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吴景平

研究抗日战争和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必然涉及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近年来问世的诸多论著，均涉及到这个问题。①笔者在查阅多种民国名人日记②，并比照其他重要文献，认为七七事变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蒋介石在内地国民党高层人士，在对日和战问题上的具体态度不尽相同，情况颇为复杂。本文述及的具体时间是抗战爆发后头半年里，即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月；作为评判国民党对日态度的直接背景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演讲和声明，国民党首次正式通过抗战决策，战时体制的初步确立，淞沪抗战，上海撤军和南京沦陷，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德国调停中日战事。在此期间，国民党政权作为整体是在反复的过程中走向抗战和实施抗战的，随着蒋介石成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他的和战态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定音作用。

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从对立走向和解与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趋于强硬，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已经不再轻言退让。到了卢沟桥事变前夕，蒋介石已经认识到“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伊始，当时华北的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7月8日接到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曾有如下判断：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④当天，蒋介石即决定动员中央直属部队六师北上赴援，9日至12日该六师中央军停驻于河南边境，向日方示以“不避战事”之决心，甚至已经“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进行交涉，试图把华北的军事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加以解决，“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⑤7月12日，在牯岭举行的行政院会议上，因得悉日军已经大动员，且冯玉祥等人进言，蒋介石“决然命令中央停驻河南边境之动员部队(孙连仲所统率)迅即开赴保定，盖已不复顾虑所谓‘何梅协定’之任何束缚矣”。⑥当时连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机关的文员，也意识到决定调中央军北上的含义：“庐山方面蒋先生以下对此已抱有决心，不再使主权受丝毫之损失，决派兵北上以为援助。”⑦

不过，当时决定中央军北调且进入河北省境内，更多的是让各方面认识到南京政府不会在军事上作出让步的决心，尤其是希望能够阻遏日军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适值国民党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诸多高层官员和上层知识精英对中日间新的军事冲突十分关注。如陈布雷7月11日的日记记载：“十一时到官邸，闻北事消息极恶劣，与辞修等谈极愤慨。”次日的日记：“日方企图扩大之消息续续传来，令人忧愤不止。”7月13日的日记：“日军侵略益露骨，季鸾来谈，深以发动全面战为不可免。”⑧当时刚上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周佛海在日记中也写到：“闻北方当局对日有屈服消息，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⑨可见，当时普遍认为这一次中日战事势将扩大。另一方面，中日在军事行动之外的较量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并且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7月11日，在南京的日本使馆参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威胁意味十足的声明：中国中央当局如动员部队，“日方必下最大决心”。与此相应，7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从蒋介石电话中得知中央军已开入河北后，“甚慌张”。不过，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愿意接受西方国家出面调停中日冲突。7月14日，王世杰曾要求中英庚款理事会理事杭立武以私人名义向英国驻华使馆表示，希望英国出面调停。7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南京向王宠惠提出调解的意见，并问中方是否愿意事态扩大。蒋介石得悉之后，即表示：中国绝对的只谋自卫，不愿扩大，并愿接受英方斡旋。⑩

然而，日方却步步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7月17日，日本驻华使馆某武官持一通告往递军政部长何应钦，意谓中国中央军队若违反1935年夏季的何梅协定，而遣送军队及空军入河北时，日方将采取断然处置，其责应由中国负之。同日，日本使馆代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一)中国停止挑战之言动；(二)不妨碍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解决办法之实行。”(11)当时行政院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如何答复日方之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倾向对日方迁让，并派高宗武赴牯岭向蒋介石报告。(12)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就是在此背景下作出的。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央认定卢沟桥事件，为中日交涉的最后问题，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他表示中国“并不是求战，而是应战”；提出了对日交涉的三点“最低限度”：一、“决不能再订第二个塘沽协定”；二、“绝对不能容许”“在北平造成第二个伪组织，使华北脱离中央”；三、“日本不能要求撤换”华北地方官吏。此后，为了因应时局发展，7月19日蒋介石向外界公开发表了对待卢沟桥事变的声明，明确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石最后明确指出：“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3)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其立场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惜抗战和牺牲。

对于庐山谈话会的演讲和7月19日所发表声明的决定始末，参酌蒋介石日记与陈布雷日记的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蒋本人当时对待和战问题和如何宣示立场的思考。如蒋介石在7月16日的日记中，便谈到是否要发表对日宣言：“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致力乎？其次，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悉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如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虽发并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但同日的日记也写到：“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14)同一天陈布雷的日记记载：“四时往官邸谒委员长，承商要事，命将讲稿(十八日用)即拟概略送核。归寓后检视参考书籍，七时卅分又电招往谈，交拟告民众书，口授大意，由夫人共记之。”(15)可以认为，当时蒋介石已经考虑既在庐山发表演讲，又要准备一份告民众书。在7月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对于谈话会只有简单的一句：“本日谈话会，发表讲演决心。”但蒋已经在考虑对卢沟桥事件公开发表立场的方式：“发表为芦案告国民书或为谈话式”；甚至已经考虑到发表后的后果：“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16)

而据陈布雷所记，17日“委员长对告民众书仍欲赶今晚草就，命(程)沧波代拟”；当晚“七时沧波携稿来斟酌，佛海亦来谈，八时送呈委员长来核定。九时话召去，令再就原稿增损之”。(17)18日，蒋介石“属布雷改正宣言方式”。(18)据同日陈布雷所记，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岳军)、熊式辉(天翼)等“一起斟酌告民众书之内容”，“七时委员长命再补充修改”。当日张群主张“缓发”该告民众书，但“委员长不谓然，最后允迟一日发表”。(19)中国最高当局如果对卢沟桥事变公开表示强硬态度，会招致日方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时国民党高层之中持有这一担忧的不止张群一人。而7月18、19日庐山方面得到的是日方进一步威逼的消息，如陈布雷记：“南京来长途电话，消息极恶劣”；“午后四时再往官邸，听取南京长途电话，知喜多见何部长所谈极无礼。高宗武司长亦来报告。七时决定将讲演稿发表。”(20)对此，蒋介石本人的记载是：“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此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21)根据上述蒋介石日记、陈布雷日记，可以概述为：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在庐山谈话会演讲稿基础上，程沧波、陈布雷重新起草公开发布稿的文本，周佛海发表过意见，蒋、汪与张群、熊式辉正式讨论过，然后由陈布雷根据蒋的意见完稿。同时，根据中日关系演变实况，蒋介石力排异议，以演讲稿的名义公布对日问题的立场。这也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当局首次公开明确表示的强硬立场。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做演讲和随即公开对卢沟桥事件的声明，的确极大振奋了包括国民党政权中有识之士在内的全国的爱国民意，但还不足以统一体制内的思想主张。日方在华北扩大军事冲突，调集重兵强占平津，这对中国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战乎？和乎？当时，部分高官以及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的若干知识精英，对于中日一旦发生大战后的结局颇为担忧。除了上面提及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多次谈“战”色变之外，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如提出不妨把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南调保定(22)；实业部长吴鼎昌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他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23)政治与知识精英的畏战求和观点有着社会的基础。如上海的英国商会与新闻界领袖曾讬话给王世杰：如英国政府正式调停，以承认伪满以平津不驻兵为解决条件，中央政府愿商量否？对此，王世杰认为：如英、法等国不能出任保证及制裁之责任，则中央政府断不能接受此款解决办法。而蒋介石对于胡适所提和议意见，认为军心摇动极可悲，不可由彼(蒋)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但蒋同意王宠惠以外长资格仍与日本外交官周旋。(24)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调中央军北上的措施，目的是想以此来提醒日方，中方已有充分的战备措施，企盼达到不战、免战而维持现状。随着日本在军事与外交双重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中的畏战悲观情绪、寄望外来调停的幻想一度颇为严重。蒋介石本人虽然也有过类似的免战企盼，不反对外来的调停，但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和19日的声明中，蒋介石十分明确地宣示了领土主权不能退让、不求战而准备应战的立场。这是国民党走向抗日的重要步骤，但是还不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从整体上作出应战的决策，必须通过当时中央决策体制的实际运作，才能克服高层与知识精英的惧战希和的主张，真正迈出抗战的步伐。

二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原则立场之后，华北地方当局曾向南京报告与日军达成的协商结果。对此，南京方面在不松懈战备的同时，一度认为局势有缓解的可能，“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25)然而，数日内华北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大举调兵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蒋介石意识到作出抗战决策的时机业已迫近，业已准备承担起领导抗战的最高责任，并考虑了由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的时机。(26)7月底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国民党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如何做出军事抵抗即抗战的决策的呢？

8月初，国民党中央“为应付非常时期工作起见，经决定由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组织联合办公厅，所有对于下级党部之指导与内部工作之规划，随时会商办理”。(27)这意味着抗战的决策呼之欲出。

根据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抗战的决策是在1937年8月7日作出的：“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28)

同一天，王世杰日记有较具体的记载：“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军事各部会长官及由外省应召来京之将领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健、刘湘等均参加。中央常务委员及行政院各部部长于晚间该会开‘大计讨论’会议时亦出席。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涉。”王世杰还特别注意到：“蒋先生在会议时颇讥某学者(指胡适之)之主和。惟政府既决定仍不放弃外交周旋，则胡氏主张实际上并未被蔑视。参谋总长程潜在会议席上指摘胡适为汉奸，语殊可笑。”(29)

铁道部长张嘉璈在当天的日记里，则记下了更多的与会者的姓名，以及发言内容：上午八时在国府大礼堂开国防会议，出席者除蒋介石外，有汪精卫、张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吴鼎昌、俞飞鹏、钱昌照、俞大维、周至柔、钱大钧、陈绍宽等，以及白崇禧、何健、何成浚、黄绍竑、熊式辉、余汉谋、秦德纯、朱绍良、王宠惠、邹琳；当天“晚在励志社与中政会开联席会议，除上午到会会员外，加林主席、张继(监察院)、四院院长及叶楚伧、陈立夫、蒋内政部长、王教育部长等”。“先由主席令何部长报告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军委会徐厅长报告军事准备(甲、敌我之态势　乙、战斗系列　丙、集中情形)，次讨论大计”。张嘉璈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讲话记述最详：“此次战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胜则复兴，败则数十年或一百年不能恢复，希望大家去成见，平心发表意见，迨决定后则不问胜负，义无反顾。”“敌军力比我强，经济力未必一定比我强，外交孤立，德亦未必为日助。但俄国此时不遑与日作战，英安定欧洲之不遑，无力顾及东方，美则向来取独立行动，故我方亦无实在援助。有一二学者说如能保持数十年和平，即以承认放弃满洲亦所不惜。果如是何尝不可，但恐不可得。且以为今日中日之战，非以国与国战相论，乃以革命政府与某一国之战，自问革命政府无与中国可敌者。”张嘉璈日记中还有汪精卫等数人的发言要点，如汪精卫：“先述九一八后日日所希望之全国一致之会议，今始得实现，亦可稍慰。敌人虽无止境，仍视我之抵抗力为转移，准备虽为敌人所不许，然战争仍可进行准备，且更加强。”

张继：“应断绝国交，明白表示态度。”林森：“从前说抵抗，此须进一步说应战，来则应之，应否宣战或断绝国交，视对方情形而定。”阎锡山：“我们须有战之决心为后盾，但备战时须有最大之努力，一面估计本身力量。中央与地方力量须打成一片。至友邦关系亦不能不顾及。”刘湘：“条件至不能承受唯有战，力虽不能相敌，然精神作用亦是要素。须使战事延长以待变化，更须运用战略。”程潜：“对敌须运用，彼速则此缓，彼退则此进。”张嘉璈还记载了会议表决蒋介石提议的情况：“蒋先生结论：战争是最后的决心，我方方针照原定方针进行，进退迟速之间由中央作主，何时战亦由中央决定，各省与中央取一致进行，无异言异心。”“全体起立赞成前项决议，十一时半散会。”(30)根据所记，蒋介石的主战态度很明确，且能够引领其他与会者的表态，较顺利地通过了抗战决策。这也是目前笔者所见名人日记中，记述该次抗战决策会议情况最为详尽的。

第二天即8月8日的中午，蒋介石在励志社邀宴各中央委员，席间发表演讲指出：“今当中日行开始作战之际，特与各位聚会一谈，目前和平既成绝望，战争即将爆发，此项战争系全面的战争，非如以前数年之局部的，所以关系我们国家前途是非常重大，我们必须小心应付，牺牲卫国，以临此大难。有人以日人准备已久，力强势大，我国颇难取胜，但此非真理。要知一个国家之对外战争，首须注重国家是否上下一心，全国一致，其力甚强，对外必能取胜，否则实力虽大，亦将失败。”(31)

随着抗战决策的通过，国民党当局在战时体制的构建上有了较大的进展。

在蒋介石日记中，多处提到关于设置“大本营”及其组织机构的考虑。就在8月7日当天的日记中，在“下周预定表”中，有“大本营与行营之组织”；8月9日的日记进一步注明：“大本营加国民经济部与训练部”；8月10日的日记：“大本营组织”。显然，在推进抗战军事部署的同时，决策体制必须相应的由平时向战时的转变。

据王世杰日记，国民党中政会于8月11日开会，“决定于战时置大元帅，代表国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并另置“国防最高会议，以中央常委、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中央党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暨行政院秘书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为委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在此最高会议下设国防参议会，以容纳党外分子。(从前曾反对政府之人民阵线分子与共产党人预定将以参议会容纳之。)至于政府原有五院机构，拟于战时亦暂不更变”。(32)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开秘密会议，决定自本日起认为全国已入战时状态；并以林主席之提议，推定蒋院长为大元帅，凡此均不公布”。(33)按8月12日的中常会除了通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关于推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提议之外，还正式通过了中政会关于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议，原由五届三中全会议决设立之国防委员会，请中央委员会撤销。(34)

中政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共11条，其中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指定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其委员由五个方面的官员担任：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各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三、行政院秘书长，内政、外交、财政、交通、铁道、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得在上述委员中指定9人为常务委员。这些成员，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为：“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事项之决定。”另外，还授予蒋介石紧急命令权：“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还设置国防参议会，由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35)国防最高会议“主要沿袭国防委员会，是抗战之初结合党政军权的全国国防最高统一指挥机构”。(36)国防最高会议有权统辖军事、外交、财政、经济、交通、实业各方面的事务，并且明确由蒋介石执掌最高、最终的决策权。这一机关的设立，表明在蒋介石的力促之下，国民党的最高决策体制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

国防最高会议在中政会批准设置的当天开始运作。8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了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并授权以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组建抗战大本营。以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未尝再开会，而以国防最高会议为实际上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起初国防最高会议每周集会一次，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即8月14日上午，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霞谷寺抗敌及革命阵亡将士墓堂前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报告了战事情形，会议作出如下决定：1.政府暂不迁移；2.暂不取宣战式断绝国交方式；3.仍向英法俄接洽，诉诸国联。(37)国防最高会议甚少举行全体会议，但每周举行常务会议一次或数次。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通常由汪精卫召集，其决议大都于事后送蒋介石核行，“盖蒋先生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授权于战时主持一切党政之人也”。(38)

正当南京国民政府抓紧部署全面抗战之际，日军于8月13日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了攻击。蒋介石于当天深夜向淞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下达发动总攻击的命令，毅然进入全面抗战。当时蒋介石认为，这场战争持续一年便可结束。(39)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一不宣战，只说自卫；二不迁移政府。”(40)为了承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谋求战略与战术之密切配合，国民政府于8月20日正式设立大本营，以作为对日作战之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以大元帅的身份于当天连续发出多项训令，颁布战争指导、作战指导计划等方案，开始指导全国的抗战。《国军战争指导方案》是一个总体指导纲要，其第一条首先明确了大元帅的职权：“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之领土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41)同时拟定了大本营组织系统表：大本营设参谋总长、副参谋长各一员。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辅助大元帅策划全局；副参谋总长襄助参谋总长指挥幕僚，达成全任务。大本营内设立总机要室及第一至第六部，分别执掌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等六方面事务，另外还有后方勤务部、管理部及军法执行总监部等机构。(42)

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公布大本营组织条例，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决议当常务委员会不能按期举行会议时，应提会之案件，由常务委员三人先行执行，报告常会追认。中央政治委员会应提会各案，先由政治委员会主席批行，再报告政治委员会追认。(43)起初，还曾考虑在大本营之下设六个部(分司作战、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国民指导)。(44)据蒋介石日记，在8月下旬已经进一步讨论了大本营组织要领及其发布、和地点，“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行政院则在衡阳”。(45)

但是很快国民党决策者意识到，在军事委员会之外另设实体性的战时军事最高指挥机构并无其必要，最可行的便是“以军委会代大本营”。(46)于是，在9月1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在报告中提出，此前对大本营的组织过重形式，且现时仍以在表面上避免战争之名为宜，因之决定暂时搁置把大本营实体化，而是把军事委员会适当改组，将拟设置各部置于军事委员会之内。(47)旋即明确军事委员会设八部及负责人：黄绍竑(作战)、朱绍良(管理)、俞飞鹏(后方勤务)、熊式辉(政略)、吴鼎昌(经济)、陈公博(宣传)、陈立夫(国民指导)、翁文灏(国防工业)，以及张群(秘书长)。(48)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军事委员会发挥了国民党战时最高军事统帅机构的作用。

三

如前所述，当平津失陷、京沪面临日军入侵之际，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高层曾一致通过了抗战决策，战时决策体制初步形成。然而，随着战局严酷性的展现，早日谋和的主张开始抬头。如8月下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胡适等“低调”论者商议起草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托汪精卫转交蒋介石，但被蒋介石拒绝。(49)在“低调”论者看来，“蒋先生于公开场所表示，自不能不强硬也”。“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50)而在蒋介石看来，“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51)可见，在淞沪会战期间，“和乎”、“战乎”的抉择，在高层依然未得解决。经过9、10两月的激战，至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撤出上海；一个月后，首都南京失守。在中国正面战场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和德国出面调处中日关系，使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面临着和与战的重大考验。

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是1937年10月6日国联作出的决议。除了日本之外，当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由于日本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未能实际起到调处作用。而来自德国的调处，则从10月底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中旬。

布鲁塞尔会议是美、英、法等西方国主导下进行的，因而一开始国民政府颇为重视。

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前，王世杰便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无论日本政府参加与否，其初步动作，必为试行调解；其调解之初步方案，当为无条件或附条件之停战。”他认为，为了避免因“无条件之停战”而使华北成为被日本军事占领状态，“故我应由驻英、法、美大使预与英、法、美接洽，促其将停战与撤兵同时提出”。“至撤兵地点，事实上虽决不可能做到按照国联干预其他战争之先例，责令各自撤至本国境内，但不妨暂以七月七日以前甚或沪战发生前之两国军队原驻地为初步撤退地点”。(52)而蒋介石也是把日本撤兵作为停战的前提，如蒋介石在当年的“双十节”曾发表宣言，“谓在敌军未撤退之前，永远不可中止抗战”。(53)待到10月下旬淞沪战役中方居于下风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战与和有较多的记载。一方面，在“战”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抗倭必须到底，不背初衷，则虽败亦成”(54)；“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召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他甚至写到：“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

从这些话里，可以认为蒋介石是有着继续抗战的决心。另一方面，在“和”的问题上，当时蒋介石的态度为“国际调解则可，直接交涉则不可”；而且他一度对国际调解较乐观：“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55)“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56)与此相应，在11月5日晚上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做了如下结论：“外交问题，对于九国公约会议，虽不敢谓有效果，然不能由我破坏，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与日本直接妥协，非各国出面调解不可也。政府所取态度，一、决不直接妥协，二、不可强硬矫慢，三、不可由我破裂。对于此会议之希望，在更激起世界之同情与愤慨，并使英美俄卷入战涡。”(57)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会议本身以及相关大国在调解中日战事的前景，仍抱有一定的期待。

到1937年11月上旬，因战事失利，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原先在淞沪地区以重兵阻遏日军的部署，不得不做重大调整，正面战场战局已呈长期化，战线将不得不向内地纵深转移。1937年11月10日，中常会决议通过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第26次会议决议，嗣后凡属中央党政各机关适应战时之各种特别设施，令行各省市地方党政机关办理者，概行先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施行。(58)这是决策体制走向战时化的重要一步。另外，如果中国坚持抗战，迁都问题已迫在眉睫。蒋介石日记中便数次记载关于迁都问题，如：“与林主席商迁都问题”(59)；“决定迁都日期”、“决心迁都于重庆”(60)；

蒋介石把迁都的理由归纳了两点：“甲、为长期抵抗之计；乙、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对城下之盟之妄念。”(61)当时，虽然在和战问题上国民党高层已有“低调”论者(62)，但对迁都问题很快达成共识。11月15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议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地点。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主张迁移政府于重庆。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的几项决议，包括：1.通过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2.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3.国防最高会议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4.预定迁移地点为重庆。(63)这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之意。但当时国民政府各部会实际上多设办事处于武汉及长沙、衡山等处。

就在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的同时，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已经明朗化，由于日本两度拒绝与会，通过九国公约的框架已经无法调解中日军事冲突。与此相应，国民政府内部也没有就是否接受会议的调解产生分歧和争执。蒋介石虽然关注这次会议的进展状况，但所抱期望也渐趋实际。如11月19日，他在日记中便写到：“九国公约会议形势不佳。”三天后，他的日记中有：“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恐无结果。”11月23日，蒋认识到：“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64)这样，蒋介石对此次会议的关注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德国政府主要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与驻日大使狄克逊，对中日军事冲突进行的调处，却从10月底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中旬，期间发生了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国民政府西迁、南京被日军攻占并发生震惊中外的大屠杀等重大事件。从实际情况来看，德方确实数度向中方转达了日方的“和议”条件，并且表达了促成和议的意见；中方高层确实就是否接受日方的条件和德方的意见，产生过较大的分歧。

11月15日，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告知了日本的议和条件：内蒙古实现自治；华北与“满洲国”之间建立非军事区，由中方维持秩序；在上海建立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来管制；停止反日政策；共同防共；减低日货关税。陶德曼还表示，希望中国不应失去议和的机会。对此蒋介石予以拒绝，并且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蒋还希望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条件，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这个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注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65)这实际上是明确拒绝了日方的“议和”条件。

然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间观点并不一致。如在11月15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会上，“居正力主向日方求和，并谓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但蒋介石实际上并未曾因战事挫折倾向于直接讲和，故其议论亦无人理会”。(66)但是，会议上“无人理会”求和之论，不等于其他高层人士都赞成蒋介石的立场。如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持悲观、失败观点以及主张接受陶德曼调停的，自汪精卫以下，不乏其人。例如：“(陶)希圣谒汪回，谈德大使陶德曼正式提出调解方案，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德使且谓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其言甚诚恳。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67)又如：“(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并留其暂勿赴汉。”(68)“天翼来午饭，与谈大局如照此下去，必致崩溃，并谓须立即下台”。(69)只是对于为数不少的求和论者，蒋介石并不认同：“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议和也。”(70)“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实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是之曷为何所据也。”(71)

和还是战，是否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政府内部不同意见也逐步公开化了，如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近甚倾向和议”。也有不同意的，如王世杰便向孔指出：“此事须特别慎重，而共同防共之款尤为危险。”(72)12月2日，蒋在南京会见陶德曼之前曾召集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将领会商，在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由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后，白崇禧、顾祝同表示异议：“健生所惧者，恐从此在国际间陷于孤立，使日对俄得有力布置后，仍来迫我，将如何？墨三亦同此意见。”徐永昌则主张：“先接受其调停，徐议条件。”稍晚徐永昌单独向蒋介石进一步说明接受德国调停的理由：“在此根本不需要打仗既(即)能在不亡国的条件下，有第三国调停(非直接交涉矣)在能忍受范围内当毅然接受之，且我今日与人和解，乃求生之和解，非有野心之和解，各国对我安得再事苛求也(因健生恐苏俄不谅解云云)。”(73)而在12月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徐谟介绍了蒋介石听取几位将领意见及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最新的条件之后，出席国防最高会议的“居正力主和，‘不惜为城下之盟’。何主政府机关往重庆。”(74)而在12月10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汪注意共产党高调言：国民党不联俄，故不能抗日。孔言，蒋并不消极。立夫言，意见不同不足为异，但蒋决定者，应一致办理。邵言，不便宣言和俄，不妨力言抵抗。”(75)可见，在是否接受德国调停问题上，当时军政高层意见不同，莫衷一是。但是，在国民党和战立场抉择上，蒋介石的态度依然是最具决定性的作用的。

那么，蒋介石本人持何态度呢？蒋本人当日日记仅有如下相关记载：“下午约德大使讨论媾和问题，约重要将领会报。”(76)而据王世杰记载：“陶德曼大使在京晤委员长。蒋于延见前，曾召集在京将领会商。会商时白崇禧对共同防共一款，认为最不可接受。蒋告德使，大意以为如须磋商和议，须先停战，否则一切条件均不必谈。”(77)而蒋介石在尔后几天的日记中，都谈到了关于和战抉择的思考，如：“对倭抗战到底之利害，全视国际形势而定”(78)；“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再造时代之计划”(79)；“倭寇对德国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以我不能屈服，彼已决绝乎？”(80)“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81)；“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82)蒋介石还预见到“南京万一被陷”和“即使全国被占领”的局面，但他的结论是“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83)

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国民党高层一时悲观情绪弥漫，议和之论甚嚣尘上。对此，蒋介石感到压力甚大：“南京被陷以后，和战问题突出，如无宣言决心，则几不可支矣。”(84)“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战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85)可以说，面对各方面的压力，蒋更为明确地表示了拒和态度。据王世杰日记记载，12月17日，“蒋院长发表宣言，决继续抗战。今午蒋约谈话，谓应战之困难当以过去数月为最苦，今后当较减”。(86)12月19日：“今晨蒋院长在武昌省政府召集党政军人员作纪念周，其大意为：我当继续抗战，军队之补充与军械之供给，可有相当办法。盖欲息和议以定军心也。”(87)而南京失陷后，主张不可轻易言和者也大有人在：“罗志希来函谓，战事可失败，立场不可放弃。与予素日之见解同。”(88)“白崇禧自由桂北来已四月，从不发言，今日在国防最高会议席上慷慨陈词，力主抗战到底，不可再以和议二字萦绕脑中。居觉生及于右任则请蒋先生出任大元帅之名，蒋未同意。”(89)

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华态度更趋嚣张强硬，“似日方对于前所提和议条件尚欲增价也。此间倾向于和议者，近亦慎重不敢轻于主张，以主和即不免有逼蒋先生下野之嫌疑。汪精卫先生似亦有此感”。(90)据蒋介石日记记载，12月26日深夜蒋介石得悉由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最新议和四个原则：“一、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倭反满政策，须与倭满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与倭满成立经济合作；四、相当赔款。”“此外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也；乙、须由我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对中国而言，这些条件不啻为接受降书，国民党军政高层的态度如何，最终决策如何，实际上是生死攸关、不能回避。蒋本人在日记中的态度是：“余见此，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以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至纠纷矣。”(91)而在12月27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讨论敌人所提条件，多主议和”，形势颇为严峻。在王世杰看来，国民党的决策核心最终将拒绝接受日方的条件：“孔氏近日主和至力。日方此项新条件，今日已提交国防会议常务会议讨论。惟蒋先生近既一直表示持久抗战，日方条件又复日苛一日，此次德使之调停，势将再度失败。”(92)蒋介石则抓紧推动作出坚持抗战、拒绝陶德曼调停的决策，如：“与(张)岳军谈和战与存亡及个人生死，以(及)国家之利害问题。”又如：“本日汪孔张诸兄来会报，余以昨日国防会议情形与意见，由汪孔与余三人决定。余坦白告以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为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藉，我国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乃即决定不理敌之条件。”(93)而在此后几天的蒋介石日记中，不乏坚持抗战、反对言和的观点。如：“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94)；“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95)；“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96)正如王世杰当时所记：“其(蒋)抗战决心，似未为最近德方之调停所动摇。”(97)可以认为，蒋介石当时的坚定表态，使得国民党高层的“低调”与“言和”主张一度有所收敛，对国民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的决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使得日本的诱降、逼降企图难售其奸。

1937年12月底，国民政府进行了重要的改组，机构与人事变动较大。蒋介石本人辞去了行政院长，由孔祥熙继任，另由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这一任命，曾引起外界的疑虑：“此次行政院改组，以孔庸之为院长，并以张岳军为之副，外间颇疑政府倾向于妥协。”(98)但是，蒋介石依然公开其抗战主张：“闻蒋先生近日与阎锡山及其他政府中人商谈，仍主继续抗战，而以川、滇、黔为最后根据地。”(99)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有关的疑虑，国民政府高层人士对外表示了同样的立场。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要求：中国方面须于1月15日前作出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当天，中国外长王宠惠向陶德曼递交了正式答复：“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是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的研究，作出确切的决定。”陶德曼提出，中方的答复没有表示希望和解的意愿，会被日本认为是在搪塞。王宠惠答称：除非知道了日本的要求的详细内容，中国政府不能作出决定，也不能表示意见。(100)1月15日，孔祥熙在会晤陶德曼时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我们已经表示了诚恳的愿望，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出的‘基本条件’的性质和内容，因为我们愿意尽每一分努力来寻求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迹象。有了补充的说明，我们就更好表示我们对于日本所提出的条件的意见。”(101)1月16日，蒋介石明确指示外交当局“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102)这就使得德国方面当时无法继续在中日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

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接受日方的迫降条件，日本政府遂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中国。”(103)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政府公开对国民政府表示的最严厉的声明。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感到更多的压力：“倭政府昨日宣布不与国民政府作交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敌人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不尽如此，反而觉得有助于“安内”：“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104)于是，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驳斥日本对华政策，并且声明：“(一)中国政府虽始终极愿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不能接受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条件。(二)一切在日军占领区域内之傀儡组织，当然无效。”(105)这场由德国居间调停的中日之间的“议和”画上了句号。不仅如此，1月20日，日本调回其驻华大使川越茂，中国遂亦调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两国的殊死较量，已经显现出长期化的趋向。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中日军队从华北的局部冲突，迅速扩大为全面的战争，正面战场接连遭受重挫，战线不得不西移。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即便是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在战局失利时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是，在这一期间的几个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能以国家存亡、民族根本利益为取向，以维护国民政府的独立和尊严为底线，顺应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民意，克服了各种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力图实施，促成了战时决策体制的形成，表明和守住了抗战的基本立场，使得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也使得打着“调停”、“议和”旗号的迫降活动趋于失败。当然，随着1938年日本交叉使用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的手段，国民党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公开分道扬镳，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抗战力量在和战问题上遇到更为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