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气质、成熟度和种族：美国是如何将日本化敌为友的——《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读书札记

作者:金一虹

摘要：美国在二战结束不久就与昔日的敌人日本结为盟友，这从冷战思维、地缘政治以及战后意在称霸全球的“美国利益”角度不难解释，但这一反转如何在战后获得民众的支持，人们却知之甚少。《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一书从政治、文化、心理多方位入手力图解开这一谜团。文章重点落在性别、性别与种族的交叉点之上，对作者所揭示的美国主流媒体如何使用性别气质、成熟度和种族的话语来达到操控民意、化敌为友的内涵进行再解读。

2015年，正值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在9月2日分别发表了书面声明，均对美日从“昔日的敌人成为坚定的盟友”表示肯定和自豪，称美日关系是“和解力量的典范”，当然也坦承美日成功和解是基于“共同利益、能力和价值观”[2]。

美国为何在二战结束不久就与昔日的敌人结盟？从冷战思维、地缘政治以及战后意在取代英国称霸全球的“美国利益”角度来看并不难理解，国际政治关系史上亦不乏政治集团间因利益所驱或冲突或勾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例。但令人费解的是，在珍珠港上空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残酷虐待盟军战俘的心理创痛犹未平复之时①，美国政府当局置民意于何地？多项调查显示，战后美国国民对日舆情仍是群情激愤气冲霄汉。如1945年的民意调查就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天皇应当被处以死刑、监禁、流放或接受审判，仅有3%的受调者支持杜鲁门政府保留天皇“作为统治日本的傀儡”②。此时不仅美国民众认为天皇犯有战争罪且罪不容赦，就连美国国会亦于1945年9月28日通过了要求将天皇裕仁作为战犯接受审判的两院共同决议③。而美国杜鲁门政府和国务院的决策者们以有利于控制日本人、避免长期驻日给美国纳税人带来沉重负担为由，巧妙绕过国会做出了保留天皇的决定，但它最终绕不过压倒性的民情民意。那么美国政府何以改变公众对日本侵略之不义的共识？又如何使公众从心理到情感完成对日本从敌人到盟友的认知大反转？

日裔美国学者涩泽尚子所著的《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一书，通过对纷繁的历史文献、著述和大众文化文本的发掘和条分缕析以揭开谜团，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角度切入，对这一大反转的过程和内在脉络一一道来。

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涩泽尚子通过本书证明：化敌为友是“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抵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战略产物”——美国需要将日本打造成反对共产主义集团的桥头堡。她在书里貌似不经意间提到的一个很小的“偶合”——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行了4年“非亲善条款”，但在1949年9月苏联已具有核能力的消息刚一公诸于世，美国当月就宣布废除这些条款，并颁布了“亲善促进”法令[1](P41)，不能说都是“巧合”。

在政治文化层面，她在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战后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以及主流媒体是如何利用性别、成熟度和种族这类话语作为政府扫清障碍的工具，使昔日宿敌终成亲密盟友。其政治文化的性别化分析不仅令人信服，读来也颇有趣味。日本作为美国的“艺伎同盟”的隐喻，更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一、日本的敌人形象是如何反转的

二战胜利之后，为了反转对日政策，美国政府需要给美国民众铺设下心理和情感急转弯的柔软垫子——政府需要通过大众媒介为其民众提供一个可待成为未来盟友的新日本形象。

15年后，《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写道：“15年前，许多美国人认为大部分日本人是血腥残暴的野蛮人、狂热盲从的军国主义分子、愚昧无知的天皇崇拜者。而今大部分美国人在想到日本人时，似乎都认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令人愉悦的文明中奇趣迷人的一员”[1](P291)。这是《纽约时报》对美国公众心中日本形象成功反转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占据美国政治文化主流——涩泽尚子在书中将这一主流思潮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学者（既包括美国的智库成员也包括相对独立的学界）、主流媒体经过长期苦心经营达到效果的概述。

　　（一）呈现一个“女性化的日本”

向美国民众呈现一个“女性化的日本”，是反转日本形象的主打策略。

在战后美国的媒体上，在来自日本的报道中，昔日身着戎装、骑马持剑耀武扬威地检阅部队的天皇不见了，代之以一个热爱海洋生物、具有“诚实居家好男人”的阴柔形象的天皇；狂热残暴的日本士兵也消隐了，给美国公众看到的是被遣散的“年幼、疲惫、孤独无助且温和、无恶意的”日本士兵，报道还凸显他们来自贫困农家的身份，暗示这个民族需要的是帮助和现代化，而不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谴责 [1](P136)④。

在整饰天皇与士兵形象的同时，美国媒体又极力向国内民众描述日本战后一派解甲归田、偃武修文的景象：他们正在把飞机油箱改制成餐盘，将炸弹金属外壳做成炉子，把去掉雷管的水雷用做喂猪的食槽，把罗盘变成妇女用的化妆盒……这些有选择的展示，无非是为了向美国民众证明：“战后的日本将放弃海外征战的男性事业，转而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民用事业”[1](P137)。

烂漫的樱花、和善的日本妇女和讨人喜欢的日本儿童……这些女性化的象征符号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的日本题材电影中被反复使用、广为传播。好莱坞在种族宽容的旗帜下，赋日本以想象的、神秘的、女性化的“东方”形象 [1](PP260-262)。

被女性化的日本还是一个有待男性征服者消费的“国际化女性消费市场”——涩泽尚子说，那些需要性服务的美国大兵可以从“战败国走投无路的女性”那里得到“慰藉”。据报道，在美国驻日军队花费的1.85亿中，有一半是用于购买这种服务的 [1](P22,P38)。

一个女性化的日本、一个始终对占领者卑顺躬迎又能提供诸多“欢乐资源”的日本，让以无敌男性气概自居的胜利者难以拒绝，美国人从对被占国女性的消费中，获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美国人甚至自诩：是“美国大兵提高了日本女性享有的文明标准，使她们很快醉心于美国男性的魅力”，他们在“无意中”帮助日本妇女打破了禁锢她们“长达几百年之久的封建束缚”[3](P54) [1](P46)。

　　（二）儿童化的日本

美国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和政治家们也通过儿童化日本为其冷战政策服务。

1951年5月3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军队及外交关系在参议院委员会上为对日政策辩护，称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德国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上的发展相当于45岁的成年人，而日本人就像一个12岁的男孩⑤ [1](P113)。

“成熟度”对我们而言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但在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45岁的成年男人和12岁的男孩，处在男人“成熟度”的不同阶梯之上，具有不同的价值。所谓民族成熟度序列也是一个被建构的等级制体系。盖尔·彼得曼（Gail Bederman）尖锐指出：麦克阿瑟利用了战前美国人对男性气质、文明和种族所持有的普遍观念，也利用了他们认为有色的“次等”人种是发育不全或不成熟的看法[4](PP20-31)，而所谓成熟、高等级的民族会以贬低否定那些不成熟的“次等”民族来为他们的殖民化政策辩护。

一个不成熟“小男孩”的见解和行为是无足轻重的、无需认真对待的。日本是否应该为麦克阿瑟这个充满种族优越感的比喻感到奇耻大辱？N.吉尔曼（Nils Gilman）却把这一比喻解释为释放了美国鼓励有色人种国家“成长为现代、成熟、民主的社会”的“善意”。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在战后经过提炼并理论化后被称为现代化理论[5](P21)。

尽管战后美国人也会用性别化的语言来谈论德国人，但他们不会认为德国人像孩童般天真幼稚。美国人用“病态”、故意为之来解释德国人在二战中对西方世界共同文化价值的“偏离”。麦克阿瑟指德国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要为其行为负全责；而日本从“某种程度上”是“错误地陷入”了战争，就像一个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孩童[1](P113)。换句话说，日本像一个无知又胆大妄为的坏孩子，需要美国人教训并引领他们走上“正道”。看来，日本人至少应为麦克阿瑟将军将他们比作“12岁男孩”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据此可以比德国人更容易得到宽宥。12岁男孩的比喻，既为美国长期占领日本以便教育这个“世界上最大少年管教所”⑥的“问题学生”提供了正当性，也为美国对同样犯下战争罪的日本重重提起又轻轻放下的庇护性行径进行了辩解。

作者认为，比之被女性化，日本对被比喻为“12岁男孩”更有理由欣慰的还在于，女性将永远保有女性特质、永远缺乏“统治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才智”，但“男孩们”会成长成为男人 [1](P57)——冷战自由主义者们试图说服民众，日本是“孺子可教”的，是可以在美国这个“良师”的指导下，从“坏孩子”变成“优等生”的。

通常女性化和儿童化交织，共同构成低幼、无知、弱小的低等级的一极，等待强大的、男性化的导师出现。而战后美国的大众话语亦多将日本人描绘成像女性和孩童一样的无助、幼稚，是在暗示日本人自己无法达到文明教化，需要美国人的帮助和引领指教[1](P12)。

　　二、美国战后重建日本形象的内在动力机制

战后美国对日本形象的重塑，除了冷战需要，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基于战后美国谋求扮演世界领导者新角色的需要和基于应对美国国内重整性别秩序的需要。

　　（一）进入“美国时代”和塑造“文明世界领航者”的自我形象

涩泽尚子指出，若要解释美国人为何热衷于将自己扮演成日本“男童”的“良师”，首先需要分析美国人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时刻如何看待自我。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亨利·A.卢斯(Henry Albert Ruth)⑦就发表了题为《美国的世纪》的著名讲演，公开宣称：“美国必须取代英国，自主积极地担负起它已胜任的角色……捍卫残存的西方文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最重要的国家，应当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的职责和机会，将我们的重要影响力输出到全世界”[6](PP61-65)[1](P76)。

二战终结后，美国成为世界军事和经济的第一强国，“战后自由主义者”们众口同声庆贺“美国的时代”的到来，美国终于可以实现它在建国时就有的梦想——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航者”[7](PII)。此间占据美国战后主流的思想认为，“种族主义是欧美人不成熟的表现”，作为领航者的美国应该历史地担当起反种族主义的重担，但冷战自由主义同时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对于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同等重要，因此期望日本顺利地“成长”为民主的资本主义，也包含以此“粉碎马克思主义者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1](P89)。

概言之，重新想象敌人是为了重新想象美国自己。美国通过与昔日敌人和解来塑造美国具有种族宽容的慷慨气度和世界文明领航者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扮演日本“良师”，将昔日敌人教化成“明星学生”，亦能显示美国具有“同化其他民族”、使其欣赏接受并拥护自由资本主义和“美国式的生活”[8](P12)[1](PP75-76)、开创“美国世纪”的伟力。这不仅有利于美国自我形象塑造，亦可淡化国内严重的种族矛盾和阶级冲突，使美国民众对美国社会变得感觉良好。

　　（二）以日本女性为典范，重建美国战后的性别秩序

美国女性在二战期间的出色表现，使她们具有了一定的挑战男性在政治经济上统治地位的能力，这引起美国性别保守主义者们的普遍不安。他们抱怨美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拥有的权利过多，正在“削弱男性的力量”，使“美国民族原先那直率豪爽、坚定不屈的性格正在消逝，变得柔弱、女子气”[1](PP81-82)。于是日本女性被推出来，作为“迷失”了的美国女性重拾温柔顺从之女性气质的典范。

有关美国占领军与日本女性浪漫故事的报道和札记中坦言，其实日本妇女并不“符合国内（西方）的审美标准”，但美国士兵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那“可爱迷人的、孩子般的个性”，他们“被日本妇女的谦卑顺从所俘获”了[1](PP145-146,PP107-108)。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出品了几部宣扬美国人必须撇开战时仇恨的好莱坞影片，都在讲述白人男性和日本女性的爱情故事。在其中一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的马龙·白兰度在接受采访时说，男性们应能享受到如影片中日本女人给予欧美男性的“国王般的侍奉”，她们“想要取悦娱乐他，却没有同样的要求”，但是现代美国女性过于强势独立，很少“给男性展现男性情感和行为的机会”⑧ [1](PP269-270)。各种来自日本的报道、杂志对驻日美国士兵的调查都在盛赞日本妇女“有一个比美国姐妹宽容得多的心胸，你的每一个愿望她都奉若使命”，称美国女性“应该好好学习”，涩泽尚子称这是给美国女性的“教训”，也是对战后改变不平等性别秩序的进步潮流的“抵抗”[1](P42)。就像在一部好莱坞影片中，同样漂亮聪明却一直身穿生硬笔挺军装的美国女士官皮尔逊，在争夺美国男性芳心的竞争中输给了另一个日本女人，她在沮丧之余说：“下回再遇到心仪的男士，我会忘掉所谓的美国女性解放赢得的独立，像日本女性那样与他相处”[1](P286)，这绝对是男性借女性之口表达的男性欲念。

但是美国人在将日本女性对男性的顺从视为女性理想品质的同时，又批判日本把妇女变成“惟命是从”的帝国“生育机器”的“老式男尊女卑封建制度”，这一分裂的表述无非为了表明美国在性别制度方面也是文明世界的典范，暗示生活于这样文明秩序之中的美国妇女应该以此为幸。

概言之，美国战后对日本形象的重新想象正如涩泽尚子所说，也是美国基于自己对“国内种族及性别关系变化所引起的思想转型的产物”[1](P7)。

　　三、性别、成熟度与种族框架何以成为反转敌国形象的利器

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日本战后形象的反转在美国已见到成效。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日本形象已从“狡猾、近视、龅牙的‘日本佬’”（在西方的俚语中“日本佬”的意思是“日本妓女”——作者注）、“穷凶极恶的东方流氓”，变成一个在美国指引和教导下“热爱民主的学生”[1](P178)和可靠的同盟者。

当然反转大众舆论绝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若干岁月的苦心经营。我们要质疑的是，以市场机制运作的大众传媒，也并非能完全由国家意志所操控，为何美国媒体在十数年间会自觉主动地配合对日本形象的反转性重构之中？美国大众又为何能接受日本由宿敌变盟友的形象大反转？

如涩泽尚子所析，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和居住在被占日本的作家们之所以都自觉主动地致力于重塑日本形象，因为他们内心都“同样坚信美国强盛伟大，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理念充满信心”；同时，他们与那些决策者和军事领导人，持有同样的关于种族、性别、成熟度等文化观念[1](P102)——也许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同构性”，使媒体自觉地起到共谋的作用。

但笔者仍不免要问，为什么恰恰是性别气质这样“软性”的话语，能够如化骨绵掌一般对美国民众敌我情仇的初心起到挪移和反转作用？

有关性别气质的话语是在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做二元对立区分的同时，将二者做高下尊卑的等级划分。男性高于女性、成年人高于儿童，成为两个“自然的”“不证自明”的等级阶序。实际上将他者儿童化也是女性化的别样表述；“成熟度”和“发展”概念也被赋予了性别化色彩，男性气质和成熟，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可分的。所以笔者认为，在化敌为友的“反转”工具箱中，性别话语是核心。

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大众话语中，女性特质不仅具有柔弱、被动、顺从的特质，还常与胆小怯懦乃至不忠背叛紧密勾连——她们不仅“低下”而且可能“低劣”；男性气质则普遍具有被主流价值所肯定的高级特质：正直坦率、勇敢有为且能主持正义。至少从工业革命起，男性气质优越并需要通过征服女性化的他者而加以验证，已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的想象中。涩泽尚子特别指出，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是“一个重要主题”，拥有男性气质、成熟是获得支配他人和握有权力的必备特质，而那些缺乏男子气的、狡猾的、无理性的懦夫则将归入被摈弃的另一类[1](P91)。正因这种共识，美国冷战自由主义可以利用大众性别话语中性别气质的“同构”效应，操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转向。

实际上在政治文化领域，对立的利益集团双方都可能利用性别气质的话语彼此攻讦。日本在发起侵略战争之时，也利用了性别气质话语为自己征服亚洲、挑战英美提供正当性。日本在宣传战中将自己刻画成充满男性气概的民族，他们因敢于破除对白种人的盲目崇拜、用主动挑起太平洋战争证明了“白种人也是能被羞辱击败的凡人”[1](P12)而膨胀狂妄、不可一世；另一方面，日本的宣传机器也将美国人描述成阴柔、软弱而堕落的样子，说美国人是“不道德的、物质至上的民族，没有勇气，沉迷于酒精、神经过敏且喜欢专注于女性化的活动和慵懒的消遣”[1](P68)。

日本人指责美国堕落还在于美国男性过多地受到了美国女性的压制。在他们眼中，不能管住自己的女人就已经够糟糕的，如果再缺乏男性气概，那就彻底让人鄙视。这种观念使得一些日本侵略军在残忍虐待“女性化的敌人”时，表现得理直气壮[1](P137)（“软弱而堕落”——这曾经是日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大规模虐杀的理由）——最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竟然也可用性别气质的话语包裹！

但当遭遇彻败、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自诩最具男子汉气概的日本，又转而屈身以最卑微的姿态示人。笔者强调不应忽视这一点——日本并非全然被动地“被女性化”，他们也极善利用性别气质和性化武器以自保——他们不仅放下身段任由大和的“男性气概”被胜利者“阉割”，还不惜把日本妇女推到第一线做“人盾”。涩泽尚子在书中说到，日本政府在被占领初期，曾征募大量下层妇女充当“减震器”。用后来执政的首相池田勇人的话说，是通过满足占领者的“性欲”来“保护大和民族纯正的血脉”[1](P68)。

在此笔者要补充一个历史细节：日本政府确定借助女性的“性”以自保的战略战术，是在1945年8月18日，即在日本投降的第三天，其重点是用慰安妇来迎接和犒劳美国进驻军队。十天以后，就在平时百姓禁入的日皇宫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RAA）成立大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卖淫托拉斯，号召日本女性“为国家做贡献”，前后征集了两至三万名慰安妇[9]。在世界历史上，由政府出面，大规模用自己国家的女人的肉体来满足占领军对“性”的欲望以自保，日本堪称空前绝后，彻底暴露了所谓宁折不弯、高贵男子气概中最怯懦、自私和卑劣的一面。

种族观念和性别气质、成熟度一样，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构成要素，起到帮助阐释权力等级体系合法性的作用。

在美国战后构建起来的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作为“成熟社会”基本指标的新体系中，日本这样的有色人种不再被视为劣等民族，而只是被解释为“在现代性线性连续体上有所延迟滞后”。有色人种国家也可以“成长”为现代化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信念为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基础[1](P5)。

美国想以此表明，在反对种族主义方面，美国也是配得上“世界文明领航者”身份的。但涩泽尚子尖锐地揭示了美国在种族立场上的矛盾和分裂，美国“表面上拒绝相信生物学上人种差异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在继续推进国际种族等级体系”[1](P6)。她分析了为什么战后在当时美国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杂志和思想家中，对德国人的愤怒要远远超过对日本人的怨恨。在这些杂志中，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反复出现，反之，当1948-1949年日本成为美国重要的冷战同盟后，美国媒体对日本大屠杀的报道直线下降[1](PP94-95)。在张纯如（Iris Chang）著名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种族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e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出版前，美国没有任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物！对美国主流社会这种惊人的选择性记忆或选择性遗忘，作者提供一个可能解释——这成为她著作中最为深刻的部分——或许是因德国人屠杀的是欧洲白人，而日本人屠杀的主要是亚洲人。美国人对屠杀白种人的行径更为愤怒，因此认为德国人战时的行径更不可饶恕。涩泽尚子在本书的注释中提到一个细节：东京审判完全忽视了中国战俘的遭遇，好像只有白种人受到亚洲人的虐待才值得关注[1](P155)。

涩泽尚子还将其敏锐犀利的目光投向了种族-性别关系的交汇点。例如，按美国非亲善法令的规定，美国大兵可以和日本女性约会，但最高统帅部会千方百计阻止其通婚，大量日本妇女无法对美国士兵提出生父身份确认的诉讼，结果导致仅有39%的美国士兵对他们在驻日期间所生的大约5000个孩子负责 [1](PP41-42)。换句话说，是美国军方在鼓励美国大兵始乱终弃、逃避责任。

到了对日占领的末期，美国公众舆论已发生反转，美国军人娶黄种女性为妻也被誉为美国人种族宽容性的表现。50年代中期，美日联姻更被赞美为“对抗狭隘种族主义的高尚成果”。

涩泽尚子对美国人的自吹自擂幽了一默，说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与一个肤色适中的“其他”种族通婚，远比与美国黑人结婚引起的社会禁忌要小得多。而且大部分美日联姻发生在遥远的日本，这样大部分美国人因为“眼不见”而变得更宽容了[1](PP49-51)。笔者认为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受到美国社会主流肯定的不同种族间通婚，大多发生于美国白人男子与有色人种的女人之间，而不是相反。性别化的种族关系体现了他们之间并不对等的支配-从属关系。

　　四、成为美国盟友，但以“艺伎”的身份

此间，美国的媒体和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功地调用了既有的有关成熟度和性别的意识形态，制造出新的话语舆论迎接政治关系的反转。在地缘政治、消费主义和国内忧患的相互交集下，美国人接受了将昔日宿敌作为美国施舍、保护和指引的最佳受惠国[1](P291)的盟友身份。

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充满了性别化的隐喻。男人与女人、支配与从属、分离与结缡……美日间的政治关系亦然。美日关系被比作一场婚姻，他们从冤家变成情投意合的伴侣，也经历了曲折：“天皇和他原来的伴侣东条将军（指战犯东条英机——笔者注）离了婚（据说是满怀遗憾和痛苦地)，然后和另一个能提供更好生活和保护且强壮有力的将军（指麦克阿瑟——笔者注）结了婚”[10][1](P138)。我们可以看到，把性别隐喻用于这种关系是多么合乎常理！一个隐喻就使复杂的两国关系的实质毕现，难怪美国冷战时期的决策者兼政策顾问埃德温·欧·赖肖尔特（Edwim Reischaoer）也要将美日关系描述成“理想的资产阶级婚姻”[1](P138)。

在美日两国都接受的世界观里，主导伙伴被喻为男性而从属者则被比作女性。这种比喻同时也拟人化地表现出两国在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不同位置以及主动/被动关系。在美国一些旨在表现美国人所具有的慷慨、高尚的种族宽容性的节目中，显示的是美国在美日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只要我们愿意，美国就可以成为日本的庇护者，就像丈夫保护妻子一样[1](P5)。

说到美日间的“爱恨情仇”，涩泽尚子不无俏皮地说，在美国人眼里，日本在佩里的大黑船“强行进入她”之前⑨，一直处在固守东方文化的孤立隔绝状态，就像囚于琥珀中的蝴蝶。日本抗拒西方现代文明的征服，就好像是一个“不情不愿的处女”。美国人把自己当成是日本的第一个追求者（也是第一个征服者)，完全忘了日本在佩里到来之前早已同荷兰、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有过“亲密接触”[1](P65)。看来美国人历史学得不大好，总是有选择地忘记一些关键史实。

战后美日的双边关系很融洽，相守70年感觉越来越“恩爱”了。不仅奥巴马和克里对这段姻缘很满意，日本安倍之流也以与美国的亲密关系而傲娇着。亲密，但作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国”的地位；日本就像“艺妓附属于男性客人一样”，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但是以艺妓的身份，涩泽尚子下手毫不留情。

好一场貌似情投意合的“浪漫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