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医生临危受命，来到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他能挡住夺走了6万人生命的可怕鼠疫吗？
1910年，我国东北曾经爆发过一场严重的鼠疫，短期内就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当时的医生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大胆尝试了与鼠疫搏斗的种种方式，最终成功扑灭了疫情，阻断了鼠疫的传播。他们也成了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
今天，我们邀请到小站的读者「白令海峡的一头熊」，将这段发生在109年前的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分享给你们。
这是1910年的东北。
彼时的大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但中东铁路的修建却给沉睡的东北带来了一线生机。关内的贫苦农民们，纷纷抓住了铁路带来的谋生机会，希望借此改善家中的生计。
10月，天气转寒。满洲里的猎户们知道，他们大赚一笔的时机来了。
满洲里是座边陲小城，如今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俄国商人对东北丰富的物产觊觎已久，他们在满洲里到处做买卖，收购山货和各种物产，回去倒卖给俄国的顾客。当时的俄国流行穿紫貂皮大衣，紫貂皮是罕见的珍品，价格高昂，数量稀少。但经过硝制的旱獭皮，看上去跟紫貂皮并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可以拿来以假乱真。
这是笔谁都想插一手的暴利买卖。
俄国商人在满洲里大肆收购旱獭皮，本地猎户也心照不宣地开始了积极的狩猎。
但这发财的小日子还没过多久，诡异的事情便发生了。
一开始，人们只是隐约觉得不对劲。
满洲里的丧事，最近办得有点勤。不是张家的老猎手突然病倒，就是王家的伙计一命呜呼。就连来收购旱獭皮的俄国商人，也有的暴病死在了异乡。坊间传言，这些死者有个古怪的共性，尸体上都布满了紫黑色的斑点，怕是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难道是猎户们触犯了山神的戒律？跟俄国人的这笔买卖做不得？
这让素来迷信的乡民们感觉到了紧张，没病的人为了心安，纷纷拜佛烧香，煎煮中药。而那些家中有人蹊跷死去的人家，更是急着请来大神作法和祭拜。
一时间，笼罩在满洲里上空的，除了直冲云霄的药材气息，就是化不开的焚香味，中间还夹杂着一丝腐臭——那是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
有人开始悄悄逃离满洲里。
但死亡的阴影穷追不舍，它顺着铁路，跟随着四处逃窜的人们，渐渐侵入了东三省的心脏——哈尔滨。
修建铁路的劳工们，大多聚集在傅家甸（现在的哈尔滨道外区），这里也是死神最早光顾的地区。贫穷的劳工们根本没有条件对抗这肆虐的怪病，他们请不到好医生，也没法诊治自己患病的同胞，只好将病死之人草草掩埋。
曾经的傅家甸
10月15日，位于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收到了一份报告。
报告里提到了满洲里和傅家甸出现的这种奇怪病症，也提到了患者身上布满的紫黑色斑点。然而，这份报告夹杂在一大堆的日常事务报告之中，并没有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
毕竟，乱世之中，偶尔有一两个人横死，再正常不过了。
笼罩在傅家甸上空的乌云并没有自动消散。
人们惊恐地发现，凡是接触过这些诡异死者的劳工，很快就变成了死亡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疾病就像是接力一般迅速蔓延开来，尸体上遍布着死神肆虐的黑斑。
死亡率节节攀升，地方官员再也坐不住了。有学识的医生们，无不恐惧地意识到，眼前这一幕可怕的景象，与当年曾肆虐了大半个欧洲的黑死病如出一辙。
黑死病，便是鼠疫。
当时的人们对鼠疫并不是全无了解，他们也明白隔离在阻止鼠疫传播中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只可惜，理论毕竟是理论，灾难临头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偌大的一个哈尔滨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隔离地点，更没有人懂得如何去实施和操作。
当时的东北，并不是缺少医生。
首批参与治疗的西医里，就有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医生杰克逊。这些西医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医疗水平，也被当地的官员们寄予了厚望。然而，杰克逊出师未捷，在诊治病人的时候，被感染了鼠疫，很快暴病而死。
在和人类的对抗上，鼠疫显然占了上风。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东三省全面沦陷，甚至连关内都出现了疫情。
一时间人心惶惶，目之所及，都是一片萧条，生意最火的，只剩下棺材铺而已。
因鼠疫而惨遭灭门的一家
消息传到京城，清廷大震。
这是爱新觉罗·溥仪继位的第二年。清朝的统治日益衰弱，列强虎狼环伺，蠢蠢欲动。东北的鼠疫消息一传来，俄国和日本便假借防疫检验之名，打算夺得管辖权，进一步侵入东三省。东三省一打开，京城也就岌岌可危。内外交困之时，一向软弱的清廷也只能强硬地驳回了两国的无理要求。
人们都明白，要想解决当前的内忧外患，就要尽快阻止这场鼠疫。
但鼠疫区如此危险，连医术高明的英国人都迅速毙命，要完成这个任务谈何容易。
年仅33岁的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是当时朝廷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人人都畏惧的事情，他却没有推辞。一纸诏令，施肇基被任命为东三省的防疫大臣，全权负责处理鼠疫。
雄心勃勃的施肇基，立刻着手寻找可靠的医生主导救治的方向。
但医生们知道要面对的是凶险的鼠疫，谁也不敢担此大责，更不想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
焦急之下，施肇基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旋即向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发出了一封电报。
于是，防疫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翻开了第一面。
这封如救命稻草一般的电报，发给了一位叫伍连德的年轻医生。
这一年，伍连德刚刚31岁。
他是一个真正的学霸，24岁时就已经手握剑桥大学五个学位。三年前，他和施肇基在京城偶遇。那时候，伍连德刚刚学成归国，而施肇基刚任京奉铁路局总办，两人年龄相仿，都曾经留过洋，也都意气风发、充满抱负，于是一见如故。
年轻的伍连德和太太李淑贞
疫情爆发时，伍连德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副督学。施肇基在电报中，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自己正面临无医可用的境地，并向他大致介绍了东北的情况。
施肇基没有看错人。
伍连德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响应了号召。
有了这一记定心丸，施肇基有了底气，但他同时也知道此行凶险，不能把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施肇基在京城中大肆使用了“金元攻势”，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时任北洋西医学堂总教习的法国人梅斯尼也同意加入，充当顾问。
1910年12月24日，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时刻。
在这死气沉沉的平安夜，伍连德和他的助手带着简单的实验器材和一部显微镜，抵达了疫区中心的哈尔滨。
刚一抵达，伍连德的心就凉了半截。
今时今日，鼠疫已经被我们国家列为法定甲类烈性传染病，一经发现需要立即上报，并隔离病患，同时给病人注射链霉素等对鼠疫杆菌有杀灭作用的其他抗生素。但时间回到1910年，别说东北，全中国都没有几家像样的医院。连青霉素都还在弗莱明的罐子里（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是最早被发现的抗生素），那个年代，哪有什么抗生素可用？
要阻止鼠疫的传播，最直接的战术，便是展开有效的隔离。
但哈尔滨当地所谓的隔离医院，只是一座废弃了的疗养院。有经验的医生，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染了病；侥幸逃脱的医生，也早已作鸟兽散。当地官绅给伍连德准备了一群有功名在身的秀才，说秀才们也都略懂医术，可堪一用。但伍连德略微盘问，便发现所谓的“略懂医术”只是能看懂中医开的药方罢了，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作隔离。
偌大的东三省，怎么能仅靠这样一些人手来完成防疫大业？
伍连德了解情况后，迅速向施肇基发了电报，要求支援。
他在电报中写道：“今日之东三省既无可用之医，又无地方官员之支持，官绅上下推卸职责，只顾保命。恳请皇上派出有经验之西医，方有战胜疫病之决心。况财政应付不及，病院隔离之筹备不及，内外之交困，疫病传播之迅速，望皇上速决，以昭爱民之仁心。”
施肇基和他的儿子合影
其实，在伍连德抵达之前，在东北的俄国人和日本人就已经做出了反应。
在东北的疫情爆发之前，俄国境内也已经有了几次小范围的鼠疫。俄国人心里很清楚，中国的这波疫情，十有八九是从西伯利亚传播而来。为了保护在华同胞，他们在哈尔滨的俄租界实行了严格的封闭措施，同时派出专家，以期阻断鼠疫于国门之外。
而当时的东北，同样是日本虎视眈眈的土地。日本也向东北派出了自己的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来的专家是北里柴三郎的得意门生，而北里柴三郎正是在16年前从田鼠体内分离出鼠疫杆菌的知名病理学家，是当时研究鼠疫的国际医学泰斗。有这样一些权威坐镇，按理说疫情应该能够得到合理的控制。
但他们留给伍连德的，却还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那时候，这些专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对付的，是一种从未接触过的鼠疫类型。
在北里柴三郎的理论中，田鼠是鼠疫流行的唯一途径。施肇基派来的顾问梅斯尼也认同了这个观点。既然田鼠是传播疾病的唯一途径，只要把鼠疫爆发区的田鼠都抓光了，是不是就不会再传播鼠疫了呢？
所以，无论是日本专家、俄国专家还是法国专家，他们来到东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灭鼠。
捕鼠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
为了保命，每家每户几乎都加入了捕鼠的“大军”。
奇怪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行动并没有收到太大成效。
鼠是捕了不少，可疫病也丝毫不见少。不仅如此，东三省的总督锡良很快发现，参加捕鼠的人相继病倒，哈尔滨的疫区范围不断扩大，患病人数也不断增加。
灭鼠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此时已是11月份了，关外早已天寒地冻，田鼠根本没有办法在外活动。伍连德对这些专家的结论感到十分困惑。他大胆提出，东北鼠疫应当是由人传染的，于是要求接触病患的医护人员都佩戴由他发明的特殊口罩。
但这时候，他的推断还没有得到病理样本的支持，因此，这个理论并不为世人所接受。
在等待人员支援的同时，伍连德也开始了行动。
伍连德首先下令封锁了哈尔滨全城，然后挨家挨户开始排查病人。
他要求“凡家中有病死之人，一律交与衙门处置，不得私葬”，如果病人已死，尸体将由警察和军队来进行收集和统一掩埋；如果病人还活着，必须向政府报告，并接受隔离。为了减少互相感染的风险，他还实施了严格的宵禁制度，入夜后，当地的居民不得随意出门。
这些命令，在今天看来都非常合理，但当时并没有立刻得到民众的理解。秀才们尚且不知道隔离是何物，当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更是越想越害怕，一听到隔离就以为是要被杀人灭口。很多病死之人的亲属都拒不承认自家人是因鼠疫而死，也不允许查验人员进屋确认，还有很多人违反宵禁制度，夜晚偷偷出门将尸体掩埋。
当鼠疫发展至高峰期的时候，甚至还有人直接抛尸街头。
正在伍连德感到举步维艰的时候，又一个噩耗传来。
与伍连德一同负责防疫事务的北洋西医学堂总教习——法国人梅斯尼在抵达东北11天后，被确诊患上了鼠疫，仅仅过了2天，便永远离开了人世。这个消息仿佛一记惊雷，在东北的达官显贵之中炸开。当伍连德和梅斯尼一同被派到东北时，比起年轻的伍连德，他们更加信任经验丰富的梅斯尼，梅斯尼的医术水平，几乎代表了当时中国西医的最高水准。连这样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医生都无法阻隔鼠疫，又何况普通百姓呢？想要保命的恐慌，让这些东北的达官显贵纷纷一掷千金，从关内请来了大批西医。
历史在这里展现了他的黑色幽默，正苦于无人可用的伍连德，在达官显贵们的帮助下迅速拥有了一批可用之人。这批西医大都是接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人，他们有着当时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而且也愿意听从伍连德的命令与要求，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这就是当时在伍连德的要求下隔离医生们的装束
这使伍连德信心满满，看到了战胜鼠疫的希望。
接下来，他冒着杀头的风险，完成了另一个大胆的挑战。
1910年年底，伍连德接到报告，城内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馆中发现疫情。
等他赶到时，患病的日本老板娘已经离世，日方派来的专家极为不解，因为这家旅馆是哈尔滨市内为数不多没有报告过鼠患的地方。没有田鼠，又是怎么感染上鼠疫的呢？
伍连德冥思苦想，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
当时的清政府明令禁止损毁尸体，不允许解剖，同行的医生都极力劝阻伍连德剖尸。可伍连德深信，解剖一定能帮助他解开鼠疫传播方式的谜团。
寻找真相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宝贵。
伍连德先斩后奏，一边向施肇基寻求帮助，一边冒着杀头的风险开始解剖。
那时候，他们只拥有一台简陋的贝克显微镜，完全无法与今天病理科中配备的各式光电显微镜相媲美，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伍连德依然得出了震惊世人的发现。
他在死者的心、肺和血液中检出了大量的鼠疫杆菌，与之前北里柴三郎发现的鼠疫杆菌几乎相同。这就意味着，死者在没有接触田鼠的情况下得了鼠疫，推翻了田鼠是唯一传染途径的结论。
当伍连德取得重大进展时，他的好搭档施肇基也顺利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施肇基上奏说死者并非中国人，不应被中国法律管辖，清廷才认可了伍连德解剖的合法性。
伍连德的助手正在进行镜检
解剖过后，伍连德依然要解决那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旅馆老板娘究竟是如何感染上鼠疫的？
伍连德调查得知，数天之前，旅馆中曾经住过一个经营旱獭生意的男人，这引起了他的警觉。在警察的协助下，这个男人迅速被找到了，但他此时也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当伍连德化验此人的随身衣物时，竟在旱獭皮上发现了成群的鼠疫杆菌。
伍连德立刻命令助手大量捕捉旱獭，拿到实验室进行解剖。果不其然，在这些旱獭的身上，也发现了鼠疫杆菌菌团。这么说来，这个男人极有可能是在收旱獭皮的时候不小心接触到了患病旱獭的皮毛，从而感染了鼠疫。
鼠疫的传染源，竟然就是在东北盛行的旱獭。
伍连德趁胜追击，终于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这次东北爆发的鼠疫和当年在欧洲爆发的鼠疫（黑死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感染途径。欧洲当时爆发的鼠疫，是腺鼠疫，它的传染方式是“兽——人——兽”，而东北这次的鼠疫，则是肺鼠疫，它的传染方式是“兽——人——人”。
肺鼠疫主要依靠飞沫传播，旅馆老板娘没有接触过旱獭皮，却仍然被感染，是因为她和这个商人有过交流和接触。肺鼠疫的传染性之强可见一斑。
伍连德立即向清政府报告了他的发现，并提出了三点建议：
1.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这种口罩不同于一般的口罩，被称作伍氏口罩。这是一种在双层棉花口罩中插入药水片的特制口罩，直至非典期间仍有医生使用这种简单易得的高效口罩。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伍氏口罩
2. 要求设立疑似病房并加大隔离力度。
3. 要求焚毁所有已经离世的病人遗体。
报告一出，满朝震动。
尤其是第三条建议，几乎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极大挑战。
中国人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入土为安的习惯，即使到了1985年，我国刚开始推行火葬时，也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10年提出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溥仪自然犹豫不决。
但事态的发展不容许人们再浪费时间。清政府派出的两位外国医生在疫区先后病逝，同时，在直隶地区（今天津，河北大部）也发现了疑似患者，鼠疫的阴影已经触及了京城。
为了京城安危，清政府最终下令，批准哈尔滨进行集体焚尸。
这一场火烧得轰轰烈烈，也烧出了东北复苏的希望。
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支持下，伍连德得到了1600余节拥有取暖炉和焚烧炉的车皮，他用这些资源建立了一个拥有疑似病房的隔离医院。在这家为鼠疫专门建立的临时医院里，伍连德和他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同僚们，将那些密切接触过患者的人员收治入隔离区，然后将已经确定的患者收治入防疫医院。
疫情最为严重的傅家甸也被重兵把守。
军队将傅家甸分成四个区域，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在隔离区内穿行。
严厉的隔离措施阻断了传染途径，疯狂的感染终于渐渐平息下来。
一支即将出发的消毒队
1911年3月，哈尔滨全市第一次没有新增病例的报告。
这场历时6个月的漫长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当时东北人口大约有1600万（当时全国人口也就只有3~4亿），在这场鼠疫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感染，死者更是达到六万之众。在鼠疫重灾区的傅家甸，十户里有七户家中有人去世。
富饶的东北陷入荒凉，这给东北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另一方面，这场劫难也给劫后余生的东北带来了希望。
在伍连德的指导下，清政府在哈尔滨建立起了完备的各级专门化机构和以警察为督导的防疫举措。而在这次抗击鼠疫的实战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与心得，又很快在1919年再次从霍乱手中挽救了哈尔滨人的生命。在霍乱爆发后，伍连德先前建立起的完备的隔离制度与严格的洗消措施大大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几率。
1920年，东北再次爆发鼠疫，这次的鼠疫规模更大，患病人数更多，但由于医疗部门的迅速反应和积极隔离，使得疫情始终被控制在东北，没有进入关内，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恐慌与逃难。
这些防疫的战斗，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西医的看法。后来接手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等人，在东北兴建了各式军医院和军医讲堂，也推动了东北医学的发展。
年轻的伍连德也因为这一战，获得了“国士无双”的称号。
由于诺贝尔奖的名单有保密期限，直到前两年，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个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的年轻人，不仅在东北鼠疫的战斗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在中国甚至世界的防疫史上画下了重重的印记。
国士无双伍连德
伍连德在东北时征用火车皮做隔离医院的操作，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直到今天，我国在对待烈性传染病时所实施的仍然是与当年类似的步骤，即首先设立疑似病房与隔离区，然后实行大规模隔离与统一救治。
在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时，首先建立起的就是疑似病房。疑似病房管理工作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ICU。大部分医院都会将其设立为单人病房并进行24小时监控和值班。可以说，疑似病房的创建，不仅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可能性，更为医生观察症状的恶化提供了可能。
东北鼠疫时设立的小型隔离点
今天，我们与传染病之间的战斗仍未停止。
依旧有像伍连德一般的医生挺身而出，与肆虐的病魔战斗，永不退缩，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是我们与死亡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守夜者”。
感谢他们的存在，也请对他们多一些包容。
参考资料：
1. 《原发性肺鼠疫的救治与体会》王建英《临床荟萃》2010年第6期535-536页
2. 《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2009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4. 《甘肃省鼠疫预防和控制条例》
5. 《传染病学》杨绍基，李兰娟，任红 2013年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6.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发表最高国际顶级期刊的人是谁？》科学网秦逸人博客
7.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著，程光胜等译
8. 《伍连德在哈尔滨》孟久成著，哈尔滨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