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彼此错过的破局者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十九卷·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一、1894年6月，天津，“仗打完了以后再见吧”

1894年2月15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初十，广州《中西日报》刊发东西药局告示一则：“大医生孙君逸仙，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

告示里的那个“澳”，不是澳门，而是毗邻澳门的香山县翠亨村，孙中山的老家。甲午新春，孙中山把自己关在翠亨村的宅子里，写了篇大文章，题目叫《上李鸿章书》。

此事怎么看都有失体统，尤其是放在十九世纪末的大清，更显十二分的荒唐。一位年方28岁、来自岭南瘴蛮之地的西医，凭着一股子不知谁给他的自信，要投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跟71岁的老人家聊聊富国强兵之道。有冇搞错？

刊登有《上李鸿章书》的《万国公报》

没错，《上李鸿章书》洋洋近8000字，主题就是富强之本。当年9月和10月，广学会下的《万国公报》月刊，以《上李傅相书》为题分两期刊发此文。从《万国公报》的文本看，这是篇野心很大，口气比野心更大的雄文。雄文的精华在第二段，西医给岌岌不可终日的大清开了一剂药方——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不消细品，“窃”之后百十来字，有难以掩饰的居高临下。想让中堂大人照方抓药？作者说话的调门，显然高了点。位卑不敢忘忧国，那是你的想法。位卑就没有资格忧国，那是大清的章法。

好在有些愣头青能成事，多半在于起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此事断无胜算。

孙中山在青年时代是个愣头青，愣头青身边有几位大逆不道的同道。譬如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就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结识的朋友。四人过从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并称“四大寇”。“四大寇”加上孙中山的同村发小陆皓东，组成了一个聊天群。聊天群的官方语言是夹杂着散装英文的粤语，日常话题一些排满反清的牢骚，意见领袖是自诩“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

“洪秀全第二”何以竟要上书李鸿章？这反映了他立场在1890年代初的短暂游移，部分接受了温和改良的思想。微妙的转变，源自香山耆宿郑观应的影响。孙中山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澳门，郑观应恰好在澳门丁忧守制。在此期间，两人有着深入的观念交流。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收录了孙中山的《农功》一文，而《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方案则出自《盛世危言》序言。两者之间的关联，陆皓东再清楚不过。

在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陆皓东算不得主角。有一句台词观众可能印象深刻，面对白莲教愚民他哀叹“中国没得救了”。可在孙中山30岁之前的人生舞台上，陆皓东却占了不少戏份，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迷弟。他少年时的惊天伟业，是跟着孙中山捣毁了翠亨村村庙里的神像。后来他被历史记取的身份，是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陆皓东还有个“第一”，《上李鸿章书》的第一读者。孙中山返乡写作，陆皓东是陪同者。孙中山每写一段，都会把陆皓东叫来，诵读、推敲。迷弟“好犀利、好鬼劲”的赞佩声，回荡在孙宅二楼的书房。种种迹象表明，陆皓东在为《上李鸿章书》击节叫好时，提出了一个更忘乎所以的建议：为什么不直接找李鸿章面陈要义呢？这一次轮到孙中山赞许迷弟了，合心水。

都说广东人敢想敢干，此类优秀品格的要害是，很多环节还没想通透，就已经决定干了。孙中山决定面见李鸿章，理由倒是充分，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是挂名师生关系。孙中山曾就读的西医书院，李鸿章是学校庇护人。学生想见老师，天经地义嘛。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去见？暂告八字没一撇。

眼面前的麻烦是，孙中山在翠亨村蒙头写《上李鸿章书》时，他的东西药局账面上仅剩十几块钱。“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收到药局伙计的信，立刻从香港赶回广州，替孙中山把药房收拾好，交还给股东。陈少白的举措只是应付股东追债的权宜之计，待孙中山怀里揣着《上李鸿章书》“由澳回省”，东西药局已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一家药局的破产，一般原因是执事医生不但想为百姓救死扶伤，而且想为国家寻诊把脉。

药局破产对孙中山来说是小事一桩，他要操作的是更大的事，国家的事。回到广州，医生把他为大清开的药方交由几位朋友审阅。心思缜密、处事周全的陈少白在文章中添加了一些敬词、谦词和必要的客套话，使之更适合体制内的口味。晚清的广东人，对体制有刻板印象，那是一群满身官气的北佬。李鸿章就是端坐在体制金字塔高处的人。尽管他有着洋务派的开明形象，但草野小民真想与他面对面，关山重重。

孙中山要面见李鸿章，此事摸着门道，已经是1894年6月。欲会李鸿章，先见盛宣怀。六度寻人的游戏，盛宣怀是通关要诀。盛时任津海关道，驻守天津直隶总督公署，三封推荐信铺就了通往公署的路。

第一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是魏恒，赋闲广州的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写信出于感恩，因为孙中山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痔疮。魏恒推荐信的收件人是他的好友盛宙怀，盛宙怀任广东候补知府，却常住上海。在信中，魏恒向盛宙怀介绍了孙中山，并请求盛将孙推荐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孙中山携魏恒推荐信，于6月初起程赶往上海，表兄谭虚谷资助了部分差旅费用，陆皓东随行。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上海之行，他一生总共27次莅临此地。

盛宙怀收到魏恒的信后，接力致函盛宣怀。他是第二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人。

第三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是老熟人，郑观应。拜访盛宙怀的那几天，也就是6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巧遇郑观应。名为巧遇，更像是约定。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出大戏里，郑观应是剧情的推动者，不动声色，适时出现。郑观应此番出现，貌似就是为了助力小老乡。

在三封推荐信里，郑观应的这封内容最详尽、言辞最恳切，对孙中山的评价亦最高。他请求盛宣怀提携后辈，从中疏通，使孙中山有机会“一白其胸中之素蕴”。郑观应还在信中额外提了一个请求：孙欲游泰西各国，考察农务，请盛代求李鸿章，为孙办理一份出国护照。是的，申请护照也是孙中山面见李鸿章的诉求之一，可能是更实际的诉求。出国考察之目的是修习西法以改良中国农业，而核心主张是在广东自种罂粟以抵制印度烟土。这个主张，写在《上李鸿章书》的倒数第三段。

在郑观应家里，孙中山还认识了几位朋友。其中一老一少两位，对孙中山大有助益。老者王韬，66岁，维新思想大家、中国报业鼻祖。王韬利在当时，他为《上李鸿章书》润色并定稿，还为孙中山附加了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罗丰禄；少者宋耀如，31岁，晚清实业巨贾、基督教传教士。宋耀如功在后世，他是孙中山反清革命的资助者，当年秋天他承印的《万国公报》刊发了《上李鸿章书》，而他四岁的次女宋庆龄未来将成为孙中山的妻子。

1894年6月的孙中山还想不到那么遥远的事，当务之急是去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地。大约是6月25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是他的第一次天津之行，还是陆皓东陪同。佛照楼旅舍的广东籍掌柜，看着家乡来的两位青年，风尘仆仆入住，又步履匆匆出门。孙陆二人赶着去天津直隶总督公署，拜会盛宣怀。盛宣怀耐着性子接待了孙中山，精通洋务、有志新政的青年，无论怎么说都可堪一用。他在堂弟推荐信上的批注日期，暗示了孙中山行程的紧凑，6月26日。而经王韬润色过的《上李鸿章书》和他的推荐信，也在同一时间递到了罗丰禄手里。随后几天，佛照楼旅舍的两位住客像换了人似的，待在房间里闭门不出。偶尔，其中一人会到客堂，向掌柜打听，有无官差来找他们。对于孙中山来说，这是天大的事。

平头百姓，包括孙中山这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当时并不十分清楚，那几天，那个月，乃至那一年，天下最大的事，其实不是他求见李鸿章，而是一触即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不能怪孙中山，大清封闭的政治决策和信息传输体系，在政府与百姓之间设置了无法穿越的屏障。在铁屋般封闭的体系里，李鸿章是主事人、操盘手，同时又是一个尴尬的角色，外有敌寇进逼，内有清流攻讦，此等酸爽不足为外人道。不过，李鸿章要应处的国家大事与孙中山心中天大的事，在时间上倒是有几处偶合。

1894年2月15日，广州《中西日报》刊发孙中山“由澳回省”告示那一天，朝鲜爆发了由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东学党起义，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1894年6月3日，差不多孙中山从广东动身北上的时候，朝鲜李氏王朝正式照会袁世凯：“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李鸿章立即复电：“韩国请兵，中国势必准行。”清军分水陆两线进兵朝鲜，李鸿章则驻节天津北洋大臣衙门，运兵筹饷。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他能够嗅出朝鲜内乱背后日本的味道。他知道清军的对手根本不是东学党，而是日本。事实上，日本已先于大清做好了战争准备，半岛驻军迅速增强。李鸿章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的策略调整为中日双方均从朝鲜撤兵，保全和局，并寄望于英俄的调停。6月中下旬，李鸿章坐镇天津，指挥着汉城和北京两张谈判桌上的对日交涉。

18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照会清廷，强硬拒绝从朝鲜撤兵的提议。三天后，光绪电谕李鸿章：和议难遂，加紧备战。这一天，应该是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日子。孙中山赶场拜访盛宣怀、罗丰禄的那几天，李鸿章正焦头烂额、日理万机，他每天处理的电报、文书近百件。有证据表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确呈到了李鸿章的案头。然而，李鸿章是否拨冗读过孙中山的大作，又有何评价？不得而知。十万火急的军情等着中堂大人裁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云云绝非急所。对等着冷馒头充饥的人，大谈膳食均衡，稍显不合时宜。抱歉，中堂大人实在无暇聆听西医的治国方案了。孙中山在佛照楼旅舍枯等数日，等来一本出国考察农务的护照和一句算不得敷衍的承诺：“仗打完了以后再见吧！”天津之会，由此错过。

后来，仗打完了，仗也打败了。曾为大清奉上药方的西医，已经抛弃了幻想。自津返粤不久，孙中山前往檀香山。1894年11月24日，日军攻陷旅顺并大肆屠杀时，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这一次，西医换了个药方，他不要改良了，他要实打实的革命，革大清的命。

诚然，错过天津之会的孙中山，此后与李鸿章还有再续前缘的可能，但他与大清早已一刀两断。回头一看，《上李鸿章书》竟是孙中山给大清下的最后通牒，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二、1896年9月，纽约，“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

甲午战争，是大清的失败，也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马关条约签订，曾经的股肱之臣成了天选的背锅侠。1895年8月，条约签订四个月后，李鸿章“奉旨入阁办事”。此人事调整本质上是下野，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头衔被剥夺。下野有个雅气的说法，叫投闲散置。

投闲散置的李鸿章，避居北京贤良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裱糊匠之叹”油然而生，中堂大人一肚子的怨气：“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宦海沉浮中的政客，多半会做吹角连营的梦。真能黜而复陟者，并不多见，何况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叟？

李鸿章的幸运也是不幸在于，甲午战争后，日本并未停止对中国的蚕食。李鸿章下野后，在这场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对局中，清廷再也找不到一个可负其责的棋手。侠之不存，锅将焉附？更重要的是，清廷逐步认识到，李鸿章当初的构想——联俄制日——老祖宗“以夷制夷”的新款马甲，才是痛感最轻的挨打模式。

俄罗斯人以他们特有的直率，回报了李鸿章的青睐。1896年5月，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俄方指名道姓邀请李鸿章作为大清使节前来致贺。末代沙皇人生中最盛大的仪式，成了李鸿章东山再起的契机。慈禧送了个顺水人情，她召见李鸿章，叮嘱了几句：今命汝西行，联络欧洲，抵御日本，慎之勿懈。

3月30日，吴淞码头一声汽笛，垂老远游拉开帷幕。此一去，历时190天，行程90000里，遍访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荷兰、比利时、法兰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李鸿章欧美之行，是他重返国际政坛的亮相之旅、走出甲午创痛的疗伤之旅，亦是为困境中的大清寻求突破的外交苦旅。

自东向西环球巡游中，有一段令李鸿章大开眼界、瞠目结舌的旅程，也是无比惬意、屡造花絮的旅程，那就是美国之行。

1896年8月28日，纽约港炮台鸣礼炮19响，10艘引导舰分左右两翼，护着“圣路易斯号”邮轮缓缓驶入泊位，码头上《拉德斯基进行曲》高奏。李鸿章走下舷梯时，聚集在码头的数万市民，执旗列岸而迎，脱帽欢呼，万声如一。身着黄马褂的高个子老人，在纽约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此前，他刚刚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

新大陆扑面而来的新气息，万物更始，欣欣向荣，让老迈帝国的失势老臣产生了天然的好感。纽约，是李鸿章美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值得他长久回味咀嚼。

8月28日，未安排其他活动。李鸿章登上大马车，直接由码头前往行邸华尔道夫酒店。纽约街头，万人空巷，巡街捕役在马车前开道，好奇的市民挤在人行道上，争睹大清头等钦差大臣的风采，建筑物上挂满了大清的龙旗。

8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和多位政府高官，取消例行休假，赶赴纽约会见李鸿章。宾主双方互换国书，并就关税问题进行交流。会谈之时，李鸿章状态甚佳，悦人话语张嘴就来，“（在欧洲时）有人劝我从地中海走苏伊士运河回国，被我拒绝，因为我一定要来美国看看。”

8月30日，李鸿章祭扫好友、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墓地，并在格兰特儿子富德立陪同下看望了格兰特的遗孀。

8月31日，休整一天。

9月1日，李鸿章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弥撒布道并发表演说，讨喜辞令再度派发，“若以大道言之，本大臣恒谓基督之福音，实近于吾儒之圣道。”当晚，中堂大人探访纽约下城区唐人街，当地华人奔走相告，兴奋异常，迎接来自故土的贵宾，马车几不能行。

9月2日，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他借访谈之机，为在美侨胞遭受的歧视而发声，呼吁美国废除排华的《格利法》，“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

李鸿章访问费城的照片

9月3日，李鸿章离开纽约前往费城。中央火车站内，送行华人无不鞠躬叩首。前后一周时间，纽约掀起了一股“李鸿章热”。作为热源的李鸿章，情绪之高亢自不待言。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开场白，甚至有了点放飞自我的意味：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

相信李鸿章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满心欢喜天地可鉴。只是，也许，有些事他并不知晓，有些人他并未得见，譬如孙中山。有个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可能会推倒他的那句开场白——如果他在纽约见到了孙中山，还会对见到一切都很喜欢吗？

呵呵，不必惊讶，时间线的比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李鸿章访问纽约的那一周，孙中山恰好就在纽约。这是两人错过天津之会后，又一次同处于一座城市。同处一座城市的他们，还是没有见面。那位曾经上书李鸿章的西医，此时的身份是朝廷的通缉犯。

1895年10月底，孙中山策划乙未广州起义，因计划泄漏加之突生变故而功败垂成。陆皓东为了焚毁兴中会名册而延误了撤退，不幸被捕，在受尽酷刑后英勇就义。乙未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他的追随者陆皓东是第一个献身共和的人。起义失败，为躲避清廷抓捕，孙中山流亡海外。此后16年，流亡成了他的常态。

1896年1月，孙中山第四次前往檀香山。居数月，于6月抵旧金山，这是他第一次踏足美国本土。孙中山的美国之行，是一段四处鼓吹革命又不断遭遇冷落的旅程。在旧金山的两个月，布道者感叹：“旅美华侨风气异常闭塞，十九缺乏国家思想，与谈革命排满，莫不掩耳惊走。”随后，孙中山由旧金山乘火车横跨美国，途径萨克拉门托、芝加哥等地，赴东海岸。推算下来，他要比李鸿章早10天抵达纽约。

在纽约期间，孙中山租住于唐人街一家华人会馆的地下室，往往以一碗面条充饥。他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向华侨痛言革命救国之真理”才是他挂心之事，然而“言者谆谆，听着藐藐，且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仅耶稣教徒数人而已。”对孙中山谆谆教诲嗤之以鼻者中，有不少人在9月1日，也就是李鸿章探访唐人街的那个晚上，走向街头去兴奋围观。

如果次日的阳光能透进孙中山蜗居的地下室，会照见他脸上的失意。李鸿章逗留纽约的那一周，每日翻看报纸的孙中山，心情又是何等复杂？先知的痛苦，莫过于此。

先知更大的烦恼是，他在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在清廷驻外机构的严密监控中。只是由于当时中美之间未有引渡条约，无法下手。在友人提醒下，孙中山于9月23日，乘坐白星公司“陛下号”邮轮前往英伦。李鸿章的来路，是孙中山的去处。

10月11日，刚刚结束欧美之行的李鸿章回京复命，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召见。中堂大人如沐春风，“忽从西海，重履东华。去日几何，则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感”。同一天，孙中山在伦敦遭大清驻英国使馆绑架，拘禁。若事无转机，陆皓东的命运在等着孙中山。解危救厄的天使此时眷顾了西医，孙中山母校西医书院的英籍教务长康德黎就在伦敦。在老师的施压下，驻英使馆被迫于11天后释放孙中山。重获自由的他，也有如梦中之感。不幸中之万幸，伦敦蒙难的经历令孙中山名声大噪。一个流往海外、居无定所的通缉犯，成了欧美及港澳报纸的新闻人物，他是评论家笔下“新型的革命派领袖”。

大清的掘墓人被放生，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三、1900年6月、7月、8月，广州、香港、上海，“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

伦敦蒙难之后，孙中山与大清结下的梁子永无化解之可能，但他与李鸿章的缘分却未到终章。孙李再续前缘，只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人。时机很快到来，1900年，庚子事变。合适的人也应时而现，刘学询，孙中山的老乡、李鸿章的幕僚。

刘学询，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最顶级的政治掮客，拥有跟乱世高度适配的投机型人格。他与那个年代的每一个派别，都能找到鲜明的同类项。他与孙中山一样支持革命，又与康有为一样反对共和，还与李鸿章一样寄生于大清的躯体内。刘学询的政治光谱之所以如此纷乱，跟他的世界观有关。他有驱逐胡虏、匡扶汉室的梦，但他梦里的汉室乃是帝制的汉室，朱元璋才是他的人生理想。“朱元璋”委身于满清，是他的权变，是终将证明他目的正确的手段。700万银元的身家，约占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令刘学询真有底气拿大清江山当棋盘豪赌一把，棋筋在两广。

棋的开局是1899年12月19日，李鸿章起复、受命署理两广事务，慈禧将刘学询交其“差遣委用”。李鸿章南下的主要任务，是铲除准备发起勤王运动的康梁。中堂大人对康梁的态度比较暧昧，抚之意多于剿。反倒是刘学询，因与康有为有宿怨，抵粤不久便铲平了康梁祖坟。此举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受辱的康梁，起了杀心。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由澳返穗途中，遭遇枪击。子弹准确命中衣服的扣子，刘学询仅受了点皮外伤。受伤的刘学询，将康梁视作不共戴天的仇寇。反清复明的大业，从长远看，帝党是比后党更麻烦的阻碍。假革命党之手以剿灭帝党，自是可以考虑的选项。

其实，刘学询与孙中山是旧识。孙在澳门行医时，刘就襄助过孙。乙未起义失败，孙流亡海外后，刘是重要的幕后金主。如今金主南下，与孙中山有了深度合作的基础。刘学询遇刺一个月后，李鸿章补授两广总督实缺。领衔主演正式就位，导演刘学询公布的片名比较老套，叫“两广独立”，孙中山西医书院的老师何启创意的概念。孙中山和李鸿章，因着刘学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理由碰一次面。

题材出现在中国北方，6月初，义和团大闹华北，京畿一片混乱。各国公使迅速集结联军，威胁直接出兵进攻北京。

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慈禧产生了合理联想，以为联军背后有帝党的影子，是要逼她归政光绪。一份对列强宣战的诏书已在老佛爷胸中酝酿：“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大清要凭满腔热血以卵击石，前现代国家在被坚船利炮碾成齑粉之前，都会有一股子慷慨之气。

复线推进的故事有另一处片场，珠江口外。大沽口炮台失守当天，清廷通缉犯孙中山乘坐法国轮船由日本赴越南，途中在香港停留。由于有五年驱逐令在身，通缉犯并不能登陆上岸。本次来港，孙中山一方面要与香港兴中会成员密谋惠州起义。另一方面，他在日本时收到邀约：“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天下之策，无非“两广独立”。

这份邀约，不知是李鸿章本人还是刘学询借李鸿章名义发出。孙中山不太相信77岁的老朽会有此等魄力，但又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赴约，一同来港的还有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等。6月17日下午，广州派来的炮艇 “安澜号”抵港外海。就在孙中山登艇前最后一刻，某种不详的预感袭上心头，伦敦蒙难的惨痛经历让他驻足。为防李鸿章设圈套诱捕，孙中山委托日本友人前往广州。当晚，三个日本人被接到刘学询位于荔湾的私宅进行密谈，李鸿章没有现身，代表他出面的是房主刘学询。谈判结果，李鸿章方面同意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并由刘学询替孙中山偿还流亡时欠下的债务。会谈结束，日本人搭炮艇折返，于18日凌晨抵港。孙中山乘坐的法国轮船已开往西贡，说好的广州之会被卷进了船尾的涡流里，化作一团泡沫。

然山不转水转。只要北方形势继续恶化，“两广独立”便还在议事日程，孙李之会就仍有操作空间。

6月21日，清廷向英美法日等11国宣战。鸡蛋撞向了石头，画面感果然很强，清军一触即溃，义和团一哄而散。京津危在旦夕，7月8日，清廷急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国难思良将，若国无良将，好歹得有裱糊匠。时隔4年又11月，李鸿章官复原职。

中堂大人斟酌了10天，于7月18日动身北上，刘学询随从。当天下午，船经香港，时任港督卜力邀李鸿章登岸一叙。李鸿章清楚卜力想跟他谈什么，刘学询事先跟他吹过风。在清廷对列强宣战后，“两广独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骤升。兴中会通过何启游说卜力，港督下定决心撮合孙李见面，甚至不惜扣留李鸿章。孙中山由南洋回日本的轮船“佐渡号”就泊在香港外海，他比李鸿章早到一天。

李鸿章与卜力会面，后排左四为刘学询

未承想，李鸿章与卜力叙谈时拒绝了会见孙中山的要求，这让刘学询也颇感意外。中堂大人还话锋一转，正色提醒港督：不要将香港作为颠覆清政府的基地。谈话有滑向尬聊的危险，幸亏李鸿章的一个表态舒缓了氛围，他不反对在两广率先推行宪政。同时询问，万一北京有变，列强希望谁来当皇帝？

港督最终放行了中堂大人，不是因为后者隐约流露的“想当皇帝”的意图，而是他收到了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急电：不可轻举妄动。二战头牌绥靖主义者的父亲，为中堂大人解了围。李鸿章安然返回他的轮船，孙中山还在“佐渡号”的船舱里焦急等待。

等待不会太久，无限的念想会制造现实。孙中山始终惦记着“两广独立”，而且随着北方混乱加剧，他的眼光也不局限于华南一隅，整个长江以南皆可相机图谋。当然，李鸿章、刘学询依然是孙中山可以借助的力量。孙中山的计划要争取李鸿章的合作，至少是部分参与。7月24日，他从香港回到神户，便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动向。事有凑巧，7月25日李鸿章抵沪后并未立即北上。中堂大人住进了刘学询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沧州别墅，有看风驶船的意思。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西狩。8月20日，光绪罪己。李鸿章有独揽朝纲的态势，这对于孙中山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坐不住了，决定冒险回国。8月22日，孙中山自横滨出发，29日晚抵达上海。清廷官员事先得到了风声，准备捉拿。孙中山躲进了公共租界一家日本旅社，他在上海待到了9月1日。从8月29日到9月1日，四天三晚，是孙中山与李鸿章继天津、纽约后，第三次同处于一座城市。

孙中山抵沪翌日，密会英国驻沪领事，寻求外援。此外，他一定要跟李鸿章见个面，他是否如愿？

刘学询提供了一套没有旁证的说辞：孙中山在沪期间，大抵是8月30日或31日，他曾单独将孙中山带到了沧州别墅，李鸿章正居于此处。依刘之言，孙中山还是见到了李鸿章。

不过，沧州别墅孙李之会，笼罩着疑云，经不起推敲。首先，关于此事，除了刘学询外，当事双方，无论李鸿章还是孙中山的回忆中均未提及；其次，从当年10月孙中山致信刘学询所提及的密商内容判断，对谈双方更像是孙中山与刘学询，而非孙中山与李鸿章；最重要的是，李鸿章用实际行动证明，他那时根本没有同孙中山合作的意图。既然不想合作，又何必同“乱臣贼子”见面？

符合逻辑的猜想是，孙中山去了刘学询的沧州别墅，可李鸿章避而不见，两人在一栋楼里，没准只隔着一层楼板、一面砖墙乃至一道屏风。

如此之近又彼此错过，两人从此再无交集。孙中山离开上海后加快了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10月惠州之役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李鸿章于9月中旬北上，去收拾那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次年9月，“大清唯一能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签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

作为孙李之会的策划师，刘学询没有随着李鸿章北上，也没有跟着孙中山造反，他去了杭州。通吃政商两界的神人，在西湖边置地当了寓公。起初，他以为自己是棋手，包括孙李在内的其他人都是棋子。末了，他发现自己也是一颗棋子，被遗忘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里。

1901年11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整两个月后，李鸿章殁于北京贤良寺。临终前他吟诗一首：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毕生为朝廷效命的中堂大人若知身后事，定会长恸不止。他去世十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大清灭亡，历两千余年的帝制终结。缔造共和者，正是与李鸿章缘悭一面的孙中山。

李鸿章与孙中山，都曾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都承担着破局之使命，他们本有机会携手合作。可李鸿章，一如梁启超所评，其长在不畏辛劳，其短在不敢破格。不敢破格的李鸿章，走不出自己的影子。虽有开明口碑，顶多是同体制奴仆的身份作个调和。相反，孙中山出自敢为天下先的南粤，率先冲破了时代音障。在保大清还是保中华之间，孙中山毅然选择了后者，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李鸿章与孙中山，处相同的时代，有相同的任务，却毕竟不是灵魂相似的人，所以他们不管走得多近，终究不会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