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军统的外围组织，一个由“富二代”组成的抗日杀奸团

文：千古君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复兴社（军统局前身）除了组织一次次暗杀叛国汉奸的暗杀行动外，还在平津一带组织了一个神秘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

抗日杀奸团，是军统的外围组织，是1930年至1940年间，活跃在两津地区的抗日学生组织，他们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方式，清除当时平津两地的汉奸。这个组织是军统在北京、天津两地设立的外围组织之一，其中成员也十分独特，除主要领导人为军统人员外，其余大多都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官三代”。

抗日杀奸团中，不仅有同仁堂药店的大小姐乐倩文，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还有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以及国民党陆军中将冯治安将军的侄女等等。

这些杀奸团成员们大多都是当时北京、天津的名门之后，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是一群一心为国的热血青年，他们非但没有仗着家里的势力惹是生非，反而为军统的抗日锄奸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抗日杀奸团成立后，其主要工作由时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曾澈所领导。

曾澈，1913年出生于浙江瑞安，求学时期曾入上海法学院读书，毕业后即加入了军统，并很快成为了戴笠眼前的红人，还被蒋介石当作了心腹。

曾澈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的侦查科书记，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临川培训班书记。在军统正式成立后，曾澈曾先后担任军统天津站书记、站长和区长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澈曾指挥着抗日杀奸团，暗杀了不少汉奸。1940年时，曾澈曾被日本人抓捕，最后也死在了日本人的手中。

说来也有趣，抗日杀奸团的大多数成员，在抗日杀奸团解散之后，他们并没有加入军统本部，也没有加入国民党，而是加入了共产党。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抗日杀奸团的大部分成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更能看透历史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

至于抗日杀奸团具体在何时、何地建立的，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众说纷纭。现存的史料里，也只有原抗日杀奸团成员祝宗梁先生根据回忆所叙述的1938年1月，他参加抗日杀奸团的情形：

1938年1月，我参加了宣誓活动。地点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里。同时参加的还有马桂官（张伯苓先生的外甥）、袁克昌等七八人。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果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我们举手宣誓后，又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主持人曾澈对我们讲了些简短的话，然后当着我们的面把宣誓书烧毁了，说这是为了保守秘密。会上还规定，以后大家见面都不用真名，改用化名。我的化名叫祝友樵。

虽然说，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都有化名，但是杀奸团的领导人曾澈却没有化名，所有的人都喊曾澈为“二哥”。

最初，抗日杀奸团分为女子大队和男子大队。

女子大队由方茂萱任队长，下设各小队，小队队长分别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等；男子大队则由李如鹏任队长，下设各小队，小队队长分别是袁汉俊、王宗铃、祝宗梁、夏迺麟等。

所有杀奸团成员在加入组织后，首先要在小队长的领导下，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例如如何使用炸弹、如何使用枪弹等，同时还要学会使用抗日杀奸团内部特有的密语，如警察叫做“棍子”，枪支叫做“书包”，子弹叫做“书”等等。为了便于将来参加行动，团员们还要学会熟记汽车牌号、跟踪、隐蔽等最基本的技能。

因为抗日杀奸团刺杀汉奸的主要方式，是使用炸弹进行爆破，所以在熟悉一些基本的刺杀技能后，不少成员还要学习制造炸弹和燃烧弹的方法。这些成员中，有不少在学校里化学学得很好，他们会根据书本上的知识，用氯酸钾和苦味酸混合做成炸药，其效果远胜于传统的黑火药。

为了保护团员们的安全，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还采用硫酸慢慢渗透到氯酸钾和乳糖的混合粉中的办法来延迟爆炸时间，后来，又使用黄磷和二硫化碳的混合溶液浸泡引信，这样，等到溶液蒸发后，黄磷就会自燃，从而引爆炸弹。再后来，这些成员们还制成了定时炸弹，甚至还有催泪弹。这些炸弹，无疑为抗日杀奸团的屡次刺杀成功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

制造炸弹的前提是需要化学药品的，但是在天津这样的沦陷区，药品的稀缺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幸亏当时有一位德国洋行的仓库管理员被杀奸团团员们的抗日精神所感动，为杀奸团购买化学药品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同时，为了给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所，杀奸团的成员们还在天津的黄家花园开了一家水电行。这家水电行，除了为抗日杀奸团提供场所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万一哪个团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人抓捕，这家水电行可以及时充当铺保，以被捕人员是本行职员的理由，来保释这些团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每周日上午，杀奸团都会举行一次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杀奸团的干事和小队长，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报告形势、安排行动、传达任务等。会议结束后，各个小队长再将会议内容通过小组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各个小组。

后来，随着抗日杀奸团的组织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大，军统负责领导抗日杀奸团的干部就参照军统的管理方式，在杀奸团之外又建立了几个杀奸团的二级组织。

这些二级组织包括由平津两地大中学生组建的“学联”，还有由平津两地的巡警组成的警联以及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工商联。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二级组织的全称、组织机构和主要领导人如今已经很难查到了。

跟其他的抗日组织一样，抗日杀奸团在成立之初，执行的都是一些小规模的暗杀任务。虽然任务虽小，但也给日寇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比如中日中学纵火案。

中日中学是当时日本人在天津开办的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奉行的是侵略者的奴化教育。简而言之，就是一所培养汉奸的学校。

当时，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后来加入军统的孙若愚曾给很多正在中日中学教书的教师发了匿名信，要求他们脱离这个汉奸中学，去别处工作。之后，孙若愚还在军统的指挥下，制造了中日中学纵火案。

那是在1938年3月的一天，孙若愚和其他几个在中日中学念书的抗日杀奸团成员，成功地把汽油带进了学校，这其中有李振英（后来北平抗团的负责人，考入北大化学系，后成为爆破专家）、赵恩波（又名赵逢春，后来考入南开大学）、赵砚田、王保璋。他们成功带进汽油后，兵分三路，分别在教务处、三楼教室和图书馆泼汽油放火。

这次纵火案，其实并没有给中日学校造成巨大的损失，只有图书馆损失比较严重。后来，日本宪兵得知此事后闯进了学校，抓捕了很多老师、学生和工友，其中赵恩波、张砚田也被日本宪兵抓了起来。

这两位抗日杀奸团成员，在日本宪兵队受尽了酷刑。尽管如此，但他们始终都没有出卖其他的同志。后来，赵恩波被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将赵恩波救出，至于张砚田结局如何，未见史料记载。

在中日中学纵火案之后，孙若愚还组织了一次火烧电影院。

这次行动，与孙若愚一起的，还有时任当日杀奸团主要负责人的沈栋。他们决定烧毁的电影院是一直在进行日本毒化宣传的光陆电影院和国泰电影院。在这次行动中，负责烧毁光陆电影院的是沈栋，负责烧毁国泰电影院的，则是孙若愚。

沈栋的原计划是带领工商附中的学生，先把燃烧弹放到银幕的幕布后，然后在电影开映前，打开用红布包着的手电筒，一齐冲舞台照射，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时，由埋伏在楼上的学生往下撒传单。撒完传单后，所有成员再趁乱撤离，如果撤离时没有遇到大的困难，预先放置在银幕后的燃烧弹就不再引爆，除非撤离困难，才引爆燃烧弹，制造更大的混乱，以便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安全撤离。

然而最后，沈栋只是带领着学生们在光陆电影院大闹了一场。因为从楼上撒传单的时候，影院刚好中场休息，满场灯光大亮，观众们纷纷低头拣传单，学生们行动起来目标明显，不便于撤离。

所以一直在等到休息时间过后，灯光熄灭后，学生们才开始撤离，然而，因为传单已经撒了出去，电影院里提高了戒备，所以为了顺利撤离，学生们只好在电影继续放映时，引爆了燃烧弹。

只见一道白光闪过，紧接着银幕便卷了起来，随后，后台着起了大火，一瞬间，电影院内秩序大乱，观众们吓得纷纷冲向出口。可人们刚冲出们，就听到后面“轰隆”一声，原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看到观众们全部冲出了影院，就引爆了所有的燃烧弹。在此之后，光陆电影院也就成为了一片废墟。

同一时间，孙若愚带领着学生们也将国泰电影院折腾了个底朝天。只是因为引爆的燃烧弹比较少，所以没有引起大火而已。抗日杀奸团的这次火烧影院的行动，虽然说没有杀死汉奸，但却有力地震慑了那些为了赚钱而拼命迎合侵略者的机构。

抗日杀奸团锄奸的行动，无疑是利国的，但是这个组织却没有存活太久。

1939年秋，军统天津站特务裴吉三投敌叛变。1940年，因为裴吉三的出卖，军统天津站书记及抗日杀奸团总负责人曾澈被捕。

曾澈被捕后，他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将平津两地所有的抗日杀奸行动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对此，日本人也表示无奈，只得转换对策，许诺给曾澈高官厚禄，请他来组织亲日的特务组织。不过最后，曾澈仍然拒绝了。日本人被拒后，当即对曾澈采用了种种酷刑。而曾澈，则仍不多半句，慷慨赴死，时年仅27岁。

日本人没有从曾澈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就再次询问因叛变的裴吉三，裴吉三在经过再三回忆后，想起自己曾经教过一个叫李如鹏的人如何用枪，于是就带着日本士兵来到了李如鹏家。

裴吉三带着日本士兵刚到李如鹏的家门口，就见到陈肇基、刘永康、华道本和张树林四个抗日杀奸团的团员。日本士兵把这四个人两个两个地铐在了一起，也没留下人看管，就带人上楼抓捕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去了。

当日本人在楼上抓捕李如鹏和他的家人的时候，楼下四名被铐住的杀奸团成员则趁机跑出了大门，到了没人的地方，他们砸开了手铐，然后各自逃回了家，总算逃脱了这场劫难。而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以及李如鹏的姐姐则被日本人抓了起来。

李如鹏被捕后，受尽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最后被日军杀害，时年25岁。李如鹏的妻子和其姐姐，也曾多次被审问，但都守口如瓶，最后日军在无奈之下，只好将二人释放。

曾澈和李如鹏被捕后，天津抗日杀奸团失去了领导人，远在重庆的沈栋不顾自身安全，回到了天津领导抗日杀奸团的工作，然而就在他回到天津不久后，也被日本人抓捕入了狱。

后来天津抗日杀奸团团员高兆武、潘祖莘（北洋军阀财政总长张弧的外甥）、郭卜屿、王德馨、谭国瑞、章文颖、张同珍（北洋军阀财政总长张弧的女儿）等人也先后被捕。

再后来，除了高兆武因肺病在狱中逝世，其余人，包括沈栋在内，都在家人的全力营救下得以释放。遗憾的是，章文颖出狱时身体已饱受摧残，回到家中没多久，便病重身亡了。

这里交代一句，张同珍后来与祝友樵结婚，解放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李如鹏家门口逃走的陈肇基，解放后成为了林业专家，后任浙江省台州市九三学社第一届主委；刘永康则一直在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任教授；华道本不久就前往中央政治大学学习，后来一直在天津工作，退休后还组织了天津市黄钟合唱团，2004年10月1日逝世。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杀奸团从开始一直到解散，虽然始终接受着军统的领导，但始终没有接受过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也始终没有将枪口对准过共产党、进步民主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

抗日杀奸团在解散之后，有极少数成员加入了国民党，大部分成员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还有部分成员则远走他乡甚至远渡重洋去读书，后来，他们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说，现在的“中国海外锄奸团”的主要组织人员和骨干人员，就是这些成员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