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容到仇恨——对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反犹现象的反思

本文原版首刊于《吉首大学学报》2017年S2期。

虽然我并不能确保今后的更新频次，但是仍然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更感到抱歉。

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不可能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即使他们应当因为某种原因而这么做。 欧洲社会的整个传统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与犹太人的灵魂在无数世代所受到的熏陶完全相反。 他们心存恶意地仇视着所有欧洲人民的过去，对欧洲人民的宗教怀有仇恨，蔑视欧洲的每一个阶层……因为他们以所谓的“上帝的选民”自居。
——波兰国家民主党领袖罗曼·德莫夫斯基语1913年对犹太人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对犹太人抱有善意。无论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还是后来的犹太人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暴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在过去，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曾经是欧洲最为善待犹太人的国家，也因此全世界超过半数的犹太人居住在波兰。但是在波兰于1918年复国之后，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虽然要说大多数波兰人都反犹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反犹的波兰人绝不是个例。

本文以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反犹主义为视角，并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反思。从分类上来说，本文属于“揭丑”的一类。但是还是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所展现出的并不是波兰人对犹太人态度的全部。

一、第二共和国早期与“萨纳奇”前期的反犹主义

1918年11月，波兰共和国宣布独立。此时的波兰国民中有相当多的犹太人，根据1921年的人口普查，犹太人的数量大约为总人口数量的8%。如此之多的犹太人对波兰的独立大多持中立态度，但是也有相当多的犹太人积极的参与了波兰的复国运动。然而此时的波兰人对犹太人仍然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的重要缘由是苏波战争。相当多的犹太人被认为支持共产主义，并且因此遭受迫害乃至杀戮。著名的平斯克惨案发生在1919年的4月，数十名犹太平民的领导者被波兰军方人员当作红军俘虏从而未经审判就处以死刑。

此次事件被波兰议会所谴责，但是波兰军方拒绝承认其有任何不当行为。[1]这次事件是波兰第二共和国早期反犹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并且在西方引发了广泛的争论。美国方面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媒体也对此展开了大量的报道。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共计有56名犹太人被杀害，另有40名犹太人被监禁。[2]如此残酷的暴行让波兰在西方国家中的声誉大大受损，波兰官方对此的处置方式更是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一些媒体开始使用“大屠杀”形容波兰的反犹主义暴行——譬如前文所提到的纽约时报。为了查明情况，美国派出了亨利·摩根索为首的调查团进行了数月调查。该调查团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大屠杀”言过其实，同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混乱的状态”。但是在此之后，这份报告的结论更为保守。报告指出了波兰此时存在广泛的反犹主义偏见，同时也描述了相当之多的波兰针对犹太人的压迫情形。最终，报告认为波兰人与犹太人应该展开更进一步的合作，以促进双方关系。但是，报告也指出了这些暴行并非波兰官方的政策所导致，主要原因仍然是民间与军队中部分人的反犹主义思想[3]。

波苏战争结束后，犹太人的境遇有所好转，代表性的事件是波兰1922年所举行的议会选举。在此次选举中，由犹太政治家伊扎克·格伦鲍姆所率领的少数民族集团成为了第二大党，获取了超过15%的选票。共计66名该集团成员当选议员，这表明了官方对犹太人一定程度上的包容与犹太人享有政治权利的事实。[4]但是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波兰国家民主党与其同盟获取了接近三成的选票，而该党以反犹主义著称。同年，波兰国家民主党宣称刚刚当选的总统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是“犹太总统”，该党一激进成员更是将总统刺杀。波兰国家中部分人此时对犹太人的敌意，由此可见一斑。

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政变，波兰进入“萨纳奇”时期。萨纳奇政府此时对犹太人的政策相对缓和，这主要是因为毕苏斯基所倡导的“国家认同”政策。毕苏斯基主张波兰国民只需要保持对波兰国家的忠诚，而并不需要被完全同化为波兰人。1928年的议会选举仍然是相对较为自由的，少数民族集团赢取了接近15%的选票，并且由此获取了第三大党的位置。1929年，波兰“萨纳奇”政府强势干预了发生在利沃夫的反犹太暴乱。该暴乱的爆发是因为无端的针对犹太人的谣言，然而从该暴乱能够爆发来看，波兰国民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犹太人保持敌意。

1935年，毕苏斯基去世。此时的波兰政府虽然仍然保持着“萨纳奇”式的威权统治，但是对犹太人的政策却开始发生变化。在过去，萨纳奇的政治家卡其米日·巴特尔推行了一系列对犹太人的包容政策。然而在“萨纳奇”后期，政府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反犹太主义政策出台，却在放任种种反犹太暴行。从1935年到1937年，零散的反犹太暴行造成了数十名犹太人死亡与500名左右的犹太人受伤。[6] 犹太人在大学中曾经占到20%以上的学生比例，在1937年却只剩下7.5%。这一变化是因为所谓“犹太人长凳”政策。自1935年开始，以波兰国家党（国家民主党的后继者）的青年组织为首的波兰反犹主义者要求“犹太人在大学中的数量应该与人口比例相称”，并且要求犹太人坐在为其专门准备的席位上，不得占用其他座位。[7]最终，该政策在1937年被通过。这一政策招来了相当多的反对声音，其中包括波兰前总理卡齐米日·巴特尔。超过50名大学教授发声反对这一政策，维尔纽斯的斯特凡·巴托里大学校长和利沃夫大学校长都采取了辞职以表示抗议。

应该注意的是，萨纳奇政府在1935年对这一政策持反对意见。华沙的教育部门表示设置这种带有歧视意味的“长凳”是违反宪法的，波兰教育部长也承诺不会设置这种专门的长凳[8]。但是最终，萨纳奇政府选择了向国家党让步。虽然萨纳奇政府让步的主要目的是结束国家党为达成目标而一次又一次发动的骚乱，然而客观上这一政策仍然是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在国际上该政策招来了普遍的批评与反对，超过三百名英国教授签署宣言反对这种歧视政策，但是萨纳奇政府并没有进一步动作。

此时的反犹主义元凶是拥有庞大基础的波兰国家党人，他们反犹主义的主张凭借传统的天主教信仰更加深入人心，也由此被更多人所接受。萨纳奇政府此时对反犹主义已经是相当纵容，1929年的强势干预也没有再次出现。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波兰政府并没有专门性的反犹法律，也没有官方性的迫害行动。这一点是同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等国家显著不同的。[9]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官方的默许，更不能否认反犹主义与暴行的存在。天主教传统上将犹太人视作“叛徒”，而波兰人绝大多数都信仰天主教。国家民主党打出的“纯净波兰”的旗帜也深入人心，甚至被萨纳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也正因此，虽然国家党是萨纳奇政府的反对者，但是萨纳奇政府仍然愿意对国家党做出让步。

1939年，波兰遭受了苏德两国的瓜分。但是国家党庞大的民意支持与反犹主义并未消散，甚至深入了波兰的抵抗运动之中。忠于国家党的国家武装部队拥有超过七万人的规模，他们中大多数人对犹太人充满敌意，甚至在某些时候会对犹太抵抗力量开火。臭名昭著的耶德瓦布内惨案则是波兰反犹主义的又一例证，数百名犹太平民在此事件中惨遭波兰人的毒手。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暴行不止耶德瓦布内一处，在大大小小的屠杀中累计有超过一千名犹太人惨遭波兰人的毒手。这种反犹主义的余波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没有消散，以凯尔采排犹事件为代表的战后一系列排犹暴行依然造成了数十至数百犹太人的死亡。

三、总结与反思

总结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反犹主义，应当注意到其中的骨干力量——也就是波兰国家民主党。国家民主党自波兰第二共和国独立以来就拥有相当庞大的民意支持为后盾，其反犹主义的主张更是深入人心。在整个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大多数的反犹主义都由国家民主党及其后继者所主导并且推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国家民主党，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国家民主党背后那庞大的民意后盾。

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反犹主义并非简单的民族原因，而是民族问题与经济、文化、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犹太人主要从事手工业等工作，而波兰人则是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为主。在文化上，只有10%左右的犹太人认可自己是波兰人，更有接近90%的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说意地绪语或者希伯来语。这造成了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沟通困难，更引发了双方的信任危机。在宗教上，天主教的传统信仰让相当多的波兰人认为犹太人是“叛徒”。在政治上，犹太人被许多波兰人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并且因为这个莫须有的身份遭受迫害。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欧洲自古以来的反犹主义传统。针对犹太人的谣言数不胜数，同时这也是一部分波兰排犹暴乱的起因。这一重要因素成为了反犹主义的火种，同时也起到了助燃剂的作用。

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酿成了恶果——相当比例的波兰人被反犹主义思想所左右，并且对无辜的犹太人做出种种暴行。萨纳奇政府也从曾经的保护政策逐渐走向了纵容反犹主义暴行的道路。如果萨纳奇政府能够采取坚决的保护与宽容政策，反犹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意识形态本可以被轻易地镇压下去——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是萨纳奇政府的不作为不仅令人失望，并且成为了反犹暴行事实上的帮凶。这种反犹主义的思想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根深蒂固，更是影响到了二战中的波兰人-犹太人关系。

四、结语

毫无疑问，波兰第二共和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反犹主义问题。国家民主党两成以上的民意支持是绝佳的体现，一系列的反犹暴行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是波兰人-犹太人关系的全部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忽视始终与反犹主义斗争的波兰社会党与后来的波兰民主党，也不能忘记早期和中期对犹太人较为宽容的萨纳奇政府。相较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波兰的反犹主义有着太多的不同。文化与宗教的因素在波兰尤为突出，反犹主义也从来都不是波兰官方的意识形态。

历史从来都不只有一面，单纯以波兰反犹主义的一面来说明波兰人-犹太人的整体关系，就好比以管窥豹，然后得出结论斑点就是豹子的全部一样可笑。我们必须以一个全面而辩证的角度来看待波兰人-犹太人的关系，才可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而公允的结论。

正如《东欧史》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波兰的反犹主义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但实际上，波兰参与大屠杀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诸如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宛，拉托维亚，斯洛伐克和法国。就卷入到大屠杀的规模而论，东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的其他几个民族，以及法国和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斯堡)，都比波兰要大，波兰的反犹太人的历史绝对不是最糟糕的。 [10]

但是无论如何，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反犹暴行都是这段时期波兰人-犹太人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暴行是第二共和国时期反犹主义的延续，这些反犹主义者的罪责也不可开脱。

参考文献：

[1] Joanna B. Michlic. Poland’s Threatening Other: The Image of the Jew from 1880 to the Present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118.

[2] REPORTS POGROM AT PINSK: Central Zionist Office Hears 56 Jews Were Killed[N]. The New York Times, 1919-05-22.

[3] Piotr S. Wandycz. Ideology,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M].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3:74-75.

[4] D. Nohlen; P. Stöver. Elections in Europe : a data handbook[M]. Baden: Nomos Verlag, 2010:1491.

[5] 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The Poles, the Holocaust and Beyond[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60.

[6] Martin, Gilbert.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M]. London: Routledge, 2009:21.

[7]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2: 1795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310.

[8] H. Rabinowicz. The Battle of the Ghetto Benches[J].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964, 55(2): 151-159.

[9] Peter Stachura. 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M]. London: Routledge, 2004:54.

[10] [英]罗伯特·拜德勒克斯；伊恩·杰弗里斯. 东欧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3:708-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