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时，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中东、北非、南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在19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日暮西山，即将崩溃的土耳其，成为了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没有崩溃之前，沙皇俄国就打起了瓜分土耳其的主意，于是开始了一场政治外交以寻求欧洲一些大国的支持。英国与沙俄本来属于同盟关系，曾联合击败了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按理说，英国与法国是宿敌，和俄罗斯是朋友，英国为何又站在了法国这一边呢？ 用当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宗教冲突成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
1846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这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两万名朝圣者。这一年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长期以来两个教派的教徒一直为耶稣受难日那天谁有优先权争执不下，所以爆发了冲突。由于当时的耶路撒冷控制在奥斯曼帝国的手中，在复活节这天，奥斯曼帝国苏丹还派了军队以防止两派爆发冲突，结果依旧没有避免。当局势被控制下来时，大约四十余名教徒在打斗中丧生。
为了避免冲突的再次发生，获得优先朝拜权，就成为了各国争夺的对象。所以，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纷纷在耶路撒冷建领事馆。其中，沙俄通过资助教徒或者教堂购买土地的方式，开始渗入耶路撒冷。早在1845年，沙俄在耶路撒冷就修建了第一座圣公会教堂。沙俄修建教堂的行为，早就引起了法国天主教教徒们的警觉，所以法国当仁不让地在耶路撒冷也建了领事馆，以保护天主教在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受侵害。
俄罗斯教徒与法国教徒再次爆发冲突，是因为维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顶的所有权发生了争执，当然还有伯利恒教堂大门钥匙的保管权的问题，都成为争执的焦点。本来问题不大，决定权其实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里，由于土耳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结果演变成为一场近三年之久的战争。
被大国左右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公元1453年，灭亡拜占廷帝国后，定都君士坦丁堡，一直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公元1699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失败后，与荷兰、俄国、奥地利、威尼斯、波兰签订了《卡洛维茨条约》，奥斯曼帝国扩张告一段落，直到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逐渐没落。
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事务，包括外事秘书和翻译等，大部分都是希腊法纳尔人。这些人是拜占庭帝国的后裔，他们用钱还买来了其他许多高级职位，并控制了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的东正教会并担任都督。法纳尔人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他们通过控制东正教会以实现其希腊复国梦。由于自身能力有限，他们希望能得到沙皇的帮助，但是对俄国东正教会的活动又十分戒备。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被希腊人控制，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其他民族很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抗衡奥斯曼帝国。其中，塞尔维亚人在沙皇的资助下首先获得解放，而其他民族反叛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
在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规模很庞大，其军费开支达到了财政支出的70%。与欧洲国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现代军队相比，奥斯曼帝国依然十分落后。后来，在法国人的支持下，曾进行了军事改革。1826年，抗拒改革的奥斯曼帝国禁卫军曾起兵叛乱，被苏丹的新军很快镇压下去，禁卫军被解散。由于改革不彻底，奥斯曼帝国也日渐衰落，欧洲列强的干涉也越来越频繁，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但实质上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
奥斯曼帝国在当时其实内忧外患，外部的威胁主要来自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在当时无法与俄罗斯抗衡，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成为“拿破仑三世”。路易是拿破仑的侄子，他很想恢复伯父昔日的荣耀。当时的法国由于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一直被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拿破仑三世上台以后很想打破被欧洲大国孤立的局面，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奥斯曼帝国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想利用法国来制衡沙俄。所以，苏丹就把耶路撒冷圣地的优先权交给了法国人。奥斯曼帝国这么做，无疑是“祸水东引”，当然奥斯曼帝国也知道法国心怀鬼胎，大家都是以利益为重、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玩着各自的权利游戏。
沙俄：野心家尼古拉一世
俄罗斯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从其疆域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能从一个小公国发展成为世界版图最大的国家，足以证明，他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靠流血的方式获得的。在欧洲列强中，以宗教为国家中心的做法，俄罗斯排在首位。整个沙皇体系就是建立在全民信奉东正教基础上的。包括，其对疆土的概念以及对其国际义务的理解，完全基于宗教考虑。
英国作家奥兰多·费吉斯在其著作《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一书中说道：在沙皇俄国的建国理念中，当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之后，莫斯科就成了东正教的中心，即所谓的“第三个罗马”。凭此逻辑，俄罗斯承担着上天赋予的责任去解救陷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东正教徒，并夺回君士坦丁堡将它恢复成为东基督教王国的首都，这场圣战就是俄罗斯帝国存在的理由。
1848年，福萨蒂兄弟奉命修复圣索菲亚大教堂时，在教堂墙壁的石膏铺面下发现了拜占庭帝国时期的镶嵌壁画。福萨蒂兄弟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工作过，他们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沙皇。
当时的沙俄以拜占庭帝国东正教传承者自居。他们把圣索菲亚教堂誉为“俄罗斯教堂之母”，对于这一发现，沙俄非常高兴。在整个19世纪，重新夺回圣索菲亚教堂成为沙皇奋斗的目标。沙皇梦想着有朝一日征服君士坦丁堡，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甚至已经想好了，把君士坦丁堡重建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沙皇格勒”。
从1829年开始，沙皇就想瓜分奥斯曼帝国，只是在当时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过了十几年后，1844年，尼古拉一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有增不减，并亲自去英国寻求支持，妄想联合英国对抗法国，然后瓜分奥斯曼帝国。尼古拉一世无非是想找一个垫背的，当时的英国与俄罗斯属于盟友，他与英国政府高官谈话后，过分自信的认为，英国已经与其达成了协议，所以更加肆无忌惮了，在圣地问题上不断的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
1852年，奥斯曼帝国管辖内的公国门的内哥罗发生了革命，沙俄出兵干预，奥斯曼帝国为了让沙皇撤军，答应在圣地保护权上做出必要的让步。但是，1853年2月，沙皇派特使缅什科夫到君士坦丁堡后又提出要求，让土耳其军队从门的内哥罗撤出，恢复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特权，作为赔偿，并写一份协议，保证俄罗斯作为圣地乃至整个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的代表。奥斯曼帝国表示拒绝沙俄的漫天要价，没有同意。
沙皇特使与奥斯曼帝国翻脸后，遭到英国外交大臣的责备。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不断的在冒险，为避免直接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俄国陆军元帅帕斯凯维奇建议，以解决宗教纠纷为名，先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多瑙河公国，这样不会引起欧洲大战。由于尼古拉一世的误判，俄国派兵进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后，遭到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反对。
当时法国和英国都在观望，奥地利还希望签署一份《维也纳说明》避免战争，结果内容让奥斯曼帝国并不满意而作罢。其实，奥斯曼帝国苏丹并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开战，迫于国内宗教压力，如果不对沙俄宣战，恐怕会导致一场革命。苏丹不得不向沙俄下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必须从多瑙河公国撤军，期限15天，不然开战。这正是尼古拉一世想要的结果，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后通牒沙皇根本无动于衷，当时的英国来调停，不希望爆发战争，奥斯曼帝国不顾劝阻在多瑙河流域向俄罗斯发动了进攻，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法国：搅局者拿破仑三世
1851年12月2日，在拿破仑1804年登基的纪念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自立为独裁者。次年11月，他通过全民公决，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正式变成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登基，成为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登基的消息让欧洲列强警惕起来，为了打消欧洲几个大国的忧虑。路易·拿破仑希望能改变1815年确定的欧洲格局，将欧洲变成一个自由国家组成的家庭，正如拿破仑一世所展望的那样。他认为可以通过与英国结盟来实现这个目标。拿破仑三世通过外交公关，很快让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承认了他的君主地位。唯独尼古拉一世却拒绝承认，理由是皇帝是天命的，而不是全民公投选出来的。
拿破仑三世曾想起他的伯父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随后的军事失败、俄罗斯军队占领巴黎等等，一直让法国人感到悲痛和羞辱。在法国人看来，沙皇是自由的敌人，是在欧洲版图上发展自由国家的障碍，而且尼古拉一世还是唯一一个不承认拿破仑三世的欧洲君主。
由于波拿巴兵败滑铁卢后，法国与反法同盟签订了屈辱性的条约。路易·拿破仑上台以后，对欧洲三强（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把法国排挤出欧洲事务圈外感到愤慨，所以他想打破这种格局。于是，拿破仑三世任命持极端天主教立场的瓦莱特，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大使。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莱特制造一场和俄罗斯之间的危机，即便是武力也在所不惜。
1851年8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商讨宗教权利问题。瓦莱特在讨论期间，吹嘘法国“在地中海拥有极端先进的海军”，可以用来保护法国的利益。后来，在与俄罗斯的争执中，瓦莱特也把法国舰队拿出来为自己撑腰。在当时的欧洲，除了英国的海军舰队，法国的海军的确很强大， 至少俄罗斯舰队在法国舰队面前没有太多的底气。
1852年11月，高门发布一项新的裁决，允许天主教教士持有伯利恒圣诞教堂大门钥匙，并可以自由出入马槽祈祷堂和圣诞石窟。土耳其的做法令沙皇非常恼怒，并威胁说自己同样会使用武力。当时的沙皇奔走于英国和奥地利之间，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奥地利的态度很中立，主要取决于英国的态度。由于沙皇过分自信和误判，以为英国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所以他和奥斯曼帝国翻了脸。
当法国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因为圣地问题，爆发冲突以后，奥斯曼帝国倒向了法国一边。沙皇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出了警告，任何承认拉丁人宗教权利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高门与俄罗斯之间的条约，他将不得不中止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一突然的变化让英国警惕起来，英国原来一直鼓励法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英国已经开始选边站了。
英国：被法国和沙俄争取的对象
公元1815年，拿破仑建立了“百日王朝”后，欧洲各君主国调集重兵，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1815年6月，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败，拿破仑被迫退位，不久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反法同盟取得胜利后，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四国在维也纳，结成《四国同盟条约》以防止法国崛起。所以，最开始英国和俄国走得比较近，在很多方面比较默契。
在四国同盟的同时，英国也担心俄罗斯太过于强大，而影响他在欧洲的利益，所以处处提防。对于耶路撒冷中的宗教冲突，英国没有法国那么上心。主要是英国想借助法国，遏制俄罗斯的壮大，以平衡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所以英国也是以利益为重。用当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1840年代早期，英国领事威廉·扬定在其外交部报告当中就提到“俄罗斯势力”，准备“对圣地的征服”，所以英国一直在提防沙俄。1844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曾亲自前往英国，希望与英国结盟对抗法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然后讨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问题，希望两国给出一个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以避免列强相互争夺的混乱局面，减少国内革命和欧洲大战的可能。
由于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女王没有实权，当时英国首相皮尔和阿伯丁勋爵都同意应该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局面提前做好准备，但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他们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有到。根据会谈的结论，布鲁诺夫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尼古拉一世和阿伯丁勋爵都对内容表示同意，但未签署。
尼古拉一世离开英国时，坚信他与皮尔和阿伯丁勋爵之间的会谈，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这一误判成为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犯下一系列错误的主要原因。
其实，英国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在几十年中就积累起来了，沙皇的访问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俄罗斯在18世纪的迅速扩张，以及它在打败拿破仑时展露的军事力量，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英国对尼古拉一世的到访持有保留态度，并在法国和俄罗斯中间摇摆不定。
当时的法国拿破仑三世上台以后，英国还很担心，不过后来路易·拿破仑也希望与英国结盟，一起对抗俄国，这样英国成为两个国家拉拢的对象。英国的选边站，将决定日后克里米亚战争的走向。英国人在当时对奥斯曼帝国抱有同情，尤其是英国内阁，并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政府和议会中，甚至有人对沙皇一再坚持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产生怀疑，认为沙皇正在密谋操作推翻奥斯曼帝国。
其实，英国国会担心是对的，不过他们并不在心。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介入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的争端，他们希望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在1853年2—3月间，沙皇与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举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沙皇透露了很多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细节。西摩对沙皇“鲁莽冲动”的计划日益厌恶，所以他把这些细节报告了英国。英国之所以最后与法国人站在了一起，是因为英国去调停，没有起到效果。加上土耳其率先向沙俄开战，在黑海的土耳其舰队被击败，英国国会都很同情奥斯曼帝国，所以英国最终对俄罗斯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