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及其家人笔下的逃难广州湾之路

当时的情势是明白的。我留在九龙，是百分之百的死，反之，闯这一关向前去，生与死都是百分之五十。但是冰如和儿子们呢？前几天，我留下一点钱在九龙塘的黄老先生那里，托他照顾我的家属。冰如只是催我走，他们还是继续努力，用种种方法，图谋脱险回国。

胡叙五先生来领路。我们一到广场，天色已亮，群众纷纷结集。我们一行是三十六人，蒋伯诚先生领队，杨克天先生是我们的总干事。伯诚穿着淡蓝色的绸袄裤，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惠阳难民。而我呢？同行的朋友们看见我來参加，无不提心吊胆，加倍恐慌。我是一个被日伪搜査的人，随时可使同行者受到严重的威胁。

我们夹在人群里走。当时所有的车辆都被日军集中了。一些难民最多只能将溜冰鞋两双当做四个车轮，上面加一木板，作为搬运行李之用。我们一行连这种临时车子也都没有。我们步行到大埔，赶上渔船。黄昏的时候开船，连夜赶往沙鱼涌。

次日清晨，船行在海湾的中间。我在舱中，听见枪声。我那两条腿实在不能再用了，站也站不起来。同行者说：“海盗来了”。我勉强将两手撑着，伸头出舱，果然是海盗，而且是蒙面的海盗。

我们一行的带路人黄先生，和海盗答话，大家是自己人。于是每人出钱五元，送给他们作为见面礼。这惊险的一幕是过去了。

这位先生就是游弥坚。他替我受了苦。

我们一行向惠阳进行。我们得到消息，惠阳又被日军占领。我们在路上逗 留和迂回了好几天，才由横沥上船。循西江到龙口。我从龙口乘省政府的小汽车到韶关，已经是阴历的除夕。郑彦棻先生是省政府秘书长，他接我到李主席的公馆吃年夜饭。

广东的北部，天气比香港冷多了。我们的小汽车绕登山岭，沿路的桃花与梅花同时开放，每一朵花结成一朵大冰花。那风景是平生少见的美，但是那天气是十分冷。我一到韶关，寄居省政府招待所。晚饭后，用两床棉被一压，才解了冻，睡得熟。从第二天起，韶关各界人士，识与不识，或亲到，或推代表，纷纷来问好。他们说：“听说你剥了皮，原来你没有死。”他们看见我满脸晦气，个个吃惊。殊不知那是我用椰子油化装存留下來的痕迹。我的晦气早己脱在沙鱼涌，未曾带到韶关来。

白银丸是港九的海南人包下来，得到日军的许可，由九龙运送难民到广州湾。内子冰如携泰来、福来、恒生、晋生、范生与龙生，随同彤阶，排队上船。他们在码头上，遭逢日本宪兵鞭打，受到太阳的晒，上船之后，两天两夜，没有吃喝，也不能移动，不敢说话。那时龙生患病，带了一瓶药水，这个不满一岁的孩子单凭这点药水，渡过这长时间。

船到了广州湾，法国捕房不许旅客上岸，迫令他们原船回港。随船的日本兵不许回港。那潮州难民群，一派哭声和抗议，同时推代表与宪兵交涉。到了黄昏时候法国巡捕收班，那全体旅客才下划子上岸。但是他们所有的行李都被一个划子抢走了。他们结集在岸上，一面赶回那只划子，将行李集中，大家围绕，到第二天清早，才一件一件的清还原主，丝毫不差。

冰如带着孩子，住在一家旅店。她一面打电报到重庆给杜先生，—面抱龙生找医生治病，笫二天范先生接到杜先生电报，寻到旅舍，送来川资，并筹划由广州湾到湾桂林的方法。

他们一行离开广州湾，中途遇见盗匪。范先生带了当地的几位保安队员，与他们打了交代，总算是未曾被劫。

我从桂林，随同熊天翼将军乘飞机到重庆。我从机场上坡到海关检查处，翻开姓李请检查人员看。他们不约而同的，集合到我面前欢呼着“你还没有死！”

家属在桂林住了七个月，都是由林啸谷先生照料。他们从桂林搭长途汽车，到金城江，那里不知道有多少旅客等候车子。他们找到了白先生，也是杜月笙先生的指示，才得到车位，到重庆来。我们在南岸陶子钦先生的印刷厂借住，那是我家第三次团聚。

——节选自陶希圣：《重抵国门》，叶德伟等编著：《香港沦陷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2年，第334-338页。

后来大家抢粮，九龙仓库打开了，邻居抢来一箱沙丁鱼，恒生拿一把米去换了沙丁鱼—盒，我们每天只吃一餐。一个孩子分一碗稀饭、一条沙丁鱼，不许多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水煮稀饭，大家抢水，我们也去抢着，有一脸盆水，我们也要过一天。希圣为孩子们讲《西游记》，好叫他们不要闹。忽一日，香港的英兵炮打九龙，有一炮打跨我们暂住的楼房后面，震破我们房间的窗上玻璃，大批碎片碴子，如雨一般，下到范生头上。我赶快把他抱过来，幸未受伤，这时脚底下都是碎片，脚踏上就不得了，所以抢救抱他过来，得免于难。我们这一群难民跑出山林道，转人弥敦道，又到哪里去，只得在人家门洞里，坐在地上。那住户打开门，看到我们是难民，立刻赶走我们，不得已只好走。进了上海街，那左臂挂太阳标志的流氓，用绳子阻拦去路，只好走一段等一段，走不动就坐在地上，左右地上都有死人，蝇虫乱飞，我们也顾不得。下午五点钟走到亚皆老街桥洞，又被日兵挡住。路旁有一小楼房，听说是开卡车住的，他被日军拉去了，楼下的住户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暂住。我们这一夜就在木屋休息，臭虫很多，都睡不安稳，范生小孩，跑路太多，实在太疲倦，倒头就睡，他的胸口集合—大群，他不醒，我捉了几十几百。

次日一早天未亮之前，我们走到桥洞，还是不能过去。我们走过菜园，想找徐寄廎与黄溯初，他们在上九龙塘的住宅。两老招待我们全家，吃一餐饭，希圣留在他们邻居陈家的汽车间楼上，暂时躲避，我带孩子们再走，仍想回自己住宅，尤其是要看泰来，是否安全或是已经遭了危险。我母子流浪街头，走一程，歇一下，到了夜里，便在路旁坐下，恒生晋生互相依靠，范生龙生倒在我身上，他们都睡了，只有我一人想尽了办法。天初亮起来就走，到了铁路桥洞，眼看着日军换班，我们便过去了，回到自己住宅。我见了泰来，忍不住两泪直流，我问泰来，你没有危险是万幸，他说日本兵在我厨房烧柴煮饭，我帮他们的忙，他们吃完饭都走了。人家汽车楼也不能久住，希圣也赶回来了。第二天，希圣自己去旺角，找余启恩，余家回新界去了。余启恩是国际通讯社职员，他们都回新界，只好留一纸条。余从新界来看见纸条，就来找我们，介绍我们搬到他舅父家，黄医生诊所楼上暂住，大门都有铁栅，非常严密。我们一家人挤在二楼房间里，龙生的周岁就在这小房里度过，他爬在窗子里向外看，下面是一条街，一个垃圾箱。一具死尸倒在地上，黑头苍蝇堆满，臭气往上来。后来龙生患病，吃黃医生的药，直到我们走上白银丸，龙生无吃无喝，拿药来润喉咙，到了广州湾我们沦陷日军的魔掌之下四十八天，哪一天不走几十里路，—直到于今我恨日本人恨入骨髓。

龙生病好了，我们立刻动身，向内地走，我们叫了四顶轿子，我与龙生一起，泰来与晋生一起，福来与恒生一起，林一新与范生一起。在路上福来把恒生推下轿来，恒生跟着轿走了几十里路，腰痛脚痛，到了柳州找医生看病。林一新带的是范生，我给他毛毡一条，叫他二人包起来，免得受冻，不料他自己包得紧紧的，把范生放在外面，到夜间要落店，我去抱他完全是一个死孩子，我痛哭失声，拿一把稻草来，我一面慢慢烘，一面我止不住哭，烘了二点钟，才把他烘过来。这都是我的苦难，一言难尽。随后再走公路，小饭店随地都有，难民一拥而上，抢饭抢菜。每次高先生抢到饭菜叫泰来恒生快吃，他们客气，林一新取得便吃，我们一家人八口，不好意思叫高先生再去抢多少次，只好不要了。到了晚上，林一新不去找高先生想办法，却进我房，倒下就卧，我实无法，只好带着儿子们在地上打地铺，两小儿在我身上，用我的衣服包住他，天气很冷，又怕小孩生病，真是不得了。次日我找高先生，安排他的床位，高说难民都住满了，只好他让床给林—新，他自己在椅子上睡觉。

——节选自万冰如：《逃难与思归》，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355—362页。

重庆方面由杜月笙先生派干员范瑞甫先生来和我们接洽，要护送我们到桂林。他说自己尽量不出面，一切仍由高彤阶办理，如遇问题，他自会解决，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就准备上路。不久，范先生跟国府驻在单位取得联络，很快就办好了众人进入华界的通行证，他为我们详细说明去广西准备走的路线。

2月9曰，高彤阶雇了几乘轿子，向郁林出发。母亲抱龙骧坐—乘，福来二哥（15岁）和我共一乘，范生搭林—新的，晋生搭高彤阶的轿子。范先生、大哥与阿昌、阿坤4人跟随挑夫步行。那种走旱路的轿子，做得很窄，挤不下两个人。走未多久，我下轿来跟大哥他们一起步行。第一天成绩不错，走了80里，到一个村庄过夜。

沿途的公路桥梁都已炸毁。河上搭的便桥，几乎是独木桥。轿子到桥头时，人必须下轿步行过桥。每当此时，大哥便抱着龙生走过去。福来哥走过第一座桥后，再也不肯下轿，轿夫们只得3个人帮忙，抬他过去。沿途住宿乡下的小店。

14日，上午抵达郁林。住进郁林旅馆，因为恰好是阴历年三十，里面并无其他旅客。那旅舍房大窗多，冷气逼人。各店家停业休息，街市冷静，高彤阶立刻出动，去找菜场买菜。他说菜市下午就收了，必须赶快。买些菜回来交给旅舍的厨房，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凄惨的旧历年。年节时长途汽车不开，我们只得在郁林住了两天。

16日，从郁林乘长途木炭汽车前往柳州，是日行至贵县，次日夜间宿大塘。车行两天，范先生一路吹着门哨，自得其乐，十分轻松。

18日，中午车抵柳州，军警检查行李，盘问旅客。有一个警察，怀疑林一新背后的驼子，伸手进去一摸，林先生的脸涨得通红。范先生任务完成，告辞而去。当晚我们乘火车往桂林。

潇洒英俊的范瑞甫先生，年甫30出头，他只身翩然来到广州湾，一路护送我们大小10余口带着破旧行李箱笼返回内地，全程10日，徒步600华里再行车300华里，沿途沉默寡言、任劳任怨。我们每到一站，他即暗中与地方军警及帮会中人联络，安排众人食宿和第二天的行程。若是进入深山峭岭，他更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前后奔走照看，俨若悟空再世。如今我们安全抵达柳州，他的任务完成，却一刻也不久留，飘然而去。如此刚毅沉着，来去无踪的男儿，岂大侠乎？真行者也！

其实，帮助我们脱离险境的人不止范瑞甫一位。泰来大哥常说：“在大动乱的时代，常有侠义人士出现。从北平护送我家出险的李实先生、营救我们离开上海的万墨林先生、亲自陪同父亲出九龙的胡叙五先生、带领母亲和孩子们从九龙走回重庆的高彤阶先生，还有在广州湾接应我们一群的范瑞甫先生，他们不为什么而冒险犯难帮助我们的侠义精神，是我们永志不忘的。”

19日，到达桂林，住环湖旅社。母亲在漓江木桥旁的贴报栏看到父亲脱险的消息，知他已于14日抵韶关。真是喜出望外。她在《逃难与思归》中写道：

[3] 广州湾并无“琼崖会馆”，但西营有琼崖疗养所“过去由南洋琼侨汇款接济，赠医施药，近由地方琼侨捐助”。详见韦健：《大广州湾》，东南出版社，1942年，第17页。

[4] 陶泰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