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平定：黎庶昌被忽略的功绩

来源：镜面历史

薛福成在《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中说：“此事枢纽，全在赴机迅捷。时则余友黎君莼斋为出使大臣，驻日本。侦得确音，急递密电。制府得与僚吏熟筹，豫为之备，罔误机宜。余于是役颇盛称莼斋为首功。惜乎制府奏事匆促，未及特笔为之表章，然其功自不可掩也。又识。”（《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文中“此事”和“是役”均指平定朝鲜“壬午兵变”。“黎君莼斋”是贵州遵义人黎庶昌，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张尚书”和“制府”是署理直隶总督兼兵部尚书张树声。“侦得确音，急递密电”，是说黎庶昌获取日本出兵朝鲜绝密情报后，迅速递回国内。“首功”是第一功。

然而，却因张树声最初向朝廷奏报时，只一笔带过，不仅当时未获肯定、嘉奖，而且此举的重要意义，至今未得到历史肯定。

一

光绪七年（1881）三月，清政府任命黎庶昌为出使日本大臣。其到日本不久，朝鲜国内发生“壬午兵变”。薛福成在《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的“附识”中，对这一事件做了简要介绍。

光绪八年（1882）六月初九，朝鲜兵变，推翻国王统治，日本使馆也被毁，还死了十几个日本人，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内。十七日，日本决定由外相井上馨率兵前往问罪。朝鲜历史上就是中国藩属国，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接到黎庶昌密电后，征求幕僚意见，打算函请总理衙门奏明发兵援朝。薛福成说：“这样会耽误很多时间。如果日军先到朝鲜，一定会占据首都王京（今首尔），控制朝鲜国王，日本侵占琉球的故事就会在朝鲜重演。事机得失，间不容发，请发‘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兵舰，即日驶往朝鲜，同时奏请总理衙门发兵增援。”张树声颇以为然，下令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率领‘超勇’等三艘兵舰，于二十五日开往朝鲜。又预调南洋及招商局轮船，以备运送陆军士兵。二十七日八时左右，中国兵舰抵达仁川口。当天中午二时左右，日军也有一艘兵舰到达，仅仅迟了半天而已。见到中国兵舰先已抵朝，日军为之夺气。二十八日，日本又来了三艘兵舰，共有官兵一千余人。花房义质去王京谈判，开列多款，百端要挟。朝方得知中方增派的六营“淮军”即将抵达，对日方的无理要求拒之益坚，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日方代表拂袖而去，以示决裂。中国军队乘机进驻王京。日方自觉兵少势孤，只得见好就收。此后，中国军队设计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铲除乱党，恢复国王统治，朝鲜之乱由此平定。

▲别技军( 朝鲜语:별기군)，正式名称为教练兵队，是朝鲜半岛历史 上第一支近代化军队，由日本人训练。设立于1881 年，最初为80 人，后扩至400 人。1882 年” 壬午兵变 ” 时被朝鲜军民歼灭 。

薛福成称赞黎庶昌是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头号功臣，确实符合事实。

二

日本发兵是六月十七日，中国发兵是二十五日，晚了八天，怎么反倒捷足先登？在《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中，薛福成做过精心分析和设计。他说：“然犹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弯环纡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也即是说，只要张树声采纳他的意见，不等朝廷批复就从烟台出兵，肯定比日军先到朝鲜。结果正如薛福成所料，中国兵舰果真比日本早半天到达仁川口。（《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作为中国驻日大使，黎庶昌获知日本发兵朝鲜的绝密情报后，为什么先向直隶总督府发回密电？显然与当时的特殊国情有关，那就是著名的“北洋海军（后称‘北洋水师’）”和当时唯一的能战之师“淮军”，都是由其统帅李鸿章领导和指挥的。李鸿章因母亲去世丁忧回家后，两广总督、“淮军”大将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自然接过了部队指挥权。黎庶昌如果将密电发给总理衙门，势必增加公文运转程序和延误公文处理时间。

▲黎庶昌照片

《清实录》光绪八年壬午六月条记载的事实，也明确告诉世人，黎庶昌的确是向直隶总督府发回密电的。“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乱党滋事，筹议派兵援护一折。据称，张树声函报，叠接黎庶昌电信，朝鲜乱党滋事，突围日本使馆，并劫朝鲜王宫。日本现有水兵七百余，步兵七百，前往朝鲜，中国似宜派兵前往察看情形，相机办理等语。……著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如兵船不敷调派，即咨南洋大臣添拨应用，并调招商局轮船运载陆师，以期迅速。”（清《德宗实录》卷之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1版第54册）

这是接到张树声奏请发兵援护朝鲜的奏折后，清廷所作的批复，从中可以看出，清廷不仅采纳了张树声的建议，而且给予了坚定而有力支持。

三

获得黎庶昌密电后，时任直隶总督府机要幕僚薛福成，之所以能够精准分析事件原因并迅速提供对策建议，固然是他眼光敏锐、识见非凡，但也与他和黎庶昌有着特殊私人情谊分不开。在这个意义上说，直隶总督府之所以能够首先获得黎庶昌密报，与薛福成是这里的机要幕僚也分不开。

黎庶昌和薛福成不仅都是曾国藩幕僚，而且同被誉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黎庶昌是同治二年（1863）进入曾国藩幕府，薛福成是同治四年（1865）进入曾国藩幕府。

同治四年夏天，曾国藩率军“剿捻”，乘船自金陵出发，经运河北上。出征之际，他仿照当年在安庆时的做法，沿途张贴告示，“询访英贤。”（《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1年9月第2版第14册）

此前举家逃难到了苏北宝应的薛福成看到告示后，立即写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了八项独具识见的政治策略，以“门下晚学生”名义，在宝应县运河码头的座船上呈递给曾国藩。

曾国藩与薛福成父亲薛湘早有交往，也早听说他的几个儿子都擅长读书作文，如今见到薛福成这篇见识非凡、文笔流畅的万言书，自然十分惊喜并大加奖誉，于是立即邀其加入幕府。他还特别向薛福成介绍说：“幕中遵义黎君，暨溆浦向师棣伯常，可交也。”（《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此后，薛福成就与黎庶昌、向师棣（字伯常，湖南溆浦人）同乘一条船，吃、住、行均在一起。黎、向二人都是学识根底深厚且具有远大抱负的年轻学人，与薛福成志同道合，三人于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大军进驻安徽临淮之后，正值炎炎盛夏，每逢月白风清之夜，三个年轻学人便来到船头，纵谈古今大局成败兴废的原因，评论文章演变更替的根由，不到夜半不肯进舱休息。

在薛福成印象中，向师棣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立志成为一个有用之才；黎庶昌生性儒雅，话语不多，但在沉静的外表之下，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建功立业情怀。他们三人很快结下深厚友情，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数月之后，向师棣即病逝于徐州军营，薛福成和黎庶昌怀着沉重心情，分别撰文悼念。

此后数年里，薛福成和黎庶昌随曾国藩走南闯北，辗转南北数省，既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又广泛接触社会实际；既领略了各地民情风俗，又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办文稿过程中接触实际事务，如“兵事”“吏事”“饷事”“文事”，直到刚刚开展起来的“洋务”，使得他俩不仅增加了多方面知识和阅历，而且对于陶冶品格、增长见识和提高处理政务能力，都有帮助和促进。在积累仕途资本方面，他俩也有收获，都获得了直隶州知州补用资格。

曾国藩去世后，黎庶昌在地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随郭嵩焘出使西欧，历任驻英、法、德、西班牙使馆参赞，游历了比、瑞（士）、葡、奥等十国，直至被任命为驻日大使。薛福成则在苏州书局工作了两年多，然后进入李鸿章幕府。

然而不管离开多久、距离多远，他俩始终是心心相印的挚友。用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中的话说，他和黎庶昌思想上相互激励，事业上相互支持和提携，即使远隔重洋，也常常“互达手书，有无未尝不相通也，升沈（同‘沉’）未尝不相关也，文艺未尝不相质也”。（《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壬午兵变”，波及日本使馆，对朝早有野心的日本趁机派兵干预。薛福成接到密友黎庶昌“密电驰报”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建议张树声出兵应对，紧接着又递上《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书面建议，从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稳定了朝鲜局势，打乱了日本侵朝部署，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利用“壬午之变”吞并朝鲜的图谋，使其不能再像昔日吞并琉球那般恣意妄为。这是因为通过薛福成，黎庶昌始终能够了解和掌握国内动态，通过黎庶昌，薛福成则对国外尤其是日本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这么说，他俩是内外结合，共同谱写了一曲壮美凯歌。

▲驻朝鲜清军

事后，张树声嘉赏太子少保，薛福成也因运筹策划有功晋升四品道员，只有黎庶昌没有得到奖赏。李鸿章回来上班后，“追论莼斋前劳”，清朝皇帝才“简授”黎庶昌“川东兵备道，监督重庆新关”。（同上）

薛福成在其中无疑起了推动作用。这个结果，虽让他在文中写下的“其功自不可掩”的良好祝愿得以实现，但黎庶昌迟来的奖赏，与他做出的贡献不仅不相称，而且此后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很不够，以至于直到如今，知道此事尤其是明白其重要意义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