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近代军队“别技军”的诞生、消亡与再生

一、引言

别技军组建于1881年4月，毁灭于1882年7月。因其是由日本参与编练的朝鲜第一支具有近代军队性质的武装力量，且因与朝鲜旧式军队的对立冲突，引发了改变东亚历史走向的“壬午军乱”，因而广受中外学界关注。迄今为止，学界对别技军的研究，多以综述为主，对别技军的组建仅做简单记述，探讨的重点也停留在别技军与“壬午军乱”的关系上，至于对别技军本身的研究，诸如组建经纬、士兵选拔、队伍编制、训练方式、军饷与军械等，则缺乏全面的阐释。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中日韩史料，对别技军从诞生到消亡的历史进行系统的剖析，检视在被迫开关的时空下，朝鲜在中日两国的劝告与帮助下，在从“锁国・自强”到“开放・自强”的历史时期，为防御西方的武装入侵所进行的有益探索，阐明别技军在朝鲜军备改革史和甲午战前中日朝三国关系史上的历史意义。

二、组建经过：开港通商与强化国防

19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先后被轰出中世纪，步入了近代社会。为求自保，东亚各国相继实施近代化改革。其中，建立近代军队、强化国防力量成为首要选项。朝鲜别技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据史料记载，“别技军”原是朝鲜传统军队中的一个军种，类似王室禁卫军。1783年的《承政院日记》写到：“以柳叶箭三巡,小布一巡, 片箭一巡,定式,武艺出身,以柳叶箭一巡定式，别技军，以骑芻定式, 皆令今日內設行”。又有“大将、中军、……宣传官、別军职、驾前驾后禁军、攔后马兵武艺出身、武艺別監、别技军、御前前排军、挾辇军、枪剑军、內吹、兼內吹、招摇旗及驾前旗帜手,并除初试,直赴亲临日”。进入近代以后，朝鲜以强军御敌、武备自强为目的，于1881年4月组建了一支配有近代化武器装备、按西方步兵操典编练的新式军队，取名“别技军”，赋予“精锐强大”之新意。从此，在朝鲜历史上，别技军成为区别传统军队的代名词。此处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别技军的组建经纬进行梳理。

1.别技军是朝鲜执政者强军御敌国防意识的产物。

19世纪60年代后，欧美列强为扩展其在东亚的殖民版图，相继入侵朝鲜，先后制造了1866年的“舍门将军号事件”、“丙寅洋扰”事件和1871年的“辛未洋扰”事件，但均被朝鲜军民击退。此事就朝鲜而言，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坚定了奉行锁国攘夷的国策。执政者大院君下令在全国各地竖立刻有“洋夷来侵，非战则和，主和卖国”，“以戒我万年子孙”的“斥和碑”。其二，滋生了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的政治自觉。大院君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提高武臣地位，优渥武臣待遇，明确规定军队高官位居正二品；设立“三军府”，亲自掌控；扩大税收，充实军费；整军经武，加强国防建设；数年间，“年年点检武备”，国防力量呈现“极其犀利”之势。

1873年11月，亲政后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在继承大院君强军国策的同时，锐意推进近代化改革，使朝鲜的军制改革开始由“闭关防御”向“开国强军”的转化。在此期间，武臣申櫶（1811年—1885年）成为朝鲜强化国防力量、推行军事改革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申櫶作为一介武官，深受大院君、高宗重用，历任刑曹判书、兵曹判书、工曹判书、训练大将等要职。1862年，闻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申櫶敏锐地认识到，以朝鲜现有军备，实难持久抗衡西方国家的武装入侵，必须迅速构建国家的军事理论与制造军械武器。为此，自1862年至1868年，申櫶五次上疏，建议朝廷进行军政改革，提出“是以民间胥愿筑堡设墩，自备器械以为自固之”的“民堡防卫”战略思想，主张在全国特别是在沿海边境地区，构筑“民堡防卫体制”。1866年“丙寅洋扰”时，申櫶率军抵抗，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他在《论兵事疏》中，称颂法军武器装备先进，“见今鏖敌之具火器为要，军卒所习又多銃手，则火药不可不多制”。痛诋朝鲜军队装备落后、军纪散漫，战斗力低下，“臣于向日江上防守之时，每闻哨官旗队等不相识面，诸将官等无不忧叹、以为不可用也”；“本局步军私习为一朔三次，而初旬技艺，中旬布阵，下旬炮放，自是应行之例，然炮放则废之已久，所谓炮手全昧装放，至于中旬及尝试射时，无一中者”。为此，申櫶向朝廷上奏《陈军务疏》，递交“兵事六条”，申述加强国防建设与军政改革的重要性，力主“今宜急铸几千柄分给銃手，以为习放，且备后用，恐是及时之先务也” ，制定了以“京兵团操、奖选乡炮、劝设民堡、北沿置（制）兵、笃修内政、审料夷变”为主要内容的军制改革方案，提出了“兵贵精不贵多”的建军思想，为朝鲜军队的近代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申櫶高度重视武器装备的研制，撰写了《训局新造军器图说》和《训局新造武器图说》，依照《海国图志》的记载，制造了磨盘炮、水雷炮等火器。国王李熙对此大加赞赏，称《陈军务疏》为“今此诸条军国大政也”，并“令朝堂爛加商榷处置”，“从长变通启禀实行”。

与日本人的近距离接触，坚定了朝鲜军队改革的理念。1876年2月，申櫶奉命赴江华岛，主持对日缔约谈判。谈判期间，申櫶领略了日本武器装备的“精锐便利”。事后，申櫶在复命书中，向国王表达了加强朝鲜军队建设的紧迫性。他说道：“臣今待罪御营，正兵不多，禁营亦如之。训局虽稍大，若出正兵，亦无几多。外方则又无节制之兵，以此用兵，虽有智者，何以为将。兵力之不振，已在虏目中矣。臣武将也，既见可虞，不以实陈，臣罪万死。顾今天下大势，各国用兵，前后受侮，亦已屡矣。兵力之如此，若或播之各国，臣未知其所慢侮又将如何，臣实甚忧。”特地提出引进西洋技术，组建一支可抵御外来武装入侵的近代军队。国王李熙对此深表赞同。从此以后，走精兵之路逐渐成为朝鲜军队近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

2.日本的劝说与参与是促使朝鲜组建新式军队的重要因素

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为离间中朝宗藩关系，在承认朝鲜为“独立之国”的同时，屡次三番劝说朝鲜整顿武备，发展近代军事。1876年3月1日，申櫶在复命书中禀报，《江华条约》谈判期间，日本代表称：“当今天下各国用兵之时，以贵国山川之险阻，战守有余，而兵备甚疏虞，富国强兵之术，屡屡言之矣”，意在劝告朝鲜政府审时度势发展近代军备，富国强兵，并赠与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加特林机枪，以示日朝友善。

同年5月，金绮秀率“修信使团”访问日本。日本政府再次展开游说，劝告朝鲜进行军事改革，实现军队近代化。曾任日本驻釜山理事官森山茂向金绮秀直言，“念贵国山川之险，可谓远过鄙国，然犹多近海外至之忧，不可以全无备御”，因此“吾辈之屡屡以游览为言者，周察军制美者化之一也；审视器械利者移之二也；历探俗尚可采者采之三也”，“归贵国的确立论，图所以富国强兵，唇齿相依，以防外虞，区区之望也”。显然，日本以御敌为理由，从朝鲜的地理位置，立国之本，护国之道等方面，力劝朝鲜进行富国强军建设。

为增加劝说的力度，日本政府还邀请朝鲜代表团赴日考察。1881年2月至8月，为修补《江华条约》关税问题和全面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形势，国王李熙应日本政府邀请，选派了由赵世永、鱼允中、朴定阳等朝廷重臣组成的“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以私人出国游览的形式，出访日本。在前后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朝士视察团”行迹遍及长崎、大阪、神户、京都、横滨、东京等日本主要城市，参观考察了包括海军省、陆军省在内的日本所有政府机构，沿途所到之处，深入军校、练兵场，近距离地观看日本陆海军的现场操练，领略了日本军队近代化的巨大威力，赞叹日本“海陆军技艺之专精，器械之利捷，足可谓兵强也”。朝士视察团回国后不久，朝鲜政府便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遣留学生，接受军事学习与训练。

事实上，自《江华条约》签订后，为落实条约内容，抗衡中国，日本政府依照“恩威并行”的对朝策略，以帮助朝鲜朝廷军队近代化改革为口实，广造舆论，持续劝说。在这方面，日本首任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堪称典型。自上任以来，花房义质屡次向朝鲜阐述国际形势，竭力陈述进行军备改革的必要性，并向朝鲜保证，日本将不惜余力给与支持。1880年1月，花房义质与朝鲜交涉仁川开港问题，鉴于双方的交涉气氛“虽有恳切之名，而其实难副”，便向外务省建议：“赠送新式大小炮及弹药或轻便军舰一艘给朝鲜……似可颇得其欢心，以至交际上必恳切有加，贸易亦可更近一步”。很显然，花房义质将赠送武器与仁川开港谈判捆绑在一起，以支援朝鲜强军来换取仁川开港的手段，坚实地贯彻了井上馨“恩威並行”的对朝战略。花房义质此项建议，得到井上馨赞成。5月，井上馨下达训令：“我政府如此展示好意，想必彼国改进论者之心必为之一动；且若言战，则示以我舰船武器如此精良，则可破其主战论者冥顽之识，此亦至要之事。此外可以此次之赠物谋求朝鲜军政改革之始。”  可见，花房义质此次出使朝鲜的任务有两个，其一交涉仁川开港事宜，其二帮助朝鲜进行军事改革，培植亲日势力。

1881年4月26日，花房义质在给朝鲜重臣闵谦镐、洪祐昌的信中，展示了帮助朝鲜组建新式军队的完整方案。他在信中写道：“我政府之曾呈小铳若干种于贵政府也，本使略言铳器古今沿革，愈出愈精，奇机妙巧之所倍加，一人兼十人，宇内兵制随一变。又曾告讲修官，贵政府有扩张海陆军制及振兴各种工业。为此要教师若技手，则我政府应保荐之。此意虽知贵政府之为所同然，未闻有要之。其为难聘师邻国乎？服习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又属不可已，贵政府岂为此乎哉？必将练训兵士，有施为之。时机易去，旷日弥久，恐不及事。今本馆陆军少尉堀本礼造，以兵学校出身，训练兵士，固其所服习，故先延少尉，姑从事干此，亦不胜旷待日月乎？故兹保荐之。”这是日本政府劝说朝鲜组建新式军队的重要史料，透露出了四点信息：其一，日本所赠朝鲜的枪械武器，乃是当今世界军事利器之主流，威力甚大。其二，日本愿意派出军事教官和技师，向朝鲜传授近代武器知识，帮助朝鲜实现扩建陆海军之计划。其三，训练军队是当务之急，岂能坐等中国之意向。其四，日本公使馆有兵校出身的少尉堀本礼造，可帮助朝鲜训练军队。

朝鲜政府对于花房义质的建军方案否定深表赞同。闵谦镐、洪祐昌联名复函，内称：“敝邦疏于军务，贵政府为是注念，既惠小銃利器，公使有荐引陆军少尉堀本礼造，兵戎操练，从可资习，并庸鐫谢，至于军务器械技师艺工，当与堀本爛商，陈恳贵政府矣，公使旋旆之后，亦须另图周章，得有施副，俾完事公，深所企望，不戩敬具”。据此可知，朝鲜全盘接受了花房建议，决定聘请堀本礼造为新式军队的操练教习。5月8日，花房义质再次致函，赞赏朝鲜政府的决定，提议会商组建新式军队的具体问题，就“兵戎操练当为爛商”。5月16日，闵谦镐、洪祐昌复函花房义质，练兵场地问题需要报请议政府研究决定，一有消息，定当立刻告知；对日本选派军事教官前来指教，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信中说道：“校场更选，当禀议我总理大臣，图所以方便，续有奉复，须下原谅焉”，对“组练戎事，果赖堀本少尉善为指导，俾我藝士颇有进就之方，实为斳谢”。此后，双方就军事教官的派遣、操练场地的选定、士兵身体素质的检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同一个时期，日本民间人士也积极加入了劝说朝鲜进行军事改革的行列之中。1880年8月，日本协同商会会长高须谦三致函前来东京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为朝鲜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四项建议：“开道路、高家屋、修兵船、改兵制”，并认为后两项尤为重要。他在信中先是畅谈近代海军对于御敌保国的重要性，“贵国三面环海，英、佛、露、墨为邻，船舶之力，昨供鱼钓者，今则万里飞行，修邻交通互市，况沿海御侮之备，亦可缓乎？僕愿贵国修船舶蒸汽风帆，讲航海之术，使以进而可飞行，退而可御侮也。”次是劝告朝鲜，效法日本，引进西洋兵器，实行军制改革。他说：“国家之事莫急于兵备，方今泰西火技大进，兵制一变，銃炮机巧之美，步趋分合之妙，莫不备悉。征之古今，计其长短，独于兵制，则断不得不取法于泰西”。当今世界，欧美列强依恃船坚炮利，纵横四海，“宇内之邦，方争强逐利，小不满其意，决之于戎马，故以今之势，而冀其无变，不可得也”。日本在饱尝欧美列强欺凌之苦之后，从明治维新起，发愤改制，以欧美为师，大力发展近代陆海军，至今已初见成效，“日本十数年来亦有所小试”。为此，高须谦三建议朝鲜，“速改兵制，弃刀枪击刺之术，用銃驳炮趋之法，以对峙万国，而不辱其武也”。在信函的最后，高须谦三表示，作为商人，愿为朝鲜“开道路、高家屋、修兵船、改兵制”诸项事宜，在资金等方面“尽力所及”。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日本政府的政策导向、驻朝外交人员的竭力劝说，外加以高须谦三为代表的日本民间人士的助推，最终推动了朝鲜军事近代化的改革，为别技军的滋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3.宗主国中国的劝告与帮助

为了维系中朝宗藩关系，巩固东北地区边境的安全，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始，清政府在劝说朝鲜开国通商，引进欧美列强遏制日俄的同时，通过游说与扶植的方式，为朝鲜培训军工人才，编制新军计划，间接助推了别技军的诞生。

1880年8月，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人，多次会见朝鲜赴日修信使金弘集，力劝朝鲜开国通商，仿效日本，学习西洋，“凡日本之船厂、炮局、军营，皆可往学。凡西人之天文等法、化学、矿学、地学，皆可往学。或以釜山等处，开学校，延西人教习，以广修武备”，“讲修武备，考求新法”。10月11日，朝鲜国王李熙召开御前会议，听取金弘集日本之行的见闻，讨论黄遵宪赠送的《朝鲜策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等朝廷重臣完全赞同何如璋、黄遵宪的观点。“领相曰：臣毕见之，彼人之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之阁者也”。从朝鲜历史的进程看，此次御前会议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确定了朝鲜改革开放的基调，是守旧与变革的分水岭，闭关与开放的变更线，表明朝鲜已经处于变革的前夜。

清政府的反复劝告，促成了朝鲜王朝的求新求变。1880年9月下旬，李鸿章收到了朝鲜重臣李裕元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称，为了抵御列强可能的侵袭，强化国防力量，朝鲜国王决定选派人员，留学天津，学习、制造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希望获得清政府及李鸿章的大力支持。李裕元称：“小邦国王此际忧虞，宵旰靡弛，文而崇儒重道，武而讲戎敹械，先选六条之士，广开百技之门，惟我上国是则，亦惟我爵前是倚”。同时，李裕元又表述了朝鲜强军对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重要性。他说：“若或准可，则下次事无巨细，专仰爵前禀定，而不以卑鄙，随处戒饬，俾有实效，奚特一邦之幸，亦获藩屏之固矣。”与此同时，朝鲜国王又派遣賫咨官卞元圭前来咨请，具体磋商有关留学事宜。史称：“卞元圭前往京都，齎文陈白于礼部，未知回施之如何”。朝鲜国王李熙致清朝礼部咨文称，为抵御东西方列强的侵略，现拟讲求武备，“咸以为上国军器精利以威天下”，“而天津厂等处实四方巧工之所会，各国神技之攸粹”，因而，朝鲜欲选派精明聪慧之人，进天津学造器械，恳请上国恩准。清政府当即指派李鸿章统筹规划，全面负责。10月9日，清廷颁布上谕：“如以后朝鲜有员到津，敝处于练兵制器之法，不难罄其秘要，随意指授，俾获有成，藉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正式决定接收朝鲜学徒、工匠来华学习。此举开启了中国为朝鲜培养近代军事人才的历史。

10月19日，朝鲜賫咨官卞元圭在礼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到达天津，前来商谈学徒、工匠学习的具体事宜。李鸿章负责安排此事，指派津海关道郑藻如、永定河道游智开、办理机器军械各局候补道许其身、刘含芳等进行接待、商谈，并指派专人引导参观天津机器制造局。经过充分调研，详细规划，李鸿章为朝鲜制定了一个由“炮兵、骑兵、步兵”组成的扩军练兵方案；拟定了“制图、木样厂、翻砂厂、枪子厂、卷铜厂、机器厂、汽机锅炉厂、熟铁厂、火器厂、电气房、火药厂、镪水厂”的技工培训方案和学徒培训计划。在与卞元圭的交谈中，获悉朝鲜军队装备低劣，“所用土枪仅于中国绿营之抬鸟枪相等，其制造及新式枪炮仍须购自外洋，是无其器而不能也。西洋枪炮其准线、口令、步伍、非操演数年难以纯熟，是无其人而不能用也”，李鸿章奏请朝廷，愿意为朝鲜代购兵器，训练军队。他说：“既准该国来习机器，将来必须代为购器，代筹练兵，皆事之连类而及，缺一不可”。为了增强朝鲜练兵购器的信心，切实增强朝鲜的国防力量，李鸿章在卞元圭回国前夕，向朝鲜赠送了“来福前膛枪十杆，酌配子药铜帽各项；毛瑟马枪十杆，连后门子二千个”。在接待朝鲜来华学习人员方面，李鸿章与卞元圭就“来局之后应如何设法教导” 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商讨。

1881年11月18日，朝鲜官员金允植奉国王之命，率领38名学徒、工匠前往天津， 1882年1月25日达到天津，开始了留学中国的历史。按照李鸿章的指示，天津机器制造局新建朝鲜馆，委派专人照顾朝鲜留学人员的学习、生活。根据培训计划，38名朝鲜人被分别安排在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军工制造技术。为了学有成效，李鸿章训导学员，“照前次议定章程规条，认真学习，并饬各局委员督饬工匠尽心教导，以期技艺速成，俾得回国转相传授”。日常管理，由交由朝鲜领选使负责，“由金允植等约束各匠徒，务须恪遵局规，讲求制造，不得出外滋事，及稍有懒惰荒误”。除正常的专业学习之外，天津机器制造局还时常安排朝鲜学员深入工厂、学校，参观军工厂、水师学堂。

遗憾的是，朝鲜学员未能完成学业，而是提前回国。1882年11月7日，金允植受国王之命，咨请撤回学徒、工匠，内称：“学徒自春以来，不服水土，遘病东还者，前后相踵，现今所余无几。继自闻变以后，各念室家，用志不专，难望成效，似宜就近撤还，另购小器，设局国中，使之温理旧业，为制造之基。兹复遣领选使金允植禀商一切事宜，撤还学徒，烦请贵大臣将此事由转奏天陛，特赐允准，不胜幸甚。”李鸿章遂于11月24日，回咨并报请总理衙门，内称“臣查该学徒远役思归，若强令久留，不能专心，更少进益，应听其便”。总理衙门表示同意。11月26日，金允植与学徒启行回国。

遣派学生来华留学，昭示了朝鲜对中国的信赖与依靠；天津机器制造局对留学生的悉心关照，展现了清政府对朝鲜走向近代化的鼎力支持，和对朝鲜富国强兵的热切期盼。尽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朝鲜首次选派人员留学中国未能如期完成，但毕竟为朝鲜培养了一批新式的军工人才，辅佐了朝鲜近代军工企业的起步、发展，开创了朝鲜遣派学生留学海外的历史先河，间接为朝鲜在本国编练新式军队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总之，在朝鲜行将走向近代化历程的转型期间，别技军的诞生是合力运动的结果，既有来自中日两国劝告、扶植的外部因素，更有朝鲜为抵御外侮的自觉追求，多种动因不同的力量，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奇妙地扭合在了一起，最终促成了别技军的孕生。

三、精锐部队“别技军”：选兵与训练

1881年4月，兵曹判书闵谦镐向国王李熙禀报了花房义质来信的主旨：“殿讲入侍时，经理事闵谦镐曰，间者日使花房义质，抵书于臣及礼判洪祐昌，而简选兵士，操炼戎务，为今日急务。荐引陆军少尉堀本礼造以为训教之师，亦要择定教场从事肄习云矣。”并称颂花房义质所提建议，“出于厚谊，恐难辜负其意”。国王遂下令：“依为之，选兵操练等事，以节目磨炼，而将领之任，勿拘文荫武择差可也”。从此，组建新式军队，选兵操练，步入具体实施阶段。

按照“各营兵士之健壮者，抄出点取，别定将领”的方案，朝鲜政府从驻扎京城的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挑选出80名体格健壮、军事技能过硬的士兵，别立一军，取名别技军，即“精锐部队”之意，作为王室的亲军或近卫军。闵妃的族侄闵泳翊出任“教练所堂上”，统领全军。另外，韩圣根为正领官，尹雄烈为左副领官，金鲁莞为右副领官，禹范善为参领官。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为军事教习，通晓韩语的日本人武田勘太郎担任翻译。至此，朝鲜军事史上第一支新式军队诞生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拒绝了朝鲜国王的邀请，日本凭借担任军事教官之便，部分地掌管了别技军的指挥权。

1881年5月7日，堀本礼造率领别技军，在汉城西大门外慕华馆临时操练场，举行了首次公开操练，向到场的朝鲜官员及日本驻朝使馆人员展示了组建不久的训练成果。翌日，花房义质致函朝鲜政府，高度赞扬朝鲜士兵身体健壮，军姿威武，技艺娴熟，只要假以时日，别技军定成劲旅，实“为贵国所庆”。在信中写道：“武衛别军官尹雄烈，金鲁莞领兵卒来，我陆军少尉堀本礼造及语学生武田勘太郎，俱临检之，皆健壮刚毅，以为颇可教矣。”信中，花房特地提请，为保证正常训练，希望朝鲜政府尽快选定训练场地。朝鲜政府随之特批汉城东大门（兴仁门）外的下都监为别技军的专用训练场。

别技军作为新生事物自诞生之日起，就广受朝鲜政府重视，多次获得朝鲜官员乃至国王李熙的表扬与肯定。5月16日，花房义质致函井上馨，内称：朝鲜“训练大将申正熙来到慕华馆出差，对士兵训练情况进行观摩检查，大为满意，当即对参加训练的士兵予以奖励，并对堀本等日本教习表示谢意”。另据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报告拨抄记录：10月22日，朝鲜国王拜谒位于距离京城54里外的先王陵墓，对随行护卫的别技军大加赞赏。花房义质作为朝日军事合作的直接促成者，更将别技军当作炫耀的资本，四处宣讲。他曾经说：别技军的出现意义重大，“对朝鲜政府而言，虽然真正的改革之路还很艰难，政府内部尚有患得患失之人，但是朝鲜已经迈出了真正改革的第一步，而此步则是经我陆军士官之手开启的，可谓交际上经数年劝诱的一大成果”。花房义质所言虽有自夸的成分，但日本通过派遣军事教官，掌握了朝鲜新军的训练权，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府的扶持、日本的助力，保证别技军的迅速壮大。所史料记载，到1882年7月，别技军由初建时的80人，发展到400余人，数量翻了5倍之多。且其待遇、装备明显优于朝鲜旧式军队。统一的草绿色军服，清一色的洋枪、短炮，纯正的日式训练模式，高于旧军5倍之多的薪俸，让别技军格外耀眼。关于别技军的装备、训练情况，朝鲜人金衡圭在《青又日录》有过较为清晰的记录：“初头则班家子三十余人，逐队相回，倭人两汉前导指挥，其服色皆着小战笠，服快子衣，此所谓初学法也。其后则常汉兵队近百人，皆以单衣佩刀荷铳，朝鲜人先习者，为之指挥，教以用铳之法而取其速，一齐应指挥者，一队则如两班人逐队相回，不知其用于何处也。”随着对日语口令的掌握，别技军的训练效果大幅提高，行军步伐愈益整齐划一，射击姿势日益规范标准。军事教官堀本礼造曾有言，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训，别技军“队伍略整，行止旋转渐得如意，稍足以见其绪然。”

在朝鲜本土训练新军的成功，激发了日本人在朝鲜成立军校的设想。1881年7月，堀本礼造致函朝鲜重臣闵谦镐，提议聘请日本教员，设立军事学校。堀本礼造在信中称：“联各科教员于我国，速设兵学校，先立其基，而或教士官，或训兵卒，俾之益扩张，则今日之举终不空”。基于现实困难的考虑，朝鲜政府变更了日本人的建议，在扩充别技军人数的同时，为培养后备军官，决定从京城贵族子弟中选拔“士官生徒”，派往日本户山学校，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已有的研究证明，朝鲜先后向户山学校选派了13名留学生。他们是：徐载弼、申应凞、林殷明、郑行徴、申重模、白乐云、李秉虎、李建英、李奎完、尹泳馆、郑兰教、朴应学、河应善、郑锺振。这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或身居政府要职，或成为军队的主官，推动着朝鲜军队的近代化改革。

四、别技军与壬午军乱：消亡与再生

正当别技军迅猛发展之际，却在1882年7月画上休止符。同年7月23日下午，驻汉城旧军发动兵变，围攻别技军所在地下都监。是日，正值放假，别技军大部分回家，军营中只有堀本礼造及20余名士兵，大股叛军及乱民蜂拥而至，杀死营官丁龙燮及士兵多人，砸毁洋枪。堀本礼造等7名日本人在逃跑中被打死，兵曹判书闵谦镐等多名高官被杀害。朝鲜史上的这场兵变，史称“壬午军乱”。兵变后，重新掌权的大院君下令裁撤别技军。至此，别技军结束了仅存一年有余的历史。

别技军速亡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新旧军队待遇悬殊，矛盾尖锐。朝鲜旧军多为贫民子弟，装备简陋，待遇低下，月俸常常不能按时发放，时常以带有沙粒的糠米配充。别技军则多为贵族出身，武器先进，待遇优渥。久而久之，新旧军队就由彼此之间的轻视，演变为敌视，矛盾冲突时有发生，随时都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其二，朝鲜民众深存的仇日情结所致。1592—1598年，日本发动的侵朝战争，波及朝鲜三千里河山，给朝鲜人民带来无法抹灭的惨痛记忆，仇视日本几乎成为朝鲜民族的集体意识。当日本人任教官、操持日本赠送武器、喊着日式口令的别技军成立伊始，朝鲜民众长存于心的仇日情结油然而生，称其为“倭别技”。别技军自视高人一等的蛮横，更助长了民众的反感情绪。别技军训练时的枪械声，则让附近民众怨声载道。时人黄玹记录道：“是春募丁壮,练习倭兵技,谓之別技队,倭人堀本为之师,筑教场南山之阴,荷銃跳踢,塵坋蔽空,都人创见,无不骇惋,且自开化以來,无分利害,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至是因乱兵群起逐之”。其三，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党锢之争是朝鲜王朝的顽疾，王族与戚族争权夺利，更是不绝于书。1873年，国王李熙亲政，其父大院君被迫交出权柄，朝鲜的大权落入闵妃之手。从此以后，戚族膨胀，王族式微。早在别技军酝酿之际，闵氏家族就将其视为巩固权势的私人武装。兵曹判书闵谦镐总揽别技军的编制规划、军需供给，闵妃的族侄闵泳翊为别技军的实际指挥官，号令全军。兵变发生后，大院君在乱军的簇拥下，屠杀闵氏家族成员，结果致使闵谦镐死于非命，闵泳翊外逃，闵妃扮成村妇，死里逃生。与此同时，大院君清除异己，安插亲信，任命长子掌管军权、财权。在此背景之下，别技军作为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牺牲品，自然也就难逃一劫。

“壬午军乱”宣告了日本人帮助朝鲜训练军队的终结，但由其肇始的朝鲜建设近代军队的步伐却并未停止，只是军事教官由日本人变成了朝鲜人、中国人而已。随着大院君被囚禁中国，闵妃重新掌权，新军编练再度勃兴。一方面，朴泳孝和尹雄烈作为负责人，分别在广州南汉山城和咸镜道北青继续训练新式军队，其名仍统称“别技军”。另一方面，求请中国帮助训练新军。1882年8月15日，朝鲜国王咨函北洋大臣李鸿章，内称“本国选民兵千人，请吴军门派员教习”。9月12日，朝鲜重臣赵宁夏奉命前往天津，与李鸿章谒商自强之策。在递交的《善后事宜六条》中，特地就“整军制一条，即求中国为之设法”。李鸿章为此奏请朝廷，扶植朝鲜，加强国防建设，“御侮乃可保邦，练兵必先简器。往时朝鲜军械朴陋，仅用土枪，断难制胜”。清廷对此予以首肯。事后，李鸿章与赵宁夏围绕“延请教师，借给洋枪炸炮”事宜进行了详细商讨，并报请总理衙门批准，决定从驻朝军队吴长庆部中，挑选精通西洋枪炮者，担任军事教官，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在赵宁夏归国之时，李鸿章又专门从天津机器制造局调拨了大批武器装备，以示对朝鲜编练新军的支持。赠送给朝鲜的武器装备主要有：“机器局旧制十二磅开化铜炮十尊，配以开花子三千颗，木信三千六百枝，门火六千枝，炮药四千五百磅，炸药一千五百磅。又，英来福兵枪一千杆，配以细洋药一万磅，大铜帽一百万颗，皮带子袋各千副，运送朝鲜，俾发练军之用”。

与此同时，吴长庆在朝鲜三军府成立了以袁世凯为首的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朝鲜新军。袁世凯“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制定了一个四千人的“新建亲军”编练计划。为统一指挥，特将南汉山城和北青的别技军编入亲军建设之中，彻底抹掉了日本人的痕迹。到1884年12月，成功编练了三个营的新军，分别是驻扎三军府的左营，驻扎南别宫的右营，驻扎江华岛的“沁营”，每营500人，共计 1500人。所有各营皆采用西式操典，配备新式武器，“三年之间，蔚有成效”。“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公（吴长庆——引者注）及韩王亲临校阅，皆欣悦叹美”。国王李熙阅兵后，称赞新军“步法颇正，放枪亦熟”，袁世凯“教练之有法”，决定续扩新军。1885年1月30日，国王李熙咨报李鸿章，内称：“现值时事多虞，不可忘危，添建前后别三营，以资宿卫。惟此三营或招募民丁，或步伐殊法，难以齐整，请贵大臣札派袁司马再行督练，应如左右营一律教习，俾成终始之美。”遗憾的是，清政府帮助朝鲜训练军队的计划，因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而夭折。因条约规定：两国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

在此后的数年间，受惑于东西方列强的教唆、鼓动，中朝关系一度紧张，军事合作完全中断，朝鲜军队近代化改革基本上停滞。19世纪90年代后，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逼迫朝鲜政府重续军队近代化建设之余脉。1893年4月8日，朝鲜国王致咨李鸿章，求请接纳朝鲜留学生来天津学习近代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朝鲜国王表示，目前列强环伺，时局动荡，为求自保，亟待储备军事人才，“闻阁下创立武备水师机器各局堂，规制精详，洵为储材之根本，钦佩久深，刻拟检选少年子弟才堪造就者若干名，送请阁下分发各局堂联席肄业，俾得材成有用，为将来捍御之资”。5月4日，李鸿章致函朝鲜国王，称颂中朝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于贵邦之事，亦俱视同在己，无不极意维持”，表示完全支持国王的提议。李鸿章认为，朝鲜三面环海，理应发展海军，但鉴于财力有限，难以大规模的购置“铁舰快艇”，当以编练陆军为主。在信的最后，李鸿章吸取了朝鲜第一次留学天津的教训，提请朝鲜此次来华留学的学生，年龄必须在20岁以下，且有一定的汉语基础，“方便指授”。朝鲜学生来华后，将安排到北洋武备学堂、北洋水雷学堂、北洋鱼雷学堂，与中国学生同班学习，将来再从学业优良者中，挑选一二人入北洋水师学堂受教。可惜的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打断了朝鲜军队近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朝之间的第二次联合培养军事人才的计划，未及实施就胎死腹中。

五、结论

别技军作为朝鲜社会近代转型期的标志，浓缩了朝鲜从闭关走向开放的历史面相，彰显了朝鲜对民族自救道路的积极探索。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国家，朝鲜在迈向近代化旅途的过程中，固然不乏中日两国的劝告、帮助，但就其本质而论，源自本民族内部的自觉追求则更贴近历史的真谛，别技军从诞生到消亡的历史当属于此。别技军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由别技军所渗透出的学习西方、引进近代先进技术、争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却贯穿于朝鲜近代历史的全部。朝鲜王朝尽管未能据此完成民族独立的课业，但它仍不失为一次意义重大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