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国家植物园的马金双老师联系到我，想约我写一篇关于植物猎人的长文，收录在他主编的一套丛书中。拟列的人选有E.H.威尔逊、金敦·沃德、约瑟夫·洛克、罗伯特·福琼等等，有的已经有人写了，马老师想让我在金敦·沃德和罗伯特·福琼两人之间考虑做个选择。写金敦·沃德比较容易，我之前写过一篇较长的《两个植物猎人》（马老师也正是看到这篇文章而找到我），再补充一些详细的史料便能成文，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金敦·沃德文笔很好，有很专业的植物和地理知识，一生的著述也非常丰富，我看过他的书后便很喜欢他。相比之下，我对罗伯特·福琼了解得不那么多，虽然看过萨拉·罗斯（Sarah Rose）所写的他的传记《茶叶大盗》（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但这本书写得不太好，是基于福琼的个人游记，对一些事件和史实的再加工和夸大渲染的演绎式写法，也因有这个“盗”名在先，对他没什么特别感觉。马老师的意见是，相比起来，罗伯特·福琼将中国植物引种至英国及至世界的数量较多，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成就还是很大的，这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脉，于是，我便决定试着写写他。后来得知金敦·沃德也选进来了，并且邀请到比我更适合的作者来写他，也很高兴。
动笔前看了好几本书，先是罗伯特·福琼的《两访中国茶乡》，不像我看过的E.H.威尔逊、金敦·沃德所写的那样具有严谨的地理、地质、植物、气候、水文等学科的专业性，福琼的这本写得更具故事性，平实记叙，不涉文采，却自有其价值。这是一个遍布细节的中国见闻录、在可通商的沿海口岸及私闯内陆的历险记，福琼游历的范围相对较小，主要是两个茶产区，从浙江、安徽、上海到广东、福建、江西，他的关注点却方方面面，寻找高品质茶树和植物采集、宗教、气候、农业经济、种植经验、官场、中国人的性格，也有对山川风物的激赏、对穷苦人的恻隐和善良、打交道中的变通和机警，等等，如此详尽，简直就像一份生动的19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同时辩证地看，他也不可避免地持有同他的国家一致的殖民思想。
亲历文字背后是一个立体的、具体的人，我的感受也更复杂了，觉得要似乎需要有一个对五口通商的深远影响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格局更全面些的视野，才能来评价和书写福琼。赶紧又下单了日本的英国近世史学专家浅田实写的《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以及台湾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写的《五口通商变局》，想看看史学家是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的。费正清教授也写过一本《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是他的博士论文，不过看到有人说译得不全，下册有两章以及结论都没有翻译收进来。
我又接着开始看戴维·弗格森（David Ferguson）写的传记《罗伯特·福琼——植物猎人》（Robert Fortune——Plant Hunter），这本书明显比之前看过的萨拉·罗斯写的《茶叶大盗》好太多。戴维·弗格森和福琼一样是苏格兰人，曾任维也纳大学古植物学教授，专研地理学、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为了写这本传记他准备了10年，期间还分几次追随福琼的足迹，走访了福琼踏足过的大部分地区，寻访福琼后人的生活。在书里他详尽地梳理了福琼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几次重要的植物采集，五次来中国，以及在日本、美国的工作，旁注内容甚至超过正文，给出了大量的背景信息，让我了解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许多彼时英国博物学界、政界、商界的重要人物，对华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可以跟福琼自己的书对照着补充来看。整本书的写作也是严谨的学术写作，每一章的注释和参考资料在书后列得明明白白。最有意义的是详尽、精确地列出了福琼引种的植物名录，对他在游记中所记载的物种现代名称做了考证和确认，可见所做的案头工作之巨。
同时还有一本关于福琼的重要传记，阿利斯泰尔·瓦特（Alistair Watt）写的《Robert Fortune:A Plant Hunter in the Orient》，由皇家植物园邱园在2017年出版。阿利斯泰尔·瓦特是位出生于苏格兰的植物学家，现居澳大利亚，曾担任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荣誉研究助理，他也是一名半职业的植物猎人，和福琼相隔一个时代，上世纪80、90年代，他采集植物和种子的足迹遍布智利、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他在书里也写了福琼的生平、在茶叶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在远东采集的大量植物，我在网上看了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一些关于这本书的书评，期待以后有机会能读到全书。
选择写福琼，也有一个想法，可以借此机会多读一些书，也的确很庆幸我没有停留在原地，走出了舒适区，在找了一些书和资料看的过程中，视野也开拓了许多，虽然花了大量时间，但是值得。做一些难的事，比做简单的事能有收获。阅读的过程心里有许多想法，在写正式稿子之前，先写个非正式版的。
如何评价福琼，基于看待他的视角。我在国外网站上查资料时，感觉福琼虽然有名气，但对他写得特别详实、深入的文章也不算多，大都是扼要、固化的生平介绍文章。而对福琼最常见的标签，也都是“Tea Thief”、“成功将茶树走私出中国的植物猎人”，尤其是萨拉·罗斯，凿凿地称他为“一个窃贼、一个间谍”。措辞稍稍委婉一些的，是“改变了中国茶在世界的贸易格局”、“一位对国际茶叶贸易历史影响最大的人”。有意思的是，阿利斯泰尔·瓦特同为植物猎人，态度就“宽容”很多，他在书里提到，福琼将茶树和制茶技术转移出中国的行为，不应该放在我们今天关于知识产权或生物剽窃这个思维框架里来解读，而是要将他的旅程置于植物向世界四面八方迁移、交流的这个帝国时期大背景里来看待，福琼的收集工作永远改变了英国的花园，他对园艺知识有着持久的贡献。从任何一个单一角度评价福琼显然都是片面、简单的，福琼的行为必定是与帝国扩张、中国和英国（以东印度公司为主导）之间在茶叶这个经济作物上的贸易博弈紧密相联。福琼以及他之前、之后的植物猎人，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植物学家队伍，得到国家的支持，并随时准备与政府合作，从一个弱小国家移走一种理想的植物，在英国控制下的英国土地上发展，有学者称之为“非正式帝国”，也即，一种帝国势力，通常以自由贸易为名，对其正式领土之外的地区施展经济控制。
范发迪在《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里也有详尽阐述，他认为，博物学是西方人在中国致力最多的科学研究，博物学与欧洲海洋贸易、帝国主义扩张之间具有多角互动关系，英国人在华的存在多半归因于其帝国支配，这就是科学帝国主义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科学发展与帝国扩张在中国的共生和携手并进，“那些并不主要肩负科学使命的外交及其他机构，参与了博物学的研究，在在华的英国科学帝国主义架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英国在华领事机关、新教传教团、东印度公司广州洋行的成员、园艺师兼采集员等等。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何角度来看，福琼无疑都是茶叶贸易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节点被选中的人。不过，也可以做个猜想，如果不是他，恐怕也会另有其人来做这个事，只是可能不会像他能如此快速地获得成功。而福琼成为这个被选中的人，可以说是彼时他自身的经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发展新需求，这两个方面促成的一个恰逢其时的契机。
1843年2月至1845年12月，福琼受伦敦园艺学会（也就是现在的皇家园艺学会）派遣，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科学考察。此时福琼的身份是伦敦园艺学会的温室管理员，同时还是园艺学会中国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五个通商口岸，允许进行对外贸易和供外国人居住，这为伦敦园艺学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之前，伦敦园艺学会所派遣到中国的植物猎人，活动范围仅限于澳门和广东，所以他们搜集到的大多数植物，都是这两个地方花圃中的栽培植物，种类和范围十分有限。福琼第一次来中国的任务还是比较单纯的，主要就是收集在英国尚未种植的观赏植物或实用性植物的种子和植株，获取关于中国园艺和农业的信息 ，以及气候的性质、对植被的影响。在伦敦园艺学会副秘书长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y）和学会研究员老约翰·里弗斯（John Reeves）列给他的一份长长的指示里，详细地写出了22种需要特别注意的植物。福琼是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43年7月经香港到达厦门，进而去往舟山、宁波、上海等地。尽管不可能造访所有的通商口岸，但福琼尽力扩大他在中国探险的范围，还突破限制，走访了外国人无法进入的苏州和乍浦。作为第一次访华的成果，他所收集的观赏性或实用性的种子和植物，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他引入了大约40 种新的植物，还不包括一些仅有少许颜色不同的变种。
回到英国之后，被福琼视为伯乐的约翰·林德利，推荐他担任了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一职。福琼将他这一段经历写成书，于1847年出版了《中国北部省份三年漫游记》（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不菲的稿酬，当然，书中他对在中国这个神秘国度所经历的奇闻逸事的生动描写，也令这本游记销售得很好，再版了好几次，他成为那个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在华旅行家。
再来看看此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848年，正在推进喜马拉雅山的茶树种植项目的东印度公司，想派遣一位合格的人员前往中国更北部的海岸，收集最好品种的茶株和种子，以及调查影响茶叶质量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东印度公司通过植物学家约翰·福布斯·罗伊尔（John Forbes Royle）向福琼发出招募邀请，认为以福琼此前在中国进行旅行和探险活动的丰富经验来说，确实很有资格胜任这个工作。罗伊尔本人也是最早意识到可以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种植中国茶叶的人之一。有必要回顾一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这家创立于17世纪的公司，一直集中精力致力于在印度半岛的发展。1600 年，伊丽莎白女王在向东印度公司颁发皇家特许状，将东印度的全部贸易权授予东印度公司。从欧洲输出白银，再输入欧洲没有的产品，这便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模式。它从东方购入大批香料、棉织物、绢丝等主要产品，后来也开始大量地进口中国产的茶叶，在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不断扩展的历史背景中，数量庞大的茶叶转由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茶叶被引入英国，始于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她将遥远东方的茶叶和饮用茶的风气从葡萄牙带入了伦敦（而对整个欧洲而言，茶叶的引入更早一些，是在1610年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引入的，英国进口的第一批茶叶，也是从茶兰东印度公司运到欧洲的茶叶中购买而来的），最初茶只是一种在宫廷和上流阶层中流行的奢侈饮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贸易始于1669年，实际上直到1690年后，茶叶进口贸易才开始真正繁荣起来，英国迎来了茶叶的大众消费时代。茶叶走私也成为欧洲各地东印度公司的热门生意项目，甚至演变为这些公司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始终拥有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西方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即它们出口中国的支柱产品，是白银。英国国内每年对茶的需求量大幅攀升，但白银的数量不够支付茶叶费用，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危机，，英国民众对茶叶的嗜好使得英国财力严重流失。这个时候，鸦片贸易便开始了——可以用一种更容易上瘾的药物来换取茶叶。1758年，英国议会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独家生产加工鸦片的权利。
虽然罂粟起源于地中海地区，但它更适合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种植，进而从加尔各答出口到中国。围绕着茶叶和鸦片，中国、印度、英国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三角经济关系。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茶叶贸易对英国而言，不仅仅是获利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英国政府每10 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茶税被用于铁路和公路建设、公务员薪水支出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国方方面面的需要。鸦片对于英国经济而言也同样重要，它为印度这个殖民地国家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不论从哪一种商品来看，东印度公司都将它的贸易范围从印度扩展到了中国，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
一些史学家认为，其后发生的历史悲剧一一鸦片战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围绕着对中国的鸦片贩卖生意，东印度公司也受到了来自于印度当地的私营贸易商的竞争威胁。1820年前后，几家与拥有中国贸易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对抗的私营贸易公司，反对政府延长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期限，要求实现对中国贸易的自由化。同时，伴随英国国内棉纺织工业的日益发达，制造业者和商人们也参与到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运动中来。东印度公司遭到了私营贸易商和工业资本家两方面的打击。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被废止，中国茶叶贸易改为向英国全民开放。
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废止事件，可以被视为自由贸易商人胜利的象征，不受约束的私人贸易商，例如英国怡和洋行公司和颠地洋行，以及美国罗素公司等，由于贪图更多的利润，猛烈地推进鸦片贸易，以致中国的国际收支逆转。局势失控了。清政府最终决定严厉打击鸦片非法贸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这之后的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和特权，蜕变为一个军事统治者、殖民地经营者。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投资进行原产茶叶的种植实验，从长远来看，这是比鸦片的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此时在印度阿萨姆省也已经发现了本土的茶树，但是制成的阿萨姆茶味道比较辛辣，无法与中国茶相匹敌，也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取代中国茶叶的位置。而同时，几十年来，英国人也已经从可通商的广州花园里获得了中等质量的茶树种子，并将其种植在喜马拉雅山地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过仍然达不到高品质茶的香气，卖不出高价。对于饥渴的英国市场而言，中国茶是唯一的渴求。
约 1850 年，印度巴特那鸦片工厂繁忙的堆垛仓库。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类似的生长环境，海拔高、气温低的自然条件可以延缓茶叶的生长，使它保持浓郁的气味。东印度公司制订了在这里建立大面积实验性种植园的详细规划，它的目标具体而明确：寻找中国最好的茶种、中国的茶叶制作知识，还有中国籍的制茶工和中式制茶工具。这样将茶树迁移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可以完全摆脱中国对茶叶的严密控制，并且使用机器和集中耕作法，将英国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运用在茶叶的种植和加工上，可以大大提高产量，而不似在中国那样仅靠人工，生产效率低下。这便是东印度公司找到福琼的完整意图，福琼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计划的一部分，东印度公司急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植物猎人去中国，不仅仅限于五个通商口岸，必须还要能够突破行动限制，深入中国真正优质茶的产茶区，带回他们的所需。以上梳理了这么多，是因为历史事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环相扣，无法简洁叙述。同时从这些历史背景也可以看出，福琼在这个时候接受东印度公司的委任，他即将在中国开展的任务，他所扮演的角色，确实在两个国家之间的茶业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福琼想必也是充分了解他第二次去往中国的使命的，远离通商口岸去寻找中国最重要的茶叶，风险和难度比上一次更大。但是在他的游记里，并没有体现出太多关于商业目的详细细节，倒像是在行动受限的中国，所经历的一次次冒险故事，或偶然或事先知晓的险情，每每都暂以他安然无恙地到达目的地作结。1848年8月，他乘坐蒸汽轮船到达维多利亚湾，之后从上海出发，开始了寻访绿茶之旅。过嘉兴、到杭州，他看到所有的绿茶、红茶都要顺着钱塘江再转一次船到杭州，南部和西部各地的供物也都必须经过杭州，才能运往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如苏州、松江以及上海等地。同样，所有外国进口的货物以及平原地带的一些丝、棉之类产品，要销往南部和西部，也要经过杭州。因此他认为杭州府有着重要的商业地位。进入徽州茶区，这里处于内陆之中，对欧洲人来说，这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除了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此前还没有外国人踏进过徽州这一茶叶圣地。几乎所有的低地都被上了茶树，这些土地肥沃，富含营养，茶树长得也非常茂盛。他相信土地对于徽州绿茶的高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决定从这个著名的茶乡采集到最好品质的绿茶茶树和种子。他聘请了一位姓王的翻译和一名苦力，都是徽州本地人，陪他进行这次秘密任务。为了旅行的方便，福琼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幸花”（Fortune Flower）， 幸运之花的意思，并且剃光前额的头发，穿上中式服装，看起来不那么引人注意。
屯溪（今天的黄山市）是另一个贸易中心，是徽州府的主要码头，繁荣忙碌。因为江水很浅，无法再往上游行驶，所有杭州、严州来的大船都需停靠在这儿上下货物。几乎所有的绿茶都在这儿装船，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运往杭州，然后再转运到上海。运往广州的绿茶则要向西翻过山走鄱阳湖方向的河。这一带人烟稠密，有很多大的茶叶商，他们从茶农或和尚们手中购买茶叶，然后进行加工与分类，把茶叶分成不同的批次，运往上海或广州，在那儿再卖给外国商人。在松萝山，绿茶最早被发现的地方，福琼了解到了保存茶树种子的方法，茶农将种子与沙子和湿士混合装在篮子里，而不是暴露在剧烈变化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这样就可以保持种子的活力直至第二年春天。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茶农们会用稻草把茶树包裹起来，保护它们不受霜冻。那时候，茶农们还向茶叶中混入普鲁士蓝色染料和石膏细粉，这样染上色的外销绿茶，是专门针对很多欧洲和美洲人的口味而增加的一道工序。福琼住在王翻译的父母家里，他每天从早到晚忙于采集各种种子，调查山上的植物，收集绿茶种植与加工的各种信息。这一趟行程，他采集到真正出产最好品质的绿茶的茶树，属于茶叶贸易中最上乘的品种，也获得了一些有关徽州茶区的土壤特性及栽种方法的信息。
1799 年，医生、博物学家约翰·科克利·莱特索姆（John Coakley Lettsom）所绘制的茶树科学画。
福琼在中国东部的第二次考察，目标是福建武夷山的红茶产区。这一次他从宁波启程，因为这里的人不像福州、广州那样对外国人有强烈的偏见。他所带的向导辛虎对他的帮助很大，他仍然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已经很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了。1849年5月，他们沿着甬江， 经余姚、上虞、兰溪、常山，进入江西境内，在河口镇，他看到来自中国各处的商人都云集于此，或是来买茶叶，或是把茶叶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河口是红茶交易的一个集散地，城里特别是沿着江堤一带，到处都是大客栈、茶叶商行以及仓库。江岸边系泊着很多船只，货船把茶叶以及其他商品或是运往东边的玉山，或者运往西边的鄱阳湖。他认识到河口镇对于西边内陆地区的重要性，就像上海和苏州对于沿海地区相当重要一样。从河口开始就逐渐进入山区了，时不时地要翻过一座相当陡峭的山。到了被群山包围的铅山镇，却异常繁荣，这里坐落在福建红茶的运输通道上，搬运工将红茶背下山来，几乎都是在这儿将红茶装船，然后运往河口。
离开铅山之后，就进入了真正的产茶区。在肥沃山丘的低坡上，茶林随处可见。有时候平地上也种植茶林，但这些平地通常都很干燥，排水条件很好，这些茶园的土地，都是红壤土当中湿积着相当比例的碎石和沙子。慢慢爬升到了海平面较高的地方，终于到达武夷山主峰，这是福琼所见过的最为壮丽的山景。高山中的关口，是很繁忙的交通要道，它连接着福建和江西两省，红茶产区的茶叶就是通过这条大道，翻过大山，运往中国的中部和北部省份。那些往北走的搬运工身上都背着茶叶箱，往南走的搬运工则背着铅以及茶叶产区需要的其他一些货物。高品级的茶叶都是由一个搬运工只背一箱，茶叶箱一路上都不能接触到地面。
这一路上，福琼对武夷山茶田的土壤特性已经很了解了，最常见的是一种棕红色含有腐殖质成分的黏土，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岩石颗粒，也就是中等肥沃程度的土壤，而太肥沃的土壤所产茶叶的品质其实并不好。茶田因为岩石的特殊构造，以及山坡上不断渗出来的流水而保持了充足的湿润程度，并且由于山势的自然倾斜，茶田的排水状况良好，如果是在平地上，茶田也比河流水面高出许多，同样排水良好。他甚至弄清楚了一箱或者一担茶叶运到出口港到底要征收多少费用，这样是为了知道中国人每年从这一贸易中赚取了多少利润，以及是否有可能降低茶叶价钱。同时，他认为如果英国的关税也能相应地下降一些，这样，全体英国人民就都喝得起这种美味健康的“让人兴奋却又不至于迷醉其中的”饮料了。最重要的是，他厘清了红茶和绿茶的概念。当时的植物学家们认为，武夷山茶树生产出的茶叶都是红茶，而更北方一些，产自绿茶产区的茶叶，则被称作绿茶。福琼深入两个主要茶产区以及内陆所做的调查让他坚信，武夷山茶树与绿茶茶树同种同源，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而稍稍有些变异，这些细微的区别并不足以把它们断然分开，更别提成为不同的种类了，在很多茶树上甚至连这些细小的区别都看不到。而所谓红茶与绿茶的区别，在于加工工艺的明显不同，所以它们的颜色不同，特点、功效也不同，比如绿茶使人兴奋、无眠等特点，就与红茶不同。
福琼有好几次机会参观茶叶生产过程，他也尽可能记下了红茶和绿茶不同的加工细节，详细地记录了红茶和绿茶在品质和化学特性上的区别——这是是由特定的加热或发酵过程，以及伴随该过程产生的氧化作用而导致的。中国人很少在同一地区生产两种茶叶，这更多是因为传统，为了便宜行事，茶农们也因经验的累积而通常更擅长加工某种茶叶。
这些技术细节只有在经年累月的实际操作后，才能够体会和掌握经验，也正是这“难以明言的知识”很难短时间完全掌握，所以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带回中国籍的制茶工和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但艰难之处在于，如果是从沿海城市招人，还比较容易实现，而他需要的人都在遥远的内陆，在最好的产茶区里。最后是在上海的宝顺洋行的合伙人托马斯·比尔帮助了他，比尔通过他的中国代理商，成功地雇到了六名一流的制茶工人和两个工头，并且准备好了各种制茶设备。福琼又从徽州和浙江省各地采获了大量茶树种子以及幼苗，包括之前在武夷山采获的，以及旅行中收集到的其他一些植物，在运送回英国之前，都是暂时种植在比尔家的花园里，最后他准备了16个沃德箱，用来装运这些植物。1851年2月，他亲自看护它们运到香港，为了以防万一，在香港，又把它们分成四批，分别装在不同的船上运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年前，他曾经运送了大量茶树苗到印度，有些树苗包在宽松的帆布袋子里，有些则埋在干土中放进沃德箱，但这些方法都不是很成功，茶树苗一旦离开泥土，只能存活很短的时间。这一次，他发挥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园艺师的天分，成功地想到了一种稳妥的办法，很简单，同样还是用沃德箱，但是这次是把收集到的茶树和茶树种子都种在沃德箱里。
他先把茶树苗种到一个沃德箱里，再把大量的茶树种子撒播在几行茶树苗之间，然后在种子上面盖上大约半寸深的土，浇上水，用一些木板把这些泥土盖紧。箱子运到加尔各答之后，里面的茶树苗长得都很好，茶树种子也在运输途中发芽了，泥土表层密密麻麻长得到处都是。
这一年的4月，茶树安全抵达了加尔各答，然后移交给了西北邦植物园和政府茶园的主管。打开沃德箱时，所有茶树都长得非常好，一共有不下12838棵茶树，还有很多处在萌芽阶段。尽管经过了从北部中国开始的长途旅行，中间又不断转换运输方式，这些树苗仍然生机盎然。茶树苗被种在了喜马拉雅山麓，福琼从中国带来的制茶工人也都被安置在农场里住下来，开始帮助英国人发展在印度的茶工业。这后来证明是技术转移的一条捷径。
福琼到中国的使命之一，到此可以说是完成了。他可以夸口说，喜马拉雅茶园所拥有的茶树树种，许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第一流的茶叶产区——也就是徽州的绿茶产区，以及武夷山的红茶产区。
细品他在书中最后写的这段话，也许可以考虑是他为自己行为的辩解，也许可以视为他真实的心声：“为了让他们（印度人）喝茶，那就一定要有廉价的茶叶让他们喝得起，印度人不可能买得起4 到6 先令一磅的茶叶，如果是4到6便士一磅还差不多。这个价格要做到并不难，只要他们在自家山地上种植茶叶就可以了。如果这能实现——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实现不了，那么印度人民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同一般的福利了，能够把这种福利提供给治下的老百姓，每个开明政府都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这之后，福琼又来过两次中国，一次是1858年至1859年间，他被美国政府雇佣，帮助他们采集茶树树苗和种子，在美国本土生产茶叶，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另一次是1861年至1862年，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全境旅行，这是福琼一直在等待的机会。他最终将有机会收集来自中国温带地区的所有耐寒观赏植物，而且没有其他植物猎人的竞争。
福琼成功地将茶树和制茶技术转移到了印度，茶叶得以更为低廉的价格传播到世界各地，曾经的奢侈品彻底平民化。可以说，茶叶推动了英国商业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影响力是通过英国在亚洲的贸易网络迅速扩散的。茶叶扭转了这个帝国的关注方向，让它开始关注东方和东南方，英帝国的势力此后又向其他可以种植茶树的地方扩张，除了喜马拉雅山山麓和东南亚，还蔓延到了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区。英国利用茶叶种植得以在这些地方建立产业经济，茶叶变成了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反过来帝国又为本土的工业化提供了糖、茶、橡胶和其他商品。
而中国茶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也因此而改变，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中国的出口贸易被破坏了。这条供应线上所有人，从规模极小的茶树种植户，到在工厂里加工茶叶的雇工，从艰辛跋涉在运茶路上的运茶人，到忙碌于码头上的雇工和茶叶商人，甚至是做茶叶包装和做茶箱的人，生计都受到了影响。汉学家波乃耶（James Dyer Ball）在《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Things Chinese：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China》一书里写了详细的数据：“1859年，印度不存在茶叶贸易，中国向英格兰出口了70303664磅茶叶……1899年，中国茶叶出口量下降到15677835磅，但印度的出口量增幅巨大—，达到了中国从来没有达到的数量——219136185磅。”我看了这许多关于帝国之间的政治、外交、贸易资料后，也一直在思考，在大历史中到底该怎样更客观些看待“五口通商”，它对之后的中国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深刻作用，而不仅仅是“任人宰割”这简单单的几个字来描述。
在《五口通商》变局里，王尔敏先生写道，“因帝国主义者条约要求，中国须自行配合，开放五口，通商互市。本来被迫开放口岸，已是失去自主，而中国不明外国商贸体制，竞在本国主权之内之订税则、立章程，竟然给予英方参与合议机会。一开始就丧失利权，自中了帝国主义者英人诡计。虽然中国吃亏，而五口通商则表现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关键，虽是被迫，自也是对世界开放，逐渐显出与五口通商前之中国显著不同，亦可谓是一个重大分野。”
“中国近代被迫开关互市，被多数学者定罪为先前之闭关绝市，像是有一个这样的原罪。只是近二十余年来，深切的严谨的研究者，至少不下于有五六人的研究，认为自来都是开放的，很少很短的时期有封关禁海之事……整个清代中国沿海港口自康熙以来有广州、泉州、厦门、舟山、宁波、南京(上海)……中国政府体制早已经明定，以不同口岸接待不同国家。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暹罗由广州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而西洋各国俱因航海来华，指定由广州人口。”
“1842 年中国开放沿海五口通商，为中国近代港埠都市发展之先声，实并为近代港埠都市形成之创例，具有典范意义。后此沿江沿海各地开关，除个别史实内容不同之外，即前例、形式、规制以及发展动向，几全不出最初五口之范围。此即研究最初开关港埠形成之意义所在。”
书还未完全读完，不过这些内容暂时给了我一些全局性的、纵览的眼光。有意思的是，王尔敏先生在书里与费正清针锋相对，“百年来研治近代史、近代外交史、中外关系史、中外商贸史者，相信中国封贡制度已是落伍过时，不合潮流，与今世中外关系徒增嘲笑。自不肯用心研究，弃若敝屣。却凡论及早期中西关系，必加鄙夷诟詈，引为立说前提。洋人学者特别是费正清尤优为展述，盛称之曰‘Tributary System’，其实他哪里真懂？信口雌黄，即被学界当作权威。我在拙文《明清两代之粤道贡国》有所解说，自能澄清史实真谛。”
关于“五口通商”的内容跟本文主旨也不太相关，只是我自己的兴趣，暂且就把材料一并放在这里。
暂时放下历史，放下“茶叶大盗”这个固化的认知，看看做为植物学家的福琼是个什么样的人。在看重阶层和身份的大英帝国，福琼的出身是很低微的，他的父亲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劳动者，一生都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城附近一个庄园里，从事修整树篱的工作。福琼最初是从父亲那里学到许多植物学知识的，懂得分辨不同的乔木和灌木，再大一些，他便成为父亲的学徒，学习了更多的园艺知识。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蒙克里夫男爵 ( David Steuart Moncreiffe）的庄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到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工作，可以说，他青年时期一路的机遇都很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园长威廉·麦克纳布（William Mcnab）在任期内收集了大量的野生植物标本，福琼花费了不少时间研究麦克纳布所引进的外来植物。他也经常和麦克纳布一起，带领一些学生到不列颠群岛的各个岛屿寻找植物，这些实地考察使他们得以扩大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所收集植物品种的数量。在这些远行考察的过程中，福琼身上那种勤奋的特质已经显现出来了，并且他十分善于辨认所需的植物。
麦克纳布对福琼的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40 年，他给伦敦园艺学会写了一封推荐信，支持福琼担任温室管理员一职。也正因为这份工作，才有了后来福琼被学会派往中国的经历，以及接着又被东印度公司选中。福琼第一次从中国回来之后，在林德利的坚决推荐下担任了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园长，精力充沛的他在这段任职期间，为植物园的现代化改进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对药用植物重新整理排序，完成了植物命名的工作，新建了两座玻璃温室，以及水生植物生长需要的池塘等，短短时间内颇有建树。可以说，出身寒微的福琼，是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和奋斗，完成了阶层的跃迁。
福琼最初两次来中国，除了茶叶之外，也采集了大量的园艺植物。戴维·弗格森在传记《罗伯特·福琼——植物猎人》里做了详尽的整理，其中有许多都是首次在中国以外种植的类群。比如，福琼第一次中国之行，就引种了19种不同品种的牡丹，不同种的杜鹃、月季，还有野棉花、佛手柑、糯米条、锦带花、紫藤、结香、桃、绣球荚蒾、郁香忍冬、麦李、木通、化香树、光叶海桐、垂穗石松等等；第二次中国行又继续引种了不同品种的山茶、杜鹃，三尖杉、枳、毛叶铁线莲、白鹃梅、龙胆、粉花绣线菊、苦槠等。
伦敦园艺学会的研究员老约翰·里弗斯曾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检查员，最终升为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总督察，他同时也是个经验丰富的业余自然科学家，在中国期间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收集的华南植物标本，现在还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加尔各答植物园。如果不是他向学会提出派遣植物猎人至中国的通商口岸采集植物标本的建议，那么，英国花园能种植上由福琼带回的观赏植物的时间，恐怕还要推迟很多年。福琼显然具备在中国从事植物搜集工作的全部素质——受过教育、具有独立精神、精力旺盛、性格坚韧、懂得随机应变，还有个好脾气。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曾描述福琼是 “一个结结实实，看上去非常健康的人”。阿利斯泰尔·瓦特在写《Robert Fortune:A Plant Hunter in the Orient》一书时，详细地追溯了福琼在中国的旅行，他说福琼是一个勇敢、高智商和超前的人，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茶叶大盗”。福琼能说几种中国方言，通过在中国、日本和台湾的旅行，他向英国、印度和美国引进了大约 280 种植物包括变种。由于澳大利亚气候宜人，许多物种很快就被带到了那里。
瓦特说，虽然一些植物猎人传播了更多的植物，但福琼收集的植物“质量更高、更持久”，像广为人知的香橼（佛手柑）、玫瑰、厚叶石斑木、棕榈和木通等，只是他收集的一部分受欢迎的植物。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他也是最早将油菜籽带入英国的人之一，虽然他描述了中国人如何榨油，但这一想法要再过 150 年才能深入人心。
十九世纪的中国茶园
需要做一个说明是，福琼在19世纪40、50年代来华采集植物，可以说，他或许是最后一位在中国城市的花园与苗圃中收集所需大部分植物的博物学家了，在他之后，诸如在19世纪末期来华的E.H.威尔逊以及乔治·福里斯特等人，因为中国的开放，已经可以自由地深入到湖北、四川和云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了，他们的焦点逐渐从那些新种已被搜寻殆尽的花园与苗圃转移到野生动植物资源上，与此同时，与中国人的接触也日渐增多，这些后来的博物学者也比较容易能够获取他们之前不知道的、被当地人使用的种种动植物产品。
福琼对中国植物的喜爱确实也是出自于本心。
他初次在舟山岛上看到漫山遍野杜鹃花的壮丽景象，触目之处，杜鹃花海云蒸霞蔚，间有铁线莲、野玫瑰、金银花、紫藤，上百种花卉，杂花争艳，“让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是一个‘中央花园’”。当他来到福建和江西的省界处，被关门旁的一棵孤高挺拔的松树吸引，“我必须承认，在那几秒钟里面，我眼中只有这棵树，看不到别的东西……我相信，如果这时候卫兵们阻止我进入福建省的话，我唯一想请他们开恩的便是让我前去仔细观察一下这棵卓尔不凡的树”。后来他很快走上前去，发现原来是棵日本柳杉，他之前已经将其引种到英国去了，但看到这么高大、对称和优美的树木，经他之手引进到欧洲，他的内心还是感到相当自豪的。
他在淳安县看到“这一带最美的树”——一种枝叶纷披的柏树，这种柏树他在中国其他地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不是走而是跑到这棵树跟前（令他的仆人感到大为惊讶），发现它是属于松树一类，近看显得更漂亮，尤其是树上结了很多成熟的果子，然而它属于客栈老板的财产，被一道围墙围了起来。为了得到果实，他和仆人走进客栈，特意点了些吃的，假装闲逛，夸奖这棵树，终于得到了主人赠送的种子，后来知道了它是柏木（cupressus funebris，俗名垂丝柏）。这些被福琼相当珍惜的种子送回到英国，已经在英国落地生根了。这之后，随着他们继续西行，这种树越来越常见，一丛丛长在山坡上，一般都在村子附近或种在墓园中，“无论生长在哪儿，它都给周遭的景致增添了一种动人的风采”。
他在路上发现了漂亮的绣球花、开着红花的绣线菊、带一点淡淡蓝色的糯米条花，都时不时把它们挖取出来，带在身边。很多次都差点被迫扔掉它们，因为他的中国仆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杂草，没什么价值，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背在身上加重负担。“但是凭着决心和坚持，有时候再加上一些许诺、一些威胁，我最终还是让他们背着这些植物走了几百英里，最后安全地把它们寄放在比尔先生在上海的花园。现在这些植物都已运到欧洲，也许它们是第一批直接从武夷山运过去的植物。”他常常沉醉在中国的河山和壮美的风景里。他觉得杭州府周围一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花园”。春天的舟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它让英国人想起自己的家乡。兰溪是他见过的最美的中国城市之一，让他想起的更多是英国的某个地方，兰溪依江而建，城市前面的江上船很多，背后则是如画的山岭。浙江、安徽绿茶产区乌桕树种得多，当乌桕树披上秋天的霜叶，曾经的碧树现在变成深红胜血的秋林，“那美景真是叫人心醉”。而春天航行在新安江上，春雨时至，山岭、溪谷都披上了一层可爱的新绿，山上的溪水顺着山谷流淌下来，形成成百上千个漂亮的瀑布，“这一带任何时候都美得让人惊心，无论春天还是秋天，很难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美”。他对风景赞赏的最强音是在武夷山。“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壮丽的一幅场景。我已经在如同波涛一般的群山之中奔波了一段时间，但现在，著名的武夷山就巍峨屹立在我面前，山峰直刺低云，高高地挺出在云表之上，整个山系似乎有上千个山头，其中一些山头造型非常奇特，让人震惊。……我喜欢在清晨欣赏这类风景。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早晨这番景象显得特别清新、美丽，而随着白天的到来，这种清新美丽就会消减？还是因为，相比于其他时间，人在早晨的时候更容易被外界所感动？也可能是这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使得清晨的风最更宜人、更赏心悦目一些”。
他也发自内心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和满足，“在中国的这一地区，我收集到了那些最有价值的植物品种，只有那些耐心的植物收集者——他们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把别的国家那些有价值的树木和花卉品种介绍到自己的国家——只有他们才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福琼在旅行和采集植物的同时，还细致地观察了中国的农业技术，这也是他工作的内容之一，毕竟，收集并掌握有用的实用信息，关于中国的动植物、矿物的相关知识，这些也是英帝国攫取经济机会的基础。他在书里写了中国人采集大量乌桕籽，通过蒸制、捣舂榨取桕脂做成蜡烛的方法，而种子可以榨桕油，同样的，油桐树的种子也能榨油，用来和清漆混合使用。他也记录了中国人在制冰方面的聪明才智，冬天利用自建的冰库用天然方法制成冰块，夏天可以给渔获保鲜。
在他停留过的那些地方，他坚持记录天气，认识到气候是如何影响植被和作物的，由于气候不同，在北方低矮斜坡上发现的植物，它的同类在南方只能长在较高的地方。农民的经验是在低洼地区种植水稻、甘蔗、棉花和烟草，而在较高的梯田山坡上则栽培红薯和花生。
生长季节的长短也影响了中国农民在一年中能收获的稻米作物数量，他看到农民通过各种办法来尽力延长生长季节。为了能从土地里收获两季作物，会在前一季作物还没成熟前，就套种下一季作物，气温较高的几个月里，可以成活两季水稻，冬天还可以再种一季耐寒作物。他不禁感叹大自然太慷慨，把最好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了中国人。
他还看到中国人驯服水的经验，既能通过灌溉的水车，从比稻田低的河流中取水，又能利用梯田的方式，将水从山谷高处引下来，一层一层灌溉。肥田的方法也很多，比如秋天种植两种主要用作绿肥的植物，小冠花属和车轴草属，在离冬天结束还很早的时候，垄坎上就己经长满了茂草，绿肥就这样一直生长到来年4月份，等到需要为栽种水稻平整土地时再把它们推平，这样，散落在田里的绿肥半埋入泥水中，很快就开始腐烂。还有另一种价值很高的草木灰，也是普遍使用的肥料。
福琼一方面认为，中国人的各项农业活动，有着很强的机器运转一般的规律性，正因为遵从了大自然的规律，各种农业活动才可能获得成功。可另一方面，他也难免会流露出一些自负，“如果要拿现在的中国农民来和我们英格兰或苏格兰聪明的农夫们相比，那是很可笑的，这就好像拿只能在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来和英国海军相比，或者拿中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相比。”这其实也不奇怪，做为大英帝国的公民，福琼必然会有与帝国一致的价值观。比如在游历过程中，他会思考，“我们的政府是否应该争取把杭州府也变成对外开放的码头，或者在杭州派驻一个领事，以鼓励并保护我们在此的贸易”。以及，“大家现在似乎都有些后悔，我们应该夺取舟山，把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以此保护我们的对华贸易，而不是把荒凉、气候又不好的香港作为我们的殖民地。……如果我们能得到舟山，我们不光可以为英国军队、商人提供一个完美的根据地，也可以保护我们在中国北方的贸易，这些贸易最终将比我们在广州的贸易重要得多。这样的话，我们就将在一个更广大、更重要的世界区域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
在历次旅行中，福琼的写作也是很勤奋的，他在寻访植物的途中，想必记了大量日记。1852年，他将第二次访华的探险经历也著书出版，这本《茶乡之旅》(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以他发表在《园丁纪事》（Gardener’s Chronicle）杂志上的“旅行者笔记”作为内容的主干。1857年他又出版了《居住在华人之间》（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获得200英镑的版权费，这已经是他第一本游记版税的两倍了。1863年，他又将他去日本和最后一次去中国的经历写成《江户与北京》（Yedo and Peking）。
福琼也不乏经济头脑，在搜集植物时，他也收集了一些鸟类标本，像其他的一些来中国的植物猎人一样，难免用猎枪猎杀好看的鸟。不过，他并不为自己收藏，而是把这些鸟类标本或者活体的鸟带回英国，卖给动物收藏家、伦敦动物学会的德比伯爵（Sir Edward Smith-Stanley）。德比伯爵有个自己的私人动物园，最终他收藏了2万多个动物学标本，这些藏品后来成为利物浦博物馆自然历史的主要藏品。福琼提供给他的一些标本也仍然在这个博物馆里展出。
他几次在中国期间，收集了许多藏品运回伦敦，包括：从中国带回的瓷器、玉器、石雕、木雕、漆器、青铜器等。因为了解商人和个人买家最渴望得到什么，这些藏品在佳士德和曼森拍卖行的数次拍卖可以说都很顺利，这些拍卖所得和出版著作的版税，远比他做植物猎人的薪酬高，也给他和家人换来了比较好的生活条件。
在帝国扩张和植物全球化交流的时代，植物搜集为年轻园丁和博物学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游历世界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开辟更有意义的职业生涯，从这个意义来说，福钧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福琼的植物搜集和栽培工作极大地丰富了英国的园林，但他自己却未能获得任何官方荣誉，传记作者戴维·弗格森认为“这也许是令人惊讶的”，在英国这样一个充斥着阶级意识的社会里，这可能与他的卑微出身背景有关。尽管福琼是印度农业园艺学会的荣誉会员，1859 年因学会介绍而被巴黎学会授予了一枚奖章，但他从未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任何官方认可。
福琼去世前，在1880 年1月3日出版的《园丁纪事》中，他列出了自加入园艺学会后在中国发现的所有植物、引进的植物以及在日本发现的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名录，“但足够了：我们会让植物自己说话”，这句话成为他最后的告别声明。
值得回味的是，戴维·弗格森为了写作，在2007年到访中国，正是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学者们一起策划了几次寻访福琼在中国足迹的短途旅行，并受到植物所研究人员的资助（这本书中文版的译者当时做为植物所博士生便是负责他的全部行程）。之后几年里的考察访问，他也得到了几次中科院南京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的相关研究人员的资助和陪同。这让我想到，戴维·弗格森与他在书中所写的福琼的各自经历，无疑也是一种无声的对比——今昔往昔，来华的国外植物学家们的处境，自然已经是完全不同。福琼处在变动的大历史的某个时间节点上，他在中国大地的行走还受到严格限制，采集植物也被冠以“偷盗”之名（当然，这种以商业为目的、能够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采集，跟普通的采集还不一样），而如今，不同国度植物界的考察和交流，也是很寻常普通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