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降落在苏联远东地区海参崴的机场的8号机，该机被扣留，机组也被扣押一年
但是，提前起飞增加的航程和空袭中受到的损伤让许多飞机很可能到不了中国，爱德华·约克的8号机最先做出了选择，他的飞机上被打出一个破洞增大了飞行阻力，几个飞行员一商量干脆横穿日本飞往苏联，这里要比去浙江近得多，至于苏联人会不会把他们交给日本人，还没时间考虑。
图2. 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位于与伊朗边界极近的地方
8号机在19时35分跨越了日本海，成功抵达海参崴的一座机场并降落，他们的飞机也成为此次行动唯一没有坠毁的飞机。苏联人将五名机组成员扣押起来，几经辗转后来到靠近伊朗边界的阿什哈巴德。
在一名“好心”的苏联军官的介绍下，约克等五人找到一名偷渡的阿富汗蛇头，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越境来到伊朗。在英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帮助下，五人取道印度，并于1943年5月从那里乘机返回了美国。
图3. 被扣押在苏联的8号机，注意前景守卫的苏联士兵
8号机被留在了苏联，成为研究苏联新式轰炸机的参考品，并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另外15架轰炸机沿着日本海岸向西南方向飞去，有些飞机在途中仍遭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有些则顺便扫射了水上的日本渔船、巡逻艇，比如在下午16时，位于四国岛西南部足摺岬海域的渔船“第二十三木丸”就遭到美机的机枪扫射，死伤二人。
图4. 阳炎级驱逐舰，“黑潮”号是阳炎级三号舰，同级还有著名的“雪风”号
15时47分，佐伯航空队的两架九九舰爆也在高知县足摺岬的海上发现了美国轰炸机，井上文刀大尉下令追踪，但是舰爆那可悲的速度根本没可能追得上。半小时后，位于宫崎县都井岬海域的驱逐舰“黑潮”号发现了数架B-25，“黑潮”号发射了10发127毫米舰炮和31发25毫米机关炮弹，没有任何命中。
4月18日的黄昏时分，15架美机都已经摆脱了日本飞机的纠缠，不过燃油正在一点一滴地流失，在茫茫大海上何时才能抵达中国，成为75名成员心头共同的疑虑。
图5. 杜立特编队完成空袭后飞往浙江的航线，注意飞往苏联的8号机
1号机上，领航员亨利·波特首先看到了陆地，他大叫了起来：“快看！陆地！我们要到了！”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不过不幸的是，由于美方作战计划里没有考虑到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影响，哈尔西中将在送走杜立特编队后为保持无线电静默也没有发出警告，所以中国方面的机场仍然是按照4月19日来准备迎接美机的，今晚的衢州机场将不亮灯、不开放！
图6. 浙江省机场分布图，衢州和丽水的机场位于该省中西部
运气更糟的是当晚浙江全省的天气都不太好，山区有雾，部分地区甚至有雨。到了晚上近9点，杜利特的1号机仍然没有找到衢州机场，甚至地面上完全是一片黑暗，连一点灯光都没有，燃油已经耗尽，在这种情况下迫降等于是自杀，杜立特下令跳伞。
图7. 浙江省地形图，这里是杜立特空袭编队的降落目的地
1号机组飞行员按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惯例，从低职阶往高职阶依次跳离飞机。最后，杜立特中校打开飞机自动驾驶仪，关闭飞机油门后从安全口脱离飞机。半空中，他听到了飞机坠地的撞击声。
此时的1号机正好位于浙江与安徽交界的天目山脉，包括杜利特中校在内的五名机组成员全部安全降落在浙江临安县的天目山附近，没受什么大伤，1号机则坠毁在安徽宁国市。当晚，杜立特找不到他的机组，在某处地方躲了一晚。
图8. 据说是飞行员们随身携带的表明身份的护身符，但我感觉像是飞虎队的版本
4月19日凌晨，杜立特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名中国农民，他立即用蹩脚的汉语大声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中国农民一下子愣住了，最后还是把他带到了白滩溪青年营驻地，这里的青年营营长李守谦会点英语，沟通了解情况后，李守谦随即派人去寻找其他机组成员，很快副驾驶理查德·科尔也被带来与杜利特会合，随后由李守谦带着人护送到浙西行署所在地潘庄。
图9. 美国陆航技术大拿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奉命执行了空袭东京的危险任务
1号机领航员亨利·波特、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机枪手保罗·伦纳德降落在距离浙西行署仅15公里的青云桥地区。波特和布雷默被当地农民自卫队发现，一开始还被当作间谍捆绑起来，后来遇到懂英文的小学教员朱学山，这才解除了误会，然后再找到了伦纳德，三人一起在青云桥区区长李关安和朱学山陪同下前往浙西行署。
图10. 1号机组，从左到右依次是导航员波特、机长杜立特、投弹手布雷默、副驾驶科尔、机枪手伦纳德
19日下午，杜立特的1号机机组全体成员在浙西行署团聚，他们相互拥抱，庆祝自己安全地完成了这一趟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任务，并且毫发无伤地抵达了盟友的控制区。
时任浙西行署主任的贺扬灵之后写过一本书《杜立特降落天目记》，揭示了一些当时的背景和片段。
浙西行署当时下辖三个专区，共22县1市（杭州市），整个杭嘉湖地区都在浙西行署管辖范围内，贺扬灵是1939年调任浙西行署主任，到此时已有3年。浙西行署是一个敌我交织的战区，日军主要盘踞在杭州等大城市，中国军民退居山区和农村。
图11. 据说这是14号机组离开江西上饶广丰时留下的合影
位于浙西北的天目山海拔在500米以上，虽然不太高，但人烟稀少，4月份的天目山正是一个潮湿的季节，山里经常有雾。
4月18日当天，天气阴霾，5点一过，屋外已经是漆黑一片。
晚饭后，天气越来越坏，偶尔能听到一阵低沉的引擎声，后来，四周不断响起一种呼啸声，时远时近，贺扬灵确定是一种飞机上发来的声音，便打电话给附近的防空哨和部队，让他们提高警惕。
但在怪声盘旋约莫20分钟后，一声巨响传来，怪声消失了，屋外除了风雨交作的喧哗，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
图13. 1号机组在浙西行署的合影，前排依次为布雷默、伦纳德、科尔、杜立特和波特，右一为贺扬灵
这一夜，怪声成为许多浙西人家的最大的话题（可怜的杜立特中校和他的部下们大多数都只能只身一人在野外呆着）。
第二天（19日），有人打电话报告说在距离天目山30里外的青云桥附近发现了伞兵，乡民正在搜捕。后来又有一个电话说要送两个外国人到行署来。
早上7时30分，青云桥区的李关安区长陪着两个美国人上来了，其中一个短小精干的中年美国人一上来就握着贺扬灵的手，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自我介绍自己叫做杜立特，刚刚领导了这次轰炸东京的行动，旁边高大个头的是副驾驶科尔中尉。
图14. 时隔50年后，波特中尉与当年救助他的朱学山再次相聚拥抱
下午1时左右，李区长又护送波特中尉、布雷默、伦纳德等三人来到行署办公室，他们看到杜立特立即狂喜地冲过去，紧紧拥抱。杜立特张开双臂说：“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活着！”
22日，天目山各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约有2000多人参加了，杜立特等人进场时，全场狂欢的呼声和连绵不断的掌声，振耳欲聋！
图15. 1号机组除了杜立特本人外多来自第34轰炸机中队，胸标为一只雷鸟
当时驻衢州的国军空军第十三总站站长名为陈又超，据他在1943年的一次回忆所述，4月18日当晚，衢州机场下着大雨，晚上七八点钟，一些人确实听到了飞机声，但是没有上司的命令，他们不敢开放机场的灯光，更不敢让飞机降落。
按照原来的计划，B-25将在日落后才轰炸东京，然后在19日拂晓时分飞抵衢州。如果此时来的不是友军而是日本飞机，那么机场很可能被破坏，当时的中国军队如果要修复一座被轰炸破坏的土造机场可没有美国人的海蜂营那么方便高效！
图16. 1号机上的导航员波特中尉，注意其飞行夹克左胸第34中队的雷鸟标记
19日凌晨3时左右，收音机里传来东京被炸的消息，第十三总站的官兵也是一片欢腾。凌晨5时左右，陈又超站长召集各部门主管，通报美军B-25将从东京回航衢州机场，要求各单位和人员紧急待命，并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务。
1个小时后，等来的不是B-25，而是三架黑色的没有显著标识的小型飞机。这三架飞机先是低空侦察，然后用机枪扫射，后来又来了几架轰炸机，自跑道东段开始轰炸，并在衢州火车站和城区内投掷燃烧弹和高爆弹，显然，这是日本人最初的报复和意图消灭美国飞机。
图17. 杜立特在出发前将美国人获得的日本勋章挂在炸弹上“还”给日本人
实际上，如同杜立特的1号机一样，另外14架B-25都已经在昨晚于浙江、江西或浙闽、浙皖边境上空跳伞，所有15架飞机都非常可惜地坠毁了！
除了杜立特本人乘坐的1号机，还有4架飞机坠毁在衢州境内。
图18. 3号机组成员依次为领航员奥祖克、机长盖伊、投弹手琼斯、副驾驶蒙克和机枪手法克托（阵亡）
雨夜中，罗伯特·盖伊中尉驾驶的3号机一直没有能辨别出海岸线，直到透过云层看到些光亮后才意识到已深入到中国境内，此时正好飞临在一个小城上空。盖伊扔下剩余的两颗照明弹，希望能找到一块可以着落的地方，但没有成功，夜空中他什么也看不清楚。
当燃油即将耗尽时，大约在晚上10:00左右，盖伊命令机组成员跳伞。他将飞机飞到了一个接近遂昌县的山区，单独驾机在一处山坡上迫降，钻出飞机时发现正好在悬崖边上，这里其实是与江山交界的遂昌北洋村。当地农民发现并救助了盖伊中尉和投弹手琼斯中士，第二天早上把他们送到了衢州。
图19. 1944年回到美国的曼齐中尉受到家乡的热烈欢迎，他1958年因飞行事故跳伞身亡
副驾驶曼齐中尉也在一个山坡上降落，他意识到黑夜里在山区行走非常危险，便以降落伞裹身草草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晨他从山坡上走下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见到了当地的农民，随后这位农民将他护送到了衢州。
年仅20岁的机枪手利兰·法克托在跳伞时不幸坠入悬崖身亡，北洋村老百姓按照中国人习俗上山替他守尸，防止被野兽吃掉，并在20日用上好棺木入殓，从乌溪江顺流而下，水运至驻衢州的中国空军第十三总站。
图20. 3号机组的胸标是一只跳跃的驴子，这是第95侦察机中队的标志
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中尉跳伞后，在黑夜中降落在江山县双溪口乡左坑口村大见坑尾山，他的腿部被树枝严重割伤。第二天，巡山人廖金和发现了他，当地农民刘芳桥半扶半背，从早上6时直到晚上7时，花了13个小时走了30多里山路，才把奥祖克送到小南坑口保长廖诗原的家里。
廖诗原的儿子廖明法回忆说：
“……奥祖克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母亲先烧鸡蛋。鸡蛋给他吃，我母亲给他筷子，他不会拿的，用勺子给他，他也不敢吃，我父亲吃了一点点，他才敢吃。我父亲母亲用温开水把他全身洗过，把他的衣服全部脱下来洗过。”
“……我爸爸到山上采那土草药给他敷上去……”
图21. 2007年杜立特空袭战友聚会时，奥祖克仍为八名老兵之一，猜猜是哪个？
经过四天的悉心照料，奥祖克的伤势已明显好转。4月23日一大早，廖诗原备好过山轿送奥祖克出山。轿夫们抬着奥祖克经过十几个小时翻山越岭，终于到达长台镇，人力车夫朱招根将奥祖克送到江山县城，经水路到衢州机场。
图22. 人力车夫朱招根因为护送奥祖克而收到的报酬15元的存根
戴维·琼斯的5号机坠毁在玉山附近，机长琼斯上尉和副驾驶罗斯·怀德尔中尉落地后相遇，两人结伴而行，在玉山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换上干净的军服并饱餐一顿，然后被送到衢州。
理查德·乔伊斯的10号机，也就是那架唯一在东京上空被防空炮火击中的飞机在进入中国大陆后完全按照仪表飞行，准确抵达了预定着陆地点上空，同样由于情报的失误看到任何地面信号，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继续飞行15分钟，确保进入中国军队占领区后跳伞。5名成员全部安然落地。
图23. 一张无法辨认成员的照片，注意胸标为37中队的老虎头，在浙西的梅雨天气里一把雨伞仍很管用
罗斯·葛瑞宁的11号机成员也降落在浙皖交界处的天目山脉，当地老百姓将他们送到歙县县政府。当地军邮站的站长曾健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便作为翻译兼职招待。5名成员在歙县休息几天后便被护送平安抵达衢州的第十三总站。
威廉·波尔的12号机有4名飞行员降落在江山的双溪口、长台、清河三镇交界的山区，被村民发现后各自搀扶着带回自己家中或者祠堂里，供以饮食并协助疗伤，最后送至当地政府。还有一名降落在乌溪江山区的飞行员也得到当地居民的救助。
图24. 2号机组出发时的照片，依次为领航员韦德纳、机长胡佛、投弹手米勒、副驾驶费泽、机枪手雷德尼
2号机迫降在烟雨渺茫的浙江省宁波鄞县咸祥镇南星塘的盐碱地上，这是第一批踏上中国土地的杜立特中队的飞行员。机长特拉维斯·胡佛中尉认为自己降落在日军占领区，按预案烧毁了他们的B-25B轰炸机。飞行员一路向南奔跑，躲进了山岗上这座废弃的碉堡内。此时，驻扎在大嵩古城的鬼子兵正闻风出动，他们距离2号机迫降点只有4公里远。
图25. 被救助的2号机组合影，右三为刘同生，左四为机长胡佛中尉，他的胸标为37中队的虎头
为防止被日军耳目发现，2号机组5名飞行员，被当地游击队安排坐在轿子里转移，并由8名游击队员武装护送。
图26. 乘坐马车转移的2号机组成员和护送他们的中国军人
3天后，游击队找来了英语翻译刘同生，他们在某地的中式庭院里留下了珍贵的一张合影。
图27. 第37中队的虎头标记，最下方的是1934年版本，也是空袭时的版本
杜立特和他的成员们在西天目山的浙西行署休息了几天，就由一名军官和一名翻译陪同护送到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在这里他与3、4、5、10、11和12号的机组人员会合，一共34人，于4月29日离开衢州，5月3日抵达重庆。杜立特受到蒋介石夫妇的接见，并被授予三等云麾勋章。史迪威将军更是干脆地告诉他已经被提拔为陆军准将。
图28. 这张可能是在浙江会合的杜利特成员合影，部分人还带着伤
除了上述7个落地较为顺利的机组外，剩下的8个机组就比较折腾了。经历最曲折的是7号机组，他们因为燃料不足被迫在浙江三门县鹤浦镇大沙村的海滩上迫降，飞机在迫降时倾覆，五名成员全都受了伤，其中四人伤势不轻。
听到动静后，大沙村村民赶来救援，保长许昌冲安排人把飞行员们都接回村里，并马上联系了南田岛的游击队，连夜将五人送到三门县海游镇卫生院。卫生院条件非常简陋，只能给伤员进行了最简单的包扎。
图29. 《决战中途岛》里的杜立特形象，显然这与杜立特本人真实的遭遇不太符合
台州临海恩泽医院的两位父子医生陈省几、陈慎言闻讯赶到海游镇帮助救治，再将伤员转移到50公里外的临海。在临海恩泽医院里，机长泰德·劳森最终因为左腿伤口感染，不得已进行了截肢，术后，他在临海修养了半个月，在陈慎言全程护理下被后送至昆明。其余四人的伤情均得到有效控制，逐渐康复。
图30. 6号机组合影，依次是领航员尼尔森、机长霍尔马克、投弹手戴尔特、副驾驶米提亚和机枪手菲兹莫瑞斯
命运最悲惨的机组是6号机。与7号机组类似，该机没有坚持到大陆上跳伞，不得不在海面上迫降，机头撞击海面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投弹手威廉·戴尔特和机枪手唐纳德·菲兹莫瑞斯溺水身亡，机长迪恩·霍尔马克、副驾驶罗伯特·米提亚和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三人活了下来并在海滩上会合，他们于19日找到了两名牺牲的同伴并予以埋葬。
可惜的是，三人在前往安全区之时不幸被日军抓获，机长迪恩·霍尔马克不幸被日军枪杀。
16号机也是一架比较可惜的机组，原定轰炸大阪的该机由于改变了目标，油料相对充足，因此一直坚持到了江西南昌才跳伞，此地已经是日占区，第二天，五名成员全部被日本人抓获。
图31. 16号机组依次为：领航员巴尔、机长法罗尔、机枪手斯帕兹、副驾驶希特和投弹手德夏泽
6号机三人和16号机五人被送到上海关押，接下来就是一场日本人导演的闹剧，因为日本人宣布有民用设施及建筑物遭到了扫射，要判处所有被俘的美军死刑，后来改为只处死两名机长和16号机的机枪手哈罗德·斯帕兹（理由是他“扫射”了平民）。
图32. 即将被枪决的美军飞行员：前右为哈罗德·斯帕兹，后排依次为威廉·法罗尔、迪恩·哈尔马克，三人被杀
1942年10月15日，三人被日军押往上海第一公墓（江湾公墓）枪决，消息传到美国后，激起了美国舆论的极大丰富，罗斯福总统痛骂日本人是“野蛮”、“邪恶”、“残忍”、“杀人不眨眼”，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第一次提出了“无条件投降”，表示坚决不与一个处死战俘的国家谈判媾和。金句王哈尔西更是破口大骂，喊出了要“让那些杂种血债血偿”的口号。
图33. 身材高大的16号机机长威廉·法罗尔中尉被两名鬼子蒙眼押往刑场，此照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
在日本宣布美国飞行员被处决的消息后一个小时，在美国卖出了1.1亿美金的战争债券，这也创造了二战期间战争债券销售的记录。那些牺牲的陆航机组成员用鲜血激发了美国和全世界军民打败日本人的热情和决心。
图34. 美国战时海报，上书“日本人的方式：冷血杀手”，下书“如果你坚持生产，我们将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其余5名俘虏被转移到南京的监狱关押，其中6号机的副驾驶罗伯特·米提亚中尉因为条件恶劣而于1943年12月1日因病死于狱中，其余四人幸存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
图35. 16号机投弹手雅各布·德夏泽的军装照
值得一提的是，16号机的投弹手雅各布·丹尼尔·德夏泽（Jacob Daniel DeShazer）在战后出版了回忆录《我是日军的俘虏》，将他在上海、南京等地的俘虏生活做了详细描写。
在整场行动中，全部80名机组成员中有3人丧生，64人被中国军民救助，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到达重庆、桂林等地，最后回到美国或留在中国、缅甸等地作战。5人被苏联扣押，1943年秘密送回。8人被日军俘虏，其中3人被枪决，1人病死狱中，4人战后生还。
图36. 杜立特中队在“大黄蜂”号出击前的艺术画，实际上B-25没法排得那么整齐划一
在行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生还的73人中有28人留在中缅印战场继续执行飞行任务，5人在战斗中牺牲。另有19人返回美国后不久即转战北非，其中4人在战斗中牺牲，4人被俘。另有9人参加了欧洲战场，1人在战斗中牺牲。总共有12人在空袭东京后的15个月内牺牲，在二战结束前，另有2人因伤势过重难以继续服役，于1944年退役。
图37. 回到华盛顿的杜立特接受了罗斯福总统亲自授予的国会荣誉勋章
杜利特中校的命运应该是最好的，在重庆短暂停留后，他率领一部分部下经印度、伊朗、埃及、喀土穆、达喀尔，然后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洲，取道波多黎各回到美国华盛顿，整整绕行地球一圈。
6月27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为陆续回到美国的23名飞行员举行了授勋仪式，杜立特中校——现在应该是杜立特准将获得了罗斯福总统亲手颁发的国会荣誉勋章，这是美国的最高军事荣誉。
图38. 1945年在英国时任第8航空队司令的杜利特中将（左）
随后在1942年9月，杜立特被任命为驻北非的第12航空队司令，1943年改任驻地中海的第15航空队司令，1944年1月任驻英国的第8航空队司令，并晋升中将。他指挥下的部队先后轰炸过全部三个轴心国家的首都，从东京到罗马再到柏林，他创造了历史。
杜立特死于1993年。
图37. 老年杜立特由里根总统授予四星上将，他也是美国空军第一个四星上将
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因为救助杜立特机组人员而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报复，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驻扎在上海的侵华日军第13军和驻南昌的第11军发动浙赣战役，将可以供B-25B降落的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全部攻占并彻底破坏，并以残酷的屠杀来恐吓中国人，据国民政府的统计，总计有约25万人被屠杀！
图38. 老年的9号机导航员托马斯·格里芬展示当年出发时的合照
2012年，杜立特空袭东京七十周年之际，当年参加行动的80名队员只剩下5人存活于世，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一句话：
90岁的戴维·撒切尔（7号机机枪手）说：“那就是战争，我们按照命令做了该做的事。”
图39. 7号机组成员，注意其胸前跳跃驴子的第95中队标记
92岁的爱德华·塞勒（15号机机枪手）说：“一开始，我们一点也不恐惧。”但等上了战场之后，发现事实很残酷，“我不曾奢望有命活着回来。”
92岁的罗伯特·希特（16号机副驾驶）曾被日军俘获并关押到战后，聚会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但还是坚持参加纪念活动，“这会是很有意义的一天，我不禁想到这可能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型纪念活动。”
95岁的托马斯·格里芬（9号机导航员）说：“当时那种情况，我们需要还击。”
图40. 在纪念杜利特空袭七十周年活动上的老兵们
96岁的理查德·科尔（1号机副驾驶）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刻，你会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但是他们却已离世；而活着的人注定要把故事流传下去……最可怕的事，就是当你处于9000英尺的高空，天气相当糟糕，而且下面的环境看上去像个黑洞，但是你还是不得不脱离飞机。那些中国村民帮了我们大忙，要不是他们，我们可能活不到今天了。”
图41. 2014年接受采访时的理查德·科尔，时年98岁
2019年4月10日，最后一名老兵理查德·科尔（Richard E. Cole）在美国圣安东尼奥去世，享年103岁，愿他在天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