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 | 关于殷海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聂华苓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我在台北的家。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

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

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殷海光台北旧居,温州街18巷16号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

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

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殷海光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

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

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

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

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你批评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

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我冲口而出:实在可恶!他哈哈大笑。我回头说:我在说你呀!他又大笑一声,咚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聂华苓儿时

他住在松江路时,还没结婚。夏君璐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灵秀淡雅,坚定的侧影,两条乌黑的辫子,一身清新气息。他们在中国大陆时已订婚。她常在周末来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总是微笑着,很满足,很严肃——爱情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准会那么说。

当然,没人和他谈过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当时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实了。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他年轻妻子坚如磐石的爱心,忍受苦难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时代,就把殷海光怔住了。日后他在台湾长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的空间开辟无限乐土的人,将幽禁殷海光的温州街小木屋神化为他梦想的大庄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殷海光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笑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我当然是哲学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继续说:我的职业呢?是花匠,专门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荣誉。我真想发财!他哈哈大笑。殷海光想发财!只因为有了钱才造得起一个庄园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籍。凡是有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的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皱皱眉头。

母亲说: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怕你不欢迎呢?

你们这一家,我还可以忍受。他调侃地笑笑。换另一家人就不保险了。你们没搬来以前,我有一只小白猫。我在园子里种花,它就蹲在石阶上晒太阳。我看书,它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觉。我不忍惊动它,动也不敢动,就让它睡下去。无论怎么穷,我一定要买几两小鱼,冲一杯牛奶喂它。后来,小猫不见了。我难过了好久。现在又有这只小猫了!

他微笑着撩起薇薇搭在眼帘上的一抹头发,思索了一会儿。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上,我还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那几栋小房子,我送给朋友们。

送不送我们一栋?我笑着问:竹林边上那一栋,怎么样?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来我们家喝咖啡,Maxwell咖啡,你的咖啡。

好!就是竹林边上那一栋!

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母亲就带着薇薇和蓝蓝坐在台阶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到房中。八个榻榻米的一间房,是书房、卧房、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

他有时也邀我们雨天赏花。否则,非请莫入。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见窗下一张气宇轩昂的大玻璃书桌,最底下的一个抽屉不知到哪儿去了,露出一个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兰,一个粉红小碟盛着玲珑小贝壳。书桌旁一张整洁的行军床。靠墙两张旧沙发,中间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兰,或是一瓶素菊。沙发旁的小架子上,一个淡柠檬黄花瓶,永远有一大束丰姿绰约的鲜花,从他园子里采来的。靠墙一排书架,稳稳排列着一部部深厚色调的精装书。除了几部与文学有关和普通理论书籍之外,其他的书对我而言,都是天书,七古八怪的符号,作者是什么 Whitehead呀,Quine呀,那些书是决不借人的。

书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几件家具呢?发了财,劈成柴火烧掉!他讲的时候的确很生气。

殷海光和妻子夏君璐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铺喝豆浆。
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
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
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他除了去台湾大学教课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来,笑眯眯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

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

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说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有天晚上,殷海光拿来《罗素画传》给我们看。他正要将书递给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将书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目不旁视,绷着脸走了出去。

现在,时候到了,气氛有了。我、母亲、一个小孩,哪懂罗素?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从书架上捧下罗素的书,还有《罗素画传》。画传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墙,墙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里,一幢古朴小屋,那就是罗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别墅。石板路,几片落叶,深沉的庭院中,蹲着小小的罗素和狗。草地上,罗素望着骑驴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阳光,罗素拿着烟斗,站在石阶前,望着妻子怀里的孩子。罗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静智慧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她随时要推开窗子飞出去。

你把书带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说:这本书可不是随便借人的啊——。那长长一声扬起的“啊”就表示兹事体大。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来访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夏道平和刘世超有时在傍晚从和平东路散步到松江路来看他。他不一定请客入室。有的人连大门也没进,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园子里,看他将平日存下的臭罐头、酸牛奶、烂水果皮埋在花树下,一面和他谈话。

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

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我倒不是因为要成作家才不去给胡适献花,只是因为腼腆不喜公开露面。殷海光那一声好叫得我一惊。

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他顿了一下,望着我说:嗯,一江春水向东流。说完仰天大笑,头一扭,转身走了。

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

旧笔,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旧派克,结结巴巴对我说:这—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我可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
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

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我以为他要我帮忙解决什么难题,问他:什么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
我大笑:两支笔全是你的呀!
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旧笔还给他。
谢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

1949年4月,我和正路终于从北京到了武汉,又带着母亲、弟妹从武汉去广州。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好友李一心和刘光远夫妇决定不走,将他们粤汉铁路眷属的火车票送给我们。那是从武汉去广州的最后一班火车。仓促收拾行装,抓头不是尾,竟抓了几个枕头和衣架,抓了唯一有价值的是爷爷的宝贝——朱熹写的《游昼寒诗》。

古色古香的金黄缎子书套,紫檀木夹板,刻着《朱文正公遗迹》。黄色纸地,白绢瓖边,朱熹龙飞凤舞写着:

仙洲几千纫,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至今壁间字,来者必三读。再拜仰高山,然心神肃。
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
十年落尘土,尚幸不复远。新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
霄兴出门去,急雨遍原陆。入谷尚轻埃,解装已银竹。
虚空一瞻望,远思翻蹙恧。袒跣亟跻攀,冠巾如膏沐。
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木。深寻得新赏,一蒉今再覆。
同来况才彦,行酒屡更仆。从容出妙句,珠贝烂盈匊。
后生更亹亹,峻语非碌碌。吾缨不复洗,已失尘万斛。
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

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我和母亲突然想到我家爷爷的宝贝。母亲将宝贝拿出摆在桌上,又将殷海光请到我们房中。

殷先生,嗯—母亲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启口:有件事,请你帮个忙。可不可以?
那要看是什么事。
有一副朱熹写的字,我们老太爷当宝贝,看一次就叫一声:好呀!摇头晃脑大声吟起来。聂家只剩下这一件家当了。也是太穷了。人总不能端着金碗当叫花吧。
殷海光逐渐有了笑意:聂伯母,你要我带到美国去卖掉?

对。卖的钱,你得十分之一。

我连忙说:线条清楚!我套用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朱熹的真迹呀!你看这诗,书法,装帧,不仅有学术研究价值,还是件艺术品呀。

请问,殷海光冷静地:你能断定这是朱熹的真迹吗?

哎呀!看嘛!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鉴印和评语。真德秀评: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评: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还有,还有!入首数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间鼓舞飞动,终篇则如花散朗,如石沉着。

甲子岁暮以事玉燕。购于张文传先生,如获连城。

题后数言,秘之箧笥,不肯使墨林俗子一见也。

这两行是我爷爷写的呀!你再看看这些不同时代的鉴印。深深浅浅的印色,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楚。这些会是假的吗?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

他去美国以后,我和母亲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来信。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咔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聂伯母: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

我立刻心里一怔,心想:糟了。我脱口而出:假的?

他点点头,于是乎拿出考证的卡片。今一并附上。别人是用科学方法鉴定,万无一失。聂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还要拿到日本去鉴定,也未尝不可。不过,基于道义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诉您老:日本的汉学水准一定不比美国的哈佛差。万一又考证出正身,再赔掉好几块美金的邮费,可就损失更大了。你们一定很伤心。我当时也很伤心。但现在想起来令人失笑。

我抱着宝贝回来时,天正下着大雨,我在雨地行军,宝贝似乎越来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来啊!呢帽变成水帽,重约数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湿透了。我赶快全脱下,放在热水汀上烘烤。而人呢?坐在沙发上,好不惨然,心想:这辈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顿比北平还冷。美国医院特贵,倘若生病,我岂不要损失惨重!后来赶快用热水大洗一顿。还好,没有出毛病。

哎,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总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迹了。宝贝由台来美,一路使我紧张万分。现在我得请它阁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邮寄上。包裹单”价值”一项,我填的是“无价之宝”。

殷海光和我母亲之间有一份动人的感情。1952年春,弟弟汉仲在嘉义飞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瞒着母亲。总有一天灵敏的母亲会发现汉仲完了。殷海光就为她做心理准备工作。每天黄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

那时的松江路四周还是青青的田野。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谈生死哀乐,谈战乱,谈生活琐事,谈宗教。(殷海光那时并不信教。他信奉宗教,还是多年以后,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这一类的谈话,都只为了要在母亲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线,防御终归来临的丧子之痛。日日黄昏,他就那样子充满耐心和爱心看护了我母亲六个月!

他和夏君璐结婚之后,1956年,他们搬到温州街台大的房子。两家就很少见面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过他们。殷海光正在园子里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造成假想的大庄园。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看起来很恬静。但他那沉思的眼睛仍然透露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被封。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登出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

一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见面。那时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须有的“煽动叛乱罪” 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见面,欲哭无泪,沉痛,绝望。殷海光紧锁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有人提议去看胡适,他只是沉沉摇几下头,也没说话。大家要探听胡适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适。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说话。胡适闲闲的微笑,模棱两可的谈吐,反衬出殷海光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1962年夏天,母亲因患肺癌住进台大医院。《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封以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了。

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的一声:聂-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

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

好。他勉强笑了一下。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

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瞪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

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

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他对我说。
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我问。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头沉默了一下。唉,聂伯母,唉。我再来看她。

你来看她,对她很重要。但是,请不要再来了。

来看聂伯母,对我也很重要。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他于 1949年一到台湾就应傅斯年校长之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课,非常受学生爱戴,1967年,被禁止教课,幽禁在特务的监视下。

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