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则战例看“守将”傅作义的攻势防御

文 ：张岩松

作为叱咤中国近代军事舞台数十年之久的“风云人物”，脱胎于晋绥军的傅作义最早是因其“擅于守城”而享有全国知名度的。无论是当团长时的天镇之战还是当师长时率孤军死守涿州，傅作义在防御作战中的出色表现都给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一提起“防守”二字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防御一方竭尽所能，修建一个尽可能坚固的阵地，或依托一道天然屏障，然后以此为依托，挫败来犯之敌。确实，这是一种防御战法。而且很多人就是因成功运用这一战法而跻身名将之列，譬如南宋时期那个一战成名的读书人虞允文还有后来扬名宁远城头的袁崇焕。

然而，如果我们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傅作义这位“守城将军”的大脑中，绝不仅仅是 “固守之，聚歼之” 这么简单！在翻阅傅作义的“军事简历”之后，笔者发现，至少有三个战例可以说明其在防御作战中如何对待“攻”与“防”这二者之间关系的。

1933年长城抗战后期，傅作义奉命率所部59军（傅部第35军的临时番号）开赴北平东北郊的怀柔—牛栏山一带布防，阻遏日军进犯。对于当时中日两军装备方面的巨大差异，傅作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七分用土，三分用枪”，号召部队用心构筑作战工事，以对付武器精良之日军。连续几天的激战下来，部队多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然而，傅作义并不满足于这些“既得战果”，他决心要让日军“吃一些苦头”。在充分听取部下建议之后，傅作义决心以“黑虎掏心”的方式，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他命令部将孙兰峰组建一支500人的突击队，配备足够数量的冲锋枪、手榴弹等近战武器，利用夜暗时分袭击当面日军营垒。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这支突击队即将踏上征程之际，传来了中日两军《平津停战协定》生效的消息。几经抗议无效之后，傅作义被迫取消了作战行动。否则，中国抗日军民很可能会迎来另一次大捷。

1936年11月，甘做日寇走狗的汉奸王英率所谓的“大汉义军”进犯绥远，企图夺占大青山以北地区，进而染指甘、宁、新三省。在冷静分析了地形与敌情之后，傅作义把注意力汇聚在红格尔图，这里，不仅是绥远东北的门户，更是日伪进犯的必经之地。傅作义决心“以攻代守”、“奇兵制胜”。12日，战幕拉开。就在日伪军的多轮攻势被瓦解在红格尔图正面阵地之际，傅作义秘密调集部队运动到位于敌军侧背的丹岱沟。19日，中国军队突然发起进攻，受到夹击的敌人全线崩溃。

穷寇必追！傅作义决心趁热打铁，向日伪盘踞的百灵庙进攻。彻底拔掉这个钉子，在当时来说并不容易。百灵庙位于平坦如砥的大草原上，四周数十里没有村落。早在战前，日伪就在这里就囤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并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从红格尔图败逃之后，敌人更加注意了百灵庙的防御，甚至还向伪军中又增派了200余名日本指挥官。怎么打？深思熟虑之后，傅作义决心“奇袭制胜”，以远程奔袭的手段收复百灵庙。为达突袭之目的，他集中所有的汽车、装甲车，辅以骑兵和步兵组成一支突击部队。借茫茫白雪作掩护，突击部队车、马、人统统披上白布，人不声、马不嘶，悄悄向百灵庙附近集结。11月23日入夜，当参战部队全部进入攻击位置之后，对面的日伪军竟丝毫没有察觉。战斗打响不久，遭到突然打击的日伪军很快被歼灭。百灵庙被中国军队收复了！

1939年秋冬，日军先后进犯湖南长沙和广西南宁。为了缓解南线战场压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傅作义进攻乌拉山后安北县的日军。接到命令后，傅作义认为，若只打安北，起不到牵制华北日军的作用。只有进攻敌人重点布防的包头，才能收此效果。

恰在此时，日军指挥机关发现中国军队有反攻包头的迹象，决心主动出击。12月20日，大股日军骑兵在战车、大炮的配合下开出包头，向西迎击傅作义的35军。熟料，日本主力才开出包头西门，中国军队的便衣队就潜入了北门。随即，城外的35军主力树起云梯攻城，而那些守城伪军则纷纷竖起白旗！就这样，攻城部队轻松突入城内，而许多日军士兵还在呼呼大睡，根本没想到中国军队敢打包头。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包头城内的战斗顺利进行的时候，由于城外阻击部队未能挡住日军回援部队的冲击，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包头。尽管如此，日军指挥部还是被傅作义的“胆大妄为”激怒了，他们从各处调集重兵，向河套大举进犯。从1940年1月底开始，傅作义指挥部队在绥西各处以游击，阻击、侧击等方式与日军周旋。到2月上旬，日军先后占领百川堡和五原，并判断傅作义部主力已被重创，“短时期内不能恢复战力”。然而，日本人错估了自己的对手！

虽然连续两仗下来，35军损失很大，全军的战斗人员不过七八千。但这时的傅作义依然斗志十足，他决心发起反攻！收复五原！他把反攻的时间选定在1940年3月20日，因为这个时候正值河套地区消冰解冻，不利于拥有较多机械化装备与骑兵的日军进行战场机动。为保险起见，他还决定战役开始时在乌拉壕决口放水。至于打法，傅作义决心仍旧采用“掏心战术”，以突击队猛插敌之心脏，主力部队随之蜂拥冲进。有鉴于包头之战的教训，傅作义还特别强调了阻援部队的重要性。利用战役发起前的间隙期，傅部大规模开展针对性的大练兵活动，抽调精干人员组训突击队，组织军民恢复交通，反复进行夜战、巷战和打坦克演练。

20日这天，部队开始秘密向五原运动。在距城数里的十大股庙附近，尖兵排俘获了一名伪军得到敌人口令。就这样，先头部队轻松赚开了五原东门。随即，各路突击队迅速插向城内各处目标，犹如神兵从天而降。酣睡中的敌人被枪声惊醒之后仓皇应战，激战至拂晓，城内各重要据点先后被中国军队占领。与此同时，由包头、固阳来援之敌因道路被水淹没，苦战三天之后，中国军队防御阵地岿然不动。五原就这样重回祖国怀抱！

以上三个战例，或以黑虎掏心或以攻为守或远程奔袭，打法虽然不同，却充分体现了傅作义在指挥防御作战时的指导原则：决不做消极之防守，而是努力在以各种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去争夺战斗主动权。

防御，本为军事行动中的一种常态。纵观古今战史，这种作战样式通常因指挥员的性格与进取心之不同而形成了消极防御与积极防御两种形式。具体到抗战时期的中国，由于落后的军事学术与僵化的思维模式，许多国民党军队将领在进行防御作战时往往执迷于那种以硬碰硬型的“死守”。这种消极战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是一种毫无把握的赌博，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国军队都是吃尽了被动挨打的苦；后来的四次长沙会战，薛岳在赌赢了三次之后最后还是输了。反观傅作义，在正视战略防御的大前提之下，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带有进攻性的战役战斗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对手的进攻。如此种种，不正是历代兵家所一再强调的积极防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