体的推进者、执行者已不完全是先前的高等公卿和神官，而是部分替换为倒幕派中的津河野藩等势力。

四、 宫中制度改革及君德培养

在围绕天皇做各种宣传和制度建设的同时，岩仓、木户、大久保、西乡等也主导进行了一系列宫廷内的制度改革。幕末时，深宫中的天皇周边都是女官和公卿，很难接触到外界。其政治活动以宫内祭祀和裁决朝廷中事务为主，也仅通过武家传奏和幕府沟通。宫廷内的日常事务则主要由女官打理。

维新政府成立初期，在经历了迁都、天皇行幸等问题上与天皇身边的近侍公卿的交锋后，大久保、木户等深感作为天皇侍者的部分公卿保守无能，对改革旧制是非常大的障碍。同时，宫中制度及习俗十分繁琐、保守，与时代相脱节。在宫中女官主导之下，更是难以培养出英迈的君主。

睦仁天皇准备东上行幸江户在宫中女官和旧公卿中引起极大骚动。天皇接见外国使节一事也曾在宫内引发大乱，据说宫内女官痛哭声一片。在天皇行幸大坂过程中，大久保利通觐见天皇一事也曾引起天皇生母中山庆子的极大不满。她认为，以其出身根本没有资格升到那么高的职位并觐见天皇。与此相对，出身中下级武士的大久保等也猛烈批判旧公卿们的守旧无能。明治元年12月（1869年1月），大久保陪同天皇从东京还幸京都，他曾向岩仓抱怨天皇身边的侧近侍者不堪辅弼之任，自此他不断阐述实施宫中改革和天皇教育的必要性，目的是“将天皇从古色苍然的公家旧习中解放出来，培养为质朴刚健的君主，使其据于国家机轴”。“木户等也持相同意见，常说堂上公卿之辈不解维新之旨，拘泥于旧弊而不能辅弼圣上，实甚为遗憾之事。”最初还是女官掌管天皇周边事务时，木户等不得不想方设法讨取她们欢心，如天皇行幸时给她们带土特产等。对于宫中女官制的弊端，大隈重信曾说：“自古以来宫中最为恐怖的弄权者是御局，作为宫中女官的御局有难以想象的大权。在将军家，对大奥中的老女、女中等有权力的女官，连阁老有时也颇为忌惮，而京都宫中的御局的权力实比之更盛，连关白也对此感到棘手。即使是御一新之后，持此种保守思想的御局的权力仍颇为强大。……外界已充满维新之空气，而宫内古老的保守陋习丝毫未变。三条、岩仓诸公在宫中有可信任的势力，且充满革新的锐气，在外断行改革，扫除前路之障碍，无论何种困难，都以非常之勇气开拓进取。但即使以三条、岩仓这样的雄略，在大奥中也无法施展，唯余闭口了事。”

实际上，面对上述情况，岩仓等并未放弃努力，而是寻找时机以间接迂回的方式进行宫中改革，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措施是改革女官制度和实现天皇近侍的人事更迭。改革的主导者还是当时的实力派政治人物。“应参议木户、大久保的政治改革主张，明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右大臣三条实美、岩仓、大纳言德大寺实则及参议大久保等在岩仓邸会合,决定了天皇的辅导（教育）、勤勉节约、人员整顿等事项。”

在进行了各种讨论及准备后，明治4年（1871年），宫中改革终于启动。这一年，伴随废藩置县，先前过渡性的府藩县三治制度被废止，郡县制开始在全国实施，废藩置县的实施真正为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打下了基础。与此相应，中央政府的体制也再度革新。公卿、诸侯出身者进一步被排除出各要职，萨长土肥等西南雄藩出身者占据了政府中枢。宫中改革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得以进行。推动这次改革的主力是岩仓、大久保、西乡。他们先是设法先让西乡的亲信、出身萨摩的吉井友实入宫担任宫内大丞，担当改革先锋。笠原英彦的书中说吉井出任宫内大丞是大久保斡旋的结果，而渡边几治郎在其著作中更倾向于是西乡隆盛的意向。同时，《岩仓公实记》也多处提到幕末时岩仓和吉井会面，通过吉井与萨藩倒幕派联络等内容，吉井也是岩仓比较信任的人。可见吉井这一人选，是多方共识的结果，也是审慎的选择。吉井入宫担任宫内大丞可以看作宫中重大改革的发端，因为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出身公家的人任天皇侧近中的要职。吉井入宫后，天皇侍从也有所调整，“从长州、土佐、萨摩、熊本的旧藩士中选出了八人，辞掉了旧公家的六人，由此，宫中开始充满刚健勇武的风气”。不但如此，在此次改革中，宫廷内的部分女官被免职，由皇后直接主持后宫，开始改变以往女官支配天皇身边事务的局面。明治5年5月（1872年6月），岩仓等再次进行了宫中大改革，又罢免了典侍以下的女官三十六人。之后，吉井友实在写给岩仓的信中说：“宫内的事情有今般之进一步变革，减少了以一、二典侍为首的三十六人，后宫由皇后一手主持。如您所知，彼禁中之所谓高级女官结成一块，为朝廷上永年之烦恼，此节除此百年之大害，实感欣悦安心。”

在进行了上述改革后，再遇有革新之事时，来自宫廷的阻碍明显变少。后来，宫廷生活方式以及服饰、礼仪等也相继发生变化。1873年3月，明治天皇剪发并停止了化妆，在出身武家的侍从熏陶下也开始显现男子汉气派。

除上述通过实施宫中改革，实现了天皇侧近的人事更替之外，岩仓等也特别注重天皇的教育。当时，他们的很多上奏书和建议书中多次提到君德培养。木户孝允在庆应4年（1868年）写给山本复一的信中提到他向岩仓强调了君德培养的重要性。同年1月25日（1868年2月18日），岩仓就“政体建定、君德培养、议事院创置、不可迁都”四事向三条递交了意见书，申请提交朝廷讨论，就君德培养一事，他建议“选拔公卿诸侯征士之中笃实严谨或器识高远或兼通和汉洋之学问者为侍臣或侍读”，致力于培养君德。

岩仓所提出的设立侍读或侍补的建议并未立即实施，在天皇教育方面最开始的变革是增加课程设置。睦仁天皇幼年时在外祖父中山忠能家成长到5岁，之后入宫，9岁时被立为“储君”。入宫后，睦仁在皇宫中接受了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天皇命权中纳言正亲町实徳为祐宫（明治天皇幼时宫号）的习字指导，到八岁时由有栖川宫帜仁接任，同时让伏原宣明担任读书师范，开始读《孝经》。睦仁成为皇太子两个月后，读完了《大学》，开始读《中庸》。那之后好像读了《论语》。庆子也教他做和歌和习字，并且非常严格。”睦仁即位时还是十五岁的少年，即位后所受的教育并未中断。在他即位之初，依旧由其生母中山庆子教授和歌和习字，中山忠能则教授《禁秘抄》等记载宫廷礼仪的书籍。他另外所学还是以日、汉古典为主。后来天皇东幸江户时，教育内容有所增加，最重要的是加入了精读《神皇正统记》和骑马课程。前文曾提到，在大坂行幸时，福羽美静就曾向天皇进讲《古事记》，该书宣扬皇权神圣，对后来的日本国体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睦仁天皇很喜欢骑马课程，而在以前，骑马是被禁止的。

正式迁都东京后，天皇年龄也有所增长，配合政府的文明开化的口号，他所学课程中又加入了西洋史、法学和德语。当时，他所学的西洋史教材是中村正直翻译的英国人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著的《自助论》（Self-Help），中村将其译为《西国立志篇》。在此之前的明治3年（1870年）前后，宫中开始设侍讲，元田永孚从明治4年5月（1871年6月）开始任侍讲，侧重讲儒学的君臣关系及君主应该具备何种德行等。加藤弘之也曾任侍讲，讲欧美政体及外国历史文化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课程设置中有不少相冲突的思想，既想复古又要放眼世界，从现实效果来看，这些矛盾并不容易调和，明治初期启蒙和保守思想并存且斗争这一点在天皇教育问题上也能显现出来。而明治天皇个人好像更喜欢元田永孚所讲授的儒学课程，也与他更为亲近。在这些专设课程之外，西乡、大久保、木户等，不管是谁伴随天皇行幸或有谒见天皇的机会，都不忘给他讲为政之道。这些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眼界开阔的圣君明主。

通过宫中制度改革和重视天皇的教育问题，宫中的一些旧弊被革除。天皇侧近的变更也让武士阶层武勇、忠诚的特点影响了宫廷，削弱了旧势力对天皇个人的影响，也减小了政府各种改革所遇到的阻力。

结语

王政复古政变本质上是一场军事政变，倒幕派除了依仗萨、长等藩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天皇是最重要的筹码。并且，在发布“复古大号令”后，佐幕势力并未自动瓦解，很多中立藩也处于摇摆、观望状态。在当时情境之下，宣示武装政变的正当性，打破武家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争取观望中的各藩加入倒幕阵营等，对维新政权能否存续至关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举王政复古旗号，宣传武家执政是天皇委托，在武家执政不力的情况下，天皇自然要收回其执政资格，这样一来，政变就有了充分的正当性，动用武力反抗天皇的幕府一方也自然可被定性为“朝敌”。同时，维新是一场剧变，新政府运行初期，各项制度未及完备，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很弱，鉴于对幕府时期分权体制导致国家贫弱的反思，以及建立“举国一致”体制的社会共识，新政府展开了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探索，但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新制度、新政策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有效性和权威性，统治集团的更替亦需要得到国家各阶层的认可。因此，如何维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实现国家的统合也是新政府直面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天皇也是新政府权威性和凝聚力的来源。再者，维新政变是在倒幕派公卿和萨、长等强藩联合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复兴皇室始终是倒幕派公卿的政治目标。维新政权建立初期，这些公卿握有非常大的决策权，在制度设置上也有很大发言权，强化皇权是他们进行制度设计的目标。基于上述形势需要，再加上岩仓等公卿的推动，王政复古政变至明治初期，政府采取了诸种举措塑造了天皇作为政权主体和主导变革的核心的形象。这些举措包括：宣示政归朝廷，围绕天皇亲政设立官制；迁都东京，组织大规模天皇行幸；宣扬“祭政一致”，完备宫中祭祀体系及设施，强调天皇亲祭和最高主祭地位；改革宫中制度和实施带有近代色彩的天皇教育。这些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都曾遇到很大阻力，但还是在“政出一途”的社会共识之下，凭借岩仓具视等人强大的政治能力推行了下去。

所谓“王政复古”并非指单纯的政权回归朝廷，天皇及其代表的皇权不等同于朝廷整体，经过复古政变，围绕在天皇周边的政治势力已发生根本变化。倒幕派通过“王政复古政变”及多次政治调整，排除了两方面的势力，一是将幕府及亲幕势力直接定性为“朝敌”；二是废除了摄政、关白制度，将传统的五摄家等绝大部分公卿中的高层排除出了政治核心。在排除这些势力之后，在长期以来的身份等级观念影响下，出身中下级公家和武士阶层的倒幕实力派并未能直接成为政府中地位最高者，政治实力和政治地位出现了不匹配的状况，这种状况在维新政府建立之初持续了一段时间。明治前十年，正是通过不断的制度调整，中下级公家及武士阶层出身者才凭借政治能力真正占据了政府核心。若非武装政变及颠覆性的制度变革，在古代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上述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王政复古”是以复古之名进行的政权重构。

从王政复古政变到明治初期，围绕皇室的诸种改革是当时激烈社会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文看，这些举措有外在形势的需要，也有内在的用意，要解决维新政变的合理性，维新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凝聚力等问题，同时也糅合了岩仓等复兴皇室的抱负及中下级武士出身者打破传统政治格局的强烈愿望。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这一时期围绕天皇的改革，突出特点是强调天皇与政府的关系，树立天皇权威。另外，王政复古虽然是倒幕和进行政治改革的宣言，但具体变革措施如何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则是逐步摸索进行的，维新政府成立初期，很多制度设置及施政措施都体现了临时性和仓促性的特点。例如，从三职制改太政官制，再到太政官体制建立初期的频繁制度调整，以及政府内基于不同政治理念的政治冲突频发，都是这种探索过程的体现。同理，当时对天皇及皇权的塑造也显现了功利性和盲目性。在政权经过转换期进入稳定期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明治10年以后，随着天皇逐渐成年，其政治能动性增强。同时，在维新初期，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幕府，倒幕派能够联合起来，但幕府被推翻后，倒幕派内部的势力之争开始凸显，实力政治人物因政见不同或权力争夺而矛盾不断。当政府内矛盾爆发时，需要位于政治体制核心的天皇出面裁决。再加上明治初期各种改革急剧推进，民众对维新有巨大期待，而改革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后，批判、反对藩阀有司独占权力的声浪日高。在上述背景下，特别是西南战争及大久保利通被刺杀后，以天皇侍补们为核心的部分政治势力迅速展开行动，试图推进真正的天皇亲政亲裁，导致政府非常被动。由于早期对天皇权力和权威的塑造，使天皇及皇权成为政治体制中一种特殊的存在，当天皇意志和政府决策之间出现冲突时该如何处理，以何种形式限制君权滥用，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其统合力，这些成为很难把握的问题。在近代日本政治体制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中，特别是之后建立明治宪法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定位君权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政教一致”的宣传更为后来的极端天皇崇拜埋下了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