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被称做扭转中国政局的“小西安事变”，而这个事变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竟然是一介女流。
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支持日本，随行者高宗武、陶希圣出逃，随后揭露汪精卫卖国行径，史称“高陶事件”。而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一介女流：陶希圣夫人万冰如。
万冰如
1.“不论苦乐，我们一起担”
每年只能回家两次，北京到湖北，几天几夜的车马劳顿，陶希圣是深切体会到“归心似箭”的。上一封家书他已经告之妻子归期，他知道，妻子万冰如会带着孩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他的，长女骊珠应该可以走得很稳了，二女琴薰也应该会笑了吧。
时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的陶希圣是北大法科的高材生，他的关于中国文化本位思想已经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称不上仕途光明，至少也不是默默无闻的碌碌之辈，薪水拿得也不算少，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家里的少妻幼子。
万冰如出身耕读世家，民国名将万耀煌还是她的族兄，兄长每次回来都给她讲外面的事情，并劝她多读诗书。清秀乖巧聪明伶俐的万冰如16岁就早早嫁给了陶希圣，但是她却遇到了一个重男轻女封建专制的婆婆。陶希圣不在家，婆婆冷漠如霜，还虐待她和两个女儿，但是她咬紧牙，并不向丈夫述苦。躬操家务、饲牧针线，她等着丈夫早早成名立业，把自己带走。
这次陶希圣回来就是要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走的，可是，只有琴薰在妻子怀里，“骊珠夭折了。娘说女孩子有病不必看大夫，耽搁了几天，就咽了气。”
陶希圣抱着刚满20的妻子不住地叹气。他知道，在黄冈乡下，一向是重男轻女的，故尔自己结婚三年，妻子连续产下两女，这让婆媳关系很是紧张，自己长年在外，贤惠的妻子只能忍气吞声。但是身为晚辈，娘亲再错也无法指责。
“这次再走，跟着我一起走吧。我已经毕业了，已经接到了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聘书，从今往后，不论苦乐，我们一起担。”
1922年的夏天，蝉叫得让人心烦。
陶希圣
2.“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从性格上说，陶希圣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就连延续香火都让他感到绝望。那是个动荡得任是谁也搞不懂何去何从的年代，每一个胸有兵戈怀着齐家治国大梦的男人心里都想着在乱世里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迷茫和彷徨也如影随形。
1925年，他还是个刚从北大法科毕业的学生，“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陶希圣以一个客观的态度从法学角度分析了英国巡捕在此事件中的违法行为，一篇不长的文章却引起了上海各界的轰动。中国人大感扬眉吐气，英国领事馆却暴跳如雷，一纸诉状将其告到上海法院，声称他污辱了大英帝国的无上威尊。
官司打了半年多，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一个弄笔杆子的小文人面对整个大英帝国丝毫不惧，这使得陶希圣一夜间成为上海名人。但是来自各界的阻挠让他举步维艰，甚至上街都会被外国巡捕翻口袋搜身。
倒是妻子万冰如乐观豁达，每天给他做家乡菜，唱家乡的曲，还一连给他生了六个男孩。白天他去学校，她就在家里摆弄前后的菜圃，种些他喜欢吃的蔬菜，晚上他回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妻贤子孝，日子清苦，却也安然。
陶希圣、万冰如一家
1927年，北伐开始了，陶希圣受聘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又兼任军法处处长，男人尽忠为国的志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似乎春风得意。
黄埔军校似乎永远处于中国风云的最前沿，在那里，他见到了当年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并深得赏识。但是武汉失守之后，面对长驱直入的日本军队，陶希圣的悲观情绪再次占了上风。他把妻儿送到战火烧不到的香港，一个人留在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却是不理政事，他潜心研究法学，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挖掘和分析的独特见解让整个中国的学术界都惊呼“陶希圣时代到来了”，他身兼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多所名校的教授，但是汪精卫政府怎么会放任这个文声正盛的知名学者为自己摇旗呐喊？只是汪精卫的亲日举动却让这个看多了人世风云的悲观人物更加迷茫。
当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其卖国行径已经大白天下，日本方面提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更让良知未泯的陶希圣深知如果在条约上签字，势将成为卖国的罪人。他连续多封信寄回香港，笔触低沉哀伤，“1939年11月1日，陶希圣受汪精卫指派组成5人谈判组与日本就所谓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在日本人罗列的条款中陶希圣意识到日本终于扯下了“大东亚共蓉”的遮羞布，赤裸裸地表白了全面占领中国的意图，而汪精卫政府为了达成自己称霸中国而无底线的对日本退让也让他意识到汪伪政权的无能和自己的报国无望。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
妻子的回信只有一句话，“我决定将自身及5个孩子这6口性命搬到上海换你出来。等我。”
1939年12月13日，万如冰带着五个子女从香港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陶希圣终于得以有借口离开汪精卫在愚园路租下的二层楼搬来与妻子住在一起。
高宗武
同为谈判五人组的高宗武听说嫂子来了，也赶过来，高宗武和他一样，同样为汪伪政府的亲日甚至是降日行为感到羞耻，但此时便衣和特务们就在楼外监视着。万冰如面对两个男人的唉声叹气拍案怒喝，“政治可以选择，队伍也可以选择，人难免会站错位置，但出卖国家的事，坚决不能做，一世的骂名我们背不起。”她把丈夫当初交给自己防身的手枪拍在桌上，“一家六口全在这里了，为的就是换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陶希圣望着夫人坚决的目光，长长地叹息。“幸好夫人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啊。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死了半截立即不喝了。汪精卫就不同了，他是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在万冰如的力劝之下，高陶二人在12月30日签字当天称病不起，拒绝签字。1月4日上午，在万冰如的精心策划之下，高陶二人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去往香港，正式脱离了汪精卫集团。
赶来当做人质的万冰如母子一家
万冰如并没有和丈夫一道出走，毕竟一个女人，还带着五个孩子，如此一大群人出逃显然无法躲过汪精卫的耳目。在高陶二人离开上海之后，万冰如求见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以“全不知情”先为自己开脱，当汪精卫质问她陶希圣下落时，她极其冷静，“现在先生已在香港。事已至此，您的雷霆之怒也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去香港找到我家先生，如果先生将事端公布于众，局面便不可收拾。”
她请求汪精卫让自己去香港劝丈夫回心转意，并留下三个孩子请陈璧君“代为看管”，实质上是留下了人质。
与香港的丈夫会合之后，她立即给陈璧君打电话，声称已经见到高陶二人，“不日偕返上海”。一直忙于与日本人交涉的汪精卫和陈璧君二人于是放下心来，对三个孩子的看管也渐渐放松。借此机会，万冰如请上海的朋友帮忙，联系了上海大亨杜月笙，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杜月笙的周旋之下，三个孩子也坐上一艘意大利邮轮，几经周转逃出上海。
“高陶事件”被称做扭转中国政局的“小西安事变”，而这个事变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竟然是一介女流。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全文刊出日汪密约，将汪伪集团的卖国行径公诸天下，汪精卫人心逆转，天下共愤，陈璧君更是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3.“90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在香港，时有些人形迹可疑的在住所周围晃来晃去，虽然并不敢公然在香港对陶希圣动手，但总是让陶希圣深感忧虑。万冰如劝他，你还是好好做学问吧，乱世如棋，你自觉清醒，实则不通。更有士大夫的士为知己死的念头作怪。这一番祸事细究之下还不是咎由自取？你重感情，重情面，一直对汪精卫的知遇之恩怀揣不下。幸好临危知返，未能亲手卖国，唯还只有知识不害人啊。
陶希圣万冰如
对此陶希圣也深以为然。他在给女儿陶琴薰的信中谈到妻子时曾说，“历年来为我之大波折，汝母迄无一时不在苦境。余病几死，险几死，而全仗其支持。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说做就做，说走就走。每当困难之大关大节临头，汝母常能立即决断。汝必以此锻炼自身，使成为健全之人。”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万冰如再三权衡，让陶希圣先行逃回内地，自己则带着一家老小跋涉半年之久才抵达重庆。每到一处她都关心国民政府的时政，并随时寄信叮嘱丈夫言行小心。那时候丈夫已经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布雷去世后，所有蒋介石文稿全部交由陶希圣撰写，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又同时兼着《中央日报》总主笔，并着手起草《中国之命运》。万冰如时时叮嘱丈夫落笔慎重，“要知道，蒋公手下能文善武者众，何以推你为首？此《中国之命运》全凭你对社会史的研究成绩，政治和学术的结合永远是最危险的，一定慎之又慎。”
丈夫位居一人之下，万冰如本不用亲事衣食，但是她从来都亲手给客人做饭端茶，那些年家里高朋满座，陈立夫、蒋纬国也常来请教，每每此时，族兄万耀煌都指着那坐在院角小板凳上洗衣的妇人对客人们说，“这就是当年镇静勇敢、临危不惧的陶夫人”。
在陶希圣一手引发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已经是史学权威的陶希圣的文字首先被夫人批了个大红脸。丈夫每有文出，她必细细斟酌，挑出错漏之处。甚至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对丈夫的文字大批特批。
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她，”陶先生文著等身，你何苦替外人说话？”万冰如则不卑不亢，“论点上我是全力支持他的，但是他的论据错了。这是不能容忍的。对待学问，丝毫马虎不得。”蒋介石也不得不竖起拇指说，陶希圣能成就民国社会史第一人的功劳簿上，第一个要签上她万冰如的名字。
1975年9月2日，73岁的万冰如在台北去世，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万冰如的最后几日里几乎是拉着丈夫的手在一片慈母般的叮嘱中度过的。“你几番沉浮，一生短处就在于摔了跤很少反省痛处，足见政治永远不如学术更让你得心应手。虽然你地位无以复加，其实功劳还是在于你的缄言。我走之后，还应出言前沉思三秒，行事间退后半分。”陶希圣攥着夫人的手，连泪水都没有了，只有不间断的叹息。
1988年6月27日，90高龄的陶希圣终于油尽灯枯，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陶恒生的信中表白说：“除了能地下见她一件喜事外，90岁，我连感慨都没有了。”
人物小传：
陶希圣： (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早年任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教授，后任汪精卫政权宣传部长。后因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与汪分裂，1941年起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和蒋介石的“文胆”。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
做为学者，他曾掀起了一场以经济为强国主线的大论战；做为政客，他先后为汪精卫政权及蒋介石政权的舆论代言人。
他一生跌浮不定，大起大落，忠乎奸乎，谁能说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