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中日两国的“朝鲜方略”

作者:马勇

一百二十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并不带有必然性，中日两国在东北亚有利益交集，并不必然存在利益冲突。两国相互不信任始自1876年的《江华条约》。这个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两国欲表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以期永远相安。（《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一册，135页）

朝日两国互视对方为主权完整的政治实体，两国交道都由自己负完全的责任。这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引起了清政府极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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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大国均势

怎样让朝鲜重回“中国的世界秩序”，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思索。

驻日公使何如璋此时正在参与琉球善后处理，他认为，要想维持朝鲜体制，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不再发生琉球式的悲剧，不是阻止朝鲜与日本交往，让朝鲜重回封闭状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要让朝鲜不仅对日本开放，而且要向全世界全方位开放，要绝对防止朝鲜成为与日本铁杆盟友，当然也不能人为离间日朝关系。

与何如璋的想法比较接近，丁日昌在向朝廷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吞并琉球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日本军事扩张的开始，这一举动意味着东北亚必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危机状态，多则五年，少则三年，日本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朝鲜。假如朝鲜重蹈琉球覆辙被日本吞并,那么日本，还有俄国，则极有可能将东北亚视为下一个争夺目标，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期。

丁日昌的分析深刻启发了朝野诸公。1879年8月26日，清政府选择了一个更大胆的方案，以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办法，责成李鸿章以私人名义致信朝鲜退休领导人李裕元，婉劝朝鲜主动并全方位变革。

李鸿章指出，世界大势在过去几十年急剧变化，东北亚局势也随着日本明治维新进程而改变。日本崇尚西法，营造百端，自以为已得富强之术，其实国库空虚，负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又由于日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其“有事四方”第一步，北则朝鲜，南则台湾。李鸿章劝朝鲜领导人认真想想，假如朝鲜还想保持稳定，莫如“以毒攻毒，以敌制敌”，借西方诸国要求通商之际，尽快与各国达成妥协，签订协议，以此牵制俄日。

朝鲜对外部世界或许真的恐惧，而中国毕竟已与洋人打交道数十年，拥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供朝鲜借鉴。李鸿章指出，“从前泰西各国，乘中国多故，并力要挟，立约之时，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颇多，想亦远近所稔知。贵国若于无事时许以立约，彼喜出望外，自不致格外要求。如贩卖鸦片烟、传教内地诸大弊，悬为厉禁，彼必无辞。”（《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六，303页）

李裕元是朝鲜为数不多通晓世界事务的领导人，与李鸿章关系也不错，但他对李鸿章的建议评价不高，兴趣不大，以为这些东西不过是古典中国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既无创建，更没有现代意识。

至于朝鲜怎样才能避免琉球悲剧，李裕元认为，西方诸强国并不可恃，那些西方人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公法、正义，其实既不公也不义。这些国家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利己主义，与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对自己并没有损害的事情，只要无利可图他们也不会声张正义，帮助弱小。琉球被日本吞并了，哪个西方国家出面声讨过日本，哪个大国表示过率有道伐无道？都没有，一个也没有。李裕元告诉李鸿章，即便朝鲜与东西方所有国家建立了普遍的外交关系，也不能保证朝鲜的安全。通商就是通商，外交就是外交，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放大通商外、交的意义。李裕元回绝了李鸿章的建议。

李裕元的拒绝反映了朝鲜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戒备，但朝鲜必须打破封闭向世界开放，尤其是打破日朝关系单向格局，是清政府内部比较一致的看法。

驻日公使何如璋强调，要想维持朝鲜体制，不再发生琉球之类的事情，必须想办法促使朝鲜发生改变，帮助朝鲜向世界开放，防止朝鲜与日本结盟。

根据何如璋分析，朝鲜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是一个绝对值得期待的利好。朝鲜风气一开，自然有条件讲究武备，巩固国防，不必担心西方各国进入会影响中朝宗藩关系。相反，朝鲜向全世界开放能有效杜绝俄国、日本的觊觎。

为此，何如璋提出中朝关系两种新模式，第一，在朝鲜派驻办事大臣，代表朝廷主持朝鲜内政外交，从而使外人不敢觊觎。第二，重构东北亚“大国均势”，中国“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协助朝鲜与西方诸国订约通商，以朝鲜的进步维持中朝宗藩关系。

在中方不断劝说下，朝鲜也有比较积极的回应。1879年底，朝鲜派遣僧人李东仁为密使赴日本往见何如璋，希望促成朝鲜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朝鲜的动态迅速传至北京，何如璋建议朝廷不失时机接受朝鲜的请求，劝说美国前往朝鲜缔结和约。朝鲜之所以首先选定美国，据何如璋分析，朝鲜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较为公允，较少偏见的大国。

1880年初，朝鲜又派密使往访何如璋，密报朝鲜国王及一些核心大臣决议推动开放，然而他们普遍担心元老派反对，因而请求清政府出面劝说那些元老派。

朝鲜的消息是正面的。何如璋认为，中国作为宗主国，有责任出面劝说属国面向世界，寻求开放。他在劝说、敦促朝廷的同时，还希望通过另外的渠道直接影响朝鲜。当年（1880）8月，朝鲜获知美国负责远东“特别商务使命”的海军将领薛斐尔将访日本，迅即派遣修信使金弘集访日，寻求与美国进行直接交涉的机会。

在日期间，何如璋及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与金弘集等多次会晤，分析大势。何如璋指出，朝鲜这样弱小的国家必须利用大国进行博弈，“一国与强国邻惧有后患，则联合各国以图牵制”，朝鲜只有争取大国普遍同情，才能保证自己的稳定、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何如璋的建议使金弘集等耳目一新，但金弘集依然担心朝鲜内部旧势力。为坚定朝鲜开放国门走向世界的勇气，何如璋责成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为朝鲜政府描绘一幅诱人的未来情景。《朝鲜策略》大致是，朝鲜当今要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就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急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

2

控制与反控制

经李鸿章等居间撮合，《朝美通商条约》1882年5月22日达成，确认朝美两国“人民各皆永远和平友好，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蔑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美国对朝目标是通商，因而条约重心就是自由贸易、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等，凡此，都是十九世纪晚期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正如李鸿章所期待的那样，《朝美通商条约》赢得了西方世界普遍欢迎。世界各大国也在美国示范下，迅速与朝鲜达成双边通商协议。这些协议与李鸿章帮助谈妥的朝美协议大致相同，比如英国紧随美国，由于担心法国人后来居上，居然在美朝签约后不到半个月，甚至一字不改照抄《朝美商约》，改题《朝英商约》。紧接着，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接踵而来，均在中国政府协助下与朝鲜达成双边协议。应该说，这是朝鲜的进步，是正途，也是中国政府近代以来处理朝鲜半岛事务最正确的一个时期。

“大国均势”为中国政府赢得了荣誉，也重新迎来了朝鲜事务的主导权。相应的，实际上也就削弱了日本对朝鲜事务的控制权。因而，在朝鲜对外开放进程中，日本无形中成为失意者。这是日本自《江华条约》签订以来最大变化，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

日本当然不会甘心于朝鲜事务控制权的失落，日本在过去若干年毕竟执着地引领朝鲜走向现代，促进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在这一点上不仅与中国此时的政策一致，而且发生得早，始终一致。所以，日本无法容忍清政府重新攫取朝鲜事务的控制权，无法容忍中国在朝鲜一国独大。中日之间纷争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在朝鲜内部，自《江华条约》以来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改革的思想，对外开放的思想，渐渐在日本影响下成为朝鲜社会内部一股不可小嘘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在很多时候被称为“开化党”，他们期望朝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

当然，也不必否认，自从日本的势力进入朝鲜之后，日本也在朝鲜刻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开化党的骨干如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等，都与日本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日本有着很深的依附感、亲近感，所以这一部分朝鲜人决不会轻易接受清政府新方略，不愿让朝鲜再度成为中国的藩属。这是民族觉醒、近代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值得理解、重视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1882年“壬午兵变”、1884年“甲申政变”，不难看出中日两国控制与反控制的影子。

3

十年发展黄金期及其潜伏的问题

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是重新对外开放初期朝鲜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壬午兵变的目标，原本是旧军人的哗变，是对待遇低下的抗争，只是后来被失势的大院君所利用，演化成一场反日本、反闵妃集团的政治行动，从而将中日两国控制与反控制冲突表面化。

花房义质

事变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命令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率军队重回朝鲜，提出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的要求，依然期待在朝鲜享有独占、独享或优先的权利。

对于日本的动态，中国方面了如指掌，驻日公使黎庶昌获悉日军向朝鲜进发的消息后，迅即电请北洋大臣派兵前往观变。正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也顺便请求清政府以宗主国身份向朝鲜用兵，防止日本借端要挟。

此时暂代李鸿章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职务的为张树声，张树声听从幕僚薛福成等建议，命令丁汝昌、马建忠率军舰三艘前往朝鲜，又命轮船招商局协助吴长庆所部淮勇六营东渡，相机行事，遏制日本“居功问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31页），确保朝鲜尽快恢复秩序。

日本公使花房义质根据指示与朝鲜进行谈判，而朝鲜自恃清政府撑腰，不愿接受花房义质要挟，谈判几乎破裂。花房义质使用恐吓手段致书朝鲜国王，声称如果不接受日本的要求，朝鲜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一方面镇压乱党，一方面部署逮捕大院君，并将之解押至中国扣留。朝鲜政治至此完全归清政府代为处理，清政府希望将日朝谈判转化为中日谈判，让一个独立的朝鲜重回到藩国状态。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接受清政府的安排，不愿接受中方调停，更不会与中方进行壬午兵变善后谈判。日本坚守《江华条约》原则，视朝鲜为一独立主权国家，认为日朝之间的交涉无须他国尤其是中国居间调停。

对于日本政府的坚定立场，中国方面毫无办法，马建忠等人除了帮助朝鲜政府出谋划策，最大限度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少。日朝两国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终于在8月30日达成协议：第一，朝鲜同意抚恤受害者遗属，同意缉凶并严惩；第二，同意赔偿日本军费五十万元；第三，同意日本派兵保护使馆。这就是“济物浦条约”，或曰“仁川条约”的主要内容。

1882年的“仁川条约”是对1876年“江华条约”的发展，表明日本在中国强势回归朝鲜的政策确立后并不愿意退缩，尤其是允许日本在朝鲜使馆驻军，实际上为后来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假如没有1860年后二十年经济持续发展，中国面对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或许还会像先前一样尽量撇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以“番国自主”应对日本挑衅。现在的情形与先前确实不太一样了，经济增长了，而且朝鲜距离中国政治心脏太近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也就成了清政府心腹之患，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自然在提升。

经济增长，实力恢复，使中国官绅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急剧滋生。恰当此时，法国在南部边陲越南加紧活动，中法关系急剧恶化，至1883年底，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发生了直接冲突。翌年，法国将战火引至中国本土，对台湾、福建实行封锁、进攻。中国面临南北两面作战的风险，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于是在朝鲜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甲申政变”。

所谓“甲申政变”，就是朝鲜统治集团内部那批“开化党”在日本人支持下所发动的政变，其目标就是利用中法战争间隙，利用清政府无力东顾的机会，蓄意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扶植一个完全亲日的新政权。然而，让日本人、开化党完全想不到的是，中国驻朝鲜的年轻军人袁世凯胆略惊人，随机应变，亲率清军及朝鲜亲军直闯朝鲜王宫，与日本军队以及亲日的朝鲜军队正面冲突，日本公使携部分开化党人败走仁川，政变平息，国王还宫。

袁世凯的机智、胆略是甲申政变得以比较顺利解决的关键。这件事情为袁世凯赢得了荣誉、机会，使朝鲜政府的亲中倾向一度高涨。但是实在说来，袁世凯的这种做法也让相当一部分朝鲜人寒心、不信任，以为“天朝上国”的做派实在不合乎近代国家间的原则。当然，中国人此时对“番国自主”的说法已经彻底反悔，袁世凯在政变后向清政府贡献的主要建议，就是“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帅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清季外交史料》卷五，18页）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希望中国就此兼并朝鲜，一举打消日本、俄国对朝鲜的觊觎。

清政府、李鸿章当然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鲁莽建议，在稍后的中日善后谈判中，李鸿章也没有接受伊藤博文惩办袁世凯的要求，竭力为袁世凯辩护，但是毕竟因为袁世凯大胆用兵，引发中日之间的直接冲突，李鸿章不得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让步：一、中日两国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四个月内各行尽数撤回；二、双方规劝朝鲜国王教练士兵，自护治安，其教练之事，由朝鲜国王选聘其他国家的教官担任，中日两国均不派员参与；三、将来朝鲜如果发生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这三条规定，都可以看做袁世凯鲁莽行动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尤其是第三条，就是甲午战争发生的一个远因。日本政府后来充分利用了这一条规定，借机向朝鲜用兵，进而引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

甲申政变原本就是朝鲜君臣对中国霸权的不满，日本人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播弄是非，但是从中国立场进行反省，假如中国还想让朝鲜重回宗藩体制，重新成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一员，更应该以柔性策略，赢得朝鲜君民信任。然而中国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层，而是采纳了强硬的应对策略，结果引来如此大乱，让日本通过这场政变赢得了朝鲜事务的话语权，朝鲜俨然成为中日两国的保护国。这就是甲申政变对中国的意义。

中日两国驻朝鲜的军队，按照约定先后从朝鲜撤出了，朝鲜在经历了一场大震动之后重回宁静。此后的朝鲜应该走向何方，中国可以在朝鲜未来走向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朝之间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经过甲申政变，应该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可惜的是，中国方面并没有就此予以深刻反省，其官僚体制得过且过，没有人愿意对这些问题进行中长时段的研究。

清政府并没有接受日本的要求，追究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风头过去，袁世凯强势归来，接替陈树棠出任驻朝鲜商务委员，奖励他“两次带兵救护朝王，屡立战功”，赞美他“才识开展，明敏忠亮”，朝鲜“君臣士民深为敬佩”。（《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七，58页）

1885年10月3日（八月二十五），袁世凯在提督王永胜陪同下，奉李鸿章之命，护送大院君李罡应回国。大约三年前，也是袁世凯等人将大院君从朝鲜掳至保定囚禁三年，现在仍由袁世凯等人护送归来，真不知大院君以及朝鲜君臣怎样想。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朝鲜君民普遍认同袁世凯的果断、担当，承认这个年轻的中国商务委员，决非先前那个陈树棠那样庸常。

袁世凯携大院君强势归来改变了朝鲜统治集团政治生态。韩王传谕各大臣禁止与大院君往来及私通信件，闵妃对大院君痛恶欲绝，愤而借故杀死大院君昔日仆人。袁世凯对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力排解，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主要的凭借力量，还是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大院君。10月7日，大院君在接见各国公使时明白告诉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事可与朝鲜外交部直接商量，大事必须请命于中国。袁世凯，以及清政府的威权，在甲申政变后开始显现。

此后数年，袁世凯成了朝鲜的太上皇，不再满足于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不是以“上国”身份指导、帮助朝鲜走向世界，让世界进入朝鲜，而是与国内清流、少壮派张謇、张佩纶等人相唱和，热衷于废朝鲜为郡县，设监国，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交，极大增强了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但也必须承认，袁世凯的强势干预，让相当一部分朝鲜官绅失望，乃至绝望，使朝鲜内部的亲华势力在此后数年越来越压抑，而反华的势力、亲日的势力却在暗自增长，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变，朝鲜的天平究竟倾向于中国，还是日本、俄国，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没有近代国家的殖民经验，更没有近代国家从殖民地撤退的经验，中国所知道的只是传统的宗藩体制，袁世凯在朝鲜，既想重建宗藩体制下新型的中朝关系，又想将朝鲜变为中国本土、行省之一。这是不可兼得的事情，也是近代历史条件下的不可能。后来甲午战争突发，中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措手不及，全面失败，或许都可以从袁世凯强势干预朝鲜事务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