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瓦锡之死的历史思索

十八世纪末页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急风暴雨之势夺取了全国胜利。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并严厉惩治一切罪犯。1794年5月8日，身为“包税官”的伟大化学家拉瓦锡，被新政府毫无顾惜地送上了断头台。

拉瓦锡上断头台

拉瓦锡是世界化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于1743年8月26日生于巴黎一个高级律师之家，自幼聪慧勤勉，博学多识，对天文学、数学、化学、植物学、矿物学、地质学等都有涉猎和研究， 1754年，21岁的拉瓦锡于巴黎法政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律师职业，投入了他所酷爱的化学研究。1768年，年仅25岁的拉瓦锡以惊人的业绩成为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从此赢来了他的科学之春。他拨开了“炼金术”的迷雾，引入了近代化学的灿烂阳光；他创建了燃烧氧化学说，推翻了世人仰奉已久的“燃素说”；他建立了质量守恒定律，使化学反应中量的关系严密化、科学化；他首次给化合物以合理的命名，使这一领域从此有了科学的遵循；他建立了科学的元素观，加深了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他对33种元素进行了早期分类，初步打开了物质世界的秩序大门；他的著作《化学纲要》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齐名，被称为科学的奠基性著作……。惊人的成就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现代化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开创使他理所当然地被尊为“近代化学之父”。他的研究被看作是化学界的一场革命，他也自豪地说：“我的理论已经象革命风暴，扫向世界的知识阶层。”

拉瓦锡没有料到，另一种革命的风暴却扫向了他，原因是他曾是旧政府的包税官，被指控参加了残酷的剥削。

在拉瓦锡成为科学院院士的同时，他当上了一名包税官，在向包税局投资五十万法郎后，承包了食盐和烟草的征税大权，并先后兼任皇家火药监督及财政委员。1771年，28岁的拉瓦锡与征税承包业主的女儿结了婚，更加巩固了他包税官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中，拉瓦锡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特别是1792年革命主导权归小资产阶级后，解散了科学院、废除了征税承包制，逮捕了征税承包主，以“吸血鬼”等罪名先后处死，拉瓦锡也未幸免。

对于拉瓦锡的死，长期以来人们议论纷纭、各执一端。有人说“罪有应得”，有人为他鸣冤叫屈，而更多的人则深感惋惜。

这幅著名的《拉瓦锡和夫人》的肖像画出自当时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之手。拉瓦锡的夫人玛丽·波尔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妻子，事实上，她在拉瓦锡的很多实验中都担任助手和记录官的角色

如果我们将拉瓦锡的死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科学背景中来考虑，我认为有如下三方面值得思索：

一、极“左”思潮把拉瓦锡送上了断头台。

历时五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枯拉朽、迅猛异常，它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枷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但在革命的急风骤雨中有极“左”倾向，当时的革命政府内有三个派别的斗争，革命达高潮时，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掌握政权，采取了各项专政措施，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虽然维护了革命的利益，但条例的伸缩性很大，以致扩大了处分范围，特别是1794年后，派中的极“左”集团加强统治机器，对嫌疑犯的情况不加分析，甚至废除了预审，在缺乏证据材料时，根据“内心确信”，则可定案，将“神圣的断头机”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武器。所以历史上称雅各宾专政时期为“强烈的恐怖统治”。据统计，在恐怖时期被处死的人共有3.5—4万人之多。而拉瓦锡正是在这种空前恐怖的环境下被处死的。

诚然，拉瓦锡属于贵族阶级，他盘剥平民，从这方面看，他是革命的对立面。但拉瓦锡在大革命时期也为新政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设计城市照明、制定农业改革方案、贡献火药制造和矿物探寻资料，并参加了新政府主张的“改革旧度量衡制，创造新的国际通用单位”工作，担任改革委员会委员，他进行了蒸馏水比重和铜、铂热膨胀系数的精确测定，确定了重量单位“克”和长度单位“米”。在入狱到被处死的7个月中，他仍痴迷于化学研究，写了8部化学著作，意于将其贡献给后人，他请求：“情愿被剥夺一切，只要让我当一名药剂师”，但遭新政府的拒绝，他请求缓刑几日，将正在进行的“汗”分泌研究完成，也遭拒绝。当新政府对拉瓦锡进行革命的同时，也封闭了他主持的法国科学院和他创建的实验研究中心，正是在这所研究中心，拉瓦锡每天坚持实验6小时、取得了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正是在这所研究中心，拉瓦锡接待过普里斯特列、布莱格登、瓦特、富兰林克等科技巨子，和他们一起商榷、探讨前沿问题；也正是在这所研究中心，爆发了一场为近代化学奠定基础的化学革命。拉瓦锡曾提出抗议，要求撤消禁令，恢复科学院的活动，但以“对抗新政府”而被罪加一等。行刑前，律师又一次提醒法官顾惜拉瓦锡的发明创造以及正在建立起来的新科学，新政府回答说：“革命不需要科学，只需要正义”。这种愚狂的回答能够成为权威的决定，不仅表明了其阶级局限，更表明了其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局限。小资产阶级无论怎样的激烈和明智，决不能有无产阶级的气魄与胸襟，决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认识高度。因此，只图一时的痛快淋漓便成为他们革命高潮时的特征。而在小资产阶级思潮泛滥的漩涡之中，激烈情感的传染性是最高的，这种特定阶段，貌似彻底而实则极左的口号与行动，就会产生一种最具权威的霸力，一切深思熟虑的明智，则被视作多余而不屑一顾。因此，不能区别对待，不给拉瓦锡带罪立功的机会，也就给历史的天空留下阴影和长长的叹息。

二、科学家必须将自已融入先进的时代潮流，始终关注自己的方向。

拉瓦锡成为科学院院士时年仅25岁，正是他生命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但恰恰就在这时，他看不清自己的政治方向，人生的天平失去了平衡。他加入了“包税公司”，赎买了国家的征税大权，变本加厉地向平民强行征收高额赋税，激起了普遍的义愤，他不懂得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而在新政府通令他们“清算帐目”予以交代之后，拉瓦锡和他的同僚们却担心被“没收财产”而东躲西藏，故意拖延时间，从而激化了矛盾。拉瓦锡逆大革命的潮流而动，违背了新政府的策令，客观上延缓了路易十六反动王朝的覆灭，其可悲的结局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与拉瓦锡同时代的化学家如蒙日、卡诺、孚克劳等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活动，建议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所以他们也倍受新政府的重用，孚克劳当时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国民委教育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教育部部长，是改革国民教育和实行新教育制度的组织者。他们指出：法国的大学教育教学制度陈旧，科学院的研究存在脱离实践、与工农业生产无联系等实际问题，并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的具体方案。1793年国民议会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批准了高等院校新教育体制，成立了师范专科学校，开办了技术专科学校等，还在科学家们的建议下将旧皇家植物园改建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并成立了国家科技档案局。这些措施使法国的科学与教育能切合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也为科学普及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科学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

拉瓦锡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为科学而奋斗的人，必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将为谁服务的问题放在首位，必须将自己的科学研究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相结合。只有为社会、为民族、为祖国的利益而献身科学，才能无私无畏，才能将自己建功立业的座标定在最高的起点上，才能使聪明才智融入辉煌的事业中。

三、科学工作者不应追逐非分的财富，不要为私欲所左右。

拉瓦锡出身名门，他继承了父母和姨母的巨额遗产，即使不靠征税承包业的收入，也完全可以过上富庶的生活，完全可以建起当时最先进的实验室，购置当时最完备的仪器设施，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研究，他的条件比他在科学界的同仁们要好得多。但拉瓦锡却一心想在科学上和财富上成为双重暴发户，这就使科学蒙上了唯利是图的污垢，他为了钱而忘记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与操守。

拉瓦锡的壮剧和悲剧教育了我们：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不应饕餮于金钱，而应排除世俗观念的侵蚀，富贵不淫、贫溅不移。古今中外有多少正直的科学家为了民族的振兴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个人发展的机遇；有多少科学家为了和平事业而牺牲了一已之利乃至生命。拉瓦锡与这些科学家的节操又怎能相比呢。

如果化学革命的缔造者拉瓦锡在政治上与大革命的洪流相吻合；如果他不成为官禄、权势、金钱的奴隶，那么，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将更加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