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近卫军的政治角色

　　身为皇室御林军，近卫军的特殊性、重要性远在其他军队之上，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而且是一支政治力量。在罗马帝国，近卫军的政治角色主要通过干预帝位传承、承担某些国家管理职能、主动现身政治场域等方面得以呈现。

　　近卫军活跃政治舞台的根源

　　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决不限于干预帝位的传承，但近卫军在改朝换代之际的作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带效应，却是认识近卫军政治角色核心内容的切入点。近卫军“示范效应”的连带性结果，搅乱了帝国的政治秩序。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元首制对军队的依赖构成了近卫军与政治纠缠的先决条件。元首制与近卫军相辅相成，近卫军所享受的种种优待境遇为其他军队所无法企及：驻扎罗马、身居帝国政治中心、陪伴皇帝进出、备受恩宠，服役期短且军饷高、被委以诸多重任……凡此种种，近卫军由是成为军队中“最有特权的一部分”，日益滋长骄横，“君主和元老院的权威、公共财富和帝国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近卫军与帝制同生共长，政治角色内容渐趋丰富得益于皇帝的依恃，在罗马城内无人能够应对近卫军的刀剑，不仅肆无忌惮地卷入政治争斗，而且再三以军事行动决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极意义。

　　其次，元首制继承制度的不完善成就了近卫军的特殊地位。元首制的“继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继承，也不是真正选举”。这种介于血缘传承和罗马人熟悉的选举之间的、无定制的继承制度，留下了人为操作的余地，军队依武力伺机而入，且近卫军在前，行省军团在后。罗马帝国皇帝产生的合法性，形式上表现为元老院批准和“罗马人民”认可。但这种程序仅限于正常状态，一旦近卫军为代表的军队参与其中，原有各种预设变得毫无意义。奥古斯都创建元首制在制度层面欠完善与法律规定的缺失，事实上为皇帝的诞生与元老、军队三者之间制造了一种博弈：名义上有决定权的元老院手无寸铁，要么听命于皇帝，要么为军队武力所挟持。军队作为博弈三方中强势一方，又以近卫军为突出。要挟皇帝，威慑元老院，近卫军远比外地军团拥有地利之便。

　　再次，皇帝无能助长了近卫军的骄横。近卫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横行不法，与许多皇帝治军无方、软弱无力有直接关系。近卫军正是利用皇帝的种种弱点，愈加肆无忌惮。间或有皇帝对近卫军进行治理，却难维持长久。除非皇帝本人即为骄兵悍将威震天下，否则，只能默认现实，施以金钱安抚，放纵、姑息近卫军的事例屡屡见诸史乘。为了取悦近卫军，许多皇帝经常给予近卫军各种名目的赏金，一般以登基时的赏赐为常见。为数甚多的皇帝或掌控不力，或因自身软弱，无法对近卫军形成应有的约束，翻云覆雨的近卫军令一些皇帝常有朝不保夕之虞。但每遇铁腕治军的强势皇帝，近卫军则大为收敛，能够“安分守己”，较好地履行内平反叛，外抗劲敌等军队职能，政治角色和影响是正面的。2世纪，图拉真、哈德良等皇帝治下的近卫军对帝国保持忠诚，开赴疆场，浴血拼杀，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治理近卫军的力度与帝国政治安定之间的关系。由此不难判定，近卫军为所欲为，多数皇帝管束不力以致听之任之应视为主要根源。

　　近卫军逐步获得管理国家事务的某些职能，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税收财政、维护公共娱乐活动安全、公共建筑工程、司法活动、消防灭火、打击城市中的盗匪等。由此可见，作为军队的近卫军主要职能分成了两部分：执行专门的军事任务、参与都城的某些社会管理。此类属于侍卫皇室以外的一系列职能，使近卫军合法跻身政治，平添了多种管理国家事务职能，政治角色内容也随之多元与多样。

　　政治角色的武力呈现

　　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实现，干预帝位传承是集中表现，但决定性因素则是军队与政治的纠缠，而与政治纠缠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发挥军队作用，卷入各种政治斗争和纷争。

　　近卫军作为正规的常备军构成了“罗马军团、辅军之外的第三支武装……在元首制发展史上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秉承皇帝旨意，镇压政治、政权上的异己力量等是近卫军分内之事的首要内容，属于必须履行的职能，因此，近卫军扮演的政治角色所有内容首先通过发挥鹰犬作用，保卫皇帝统治和人身安全得以显现。皇帝可以随时调遣自己的御林军“清君侧”，剿灭各种敌对势力。比如，提比略统治期间，因权倾朝野的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得意忘形，觊觎皇位，提比略无法容忍，命近卫军将其除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证明了皇家卫队为主子剪除异己方面发挥的镇压职能其他军队不能比拟，体现了创制近卫军的初衷。正是由于直接为皇帝及时、血腥地清肃、屠杀各种反抗、反对势力，近卫军的军队角色、军事角色蒙上了比其他军队更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作用超过了军事作用。

　　在阶级斗争和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罗马帝国，军队作为政权支柱，既是为奴隶主阶级政治服务，履行镇压职能的工具，还是某些奴隶主阶级利益集团明争暗斗的依仗。帝国时代，近卫军之于皇帝的靠山作用凸显出唯一性。因此，履行军队各项职能，近卫军从未松懈。至于镇压罗马城外各种反叛、哗变等，近卫军也责无旁贷。正是因为精锐之师的军队职能，历代皇帝无一不将近卫军用作监视、镇压危及统治的敌对势力的利器，增强了近卫军作为奴隶制帝国武装力量的政治属性。据此，近卫军的政治角色以武力威慑乃至暴力为核心内容。

　　近卫军在罗马帝国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屡屡决定皇帝生死存亡，入驻罗马城是一系列恶行的起点。近卫军驻扎罗马城，名义上有利于皇帝指挥摆布，但是最终结果不是皇帝加强了对近卫军的管控，反倒是近卫军把营盘作为惹是生非的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对皇帝的钳制。近卫军不止一次在这里把自己选定的皇帝扶上王位，多个皇帝被迫收掩权威，到这里寻求近卫军的支持。皇帝被自己的近卫军杀戮，反映出帝制积弊深刻，更形成了代代效仿、传递的一项邪恶的政治遗产。不同时代的近卫军不同程度地承袭着这份“遗产”，在帝制史上不断地制造、利用各种王位继承危机，操控王座的归属，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近卫军羽翼渐丰，对帝国政局和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加大，奥古斯都时代结束后，罗马城内形成了三个权力中心：元老院、皇帝和近卫军。在帝国统治机构中，近卫军既不参与政府部门权力运作，亦非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每遇帝位更替或某些关键时刻，皇帝自身难保，近卫军的武力剥夺了元老院确定皇帝人选的权力，让元老院形同虚设，权柄落入近卫军之手，“权力中心”由此形成。近卫军之所以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力中心，原因不在于是否为权力主体，更不出于法律渊源，而在于近卫军的武力胁迫和暴力压制。这种历时已久的怪现象，多层面反映出元首制的重重弊端，以及管束机制缺失必然结出的恶果。三个多世纪里，十数个皇帝死于近卫军之手，阴谋、谋杀等恶意打断皇统，祸患帝国，史不绝书，既揭示了近卫军政治角色的具体表现，也说明近卫军政治角色及其相关话语权是毫无掩饰的暴力呈现。

　　近卫军的“罗马特色”简说

　　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赖于罗马帝国特殊的政治土壤，与帝制一起处处彰显“罗马特色”。

　　首先，近卫军的“罗马特色”。纵观帝国历史，近卫军难以驾驭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仅见”，但追问源头，无论如何离不开罗马帝国及其帝制。综合近卫军数百年间的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不难发现，帝制创建者奥古斯都不仅需要近卫军保卫宫廷，而且不乏加强军队整体实力之意图。与传统的罗马军队不同的是，近卫军是皇帝的御林军，合法地驻扎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政治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唯一性、特殊性使近卫军不难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无计可施。言称所有皇帝都放纵近卫军，不免武断，但多数皇帝、帝国制度对近卫军缺乏管束，助长了近卫军的气焰却是事实。

　　其次，皇帝与近卫军稳定关系失衡及其后果。在罗马帝国，无人将近卫军视为独立的政治势力，或组织系统完备的政治派别，但皇帝倚重，被赋予的一系列军队职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国事职能，军队的威慑力等，增加了近卫军的政治砝码，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卫军倾斜，刀剑对政治的强制性和压迫性逐步升级，正常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这种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倾斜”，总是以牺牲帝国安宁乃至让皇帝成为牺牲品为代价的。帝国常因近卫军干预帝位传承发生内乱、兵变，多次遭遇兵燹之祸，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既是社会的、经济的，也是政治上的。

　　再次，太多“外力”作用的非正常帝位传递。罗马帝位传承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数情况下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元老院的提名与确定、军队的选择占据主要内容），而不是依“内力”——血缘依次延续。“外力”否定了血统和出身，在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卫军无疑是重要的、罗马城中其他诸种“外力”难以匹敌的一种力量。罗马帝国帝位传递过程中，压倒性的“外力”切断了皇统和嫡传，打造出帝制的“罗马特色”，近卫军则推波助澜，使这一特色愈加鲜明。

　　最后，近卫军的政治角色来自源远流长的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和历史基因。共和国伊始，罗马军队便通过多重路径参与政治，军队成员直至君士坦丁践位，以公民为主体的时间居多。共和国末年的内战，军队投身政治斗争，以及对政治毫无遮掩的压迫性开启了罗马历史新的一页。军队在权力争夺厮杀中，用刀和剑表达政治意愿，协助多个军事将领独裁罗马，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局走向。从国家制度层面，帝国终结了共和国，而军队左右政治的影响力随之延伸至帝国时代。肩负特殊职能的近卫军正式诞生于帝国时代，而就参与政治而言，与共和国时期的军队没有质的区别，近卫军在帝国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袭的是罗马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仅仅是过程、目的存在差异。近卫军卷入政治生活形式上是传统的延伸，但近卫军突破了“参与”的界限甚至极限，“变异”了历史基因，空前地强化了自己的政治角色。

　　结 语

　　元首制的运作、宫廷安危有赖于近卫军，罗马城安全和有序，近卫军绝非一无是处。三百余年间，近卫军真正搅乱政局，酿成灾祸亦未贯穿史册，只是由于近卫军种种消极表现后果严重，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影响恶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作为，最终导致恶名远播，因此，历代史家多对近卫军评价较低。但也应关注，近卫军与皇帝构成了一个矛盾体，“没有皇帝，近卫军一事无成”。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实现，深层次原因无疑源自元首制，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悖论也由此展开：近卫军本是皇帝的鹰犬，却时常将皇帝送上断头台；作为军队的近卫军理应是国家安宁的重要保证，却动辄成为动荡、内乱的源头；一方面对帝国安宁有过贡献，另一方面，则因恶意废黜当朝皇帝拥立新君主破坏帝国的政治秩序。种种悖论反映的是近卫军政治角色的悖论，验证了近卫军是罗马帝政的重大弊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