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军阀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军阀，现在网上传他最多的是他的那些“灵魂”打油诗。但事实上他还真做过很多混账的事。但那些诗，倒未必是他写的。
张宗昌出生
1881年2月13日，张宗昌出生于山东掖县。
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十五，正是“上元节”。当地民间有一个说法：“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所以张宗昌被起了个小名叫“灯官”——家里人自然希望他将来能当个大官。
但至少张宗昌的家庭环境并不能给他创造多好的条件：父亲张文福平时种地赚不到钱，只能靠给一些红白事吹喇叭补贴家用。生母侯氏在生下他后不久，就“活跳槽”（其实就是跑了）去邻乡一男子家去住了。
掖县古城楼。掖县1988年撤县建莱州市，属县级市，由烟台市代管
虽然家里条件有限，但老张还是咬牙让儿子读了一年的私塾，好歹让他识得几页《百家姓》和《千字文》——也就是这一年的墨水，给人平添想象，让张宗昌后来以另一种形式“流芳百世”，当然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宗昌13岁就开始打起了短工，种地，放牛，当伙计，什么活都干。但生逢乱世，日子还是穷得过不下去，最终只能和当时很多穷苦的山东老乡一样，去闯了关东。
“闯关东”和“下南洋”一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人口迁徙。无数“闯关东”的人其实就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命运并无太大改变，但张宗昌却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他走出的这一步，让他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若干年后，乡人把张宗昌“真的在外面当了大官”的消息传回乡里，尽管是自己给儿子起了“灯官”的小名，但张宗昌的父亲张文福还是不相信：
“他有那个命，能当大官？我还得靠‘大抬杆’（吹喇叭）过日子！”
张爸爸说的也对也不对。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的儿子张宗昌真的当上了大官，还是很大的那种。
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不是聚焦在这个“官”上。
很多人对张宗昌的评价，往往就是四个字：
“混世魔王”。
“混世魔王”的第一个字很关键——要能“混”。
张宗昌的母亲侯氏在村里的时候，就以“身高力大”而出名，一个手就能轻松挟起一包粮食。张宗昌显然得到了母亲的遗传基因，从小长得人高马大，成年后身高超过了1.9米，在众人中一站，往往是鹤立鸡群。
人高，但是肯低头。当初闯关东，从烟台渡海到营口，张宗昌连船票钱都没有，但他立刻在码头上帮人扛了三个月大包，凑足了船费。之后他混迹于营口、沈阳、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多地，在金矿上淘过金，在铁路上扳过闸，干过很多营生，还和土匪一直混在一起。
张宗昌身体壮，臂力强，脑子也好使，学一门技术就精通一门，所以在铁路上做到过工长，在金矿上做到过总工头，再加上他为人讲义气，仗义疏财，所以很快就有一批人团聚在了他的周围，自己也成了外人眼中的“土匪头子”。日俄战争期间，张宗昌更是凭借自己学得的一口“洋泾浜”俄语，帮助俄军运送辎重，和俄国人也接上了关系。
1919年，在海参崴工地上的中国工人
日俄战争结束后，张宗昌一路辗转来到了当时俄国在远东的唯一军港海参崴，通过当地的华商总会谋得了一份商团团长的职位。在那里，张宗昌依靠着有人有枪，俨然已经成了一个黑社会大佬，开始了自己的“狂飙”人生：看戏要坐头排位置，吃饭要留最好包间，甚至当地妓院的妓女，初夜权也必须留给他……
但这种级别，远没有到达“混世魔王”的级别，最多是一个横行地方的流氓头子，张宗昌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一直想再“干一笔大的”。
让他茅塞顿开的不是《孙子兵法》，而是一条报纸上的消息。
1911年10月末，张宗昌从当地的俄文报纸得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夜变天，满清王朝岌岌可危，要共和了！
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张宗昌，立刻敏锐地察觉到：这对自己很可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立刻托人介绍，认识了在当地的革命党人，表达了自己愿意回国一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张宗昌显然是有自己优势的：他用自己多年来建立的威信和势力，一下子拉起了一支400多人的队伍，其中大多数都是有枪的。
很快，经革命党人安排，张宗昌的这支武装团队自海参崴出发，坐船经日本长崎直奔上海。
这位身高接近2米的山东大汉，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混世魔王”之路。
第一步，张宗昌其实踏了个空。
按照计划，他最初投的是孙中山任命的山东都督胡瑛，但胡瑛当时在山东拿不到实权，所以他转而投靠了有实力的上海都督陈其美——只是他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已经光复了。
但张宗昌毕竟是“带资进组”，又以勇猛著称，所以很快被任命为上海光复军骑兵团团长，驻扎在闸北一带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中华民国建立后，南北很快决裂，“二次革命”爆发。此时的张宗昌已经是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他被派往徐州迎击南下的北洋军冯国璋部。
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心腹，率领的北洋军也是精锐之师，张宗昌的部队很快被打得丢盔卸甲。兵败之际，张宗昌根据自己之前观察的形势，祭出一个“混”字诀，居然立刻向冯国璋手下的张勋投降，并通过张勋引荐，见到了本就想诱降他的冯国璋，立刻表示誓死效忠。
就这样，张宗昌摇身一变，从革命军变成了北洋军，成了直系军阀的打手。
图为冯巩在《建党伟业》中扮演自己的曾祖父冯国璋
不过，张宗昌个人虽然勇猛异常，枪法又准（在东北时打猎练出来的），但土匪出身的他带兵让人一言难尽：他本人大大咧咧，又贪财好色，他麾下的军队以军纪差而闻名，战斗力并不强。
虽然冯国璋后来一路扶摇直上，做到了代理大总统，但张宗昌其实也没为他打过几场胜仗。等到冯国璋一死，他立刻失去了靠山，再加上部队屡战屡败，在江苏攒下的根基也丧失殆尽。
无奈之下，张宗昌决定去投靠当时已经在北洋系里崛起的实力派曹锟，曹锟倒是不介意，但他手下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大批将领都坚决反对：
这个人土匪出身，贪财好色，部队军纪极差，要来干嘛？
按一般人来看，张宗昌当时已经步入不惑之年，混到这个地步，也就见好就收，带着之前攒下的一点家当，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但张宗昌是断然不肯的，他很快又锁定了一个新方向：他的“第二故乡”东北。
在那里的“东北王”张作霖，不仅算是他的本家，更是有和他半斤八两的出身。
这记“回马枪”，张宗昌还真杀对了。
张作霖确实收留了张宗昌，但一开始只给他做了个宪兵营长。
张宗昌顶着个“师长”头衔过来投奔，给人家“低配”个营长，这也怪不得张作霖。在“有枪有人就是王”的军阀混战年代，张宗昌当时已经基本耗光了家底，无法给本就“家境殷实”的张作霖带去什么了。
但就在张宗昌投奔张作霖后不久，运气就来了：当时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退回关外，一口还没喘过来，吉林的一个旅长伙同一帮土匪叛乱。张作霖当时手里兵员紧张，就派张宗昌前去平叛。
张宗昌带着手头那一点点兵过去一看：好家伙！这批土匪里的大小头目，要么是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兄弟，要么是自己的山东老乡，全都是熟人！而这批土匪一直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长腿”张宗昌，当下就表示愿意接受“招安”。
结果张宗昌不费一兵一弹，收编了土匪三个团。
更重要的是，就在不久之后，张宗昌收编了一支在苏俄国内被打溃败的“白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一支纯俄国人的“老毛子部队”。
张宗昌的“白俄军”后来成了他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他在此基础上还购置了装甲列车，一度被其他军阀纷纷效仿
有了人又有了枪，张宗昌的腰杆一下子又硬了起来，而张作霖也意识到张宗昌已经成为了一支他需要的武装力量，很快就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
有了自己的地盘后，张宗昌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吃喝享乐，纵容部下胡作非为。为了维持自己的开销和军饷发放，他居然允许部队在自己防区种植起了鸦片。
张宗昌的种种行为，连拿“妈拉个巴子”当标点符号使用的张作霖都觉得反感，更何况其他奉系将领。1923年，张作霖派亲信郭松龄作为特使，名义上是说要检阅张宗昌部队的演习，但实际上授意郭松龄， 必要时可以解散这支部队。
电视剧《少帅》中扮演张作霖的李雪健的台词
但事实上，演习之后，张宗昌的部队并没有被解散。原因有很多说法，有人说郭松龄虽然把演习标准定得很高，但张宗昌手下的部队却完成得还行，尤其“老毛子部队”战斗力让人印象深刻；也有人说张宗昌对郭松龄大肆示好巴结，乃至称张作霖就是他在世之父。
无论怎样，事实证明，张作霖没有裁撤张宗昌部队的决定是正确的。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作为张作霖的铁杆死忠，一路拼杀在前，他的“老毛子部队”打起仗来残酷血腥，更是让直系军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冯玉祥临阵政变，发动“北京事变”，直系一夜之间全盘崩溃，奉系大获全胜。
立下赫赫战功的张宗昌知道自己有了请赏的砝码，而他也显然无法逃出当时军阀的一个最大情结：封一块自己的地盘，搞一个自己的“小王国”。
1925年4月，张宗昌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段祺瑞政府的默许下，挥师进入山东。
44岁的张宗昌此时顶着的的头衔是“山东省督办兼省主席”，可谓是衣锦还乡，荣极一时。
那么，鲁人治鲁，效果如何？
张宗昌一生中被人诟病最多的，就是在山东任内做的那些事。
身为山东子弟，张宗昌掌握山东实权后最心心念的事不是造福家乡父老，而是搜刮民脂民膏。
在张宗昌督鲁之前，山东的每亩田赋加在一起一共2元2角，张宗昌来了后立刻先翻一倍，之后再翻一倍；烟酒税全年本来征收60万元，张宗昌也下令翻一倍；路税原为100万元，张宗昌下令翻3倍。
此外，张宗昌为了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还在财政厅之外设立“财政清理处”、“全省稽征局”和“赋税督察处”三大机关，光督察处就有600多人，全部加起来1000多人，专门为张宗昌征收各种房捐税、印花税、落地税、产销税等五花八门的税种。
饶是如此，张宗昌的政府依旧入不敷出——他大肆扩充队伍，只要有人来投奔就给官职。原先山东省每年军费开支为500多万元，张宗昌一来，开支立刻翻倍。为此，张宗昌索性自己开机器印钞票，滥发所谓“军用票”，导致山东金融很快崩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志得意满的张宗昌
此外，张宗昌不仅自己爱财如命，他政府上下各级也贪腐成风，所以山东省当时在全国虽已算富庶，却依旧经不起他的搜刮和折腾，财政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张宗昌只能重操旧业——让人开始在济南周围种鸦片。
张宗昌捞钱不手软，镇压也很血腥。他对百姓任意用刑，杀人不眨眼。他来山东后不久，山东百姓就有说法：“切开亮亮”——把人头直接切开；“听听电话”——把砍下的人头挂在电线杆上。
1925年，青岛工人为反抗日本工厂主的剥削压迫举行罢工，张宗昌下令让军警冲入工厂，直接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当场打死8人，重伤17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宗昌很快就成了北洋军阀中名声最臭的一个。
各种关于他的段子，全国流行。
一般后世嘲笑最多的，是张宗昌的打油诗。
事实上，那些诸如“大风起兮轰他娘”或者“上头细来下头粗”的脑洞大开诗，应该并非是他所做，而是别人安在他头上的。但他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头衔，是怎么也逃不掉的。
第一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这个之前已有叙述，张宗昌敛财手段一流，花钱也如同流水一般，老百姓几块大洋撑一个月，他几千块大洋随便就给姨太太买条狗。据统计，自张宗昌督鲁到离任，搜刮的个人财富达到数亿元。
张宗昌
第二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
不断扩充自己部队，是那个时代军阀的通病，张宗昌只是更痴迷而已。当时他号称自己有40万军队，实际上20万是有的——这在当时的军阀里确实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问题是张宗昌缺乏管理军队的能力以及财政支撑，这就导致他手下的部队军纪涣散，最终危害百姓。这从当时山东百姓的流行俗语就能看得出：形容张宗昌部队番号多杂兵多的有“司令满街走，参谋多如狗”，反映他军队欺压百姓的有“脑袋瓜子是护照，妈拉巴子是车票”，张宗昌手下的官兵包括“老毛子兵”，经常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强买强卖，酗酒滋事，乃至奸淫妇女。
第三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张宗昌有名有姓、记录在案的姨太太有23房，至于其他明里暗里的就不计其数了。不过实事求是说，张宗昌的姨太太里很多都是青楼女子，他一个高兴就把人家赎身当做了自己姨太太，自己也毫不在意。而有些姨太太后来离开他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也并不刻意阻拦。
张宗昌的身高确实能让他在人群中鹤立鸡群，自然占到C位。图中1为张作霖，2为张宗昌，3为吴佩孚，4为张学良。
张宗昌在督鲁期间倒确实一直想在文化上留些口碑。他听从杨度的劝告，主持重刻“十三经”并亲自“作序”——杨度事先写好，他再临摹描上去。这个版本的“十三经”质量是业内公认数一数二的。
张宗昌还不惜花重金创办过山东大学，请来光绪二十九年的状元王寿彭做校长。不过这所新式大学和当时的北大、南开、东北大学都不太一样，讲究尊孔复古，学校里学生见到老师要弯腰作揖乃至下跪，学习科目中也有不少是四书五经的内容。所以当时很多山东省的学生宁可考省外大学也不愿读山东大学，并戏称这所学校为“亚历山大”——亚洲历城县山东大学”。
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的校门
到目前为止，张宗昌的运气其实一直都很好，即便是在山东胡闹，但因为自己手里有人有枪，背后有“东北王”张作霖的支持，所以一直安然无事。
但在那时的乱世中国，很少有人能运气一直好下去。
1927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目标直指大小军阀。
北伐军当时主要进攻的对象是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和自成一派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此时，之前各自闹别扭的各路军阀被迫抱团对抗北伐军，而自任“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宗昌，更是成了急先锋。
1927年10月，张宗昌率军与已经投身北伐的冯玉祥部队于河南兰考一带激战，之前一直被张作霖训斥“久战无功”的张宗昌，终于打了一场胜仗，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得意的张宗昌不顾众部将劝阻，枪决了郑金声，顺带没收了他在济南的全部家产。
1925年，张宗昌部曾和孙传芳部激战，张宗昌任命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被俘，孙传芳不听劝阻，处决了施从滨。十年后，孙传芳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射杀复仇
但一场胜仗无法改变张宗昌的命运，更改变不了整个北洋军阀的颓势。1928年6月4日，皇姑屯数声巨响，一代枭雄张作霖归天，整个奉军体系顿时群龙无首。
张宗昌此时手里还有五万残部，他想出关投靠张学良，但奉军各将领都对他有所提防，婉言谢绝。困守山东的张宗昌被北伐军包围，最终只能扔掉部队，只身逃往日本，在东京做起了寓公。
如果此时47岁的张宗昌愿意选择退出舞台，那么他应该可以像曹锟、段祺瑞、张勋那样，至少能够安享晚年，得个善终。但他觉得自己还有大把的“余热”可以发挥，所以他一方面和“逊帝”溥仪频繁书信往来，希望能获得金钱上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带着残部潜回北京，频繁联系各方势力，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他最希望的，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山东，继续做他的“土皇帝”——也就是这个想法，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结局。
当时主政山东的，已经是韩复榘。韩复榘虽然明面上和张宗昌关系融洽，两人甚至结了拜把子的兄弟，但事实上，同样具有强烈“领地意识”的韩复榘对张宗昌非常警惕。有一次韩复榘宴请张宗昌，张宗昌酒酣耳热之际说了一句话：
“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
张宗昌的本意可能是想输诚，但这句话却让韩复榘打了一个机灵。
1932年8月底，在北平的张宗昌收到了韩复榘的亲笔信，邀他去济南“共谋大事”。
不仅仅是张宗昌身边的部下，他的母亲以及张学良都劝他不要去济南，但张宗昌“复兴”心切，还是决定去济南走一趟。
而这一次，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张宗昌到达济南后，受到了韩复榘的热情接待。
虽然颇受感动，但张宗昌心中却没底：韩复榘始终不谈要共谋什么“大事”，只是每日热情款待。对于这点，即便大大咧咧如张宗昌这样的人，也难免心生疑窦。
1932年9月3日上午，张宗昌忽然向韩复榘告辞，说家中老母急病，需要立刻赶回北平。
关于这次辞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张学良借用张宗昌一个姨太太的名义说他母亲病危，催他离开济南。另一种说法，是一次酒席前张宗昌在韩复榘府中闲逛，在一间房间里看到了一张韩复榘和郑金声的合影，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当初郑金声正是他下令枪决的。所以，最终是他自己找托辞离开。
听说张宗昌要辞行，韩复榘倒也不强行挽留，而是摆下午宴为他隆重践行，只是推脱自己有要务在身，不能去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
韩复矩，后在抗战期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那天下午5点多，张宗昌在火车站月台上与各位送行人士告别，人群中忽然忽然跳出两人，拔出手枪就对张宗昌射击——可惜枪卡了壳，子弹没有射出。
张宗昌见状大叫一声“不好！”，转身就跑。
张宗昌原本身上总是带着多支手枪，但一支在酒席上送给了为他和韩复榘牵线的石友三，另几支锁在一个随身小箱包中（里面有各种机密文件和密码），一时打不开，只能赤手空拳，沿着铁道夺命狂奔。
两位刺客紧追不舍，最终成功追上了体力早已不胜当年的“长腿”张宗昌，一颗子弹命中了他的头部，随后两人又各自在他的头上补了几枪，直到把他的头打得稀烂。
一代“混世魔王”，就被乱枪毙杀于家乡山东的铁道旁。
在杀了张宗昌后，两位刺客并不逃走，而是坦然自首。
他们的身份一经揭露，舆论哗然：一个叫郑继成，他是郑金声的侄子，后被认为继子，一个叫陈凤山，当初是郑金山的卫士。
郑继成坦言，自己杀张贼就是“为民除害，为父报仇”。
而郑继成另一个身份，是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参议，当初他继父被杀，家产被抄，他只能寄居于天津租界，是韩复榘把他一家接回济南，给予安顿。
郑继成“为父报仇”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都在为他求情，认为他是“伸张正义”，而且认为张宗昌本身就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杀他不需偿命。
此事经冯玉祥等人背后多方运作，形成巨大舆论，最终郑继成在一个月后被宣布特赦，出狱以后成为了英雄。
而张宗昌当时死后，随后赶来的他的秘书长喊价到50大洋，居然无人肯抬他的尸体。而济南的棺材店也都不肯出售棺材让张宗昌入殓。张宗昌的手下好不容易买到一副棺木入殓，棺木暂时停放在济南的安徽乡祠，结果引起在济南的安徽同乡集体抗议，声称要烧掉张的棺木。
最终，还是张学良等奉军旧人运作，张宗昌的遗体被运回北平，葬于西山。而他偌大的家业也就此消散，两位数的姨太太领到些许分家遗产后，各奔东西。
一生混世，三年督鲁，张宗昌最后以这样一个结局，告别历史舞台。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土匪将军张宗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1日）
2、《杀死国贼为父报仇》（郑继成，《土匪将军张宗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1日）
3、《张宗昌及其白俄雇佣军》（陆安，《文史天地》，2021年01期）
4、《张宗昌之末路与死亡》（郭绪印，《同舟共进》，2016年10期）
5、《张宗昌案——民国刺杀案系列之十》（巍子，《人民公安》，2015年11期）
6、《张宗昌：命断济南始末》（陆安，《春秋》，2022年01期）
7、《张宗昌与山东教育文化事业》（张爱红，《兰台世界》，2006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