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山东最后一位状元,第一任山大校长,晚年却被通缉,客死异乡

著名文学家季羡林老先生,作为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委员和北京大学副校长,一直担当着我国语言学、历史学、教育学先驱者的角色。谁又能想到,在季羡林老先生中学读书之初,仅仅是一个毫无大志,懦弱自卑的普通学生。比起优异的考试成绩和“班级状元”的名号,他对钓虾、捉蛤蟆更加感兴趣。

自己这一辈子究竟想做些什么,那个年纪的季羡林老先生根本没有考虑过,只想着一辈子能混上个普通职员,吃得饱饭、有衣服穿也就算了。而真正影响并改变他一生的,是在他在山东就读北园高中的时候,一名老先生点燃了他内心的激情和热血。

那便是山东大学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校长。山东的最后一位状元——王寿彭先生。

时过境迁人已老,心怀旧业力不从

季羡林老先生每每提到王寿彭先生,总是会感慨万分。在很多人眼中,王寿彭是一个因循守旧、不识变通的老顽固。

但是在季羡林老先生眼里,王寿彭先生只是腿脚不利索了,跟不上时代了。可他作为清末倒数第二或是第三位状元郎的风雅与品德依然存在。

在季羡林老先生就读北园高中时,王寿彭先生的面向学生的表彰活动,影响了季羡林老先生之后对教育学和世界观的认知。

当时学生受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并且各科考试平均分达到或者超过95分者,都可以受到表彰。

表彰的内容便是由王寿彭亲手书写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王寿彭的书法早已名声在外,再加上状元公的名号,令许多学生都趋之若鹜,季羡林老先生也被当时的氛围所感染了。

不由得稍微用功读书起来,当时共有6个班,只有季羡林老先生一个人达到平均分97分,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个受到表彰的人。

王寿彭兑现承诺,亲手为当时只有16岁的季羡林老先生提笔对联:“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并印有“王寿彭印”和“癸卯状元”的印章。还在扇面写上了清代诗人厉鹗的诗,并在扇面末端题写:“丁卯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

这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季羡林老先生的影响万分巨大。

也正是在这一刻,季羡林老先生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虚荣心”的,也正是因为这份“虚荣心”,他才会有后面的成就。

在山东大学,王寿彭先生不仅为山东创造新人才,也为山东招揽人才,如朱正均先生、王公旭先生、周颂声先生。为山东大学打下了扎实的教育资源基础。

同时作为教育厅厅长的王寿彭先生,将当时山东大学的5个学院13个系和附属中学,管理的秩序井然。在学校设立评议会、学院设教务会、系设教授会,还开设了选修课,学生毕业后会授予学士学位。

至少在这些方面上,王寿彭先生是开明的,是有自己进步的思想的,有与旧制度分离的决心的。可这些决心也好,开明也罢,比起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经历的人生相比,实在是过于微不足道。

王寿彭先生是进步的,但也是受到时代的局限的。在教育思想上面,王寿彭依然沉浸在自己“之乎者也”的旧时代教育当中。

他十分反对“五四文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恨之入骨,完全不肯接受来自国外的新知识、新制度。

王寿彭在任职山东教育厅长和山东大学校长时,非常强调复兴儒教。他要求山东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小学三年级到高中各年级,全部增添四书五经的读目,其阅读、背诵的方式都和旧塾无异。在农村大力提倡恢复私塾,并大量印刷和推销《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传。

宣讲、统学儒学,倒也无可厚非,虽有顽固守旧之态,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徒。但多年官宦生涯的王寿彭,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代回了那个年代,无论什么事都要迎合上级,圆滑处世。

他的直属上司,也就是请他回来山东出任教育厅长的军阀张宗昌。

王寿彭为了迎合张宗昌,将办学思路与军阀政治混为一谈,山东大学聘任的学董,大多数为北方军阀,例如:吴佩孚、孙传芳等。学校也是由张宗昌直属领导,是独属于张宗昌的政治宣传机器。

山大成立初期,王寿彭就下令禁止学生打网球,理由是“打球荒废学业”。他办学的宗旨重点在于“尊德性”、“明人伦”、“拒邪说”。

其中“拒邪说”的核心是反对革命思想,抵制进步文化。他禁止学生阅读《向导》之类的进步书刊,禁止学生集会、结社及参加一切政党活动。

为了帮助张宗昌立一个好名声,王寿彭还在曲阜导演了一场祭孔大典,主祭人便是张宗昌,祭祀大典当日,张宗昌所宣读的讲稿名为“孝悌为仁之本”,这就是王寿彭为他写的。

王寿彭时常不忘自己前清状元的身份,思想极端保守陈旧,推崇尊孔读经的活动。在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开学典礼上,王寿彭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

这时已经是1926年了,距离“五四文学革命”已经过去5年之久了,新文化运动的种子早已在每一个读书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王寿彭的思想已经与当时的主流思潮相悖了。

每到孔子的诞辰,他便要求全校师生统一身着长袍马褂,由他亲自带领,向孔子神位跪拜叩首,当时许多进步杂志都对他发声批判过,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所带领的,以幽默讽刺著名的语丝社的《语丝》杂志。

随着业界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王寿彭的办学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各路受先进思想教育的学者们对他发起了强烈的责难。

再加上北伐军队的逐渐推进,张宗昌土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训练有素的国民革命军面前,张宗昌的军阀势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打的溃不成兵。

作为张宗昌左膀右臂的王寿彭自然也受到了牵连,成为被围剿、通缉的对象之一。王寿彭便借此机会“愤而辞职”,与家人一同辗转多地,最终在天津落脚,而在抵达天津的第二年7月,因病去世,终年55岁。

才富八斗苦读书,一手好字成状元

尽管王寿彭的一生满是污名,但他的知识才干是毋庸置疑的。王寿彭本来就是书香门第世家出生的孩子,不算富裕的家庭环境给予了王寿彭极大的上进心。

他从小就是一个喜爱攀比的人,与他们家同一条巷子的曹家,就出过一名状元——曹鸿勋。这使得王寿彭从小就对考取状元憧憬无比,便将曹鸿勋当成自己的榜样,刻苦读书。

王寿彭在少年时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在多次县府考试中名列案首,在17岁时就考中的秀才,27岁时又在山东乡试考中了举人。

王寿彭考取举人的次年1901年,本应该是光绪30年甲辰会试,是皇帝三旬万寿正科举行之时。却因为爆发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导致光绪和慈禧出逃西安。

直到1902年局势平稳后二人才回到北京,因此慈禧与光绪还在开封时,正值慈禧七旬万寿,改正科为恩科,定为1903年举办癸卯会试。

王寿彭正是在这场恩科中考取了状元公的名号。在王寿彭不远万里赶往开封赴考时,因为天气变化、气温紊乱再加上舟车劳顿,王寿彭一到河南就病倒在床,看过医师也吃过药,可病情始终不见好转,这也令他心急如焚但也无可奈何,甚至做好了弃考的打算。

亲友见他如此沮丧,就都好言相劝,就算考不上了也权当练练手,毕竟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王寿彭也觉得言之有理,便带病赴考。

也正是这次考试,成就了王寿彭的人生。张榜之日,王寿彭以第一甲第一名的排名高中状元,消息传到老家后潍县后,众乡亲们更是一片欢腾,小小的巷子里竟然连出两名状元公,此后这条巷子就被称为“状元胡同”。

但关于王寿彭中举,外界也有许多流言蜚语,例如此次恩科正是慈禧与光绪双寿,王寿彭名字吉利才被相中当选状元。

据说在进士名单上,王寿彭的名字引起了主考官的兴趣,“王”、“寿”、“彭”三字,字字吉祥,分明应了“王者寿如彭祖”之意。

“彭祖”则是传说中的寿星,姓笛名铿,颛顼玄孙,生于夏代,至殷末已约 800 岁。因曾被封于彭城,故有彭祖之称。

主考官为讨皇室欢喜,便以此长寿吉祥之意的名单上交给了慈禧,慈禧见此吉祥姓名无比欣喜,便点为状元。事实上第二名榜眼左霈和第三名探花杨兆麟的名字也颇有深意,左霈意为恩霈天下,杨兆麟表示祥麟瑞兆。

顿时关于王寿彭的流言人尽皆知,“偶然”之说越传越广,闹得沸沸扬扬。王寿彭心有冤屈,但也百口莫辩。

反倒是同乡的状元前辈曹鸿勋主动出来为其平反,批判“偶然”之说。王寿彭是通过正规科考程序,一步一步的从举人、进士最后到状元走过来的,靠的就是真才实学。

王寿彭在考取状元后,便被授任前往翰林院修撰。并于1905年,奉命与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撰写了《考察录》一书。

在这个时候,见识过外国体制变化的王寿彭也有着一定的进步思想,他提出要倡导改良教育,兴办实业。

在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王寿彭奔赴武昌,任职湖北提学使。这是他首次掌权一方,登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在见识过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后,决定以此为蓝本改革湖北教育,振兴湖北学业。

上任湖北后,王寿彭首先对湖北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考察,创办了两湖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了不少具有改革意识的教师人才。

王寿彭为学堂制定的教学方针也大有革新的味道,他创立的预算制度和制订的学款独立章程,事办学经费专款专用,在培养大量新型教师资源的同时,也推进了两湖地区学堂教育的发展。

此项政策改革对两湖地区发展的大力推进,令清政府对王寿彭的表现十分满意,不过几年就将他提升为湖北署理布政使,兼湖北巡抚。

此时的王寿彭权倾湖北,也是他在官场仕途上最巅峰的时期。再往后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迂腐的满清政权随之崩塌。王寿彭一时失去了方寸,不知所措。这时革命人士试图拉拢前清官员加入队伍,以此壮大革命队伍和声势,王寿彭也在动员对象之中。

可毕竟是在清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状元,王寿彭并不赞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想背叛清政府,因此对革命家的邀请态度冷淡,躲躲闪闪、推三阻四。

革命队伍见劝说王寿彭无望,便也只好作罢,最终王寿彭得以回到山东。民国初年,王寿彭也曾担任过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书的职位。

在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也邀请王寿彭担当总统秘书的工作,在成为总统秘书多年后,随着黎元洪退出政坛,王寿彭也回到了济南寻找出路。

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张宗昌招募成为了山东教育厅长,合并山东六所专门学校,创立了山东大学。

王寿彭的一辈子,有功有过。功在于改革教育、培育人才,为山东大学打下了扎实的教育基础,无意间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培育了众多先进人才,例如季羡林老先生。

而其过也并不能一概称为过错,他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他的思想始终受到迂腐的封建教育束缚,即使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心里的辫子始终无法割舍。

但他终究还是状元公,德行学养依然令人刮目相看,其中的书法更是造诣颇深,正如季羡林老先生之言。世人皆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

王寿彭的字受到二王的影响很大,浓厚潇洒,俊美优雅,端庄大气,具有古风之美。

据说当时主考官先是看中了他“黑、大、圆、光”的字体,才将细品了他的名字,最终得以敬献给慈禧的。

在毛主席的遗物中,便有一个铜墨盒,其盖子上就刻有王寿彭书写的朱子治家格言。这个铜墨盒如今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福建资国寺内,也有王寿彭题写的对联。山东大学的校牌也是由他所执笔的。他还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楹联、匾额等珍贵墨迹。

相较于许多前清旧臣,王寿彭从未有给人民带来什么苦难,反倒是为我国文化领域留下了众多瑰宝。

临终落得了一个通缉逃亡,客死他乡的结局,不禁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