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元老的两大支柱——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第3任、第9任首相。长州藩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在日本军队和政府中势力庞大，是日本陆军之父，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陆军的时代。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

陆军元老与教父

山县有朋如同伊藤博文一样，也是吉田松荫的弟子。山县有朋在明治维新的功臣中及后来日本陆军的缔造中，本身没有太显赫的功劳，而且运气的成分也真不少。前原一诚在1870年辞去兵部大辅之职，并因1876年的荻之乱遭处刑；西乡隆盛因鼓吹征韩论而失势；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相继下野；1877年西乡等人在西南战争中失败，从此从政坛消失。这样，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县胜任军队的领袖了。

山县有朋是日本的第三任首相，在任内提出了著名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名言。所谓主权线即指日本必须守卫的国境线，同时也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与主权线有很大关联，如果利益线受到外国侵犯，则主权线也面临危险。当时的朝鲜被认为就是这种利益线。日本通过战争进行领土扩张，主权线和利益线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亲自挥刀上阵，担任第一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击败清军，攻占平壤，然后率军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连克九连城、丹东。由于日军连连得手，清军节节败退，山县是越打越亢奋，甚至打算杀入中国内地与清军主力决战，全然不顾补给问题和西方列强有可能干涉。他提出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极力主张冬季作战：1.从海路至山海关再次登陆作战，建立根据地进行直隶作战；2.向旅顺进军，将兵站基地移至不冻港；3.立刻北进，攻取奉天。山县在《征清三策》中提出南迫京津，北略奉天，同时开辟两个战场，再一次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

首相伊藤博文考虑到日军冬季登陆不便以及西方列强干涉等因素并不赞同山县有朋的冒进主张，还有冬季如果战线拉得太长，补给势必也会困难，不如趁机攻击山东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军港以及南下攻击台湾为上策。最终大本营采用了伊藤的建议，否决了山县的冒进主张，命令山县有朋第一军冬季全军待命以待春季再发动攻势。但是山县悍然独断专行，违抗大本营指示私自下令桂太郎师团进攻海城，遭到海城清军奋勇抵抗而陷入泥潭，而日本国内无足够的兵力再去支援海城。所以大本营决定罢免山县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但是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人担心如果公开罢职山县势必会为了保存武人颜面而剖腹自裁，于是建议伊藤首相面见明治天皇以“回国养病”名义召回山县。于是明治天皇亲自写了召回诏书，山县虽然声称病已痊愈但是天子命令已下无可奈何，只得乘坐轮船回国。临行前，他给野津道贯、桂太郎二位师团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马革裹尸无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回？无奈天子召何急，临别阵前泪满衣！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回国后面见天皇，被解除枢密院议长以及第一军司令官职务，改任“监军”。但依旧参与大本营重要决策。山县去职后，由野津道贯升任第一军司令官。

四年后，山县有朋第二次当组阁拜相，虽然仅执政两年，但其中有两件最轰动。第一件是为了对付伊藤博文那帮文人政客，他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担任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的人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第二件是派遣部队参加了八国联军，合伙侵略中国。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出任日军参谋总长和兵站总监，亲自制定了对沙皇俄国的作战计划，日军在陆上击溃了沙俄陆军，在海上消灭了沙俄舰队，取得了近现代史上第一次“黄克白”（黄种人打败白种人）战争的胜利。不过作为参谋总长及元老，山县有朋要比昭和那些疯子将领们更清醒。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会战结束后，山县有朋就给首相桂太郎写信，说:“且夫夺哈尔滨，陷海参崴，尚且不能给敌以致命伤。……无论坐取守势或进取攻势，前途均属渺茫，无容易恢复和平之希望。且有我必须大费思考之处。第一，敌在其国尚有强大兵力，与此相反，我已用尽一切兵力。第二，敌之将校尚未告匮乏，与此相反，我自开战以来损失大批将校，今后不能轻易得到补充。依此两点看来，纵使取守势保持现有之领地，亦必迅速采取补充之手段。……更有不得不考究者。一曰:自奉天迄哈尔滨百余里间修筑复线铁路，以求辎重之充实。二曰:随补给线之延长，亦必须增加其守备兵力。不仅如此，还须尽力之所能加紧造就新添设之兵力。然而武器装备之补充与增强将随之而来，无论何种情况，均须迅速果断予以实行。”

在日俄战争后，山县有朋的地位和影响力急剧增长。加上此时同为元老的黑田清隆、西乡从道都已经亡故。陆军中能与之抗衡的大山岩是一个只管军事很少关心政治的人，元老重臣中只有伊藤博文能与之抗衡。伊藤与山县同为长州藩出身，又都是吉田松荫的弟子。虽然二人经常在许多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上产生争吵，但是二人还是十分注重内外和军政协调的，这在日后的日本是不多见的。

日俄战后及晚年的山县有朋对外政策

日俄战争后，山县有朋十分担心俄国会复仇，所以极力主张日本的常备师团应该继续增加。为此他支持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与儿玉源太郎就增师的问题上对抗。1907.1.25在给西园寺公望首相的《对清政策所见》中说道：近日俄国复仇之心炽盛，不比二十七八年（1894-1895）后之清国，其实力故不可侮，此乃我于战胜之后不可不谋求充实兵备之原因。然而，若是与彼亲密交情，缓和其复仇之心，至少维持今后十数年间之和平，乃是我最为紧要之务，而苦于内治紊乱之俄国政治家，亦必然不排斥我之好意，相信只要在不违反英日同盟之明文与精神之范围内，与俄国相互提携，则不仅是推进我经营满洲之捷径，而且可使欧洲列强不致团结毕竟东洋……。

山县有朋虽然是日俄战争时的大本营参谋总长，但是毕竟不像大山岩和儿玉那样在东北与俄国作战，故而许多方面又分歧。可两派在经营满蒙及铁路问题上是异曲同工的。而且始终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假想敌之一。他说：第一假想敌仅为俄国，虽然没有把其他欧洲列强当做敌人来防范的必要，但是一刻也不要忘了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个敌人就是清国。1909.4.29在《第二次对清政策》中说：“应该将关东半岛永远归为帝国之领土，建立确乎不拔之基础，原本无需再论。不然的话，待租借期满，如有将之还给清国之意，没入在期限之前，便迅速抛弃为上。半岛之地，可谓是以20亿资财和20余万死伤而获得之战利品。即便期限到来之际，将之立即归还，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行之事。更何况，抛弃半岛对我保护国韩国民心之影响极为可怕。是乃庙议早已决定不抛弃半岛之所以也。

然而，租借就是租借，与占领或合并不同。故而，至他日期满，清国向我要求归还，乃是当然之事。我若不欲归还，且不试行延长期限之谈判，而立即宣布合并，其理由不当。若是为之，乃是过于傲慢粗暴，列国恐怕不能承认我国此种行为。故而，从延长关东半岛租借期限，使之实际与我帝国领土一样而言，不仅要对半岛，而且要对南满洲进行一体大经营，造成最终不能从满洲撤退之形势。

此外，在军事上也要造成对清国足以强行要求延长租借期限之基础……前届内阁交替，诸君继其后而苦心惨淡，余充分谅察，但现今租借期限，所剩不过十有四年，切望诸君益加努力奋斗，不可踌躇。

满洲之经营，其事虽然多段，但个中最为重大者，似为以下五项：一曰改筑安奉铁路；二曰迅速向清国谋求铺设吉长铁路，由我国铺设自韩国清津晋国间道至吉林之铁路；三曰开放旅顺口之一部分作为商港；四曰开采满洲各种矿山；五曰将多数邦人移植满洲，且设置金融机构。

我国经营满洲，不可不知急事实，决不容许交涉往复、消磨时日，以待租借期满。要在外交上尽一切手段依然不能达到目的时，则采取所谓最后之手段，使北京政府唯我之命是从。……关于实施此种决心，当自今日起做好万般准备胸有成竹。”

1909年伊藤博文被刺身亡，1912年明治天皇夫妇去世，年轻的大正天皇即位。山县有朋作为资望最深的元老，其作用更是十分突出和重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无暇东顾，大隈重信内阁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内容涵盖山东、满蒙、汉冶萍公司、南方和中国内政军警顾问和军械等问题，直以亡韩视我。而大隈重信在这样的外交大事上，竟然事先没有和元老商量，这无疑是一反日本往日政治常态的。

在日本元老得知二十一条的具体情况后，元老和大隈重信内阁也展开了相当程度的争斗。二者的争斗在日本政治上仍然是属于是否尊重和咨询元老的问题，而在对华问题上，也只是操作手法上的问题。

在二十一条的问题上，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元老，态度是比较持重和持渐进路线的。早在1914年8月，山县有朋就说过：“有人过分相信社会或是帝国的武力，认为只要对华施以威压，但是人世间的事不是仅凭暴力就能决定那么简单。”而在具体的五项内容上，当时山县有朋的心腹高桥义雄后来回忆道：如果现在为了解决满洲问题而需要动用武力，我马上会同意。因为满洲对日本人而言是唯一可以开发的土地，是关乎国家命脉之所在，必须保证我国国民在该地区安居乐业、发展事业。如果通过外交谈判得不到解决，那就只能诉诸武力。在这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动用武力是迫不得已的。但是在向第五项（二十一条第五号）那样要求使用顾问和购买兵器等无足轻重的问题上动用武力，则以正义立于世界的日本就会丢尽颜面。我们应该极力阻止这一谈判。而在关于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上，山县有朋的表态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说：我是希望通过与袁世凯合作，而使日本获得应有的利益线之人。中国是共和体制还是帝制，都无关紧要。总之，在袁倒台之前与其合作，努力获得日本之利益线。袁倒台了，会出现第二个掌权者，我们就和这个掌权者合作，以此确保日本之利益线最为紧要。

其实这样的看法，山县有朋在1915.8山县有朋向大隈重信内阁提交的对华政策意见书里就明确说道：“欧洲之大乱，终将波及东洋。帝国政府与英国交涉之结果，于15日对德发出通牒……要求其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引渡给帝国政府。虽然德国原本不会答应帝国政府之要求，但纵令德国拒绝，以帝国海陆军临于孤立无援之胶州湾，强行此一目的，不会遇到重大困难。然而，若是……让欧洲强国不再租借或占领，同时又使中国感谢帝国之恩，并在其他方面获得相当报酬，其困难则非一时占领可比。故而，帝国政府在对德发出通牒之后，当急速确定今后之方针政策。

现今欧洲大乱，所谓一等强国皆处于交战状态，哪有空暇再伸手于东洋，在华考虑各自之利益，隐约竞争或用威、卖恩焉？袁世凯虽然富于策略，但也恐其手段穷尽。此非正式帝国确立对中国政策，矫正以往之怠慢和谬误，策划更始一新制良机乎？

愚老以为，须使袁世凯消除对我之疑念，产生对我信赖之意，向彼陈述人中竞争之趋势，使之醒悟若欲保持中国民族之历史和独立，以信赖于亡国，最为适当。另一方面，要对其给予有力之援助，使之自安，且对我亲近，……首先使之确定与日本共同一致之精神，不仅在政治上信赖日本，在经济上也省悟相依相援之必要，使其改变以往态度，今后在政治及经济问题上，苟有关系外国者，必先与我国商议而后决定之。今日实为千载一遇之良机。”

而在一战后关于出兵西伯利亚和对美关系问题上，山县有朋也有诸多表态。山县有朋在《时局意见》（1918.3.15）里这样说:“最近内忧外患频繁怂恿、主张我国出兵，如敌国入侵中国边境，特别是满蒙之地，就有可能威胁到我国的安宁与利益，为了我国之存亡，又为了保障东亚之治安，我国不应有片刻沉默，应立即奋起扫荡，此时并非顾忌协约国诸国意图之时。”但是，山县也强调“如果不弄明白各国的意向，轻率地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的话，他日可能会不得已陷入困境，这也是我始终关心英美对俄政策原因之所在。”“一旦出兵，就不能轻易满足新政府的希望，最终可能与新政府交战，所以将不得不有与整个俄国为敌的觉悟。”“毫无可能向英法两国募集军费公债然若美国依一贯方针反对帝国出兵，则必不会接受帝国向其募集公债，我国储蓄于美国的金币也很难拿回，帝国独自筹措军费的希望有多少呢？”

同日（1918.3.15）山县有朋在致寺内首相、本野外相和后藤内相的《时局意见》也说道：“仅以俄国过激派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恐有德祸东渐之势，我方便立即出兵，未免为时过早。俄国未曾向我请求援助，若派兵强入其境，纵然出自好意，亦属武装干涉，不仅名分不正，且将招致英国、特别是美国只猜忌，不仅不能指望其后援，且恐今后带来诸多祸患。是以帝国在确定对俄政策问题上，不可不首先确实了解英法美各国之对俄政策。…….如不明确上述国家的意图，贸然决定万方态度，他日必将陷入不堪设想的危险境地，此亦为我在对俄政策上，始终注意英美意图之所以也。关于东亚之事，当以帝国为主，彼等为客。身为主人者，不可屈其意，而委于客之自由。帝国须依据自主之意见而有所主张。……此时使帝国之主张具有权威，期其贯彻者，唯有以自主之实力而求之。”

1918.6山县有朋提出《国防方针改订意见书》，提出：“近年，北美合众国渐露其帝国主义锋芒，托言中国门户开放，而图扶植自身之利权，其形式日益严重。……我国与俄国互相依靠，以阻止北美合众国之扶植势力，拮据绸缪，再三与俄国协商，然去年俄国瓦解，此一政策归于泡影，我帝国之负担因此日益加重。……恢复和平之后，我帝国之处境将更加困难，不难想见，……战后之亚细亚之地，或将遭到德、美从东西方向侵袭，或是蒙受英美自南北之压迫，两者难免奇异。果真如此……我帝国则不可不自行拥护和指导中国……我帝国之国防，不仅要守卫帝国之领土，而且不可不进而防卫支那全土，为临事之际确保日支间之交通，当控制台湾海峡，或进而扼制新加坡，我陆海军当局，应据其形式，见机而决定，不可误算。窃以为，中国自强自立之前途尚为遥远，其危机之势迫在眉睫，岂可不加深疑虑耶？”

最后时代的山县有朋

在伊藤博文还活着的时候，山县有朋已经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但因为伊藤和明治天皇还活着，山县有朋尚有一定的掣肘。而伊藤1909被刺、明治天皇1912病死和桂太郎1913病亡，无疑使得元老制度面临危机，但山县有朋确实有能耐，能利用许多事情将元老制度得以继续维持。而社会上对元老的批判声浪也有所缓和。

作为伊藤博文之后最具眼光和权势的元老，山县有朋确实有着不一般之处。山县有朋对于政党政治本身是不信任的，他是军国主义者无疑，却不似昭和时代的极端军国主义者。他能够巧妙的利用和掌控，这是绝对不一般的。在大正天皇时代的首相里，山县有朋唯独对原敬最为看重。原敬也确实是政友会在伊藤去后最有实力和能力的政党领袖。

据《原敬日记》记载，山县曾对西园寺谈称：“原敬和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不过原敬要争取政党中大多数赞同，并要改良政党，我反对他这种做法。分歧仅此一点而已。”山县认识到在藩阀官僚势力中没有能顺应时代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西园寺的意见，同意由原敬担任首相。当时的时局令山县担心，国内米骚动和要求实现普选制的民众运动以及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国际上则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美国开始抬头，俄国爆发革命，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冷彻的山县不得不认识到藩阀官僚政治家已无法担当应对时代的重任。1920.10.21日本首相原敬当日的原敬日记称他与山县有朋就日本“人口过剩”问题进行过交谈。《原敬日记》本日所记称:“山县认为我国尚有容纳人口的余地，并谈到了奖励小农经济之必要；这与我先前所说的相同，对此我欣然同意，向外国人宣传`我国因人口过剩而不得不向海外发展＇，固然便于取得其谅解，但实际上在我国人口增加的比率上还存在疑问，我国可以容纳人口的余地还很多，不必担忧人口过剩，这可以从不久以前工业稍微发展了一下就马上感到人力不足一事得到证明。”这段话可以看出日本一再借口人口过剩向满洲移民的真实用意，不过为扩张领土之烟幕弹而已。原敬内阁时代，军部的力量已经有了加强，尤其是参谋本部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力经常给内阁出难题，尤其在西伯利亚撤军问题上。而原敬则依靠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和山县有朋的弟子担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与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相对抗，实现了原敬的政治目的。

大正天皇在近代日本三位天皇中虽然是在位时间最短和能力最弱及身体素质最差的一位，但是他以及他身边的皇族对于山县有朋为代表的长州藩长期把持军政大权是十分不满的。1921年底发生的宫中某重大事件则直接把山县有朋推向了风口浪尖。表面上来说是山县有朋等元老干涉皇太子裕仁亲王（昭和天皇）与内定为皇太子妃的良子女王（后来的香淳皇后）的婚事。山县以久迩宫家有色盲遗传为由，要求皇室退婚。但由于皇室的态度强硬，最终婚礼得以顺利举行。而实际上据后世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考证，主要是政治原因斗争。天皇身边的皇族及周围皇太子的势力联合民间势力尤其是极右翼势力，不断的散布各种消息和流言。甚至有极右翼势力表示要暗杀山县有朋，最后山县有朋不得不公开出面表示要辞去元帅陆军大将、枢密院议长和公爵的头衔，彻底退出政坛。对于这件事，首相原敬和同为元老的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内心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他们也无法插手。

宫中某重大事件的发生以及1921.11.4原敬的被暗杀，让山县有朋的威望和心绪跌倒了极致，在遭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后，山县有朋的身心状况急剧恶化，1922.1.4病死，活了84岁。

山县有朋死后，天皇下令晋升从一位，授予其外孙为男爵，2.3发布国葬诏令。高桥是清内阁和议会也不顾部分议员反对，通过了国葬费预算，总额八万日元。2.9日本政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国葬，国葬后，被安葬在音羽护国寺，法号报国院高照含雪大居士，墓志上刻有枢密院议长、元帅、陆军大将、从一位、大勋位、一级公爵的称号。这些称号表明了山县有朋的功劳，也表明了山县有朋作为人臣已经登上了可能达到的最高峰。据记载，山县有朋的葬礼有几乎所有的文武高官都应参加，但未到场者甚多。前往悼念的山县同乡上山满之进如是说：与我同辈抑或年幼于我之同乡人，参加者甚少，看到少有同乡的后辈们前来悼念，我几乎无颜面对他县人士。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山县去世前二十天，同样是明治元勋的大隈重信的国民葬礼有高达七十万人聚集到日比谷公园参加。此外报纸有人投稿称山县的葬礼是“国葬…….是在多数国民不参与的情况下举行的。虽名曰国葬，实乃官葬、军葬……族葬矣。”

山县有朋作为日本陆军之父和日本元老中最具有谋略的人，确实有着不一般的才能，他实际上成为日本元老中的元老。而在我们最关注的对外政策上，他虽然和伊藤博文常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与伊藤博文是一个脉络的。是冷静稳健的军国主义者，知道日本的实力和界限在哪里。而就个人而言，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有许多不同。伊藤博文爱女人，但对金钱、权力、勋章这些不喜欢，而山县有朋则执迷于这些。两人虽然都会用人看人，但伊藤博文发现没用的人就会弃之不用，而山县有朋则会竭力的培养。这也导致山县有朋的弟子门徒众多，遍布日本的政府、军队、文化、教育、医学等各个领域之中。山县有朋虽然不是极端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但却又着实是日本军部的创始人和日本侵略政策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