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大饥荒

来源：全景网

《自由与毁灭》是一部古怪奇特的学术著作，作者彼得·麦克菲推崇罗伯斯庇尔，对大革命总体持肯定态度。然而他反复强调，自己受到托克维尔的指引才踏入法国史领域。

众所周知，托氏乃保守主义宗师，前几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洛阳纸贵，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股脑，颂扬英美宪政好，抨击欧陆理性主义太激进，卢梭的思想开启了通往雅各宾派的奴役之路。仿佛大革命爆发，是因为法国人个个读了《社会契约论》，发现了真理，流泪满面，于是起而反抗王权。

彼得·麦克菲重拾米涅、马克思以来的观念，尖锐批判封建制度，为暴民统治（Ochlocracy）平反。在当今的学术江湖里，麦克菲不仅练就“阶级斗争史”这套本门武功绝学，还博采众家之长，精通“全球史”、“新文化史”，集毕生功力，完成这部法国大革命全景史。

全书浸透了新左派的学术精神，抛弃修昔底德式政治军事本位范式，尽可能简略叙述高层斗争，着眼于普通人的生老病死，革命如何潜移默化，改变平民的日常生活，尤其不吝惜笔墨，描述女性、殖民地黑人，还涉猎了时髦的环境生态史。不过正是这点让作者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麦克菲的的新左派史学路数，不经意间抖落出政治史学者惯常忽略的史料，跟自己的新左派观点相抵触。

18世纪末饥荒频繁，异常寒冷气候屡次袭击法国，农业歉收，青黄不接。大革命的开场序幕事件攻克巴士底狱，其直接起因是粮食骚动；大革命期间巴黎最后一次群众性暴动牧月起义，直接起因仍是粮食骚动。1789年群众不愿再忍饥挨饿，反对旧制度；1795年群众因为同一个原因，反对共和政府。

一个不抱有党派偏私的读者，很容易得出再清楚不过的结论：左右大革命进程的力量，与其是迂阔的理论教条，不如说是切实的温饱问题。

攻克巴士底狱的那天是粮价巅峰

大革命之前，一个名为重农主义的新理论流行起来，顾名思义，重视发展农业。这股思潮兴起的背景是，法国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全方位落后于大英帝国，不仅没赶上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而且粮食产量方面，也少于英伦三岛。伦敦在18世纪没有发生过一次面包骚动，巴黎多次面临粮食断绝的危局。

路易十六登基的1774年，气候变化突然剧烈，寒流降临，饥寒波及巴黎和北方四个省区，饥民到处流窜，武装抢粮，以致于这场骚乱绰号“面粉战争（guerredesfarines）”。

军队出动逮捕上百人，公开处死两个带头闹事者，同时实行谷物贸易管制，平息了动乱。从经济学规律来讲，管制措施本身不创造财富，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政府强制低价购入村民农产品，打击囤积商贩，保证市民的基本口粮，整个流通环节依赖国家暴力作为后盾。有时候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威胁恫吓粮食运输商，迫使其平价买卖，这些行为某些情况下会获得官方的默许，左翼历史学家汤普森称之为“群体的道义经济”。

重农学派指出，市场自由化是解决饥馑的不二法门，标本兼治。废除封建制度套在生产体系的枷锁，取消徭役、行会垄断、领主捐税、消费税、关税，使得货物、人口自由流通。英国能够熬过荒年，正是由于他们很早解除了封建枷锁，农业发达。

然而，推行改革势必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遭到贵族阶层的阻挠。波旁王朝最后十多年里，路易十六在经济管制和贸易自由之间举棋不定，错失改革机会，正好吻合了国王本人优柔寡断的性格。1788年更加恶劣的气候降临时，旧制度已无回天之力。首先是持久干旱的夏天，继之以温度低到零下16度的寒冬，中间还下过几场大冰雹，雨水洪流冲毁了各省的麦田。

一块标准四磅重（loaf）的面包价格原本稳定在9苏，8月17日首都面包短缺，价格涨了1／2苏，民众怨声载道。9月冰雹灾难后，面包涨到了12苏，到了圣诞节为14苏。冬季寒流肆虐全国，甚至打击到最南端的地中海沿岸，仅朗格多克省纳尔邦主教区一地，就有10万颗橄榄树枯死凋零。

次年农业减产的后果波及到工业领域，再导致贸易停顿，例如律师、公务员等高收入群体，竟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买面包。基尼系数奇高，中产阶级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闲钱消费购物，服装等产业萧条。奥尔良市的纺织女工让娜-维克托娃·德尔奇格感到绝望，她在日记的第一页写道：“1789，哀鸿遍野的一年。”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纠缠在一起，国王重新召开三级会议。议员选举、内阁更迭、网球场宣誓，历史重大事件如走马灯一般迅速转动。普罗大众作壁上观，一边看着高层翻云覆雨，一边应对温饱问题。7月14日巴黎面包的价格达到16苏，创下近二十年来最高纪录。也就是这一天，群众的愤怒达到峰值，他们揭竿而起，聚集攻下巴士底狱。

革命为长期郁郁不得志的改革派铺平了道路，三级会议废除领主特权、没收教会财产，推行自由主义经济。然而新政策触犯了革命的中坚力量——无套裤汉，这个群体对自由资本主义兴趣不大，头脑里也没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他们支持的是“道义经济”，不让臣民饿死是君父的义务，谷物贸易自由不过是朝廷无所作为、奸商囤积居奇的幌子。

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个星期，巴黎人抓获财政总监约瑟夫·富隆，他的渎职无能扩大了饥荒的程度，坊间传言财政总监曾挖苦饥民“如果穷了，他们应该吃稻草”。作为报复，一伙暴民私刑处死了富隆，而且往他的嘴里塞了一把稻草，头颅传首示众。

君主制在最后的岁月里，未能平抑物价，尽到抚养百姓子民的责任，所以遭到抛弃。倘若新政府不顺应民心，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1789年的秋季丰收缓解了缺粮饥情，接下来几年市场稳定，等到1792年春季法国部分地区受灾，再次出现食物短缺的局面。

3月3日，巴黎西南部48公里外的埃唐普市，发生了游行抗议。市长雅克·西莫诺拒绝限价请愿书，准备推行戒严令来保护食物自由市场。埃唐普市民在广场上示威，对峙七小时之后，维持秩序的80名士兵倒戈，民众趁势一拥而上，打死了市长。

中央政府决心捍卫法治和商业自由，派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策划了一次纪念活动，表彰西莫诺的勇气。内政部长德拉萨尔基于重农学派的理念，强调“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供需矛盾，无需行政干涉。

罗伯斯庇尔不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他只相信革命的专政铁拳，在无套裤汉的协助下，雅各宾派击败对手，入主中枢。罗伯斯庇尔带来更具管制色彩的经济指令和更具“民主”色彩的宪法草案，大革命进入最激进、最血腥、最兵荒马乱的阶段——恐怖统治（laTerreur1793年7月-1794年7月）。

雅各宾派杀的未必都是富人

作为中间偏左派人士，彼得·麦克菲认为不可能用改良回避革命，第三等级与贵族教士、穷苦大众与寡头富豪必然展开生死搏斗。尽管恐怖统治存在过火现象，但仍是必要之举。

今天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继承伯克、托克维尔的思路，试图把雅各宾派开除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行列，片面强调统治的激进性。中产阶级的参政模式应当为，渐进改良有风度的对抗。这种论调生搬硬套到本国近代史，就是国府不如北洋，北洋不如晚清。

后人无论是赞扬，还是否定罗伯斯庇尔，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的狂热极左分子形象，再把热月政变（1794年7月27日）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当时民众也有类似的感受，巴黎的女面包师波米耶愤愤不平地说：“自从罗伯斯庇尔等良善之辈被处决后，反革命已经抬头了”。大批政治嫌疑犯从监狱里放出来，暴徒们上街殴打雅各宾余党。君主制时期的享乐主义死灰复燃，大商人、大地主经历“美德共和国（RepublicofVirtue）”的压抑气氛后，疯狂地进行炫耀性消费，发泄欲望。

罗伯斯庇尔的阴魂还未散去，就有人怀念他的政绩。贫苦的巴黎家庭主妇直白地说：“是的，罗伯斯庇尔是杀了很多人，但他只杀富人。”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了，固然，革命中受益最多的是第三等级，然而受伤最多的还是第三等级。

在巴士底狱陷落到路易十六退位期间，有大量法国人外逃。革命者相信流亡者要么是贵族、要么是高级教士，他们失去特权后，夹着尾巴滚蛋了。实际上，根据《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的统计，大约有3.2万个农民、工匠，因为厌恶革命的失序混乱而出国，占到流亡人口比例的1/3。这类人群大多技能熟练，很快在国外找到高收入工作，定居下来。

雅各宾派掌权后，设立革命法庭，简化司法死刑程序。检举者往往因私人恩怨，诬陷仇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怖统治期间处死的犯人中，教士的比例不到7%，贵族的比例不到9%，中产阶级遇害者却达到惊人的四分之一。

各省农民抵制兵役，拒不参军，被拉壮丁的人找机会逃出军营，保守力量更强硬的地区，撕下三色旗，武装反抗。1792年8月，旺代省的虔诚天主教群众聚集起来，高喊：“打倒议会，国王万岁，贵族万岁。”农民佩戴十字架，举起保王党的白色旗帜。在叛乱的初期阶段，旧领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到了第二年，忠君的农民才请求贵族绅士来当头领。

巴黎的精英阶层志骄意满，以为旺代民变只是一小撮反动分子煽动的，能够轻易制伏。仁义之师开动，必然是“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

结果1793年，西部农村大概有4.5万人参加了保王党的部队，共和国只征募到1.5万人。农民怀念清贫但大体安稳太平的旧时光，那时候国王还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教士还凝聚着社区的向心力，1789年突然一帮子城里人，打着“平等自由博爱”的漂亮口号，给了犹太人、新教徒优待地位。接着，他们驱逐天主教士，砸烂教堂，遇到收成不好的年头，城里还派军队下乡搜查粮食。忍无可忍的旺代人起兵对抗敌基督的政权，农民军宣布：“我们要国王，我们要教士，我们要旧制度。”

共和派觉得，乡下人愚昧得无可救药，卢梭曾说，如果一个人不想获得自由，理性主义者会强迫他“自由”。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不能搞全民民主。这种带有偏见的思维至今仍然流行，现在的阿拉伯世界，必须让军政府管一管，只有世俗开明的铁腕强人，才镇得住守旧落后的穆斯林信众。

彼得·麦克菲犀利地意识到，经济是问题的关键。农民喜欢宗教，但不喜欢什一税，一些省份的教士尸位素餐，另一些省份的教士尽忠职守。旺代等西部省份，农村公社实行永佃制，佃户虽然不能享有土地产权，却可以永久租用土地、农具，并且权利世代相传，因此农民并不敌视地主。南部高原的领主捐税沉重，底层大众的革命热情格外高。

巴黎无套裤汉攻下巴士底狱后，骚乱情绪传开。多菲内省的农民在孔代亲王的私人森林里打猎，杀死了看管的守林员，普罗旺斯省的居民抢掠修道院的粮仓。凡尔赛的贵族臆测，农民受到资产阶级的阴谋煽动才有胆子反抗，给三级会议的高层斗争营造声势。

暴乱最火热的地带，位于西南部蒙托邦、罗德兹和佩里格三个乡镇围成的三角形区域。330个教区的农民为了抗议必须租税，攻打了超过100座城堡。农民闯入领主的卧室、书房，搜寻土地契等文件，放火焚烧，如果找不到，那就干脆烧了整个庄园。大革命的重要人物，塔列朗侯爵的祖宅未能幸免，他的色诺赞城堡被周围村民攻下，洗劫一空。

1793年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社会各阶层全面撕裂，南部农民反对新政府，但他们的反抗理由恰好跟旺代人相反：国王死了，王法都没了，还要交什么税？

政变者与革命分子

革命、弑君、内战、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交替进行，1793成为法国历史的至暴之年。巴黎无套裤汉惶恐地说，83个外省里六七十个在反对中央权威。这个说辞略有夸张，不过形势确实悲观，全国的第二大、第三大、第四大城市全部被反抗者占领。

革命者认定，所有的叛变都是贵族领导的。四面楚歌的雅各宾政权，经历短暂的手足无措后，站稳脚跟，分析发现叛乱者的构成各有不同。西部农村是保王党的基本盘；里昂等工商业城市嫌雅各宾过于左倾民粹，支持大资产阶级统治；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含有长期以来跟北方不和的地域冲突因素，当地的方言跟法语完全不通。

各省的叛乱者未能联合起来。布列塔尼半岛的农民军，起初欢迎在中央官场斗争失势的吉伦特派，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供养，但他们没转变到保王党立场，布列塔尼人很快冷淡下来。

那些发动热月政变的主谋，原本是罗伯斯庇尔忠诚的得力打手，参与平定内战，功勋卓著。塔利安攻打过叛军最坚固的旺代省；巴拉斯跟拿破仑携手合作镇压了土伦的保王党，一口气审判处斩了282个叛乱分子；富歇最为残酷，有“里昂刽子手”之称，他把市区最繁华地段夷为平地，强迫主教骑驴游街示众。

雅各宾的铁拳遏制了外省的反抗浪潮，后来“恐怖统治”愈演愈烈，到了连发起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当罗伯斯庇尔打算拿自己人开刀时，热月党人害怕了、慌乱了，片刻的犹豫后，他们先下手为强，策划政变，组建了督政府。

流亡在外的路易十八，兴冲冲地写了封招降信寄到巴黎，结果遭到回绝。大部分热月党人在审判路易十六的法庭上，投了赞成死刑的票，热月之前，他们是冷酷的革命者，热月之后，他们依旧是。

督政府不准流亡贵族回国，粉碎了保王党的多次复辟阴谋，变本加厉地执行“去基督教”政策，停止对所有宗教的补贴。外交舞台上，法兰西共和国继续向欧洲的王公们开战，扶植他国雅各宾派夺权。“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欧洲下回出现这幅景象，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了。在国内外保守派眼里，督政府仍旧是一个乱臣贼子的政权。

除了极左派，没有人把热月党人当成反革命分子。大革命期间的所有党派，政治立场从右往左分别是：不容任何变革的保王党、支持君主立宪的斐扬派、联邦共和的吉伦特派、集权独裁的雅各宾派，以及共产主义的先驱平等派。该派领袖巴贝夫，指责罗伯斯庇尔只重视政治平等，忽略经济平等，他要求建立公有制，平分土地，彻底均贫富。

雅各宾派统治期间，始终捍卫私有财产，剥夺财产的对象仅限于国家公敌。尽管罗伯斯庇尔在政治上非常激进，大革命历届政府里，只有一部宪法草案规定，任何层次的选举权不受财产限制，这就是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但是经济上，他谨慎地恪守资本主义的原则。从本质上来讲，政府实行的商品限价令、最低工资法、食物配给制、征收富人税诸多措施，没超出财富再分配的范畴，罗伯斯庇尔在经济方面的干涉，还没达到罗斯福新政的程度。

罗伯斯庇尔既要巩固革命的成果，又不能让革命滑向极左的平均主义，只能诉诸道德的力量，喋喋不休地宣扬卢梭的公民美德，启蒙大师的高深理论翻译成愚夫愚妇都能听得懂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发财赚钱，但不能炫富花钱”。

督政府抛弃勤俭朴素那一套清教徒作风，放任奢侈，至少有利于纺织业复苏，贵妇人对华美服饰的消费需求，带动生产。然而无套裤汉把怨气撒在富人身上，觉得自己吃不饱饭，全是他们的错。

1795年2月，巴黎人每天只能得到一磅面包，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一倍，街上出现冻死的饥民，外省的食物配给分量更加少。自波旁王朝覆灭后，保王党第一次有底气发动宣传，批评共和政府的腐败无能。2月13日奥尔良的饥饿妇女责问，特派员吉耶·波尔为何赈灾不力，并且喊出“路易十七万岁！共和国下地狱”的口号。更多的人呼吁雅各宾派回来执政，首都一个食品店门外排队的妇女咒骂巴拉斯：“这个强盗政府，开始它用断头台对付我们，现在它用饥荒对付我们。”

饥灾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外部环境，督政府上台后，法国极端气候肆虐。1794-1795年之交的冬天极其严酷，比1788-1789年之交的冬天更加恶劣，气象学家指出，这是18世纪最冷的一个季节。塞纳河冰封，河水冻住了有两尺之厚，狼群在巴黎郊区出没。

到了夏季，气候异常干旱炎热，11月份霜冻给了农业最后的致命一击。一个月后，巴黎的面包价格涨到每磅50锂，黄油为100锂，咖啡250锂。饥荒持续到1796年秋，巴贝夫7岁的女儿没饭吃，活活饿死了。

群众把粮荒局面归咎于市场开放措施，要求督政府恢复“道义经济”，发动了牧月起义。1795年5月20日，巴黎圣安东郊区的无套裤汉进入市中心，游行队伍的前方，一根长矛插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那是物资供应官员让一贝特朗·菲洛，他推行严格的定量配给面包制度，每个成人只有每天4盎司。一名警方密探总结道：“面包是暴动的物质基础，（1793年）宪法是暴动的灵魂。”督政府轻松地镇压了牧月起义，顺手收拾了巴贝夫的平等派。

谷物贸易管制本身效果有限，正常市场受压制后，地下黑市会滋长。罗伯斯庇尔的干预措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运气较好，1793年风调雨顺，庄稼大丰收，而且法军在意大利、比利时战场获胜，拿回了丰厚的战利品。

罗伯斯庇尔和伯克均预言，大革命经历混乱状态，将以某种形式的军事独裁终结，非枭雄强人不能镇住场面。拿破仑的崛起证明了他们所言非虚，军方抬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外征战掠得的财宝和赔款，填补了国内巨大的财政亏空。

1799年拿破仑执政，他制订颁布《民法典》，巩固中产阶级的实力；准许流亡者有条件回国，政权合法性获得贵族的默认；恢复天主教仪式、修缮教堂，获得2000万农民的支持。拿破仑缝补了各阶层的分歧，完成了革命任务。但是代价值得么？自攻克巴士底狱，法国生灵涂炭，40多万人流血死亡。

罗曼罗兰有一句被引用过无数次的话，放到此处依然贴切，“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本书作者无疑是这种英雄主义者，认清了革命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知道革命的残酷，依然未退回到保守派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