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禁酒政策

作者：李鹏涛

摘要： 饮酒是非洲社会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伴随着殖民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变迁，非洲社会的饮酒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并且日益成为新兴的非洲城镇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英国长期奉行非洲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因此各殖民地政府严重依赖酒类进口的关税收入。与此同时，按照英国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心智尚未成熟”的非洲人饮酒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各殖民地纷纷出台禁酒政策，试图对非洲民众的饮酒活动实行严格管制。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民众饮酒消费问题上的矛盾立场，充分反映出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所面临的内在悖论。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的禁酒政策，非但未能有效遏制殖民地民众的酒类消费，反而激起非洲民众的持续反抗。到20世纪中叶以后，反禁酒斗争成为非洲民族主义力量争取大众支持的重要途径。

饮酒是非洲社会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西非地区，酒类是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征服非洲的过程中以及殖民统治建立初期，酒类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着殖民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剧烈变迁，饮酒消费在非洲社会变得愈益流行。按照英国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心智尚未成熟的”非洲人不会自我约束，倘若不对他们的饮酒消费加以限制，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纷纷出台禁酒政策，试图对非洲社会的饮酒行为加以管控，这构成殖民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然而，非洲社会并非殖民地政府禁酒政策的被动接受者，非洲社会内部围绕着饮酒权问题发生激烈分化，年长者、年轻人和妇女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尤其是新兴的非洲精英阶层日益强调自身的饮酒权。通过研究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民众饮酒消费，以及政府禁酒政策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20世纪上半叶的非洲社会变迁，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殖民主义的复杂性质与影响。

非洲史学界关于非洲饮酒史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最初关注殖民地政府对于非洲人饮用和获取“欧洲”酒类的控制问题，以此揭示殖民者的诉求变化，试图通过研究酒类贸易、非洲民众酒类消费以及欧洲殖民者的限制和规范，从而考察殖民统治在非洲大陆的历史演进;①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相关研究强调非洲人抵制殖民地禁酒政策，欧洲酒类的销售以及“传统”酒类的酿制、销售和消费成为非洲社会与殖民者之间激烈争夺的领域，这些研究揭示出英国殖民者希望通过禁酒政策实现对非洲城镇空间和非洲劳工的控制，而非洲男性劳工和妇女则对此提出挑战，由此反映出殖民统治的力量脆弱性和内在悖论; 例如A.Olorunfemi，“The Liquor Traffic Dilemma in British West Africa：The Southern Nigerian Example，1895-1918，”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17，No.2（1984），pp.220-242;Ayodeji Olukoju，“Prohibition and Paternalism： The State and the Clandestine Liquor Traffic in Northern Nigeria， c.1898-1918，”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24， No.2（1991），pp.349-368;Jonathan Crush and Charles Ambler，eds.，Liquor and Labour in Southern Africa，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研究者开始将饮酒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强调非洲饮酒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及非洲社会能动性，关注非洲社会内部围绕着饮酒权问题所发生的激烈冲突。 参见Emmanuel Akyeampong，Drink，Power and Cultural Change：A Social History of Alcohol in Ghana，c.1800 to Present Times，Oxford：James Currey，1996; Justin Willis，“Enkurma Sikitoi：Commoditization，Drinking and Power among the Maasa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32， No.2/3（1999），pp.339-357.在梳理先行研究演進脉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介绍殖民时代非洲社会饮酒消费的深刻变化，然后探讨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禁酒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最后着重讨论禁酒政策的成效以及非洲社会的反应。

一、殖民时代非洲社会的饮酒消费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社会有着生产和消费酒类的悠久传统。19世纪末以后，随着殖民统治逐渐确立，新型制酒技术的推广，以及酒类生产日益商品化，非洲社会的饮酒消费发生深刻变化，饮酒愈益流行并成为城镇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殖民时代非洲社会饮酒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与当时非洲社会的剧烈变迁密切相关。

1.非洲社会的饮酒传统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着悠久的饮酒传统。不同的非洲社会使用各种果实和谷物来酿酒，例如东非和西非的棕榈酒、大湖地区的香蕉酒，埃塞俄比亚的蜂蜜酒（tejj），以及南部非洲的玉米酒或者高粱啤酒，这些酒类的酒精含量相对较低。酒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常用于婚姻、节日和娱乐活动。获取酒类的权利与社会等级密不可分，在大多数非洲社会，饮酒是年长者的特权，而年轻男性、妇女和奴隶的饮酒权受到严格限制。酿酒通常是由非洲的妇女们完成的，但是年长者有权决定饮酒消费者、饮酒量及饮酒场合。在东非的马赛人社会，直至20世纪初年轻男性和妇女一直被禁止饮酒，饮酒成为年长者彰显自身权威的重要方式。 Justin Willis，“Enkurma Sikitoi，”p.344.与之类似，在前殖民时代的北罗得西亚，非洲妇女酿造各类谷物发酵啤酒，用于家庭消费和缴税，也用于仪式和社交场合。在前殖民时代的黄金海岸南部地区，男性年长者禁止女性和年轻男性饮酒，他们把酒与祭祀仪式联系起来，相信酒是与神灵和祖先交流的媒介。

除了傳统的土酿酒，蒸馏酒也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而进入非洲大陆。自从奴隶贸易时代以来，包括杜松子酒、朗姆酒和威士忌在内的蒸馏酒进口迅速增多。相比于非洲传统的土酿酒而言，蒸馏酒不仅酒精度数更高，而且可以长期保存和长途运输。蒸馏酒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恒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奴隶贩子有意推动西非沿海地区民众对于廉价酒的喜好，因为“朗姆酒比盐更容易运输”。 Kenneth Onwuka Dike，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1830-1885：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pp.105-106.在西非开始使用银币之前，杜松子酒和朗姆酒成为重要的市场交易媒介，19世纪初的一位非洲酋长评论道：“火药、玻璃珠和白兰地，这是我们想要的;而我们可以出售的只有男人、女人和儿童。” T.F.Buxton，The African Slave Trade and its Remedy， London：John Murray，1839，p.280.奴隶贸易时期，西非地区的酒类进口额相当于奴隶贸易出口总额的5%至10%。 David Eltis and Lawrence Jennings，“Trade between Western Africa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Pre-colonial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 No.4（1988）， p.948.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奴隶贸易逐渐被“合法贸易”所取代，而酒类贸易仍然得以继续。欧洲商贩甚至认为，倘若不用进口酒作为交换物，非洲人将不会生产任何用于出口的原材料。由于数世纪的杜松子酒进口贸易，杜松子酒在西非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结婚、命名、葬礼、年长者聚会、缔结和约或者祭祀都会用到杜松子酒。这些进口的蒸馏酒成为酋长和年长者的身份地位象征，并且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媒介。杜松子酒作为财富积累方式，在商业谈判或者法庭罚款时时常作为抵押物。非洲传统医药也常常使用杜松子酒，与草根类药材搭配起来治疗疾病。在伊博语中，进口酒被称作“包治百病的良药（ogwo nnu oria）”。 Uche Uwaezuoke Okonkwo，“The Advertisement of Alcohol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Times in Southern Nigeria，”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31， No.4（2018）， pp.1-15.

2.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社会饮酒的重要变化

第一，面向城镇、港口和矿山的非洲劳动力流动推动了饮酒流行。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推动下，非洲城镇化迅速发展，大量非洲人由农村涌入城镇、矿山和港口。例如在西非的黄金海岸南部地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为非洲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年轻男性由农村向城镇地区大规模流动。这一城镇化进程推动非洲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为殖民时代酒类消费创造了重要条件。年轻的非洲男性用劳动和贸易赚来的金钱购买进口酒类，绕过了非洲酋长和年长者的社会控制机制，尤其是有关饮酒场合和条件的规定。年轻男性赚取现金的机会日益增多，他们摆脱了乡村年长者的管束，相对自由的饮酒娱乐活动在城镇中逐渐兴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部非洲，钻石和黄金矿业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迁徙重塑了非洲人的酒类生产和消费模式。在金伯利、金山矿区、德班，以及数十年后北罗得西亚铜带城镇的兴起过程中，城镇雇主普遍将提供酒类作为招徕非洲劳动力的重要手段。

第二，殖民时代社会变迁所提供的新资源和新机会强化了酒的经济与社会功用。到19世纪末，包括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和朗姆酒在内的“贸易烈酒（trade spirts）”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在西非殖民地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当时非洲殖民地商品经济较为落后，很难针对非洲人直接征税，因此针对酒类的进口税成为殖民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来自欧洲的进口酒，尤其是来自德国的贸易烈酒，成为很多非洲殖民地统治体系赖以建立的关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初，南尼日利亚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用于购买进口酒。尽管1885年柏林会议对于面向非洲的杜松子酒贸易施加限制，但是并未取得太大成效。酒类贸易对于西非殖民地政府收入较为重要，例如拉各斯关税收入占1892-1903年殖民地收入的84.4%，而进口酒占总进口额的10%，却占关税收入的67%。 A.Olorunfemi，“The Liquor Traffic Dilemma in British West Africa，”p.237.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日益依赖荷兰杜松子酒和其他蒸馏酒进口税收入，在英属西非殖民地有些年份甚至达到政府收入的30%～40%。 Simon Heap，“Before ‘Star：The Import Substitution of Western-style Alcohol in Nigeria，1870-1970，”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No.24（1996）， pp.69-89.酒类关税收入占到尼日尔沿海保护地（Niger Coast Protectorate）年度收入的四分之三，拉各斯的三分之二，南尼日利亚的一半。

第三，殖民地政府将酒视作征税以及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早在殖民征服过程中，酒类已经扮演了重要作用。19世纪60年代，汉宁·斯皮克（Hanning Speke）和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这两位英国探险家利用香蕉和红薯为东非当地统治者酿制蒸馏酒，这是蒸馏酒引入东非地区的开端。 Justin Willis，“The One Money a Woman Can Claim： A History of Distilling in Bunyoro，”Uganda Journal，Vol.46 （2000）， pp.1-16.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和德属东非军队大量雇用努比亚士兵，这些士兵及其家属酿造的“努比亚杜松子酒”开始在整个东非地区广泛流行。 Johan de Smedt，“‘Kill Me Quick： A History of Nubian Gin in Kiber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2， No.2（2009）， p.201.1884-1885年柏林会议召开时，酒类成为西非地区贸易的重要货币形式。到1885年，杜松子酒在拉各斯取代贝壳而成为流通货币，并且成为沿海地区重要的贸易媒介。英国殖民者和商贩将烈酒视作推动殖民地出口贸易的重要媒介，一位英国议员评论道：“倘若不把一瓶杜松子酒放在土著面前，他们是不会生产出适量的棕榈仁……酒类为这些人提供了获得橡胶和棕榈油的动力，如果没有酒，他们不会这样做。” Simon Heap，“‘A Bottle of Gin is Dangled Before the Nose of the Native：The Economic Uses of Imported Liquor in Southern Nigeria，1860-1920，”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No.33（2005）， pp.69-85.

二、英属非洲殖民地禁酒政策的出台背景

殖民地政府迫切需要酒类进口税，一些英国企业也从非洲的酒类贸易中获益，它们声称酒类贸易是“合法贸易”必要的伴随物。尽管如此，饮酒问题早在殖民统治之初就引起英国殖民者担忧，一些殖民官员、禁酒团体和基督教传教团积极要求英国殖民政府推行禁酒措施，这些禁酒政策反映出英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观念，同时也是英国本土经济利益诉求的体现。

1.英国殖民者的种族偏见

基于种族主义偏见，英国殖民官员时常担心醉酒的非洲人同殖民地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抗，从而造成社会失序。英国殖民官员试图对非洲社会的饮酒文化加以限制与改造，并将此视作殖民主义“文明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殖民者对于非洲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感到不安，而烈酒成为这一担忧的重要来源，因为担心“文明进程与道德败坏是相伴随的”，酒精作为“现代性的精髓，是非洲人无法吸收的”，而酒类贸易将导致“无知土著”的堕落。 Justin Willis，“Demoralised Natives， Black-coated Consumers and Clean Spirit： European Liquor in East Africa， 1890-1955，”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29， No.3（2001）， pp.55-74.一位禁酒主义者写道：“（酒类贸易）这一恶魔与英帝国发展并存。当我们取得殖民领地、保护地或者势力范围时，走出去的不只是传教士，还有商人;首要的贸易商品通常是酒……未受教育的土著人口很容易接触到这一危险，酒堪称是道德败坏之源。” A.W.Bodger，“Native Races and the Liquor Traffic United Committee，”in G.Hayler，ed.，The Prohibition Movement：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the Liquor Traffic，Newcastle：North of England Temperance League，1897， p.132.禁酒运动倡导者将奴隶制和酗酒视作“民众的双重压迫者”，他们认为对于非洲人来说饮酒要比奴隶制更糟糕：“奴隶贸易导致非洲人口流失，而饮酒破坏的是非洲民众及其子孙后代的灵魂和身体。” Johan Edman，“Temperance and Modernity： Alcohol Consumptions as a Collective Problem，1885-1913，”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49， No.1（2015）， p.35.盧加德勋爵激烈批评道，酒是一种“没有实际价值的进口商品”，因为它消灭了非洲人对于其他商品的需求，尤其是英国商人可以供应的纺织品，并且阻碍非洲的“文明开化”，因为它将影响到非洲人勤劳节俭习惯的养成。卢加德勋爵担心饮酒会使得“下等阶层”有胆量同殖民秩序对抗，他还担心饮酒将会导致非洲人“堕落”，而“堕落的非洲人”无法生产质量较好的出口产品。 Ayodeji Olukoju，“Prohibition and Paternalism，”pp.364-365.

英属非洲殖民地普遍试图通过酒类出口许可以及酒类销售时间限制，从而避免酒类销售对于殖民地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在英属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白人移民将饮酒权视作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象征，这在发展迅速的矿区城镇表现得尤为明显。白人移民雇主认为，倘若不对非洲劳工的饮酒行为加以干预，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非洲人将无法正常工作，并且还会威胁白人的安全。白人尤其担心饮酒将会使得非洲人在性关系方面变得极具侵略性，而白人妇女则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二战”期间，很多白人移民不断向政府报告非洲人的酗酒行为。“我完全赞成禁止土著饮酒”，一位南罗得西亚土著专员表示：“倘若允许这些土著随意饮酒，他们将会彻底丧失道德。欧洲人和土著人的生命都将受到威胁，妇女也变得不安全。这些土著劳动力将会变得很难让人信任，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终将变成堕落的人种。” Michael O.West，“‘Equal Rights for All Civilized Men：Elite Africans and the Quest for ‘European Liquor in Colonial Zimbabwe，1924-1961，”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37， No.3（1992）， p.380.1893年，开普殖民地饮酒法委员会发表了针对非洲人饮酒的观点，其中提道：“欧洲人和土著在饮酒方面的区别在于，欧洲人中间只有一定比例的人会酗酒作乐;但是在偏远部落里，整个土著社会，不论是酋长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经得住酒的诱惑。” Jonathan Crush and Charles Ambler，“Alcohol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r History，”in Jonathan Crush and Charles Ambler，eds.，Liquor and Labour in Southern Africa，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2， p.7.按照殖民者的观念，非洲人缺少抵御酒类诱惑的能力，因此必须保护他们免受酒类的破坏性影响。

2.英国本土禁酒团体的积极推动

英国本土的禁酒主义者强烈谴责面向非洲的酒类贸易。英国的禁酒运动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尽管并未取得显著成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对于酒类的态度。英国禁酒团体通常与教会有着密切联系，其中一些较为激进，它们尤其反对杜松子酒对英国工人阶级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 A.E.Dingle，The Campaign for Prohibition in Victorian England：The United Kingdom Alliance，1872-1895， London：Croom Helm，1980，pp.7-1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反烈酒贸易运动于19世纪80年代兴起，土著保护协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和土著种族和烈酒运输联合委员会（Native Races and Liquor Traffic United Committee）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很多英国教士以及在非洲宣教的传教士，也包括很多普通的基督徒。反烈酒贸易运动试图动员公众来影响政府政策，它批评输送到西非的杜松子酒和朗姆酒对非洲人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并且声称烈酒贸易导致非洲土著民众普遍的“酗酒”和“懒惰”。它主张通过政府立法或者高昂的进口关税来取消酒类贸易。以约翰·肯纳韦（John Kennaway）爵士为代表的英国议员也批评新建造铁路推动非洲内陆地区的酒类贸易，并且对于“合法贸易”和非洲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John Flint，“Mary Kingsley：A Reassessment，”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4， No.1（1963）， pp.98-99.土著种族和烈酒运输联合委员会认为，将“朗姆酒和杜松子酒文明”强加到非洲土著身上，将会导致非洲土著人口的道德沦丧与身体羸弱，并且严重阻碍殖民地贸易和经济发展。

曼彻斯特商会（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作为英国棉纺织业利益的代表，也对非洲酒类贸易提出严厉批评。德国为英属西非殖民地提供了一系列廉价商品，尤其是控制着酒类贸易，占1860-1899年尼日利亚年度进口额的50%。到20世纪初，德国在贸易烈酒方面占据特殊地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德贸易竞争极为警惕的情况下，曼彻斯特纺织商贩反对西非殖民地继续从德国进口“贸易烈酒”，因为这对于英国在西非地区最主要的出口物棉纺织品造成严重冲击。曼彻斯特商会相信，殖民地从英国以外的国家大规模进口酒类，给英国带来的好处有限，反而会“导致合法贸易消退，因为土著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宁愿花钱买酒喝，而不是购买商品”。 A.Olorunfemi，“The Liquor Traffic Dilemma in British West Africa，”p.235.

3.基督教传教团和非洲社会群体的鼓动

基督教传教团对于禁酒观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同的清教派别都主张非洲基督徒应当完全戒酒，由非洲人领导的独立教会也强调戒酒的重要性。欧洲传教士对非洲人的认知发生重要改变，从最初将他们视为“野蛮人”，转而认为他们是“亟待救赎的负罪之人”。正因为如此，欧洲传教士将饮酒视作一种罪恶，并开始呼吁停止酒類贸易。 Lynn Pan，Alcohol in Colonial Africa， p.9.批评者谴责道：“一个基督教政府，它的税收来自于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力量。饮酒甚至构成政府收入的最大部分，难道说这是值得称道的吗？” Simon Heap，“Transport and Liquor in Colonial Nigeria，” The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Vol.21， No.1（2000）， p.32.

早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一些非洲领袖强烈抵制欧洲殖民者将蒸馏酒输入他们的领地。例如，早在1854年，莱索托国王莫舒舒（Moshoeshoe）就强调传统谷物啤酒是健康而有营养的，而“白人的烈酒如同烈火一般”，并下令在王国范围内禁止蒸馏酒。 Leonard M.Thompson，Survival in Two Worlds：Moshoeshoe of Lesotho，1786-187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p.199.茨瓦纳人首领卡玛（Khama）和巴罗策兰（Barotseland）的首领勒瓦尼卡（Lewanika）也强烈反对蒸馏酒的传入。在英属西非殖民地，阿散蒂人和沿海的阿坎人（Akan）和加人（Ga）也存在禁酒观念，他们认可在宗教文化框架之内饮酒，强调饮酒应当适度，酋长和年长者们要求禁止价格低廉的进口酒，并对土著酒类销售实行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年轻人饮酒。随着19世纪黄金海岸传教活动的展开，西式禁酒协会开始出现。它们批评随意放任年轻人饮用杜松子酒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将会使得这些年轻人拒绝承认酋长和年长者的权威，过度饮酒甚至会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能力。

4.当时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按照当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观点，饮酒在非洲乡村社会是一种健康的娱乐休闲活动，而城镇化以及农村社会关系瓦解则使得饮酒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在1932年有关德兰士瓦北部的波罗波多人（Balobedu）酒类生产和消费的研究中，人类学家艾琳·克里格（Eileen Krige）声称农村环境中的社会控制和实际限制有效遏制了过度的酒类消费，而城镇化进程使得这一社会控制机制遭受破坏。20世纪30年代，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有关金山矿区非法饮酒问题的研究认为，非洲人饮酒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新的城镇居民在摆脱了“部落习俗”的限制之后，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整体的非洲人都无法控制饮酒量，因而需要殖民政府干预。 Jonathan Crush and Charles Ambler， “Alcohol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r History，” p.8.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为殖民政府的禁酒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持。

三、英属非洲殖民地禁酒政策概况

各个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普遍对于非洲民众的酒类消费感到担忧。不过，西非与东部和南部非洲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一差异与殖民地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在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政府担心社会失序，因此关注迁徙劳工的饮酒习惯。在英属西非殖民地，殖民地政府更多关注的是进口烈酒对于非洲传统酒类消费的影响和冲击，酒类消费的迅速发展引起殖民地政府和禁酒组织的激烈反应。黄金海岸成为禁酒运动的首要目标，因为黄金海岸消费的进口酒规模“比其他殖民地加起来还要大”。 Emmanuel Akyeampong，Drink，Power and Cultural Change，pp.82-88.

1.禁止面向非洲殖民地出口酒类的国际协定

1889-1890年布鲁塞尔会议上，17个欧洲列强代表一致同意禁止在北纬7度以北殖民地销售酒类，从而阻止“贸易烈酒”进入西非穆斯林地区。这次会议还呼吁通过加征关税来减少西非地区的酒类进口。黄金海岸的烈酒进口税逐渐从1897年的2先令6便士增至1929年的27先令6便士。英国签署《圣日耳曼公约》（1919 Convention of Saint Germain-en-Laye），提高热带非洲殖民地进口欧洲酒的最低关税，禁止非洲殖民地进行蒸馏酒生产，并且不得将欧洲酒销售到西非沿海以外的地区。不过，该协定允许各殖民地自行界定“贸易烈酒”的种类。黄金海岸政府将“贸易烈酒”界定为廉价的荷兰和德国杜松子酒，导致进口酒大规模减少，因为大多数非洲人无法负担价格高昂的进口酒。1920年，尼日利亚政府根据《圣日耳曼公约》发布《烈酒法令》（Spirituous Liquor Ordinance），禁止“造成伤害的”烈酒进口、销售和分配。1923年《烈酒条例》（Spirituous Liquor Rules）禁止进口和销售酒精度数65度以上的烈酒。尼日利亚政府随后颁布一系列修正案，试图对于劣质酒的进口加以限制，要求所有杜松子酒都必须标明产地。这些法律规章意在对酒类贸易加以控制，在满足禁酒运动诉求的同时，又能保护酒类贸易的关税收入。1930年，黄金海岸殖民地政府出台《杜松子酒进口限制法令》（Gin and Geneva Restriction of Importation Ordinance），提高针对烈酒的进口税，而随后颁布的《烈酒运输补充法令》（Liquor Traffic Amendment Ordinance of 1930）禁止进口价格过低的朗姆酒、白兰地和威士忌，而《烈酒许可证修正法令》（Liquor Licenses Amendment Ordinance）对于烈酒许可证、销售和运输做出了更严格限制。 Lynn Pan，Alcohol in Colonial Africa， p.74.

在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政府和白人移民群体担忧殖民地种族秩序遭受破坏，因此试图维持非洲人饮酒的非商业的“传统”特征，以避免在饮酒消费方面发生种族混合。19世纪90年代南非主要矿业公司利用白人群体对于黑人失序行为的担忧，说服德兰士瓦政府严格实行针对非洲人的饮酒禁令，并且成功迫使葡萄牙殖民者关闭莫桑比克的朗姆酒蒸馏厂，因为这些酒厂违反了国际协定为兰德地区持续供应酒类。 Jonathan Crush and Charles Ambler，“Alcohol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r History，” p.18.在东非殖民地，1893年英属东非公司禁止面向非洲人的烈酒进口，而1895年英国殖民部接管后建立的保护地政府认为红酒和啤酒太过危险，因而予以禁止。

2.“德班制度”的建立与推广

在非洲城镇化进程中，很多非洲妇女进入城镇地区，在城镇周边地区依靠酿造和销售酒类为生。例如，到1907年南非德班有上百个“非法的”酒类销售点。与此同时，不断涌入的黑人城镇人口对于南非城镇管理提出挑战，当地政府官员需要为非洲工人提供一定的城镇居住条件，而这所需的财政资金又不能触动白人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南部非洲白人统治者并不赞成完全禁酒，而是主张实行一定程度的酒类销售垄断。城镇雇主和地方当局并未打算破坏酒类贸易，而是试图加以控制以实现自身需求，并且塑造城镇工人的休闲方式。为解决这一问题，德班市政府对于谷物啤酒酿造和销售实行垄断，大规模建立官营啤酒馆，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为种族隔离制度提供资金支持。南非当局将官营啤酒馆视作控制黑人民众休闲活动的重要手段，到20世纪30年代，甚至南非金山矿区也开始推行官营啤酒馆制度。这一“德班制度”迅速推广到广大的英属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例如，布拉瓦约和索尔兹伯里分别于1913和1915年建立官营啤酒馆。官营啤酒馆既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政府设立啤酒馆主要是为了阻止工人从城中或者周边乡下非法的啤酒酿造者那里购买啤酒。通过控制啤酒馆开放时间，并且限制酒精含量，雇主和政府希望减轻饮酒对于生产活动的影响。而且，政府通过确定官营啤酒馆的选址以及营业时间，使得非洲人饮酒消费远离白人居住区域，至少创造出种族秩序的假象。

3.限制和规范非洲土酿酒

按照欧洲殖民者的观念，以灌装啤酒、红酒和烈酒为主的欧洲“酒类”，同用棕榈、果汁、香蕉和甘蔗等原料酿造出来的土酿酒之间存在显著区别。殖民者认为“原始的”土酿酒尤其危险，与非洲社会的暴力与失序存在密切联系。殖民官员认为完全禁止土酿酒是不可能的，他们希望限制和规范土酿酒销售。而且，殖民地政府对于酒类进口的限制往往导致土酿酒的流行。例如，1919年黄金海岸殖民政府禁止了廉价朗姆酒进口，导致土酿酒变得更加流行。1920年，一名地区专员报告说，烈酒贸易禁令导致“本地区棕榈酒消费的迅速增长……酗酒现象显著增多”。 Jonathan E.Robins，“Food and Drink： Palm Oil versus Palm Wine in Colonial Ghana，” Commodities of Empire Working Paper， No.25（2016）， p.8.在南非，1883年开普殖民地《烈酒修正法案》（Liquor Amendment Act）试图限制金伯利地区方圆五英里以内面向非洲人的烈酒销售。南非和其他殖民地将城镇视作男性的空间，而将非洲妇女酿酒者排除在外。纳塔尔殖民主义者认为，女性酿酒者将会导致非洲男性劳工的堕落，而女性饮酒者“败坏了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的廉价劳动力”。 Jonathan Crush and Charles Ambler， “Alcohol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r History，” p.24.

殖民地政府希望對于饮酒的时间和地点做出限制，以保证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持续而稳定的非洲劳动力供应。在东非地区，乌干达的非法蒸馏酒被当地人称作“瓦拉吉（waragi）”，在坦噶尼喀被称作“莫西（moshi）”，在肯尼亚则被称作“努比亚杜松子酒（Nubian gin）”。早在1897年，肯尼亚政府颁行第一部酒类法律，禁止非洲民众饮用蒸馏酒。随后一系列修正案意在禁止“土酿酒”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这不只是为了避免“破坏性的酗酒行为”，也是因为担心饮酒不利于男性从事工资劳动，而“公共工程和白人移民农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对于非洲劳动力的激烈争夺”。 Charles Ambler，“Drunks，Brewers and Chiefs：Alcohol Regulation in Colonial Kenya，1900-1939，” in Susanna Barrows and Robin Room， eds.， Drinking：Behavior and Belief in Modern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pp.168-174.然而，土著饮酒法令只在东非城镇地区部分实施。1921年，内罗毕市镇委员会禁止非洲人酿制啤酒，市镇成立酿酒厂以规范酒类消费，同时取代当时流行的努比亚杜松子酒。殖民者认为，努比亚杜松子酒要比啤酒更为“危险”。 Roger van Zwanenberg，“History and Theory of Urban Poverty in Nairobi： The Problem of Slu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f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Vol.2， No.2（1972）， pp.165-205.

4.颁发饮用欧洲酒的许可证制度

按照英国殖民者的观念，“欧洲酒”要比酒精含量较低的“土酿酒”更为高级，饮用“土酿酒”的非洲民众将会向着“更为先进的”西方文明方向发展。殖民者强调，非洲民众如若想消费酒精含量更高的“欧洲酒”，需要遵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殖民地政府出于税收和政治利益考虑，不得不允许“欧洲酒”流入非洲殖民地，尤其是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南部地区。从1909年开始，伊巴丹（Ibadan）和阿贝奥库塔（Abeokuta）开始推行酒类许可证制度，有效控制进口酒的规模。尼日利亚殖民地政府还通过颁发许可证来规范殖民地的酒类零售。到1929年，殖民地政府大幅提高烈酒销售许可证费用，将酒类销售时间从每天15小时减至8小时，并且禁止赊账卖酒。1909年《北方领地烈酒法令》（Northern Territories Spirituous Liquors Ordinance of 1909）严格禁止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非洲民众占有任何烈酒或者红酒。倘若想将烈酒或者红酒输入北方殖民地并销售给非洲人，首先必须经过北方领地总监的许可。由于烈酒价格对于这一相对较为贫穷地区的民众而言较高，并且相当大比例的民众是穆斯林，因此实际上该地区酒类销量极少。

南非的经历与西非既存在相似性，也有很大差异。在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之前的矿区，控制酒类消费是矿区雇主控制劳动力的重要手段。1928年立法禁止大多数南非黑人饮用“欧洲酒”，非洲民众只能饮用谷物啤酒，并且只有接受过西式教育的非洲男性能够获得饮用“欧洲”红酒、烈酒和黑啤酒的许可证。

在东非殖民地，“二战”后殖民地政府开始考虑允许非洲人饮用瓶装啤酒，因为“传统”酿造酒是不卫生的，属于“落后”世界，而瓶装啤酒则代表了“未来”。尽管如此，英国殖民者对于非洲人饮用啤酒的条件做出严格限制，禁止非洲人饮用威士忌等烈酒。到20世纪40年代末，乌干达总督要求改变法律以正式承认这一特权体系。只有那些“体面的”非洲人，“他们生活方式接近于欧洲标准”，才能安全饮用象征现代性的酒类。 Justin Willis，“‘Clean Spirit：Distilling，Modernity and the Ugandan State，1950-1986，”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Vol.1， No.1（2007）， p.82.

四、英属非洲殖民地禁酒政策的社会影响

殖民地社会的饮酒历史，反映出殖民者改造和控制非洲社会的意图。与此同时，围绕着酒类生产和消费的日常斗争，酿酒者与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频频爆发，更是反映出非洲社会对于国家干预的抵制。禁酒政策不只是殖民统治工具，而且成为被殖民者抵抗的重要对象。

1.禁酒政策的实际效果

禁酒措施的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激烈冲突。在殖民地内外有关非洲社会饮酒消费问题的争论中，人道主义与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殖民统治阶层内部在酒类法律法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存在较大分歧。在西非殖民地，从酒类贸易中直接获益的英国商人认为，杜松子酒价格低廉，容易买卖，并且价格相对稳定，因此一直是同西非贸易的最有利可图的经济联系，他们获得殖民部和西非殖民地总督的支持，极力回避酒类贸易的道德问题，而是关注于禁酒的实际困难。在南非金山矿区，矿主之间对于禁酒的程度有着不同看法，而从酒类生产和贸易中获益的群体激烈反对严格禁酒。白人群体内部的观念分歧在19世纪末的开普殖民地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个群体都在殖民地议会中拥有支持者，到19世纪90年代，主张限制非洲人饮酒的社会群体开始占居上风。 Jonathan Crush and Charles Ambler，“Alcohol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r History，” pp.13-14.很多白人雇主则坚持认为，为非洲劳工提供一定量的“土著啤酒”是有益健康的，尤其能够保护他们不患上坏血病。白人雇主和城镇当局并不希望彻底取缔酒类贸易，而是要控制和改造这一贸易，从而服务于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

殖民地政府的酒类法令并未取得预期成效。1889-1890年布鲁塞尔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影响相对有限，尤其西非殖民地严重依赖酒类进口关税，它们并未真正控制酒类贸易，征税手段也并不理想，而酒类走私成为黄金海岸东部边界地区的重要经济活动。英国殖民当局认为杜松子酒走私对于殖民地税收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予以严厉打击。殖民政府实行严厉的饮酒法律，对于触犯者予以重罚。

殖民地政府的禁酒措施所导致结果是，非法酿酒遍地开花，非洲妇女运用棕榈、玉米或者木薯制造烈酒。酿酒者通常不把酿酒工具和原料放在家里，而是在城外酿酒。而且，具体负责管辖的酋长头领很少愿意执行殖民地政府的法令，因为这些酋长面临着两难选择，他们一方面需要向殖民者表示顺从，另一方面也需要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南非政府将大量英国国籍的“贫穷白人”驱逐出南非，理由是他们向“土著”或者“有色人种”提供酒。南非政府的这一种族化禁酒措施催生出非法市场，一些商贩从事非法的酒类贸易，贫穷白人从店铺买酒并转手卖给黑人以牟利。在1940年之前坦噶尼喀的达累斯萨拉姆城内，酒类非法生产和销售继续发生。尽管东非酿酒厂（East African Breweries）于20世纪30年代接管了城内所有啤酒非法销售，但是非法酿酒生意仍然十分红火。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政府严厉取缔土酿酒，政府声称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并保护土著人口健康，实际上则是因为土酿酒冲击了殖民地政府的进口酒关税收入。尽管如此，在政府禁止当地酒类生产情况下，当地生产者继续在家中或者野外酿酒。 Chima J.Korieh，“Alcohol and Empire：‘Illicit Gin Prohibition and Control in Colonial Eastern Nigeria，”African Economic History，No.31（2003）， p.125.非法酒类生产者和销售者往往忽视政府的酒类法律，非洲消费者更愿意通过这些非法销售者来购买酒，而不是通过政府许可的销售者。围绕着酒类生产和消费而频繁发生的日常斗争，以及酿酒者与警察之间偶尔发生的暴力冲突，反映出非洲民众强烈反对殖民地政府对于饮酒这一私人生活领域的控制与干预。

2.禁酒政策与非洲社会反抗

伴随着殖民时代非洲城镇化的发展，城镇文化逐渐兴起，而饮酒则成为休闲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殖民政府所采取的限制酒类消费的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非法酿酒的发展，使得饮酒成为抗议殖民地政府的象征行为。对于非洲民众而言，围绕酒类控制的斗争，是与反抗殖民地权力等级结构的抗议活动紧密相连的。消除殖民地政府对于酒类的控制，逐渐发展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话题之一。甚至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之后，酒类消费仍然是重要的“抗议的象征（symbol of protest）”。 Lynn Schler，“Looking through a Glass of Beer：Alcohol in the Cultural Spaces of Colonial Douala，1910-194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35， No.2/3（2002）， p.316.非洲民眾挑战殖民政府对于酒类生产和消费的限制，揭示出反殖民统治斗争的社会和文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