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一部被颠倒的欧亚血泪史
不管我们是否敬佩十字军东征,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奋力抵抗,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将不会存在。承认女性的尊严、两次废除奴隶制度的古老基督信仰,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兴盛于整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宗教,而不是被伊斯兰彻底摧毁。
来源:守望者精选
一提起“十字军”,恐怕很多读者的印象是野蛮、落后、腐化的中世纪教会对开明、多元、富裕的中东的入侵。然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十字架的东征,欧洲文明将会不复存在,世界历史也将改写,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证明。今天我们编译校对了一篇谈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意义的优质文章,在国外引起过广泛关注。文中回顾一段段中世纪的战争历史的用意决不是希望再次上演宗教战争,而是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并且吸取教训,我们今天才能正确面对极端主义的威胁,坚决走理性、法制反恐道路,从而避免以前历史上的大规模的动乱与杀戮。
正文译自顶尖中世纪史学家Thomas F. Madden(托马斯·梅登)的文章《The Real History of the Crusades》(《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历史》)。之前网络上也有译文,可是翻译的不完整且质量欠佳,笔者在此进行二次翻译与校对,并且补充了部分内容。
托马斯·梅登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圣路易斯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的主席,也是圣路易斯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被认为是十字军东征中最权威的中世纪学者和专家之一。在“9.11”事件之后,他经常被邀请讨论圣战、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现代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的历史专家顾问。
前言:
我们中世纪学者习惯低调的生活,通常我们都在钻研枯燥且无人问津的的年历以及其他文件。在9/11恐怖袭击仅仅几天后,中世纪研究突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我惊讶的心情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研究十字军的历史学家,我在象牙塔里的宁静时刻被记者、编辑、脱口秀主持人打破了。他们问到:“十字军东征是什么?发生在什么时候?小布什在演讲中用‘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字眼到底有多么过分?”
有几次我感觉到询问我的人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至少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他们只是想找个专家来说出他们自己心里想的。比如,他们常常让我对“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合理怨气”发表评论。换句话说,他们心里认为:“现在的今天暴恐问题难道不是源于当年十字军对宽容又高雅的穆斯林世界的野蛮袭击吗?”
本·拉登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的各种视频亮相中, 本·拉登反复强调美国的反恐战争是针对伊斯兰的一个“新十字军讨伐“。
但十字军东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防御战,它们是对穆斯林侵略的直接回应–抵挡或防御穆斯林对基督徒土地的占领;但前总统克林顿认定如今冲突的根源来自于当年的十字军东征。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回忆并夸大了十字军于1099年夺回耶路撒冷后对犹太人的屠杀,他指出中东的人们至今还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并且心里怀怨。但为何伊斯兰主义者会对犹太人被杀感到愤怒呢?(伊斯兰主义者通常以仇恨犹太人出名)克林顿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美国报纸也批评克林顿为了把责任都推到自己国家身上不惜搬出近1000年的前陈年旧事,但是没有人质疑克林顿基本前提的准确性。
十字军1099年夺回耶路撒冷
当然,不少严谨的历史学家发声质疑了克林顿的根本假设。在克林顿知道有十字军东征之前,不少历史学家已经在尽力澄清被曲解的十字军东征历史过程。他们不是历史修正主义者,而是主流史学家经过数十年非常严谨、认真的学术研究而总结出来的成果。而伴随着 9·11等伊斯兰暴恐事件的不断升级,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
人们对十字军的误解十分常见。通常,十字军东征被刻画成由嗜权如命的教皇发起,是由宗教暴徒冲锋陷阵的一系列“圣战”(高中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内容)。十字军东征被视为自以为义和不宽容的“范本”,是天主教历史乃至西方文明的污点,被认为是后世西方帝国主义的先兆。十字军把西方的暴力带到了和平的中东然后导致原本开化的穆斯林文化产生畸形,使其成为废墟。史蒂芬·朗西曼(Steven Runciman)的三部曲著作《十字军东征历史》和由特里·琼斯(Terry Jones)主持的纪录片《十字军东征》都持这样的观点。作为消遣,它们都很有娱乐性,可惜作为历史,它们都很糟糕。
那么,十字军东征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十字军东征是对伊斯兰暴力扩张的直接回应,十字军力图抵御和收复穆斯林征服基督徒的国域。
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并非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穆斯林真的对他们展开了大举进攻。虽然有和平的穆斯林,但伊斯兰是在战争中诞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壮大。从穆罕默德时起,穆斯林扩张的方式总是依仗武力的。穆斯林的思想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伊斯兰之地和战争之地。基督教和其它任何非穆斯林的宗教一样没有可容身之处。
穆斯林统治下的穆斯林国家可以容忍基督徒和犹太人存在。但是,在传统伊斯兰里,基督徒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国家必须被摧毁,他们的土地必须要让穆斯林占领。当穆罕默德在七世纪向麦加发动战争的时候,基督教是在势力和财富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作为罗马帝国的信仰,它横跨了整个地中海,包括它的诞生地中东地区。因此,基督教世界成了最早期的哈里发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当中仍然是穆斯林首领们的主要目标。
穆罕默德死后不久,伊斯兰的战士们就摧枯拉朽般对基督徒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他们非常成功,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这些曾经是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多的地区–很快被沦陷。到了八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军队已经占领了所有北非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地区。十一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占领了自从圣保罗时候起就是基督教的区域–小亚细亚( AsiaMinor,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东罗马帝国–也就是现代历史学家们所称的拜占庭帝国–被削减为比希腊大一点点的小国。情急之下,君士坦丁的皇帝派人向欧洲的基督徒求救,请求他们援助东方的弟兄姊妹。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 (蓝色),红色是穆斯林征服的疆域
理解十字军
这样的形势促成了十字军的诞生。在这之前,穆斯林占领了原基督教世界三分之二的土长达四个多世纪。十字军东征是对此的回应。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文化必须捍卫自己,否则就会被伊斯兰吞噬,十字军的组建就承载着捍卫自己的信仰与文化的使命。
向西方教会求救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Alexios I Komnenos)
伊斯兰兴起之前,几乎整个欧洲与中东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兴起后经历了罗马帝国数百年的排挤与迫害,靠和平方式传播,公元4世纪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传遍了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版图。
下图为基督教在伊斯兰诞生当年(公元后610年)的地图:(图中白色为基督教传播的范围,橘色为同样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国界):
下图这个时期的圣战大旗主要依靠阿拉伯穆斯林扛起,这是阿拉伯穆斯林武力圣战地图(公元632-750年):
再后的圣战大旗主要靠土耳其穆斯林扛起,面对数百年的残酷圣战、西方基督教王国们展开了十字军东征,支援东方基督徒与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但是拜占庭帝国仍随后灭亡,圣索菲亚大教堂被变为清真寺(公元1096-1500):
教皇乌尔班二世( Pope Urban II ) 在1095年召开的克莱蒙特会议( Council of Clermont)上,号召基督教界的勇士们抵挡伊斯兰的侵略,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立下十字架的誓言,准备战斗。
1095年组建十字军的事情是在第一座基督教主要城市(大马士革):被穆斯林攻陷后460年,基督徒的圣城耶路撒冷被征服后458年,埃及被征服第453年,君士坦丁堡遭穆斯林军队第一次围攻后421年,西班牙被征服后377年,法国遭攻击后第363年以及当时基督教的中心罗马城遭一波穆斯林军队洗劫后249年。
因此十字军东征的战争性质是防御性的、回应性的,这点显而易见。
那么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的动机常常被误解。
在启蒙时代,人们通常声称十字军仅仅是那些缺乏土地、并且是不成器的人,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到远处去掠夺。十字军所表现出的虔诚情操、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上帝的爱显然没有被认真解读,而是被当作背后阴险计划的托词。
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特会议上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借助计算机技术完成的中世纪宪章文件的研究推翻了这种论调。学者们发现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通常都很富有,在欧洲有大量自己的土地。然而,他们甘愿放弃一切去接受这神圣的使命。
参加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一件便宜的事情。参加一次十字军东征,即使是富裕的领主也很容易因为参与十字军使自己倾家荡产。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物质财富(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拥有物质财富),而是因为他们不想“积攒财宝在地上”,他们想 “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来自《圣经》《马太福音》6:19-20)。他们深刻地认同自己是有罪的,渴望通过承受十字军东征的苦难来作为一种带着慈善与爱心的赎罪行为。欧洲到处都遍布着成千上万的中世纪宪章证明这种意识是普遍的。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并不反对赢得战利品。但事实是,只有少数人变富有了,绝大多数人回来时已经一无所有。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乌尔班二世给了十字军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对十字军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拯救东部的基督徒。作为他的继承人,教宗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后来写道:
“当一个人知道他在信仰上的基督徒兄弟被背信弃义的穆斯林关押、承担最重的苦役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如果他不把自己投身于解救他的兄弟使命中,他怎能称自己在按着“爱邻人如爱自己”这样的神圣命令而生活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卖为奴隶和囚禁,并被数不尽的酷刑折磨。”
约拿单·莱利史密斯教授(Jonathan Riley-Smith约)指出说,“十字军东征”应该理解成是一种“爱的举动”,是对邻舍的爱。十字军东征被看成是去纠正可怕暴行的仁慈使命。教皇英诺森三世给圣殿骑士团的信中写到的那样,“你们用行动来实践了福音的话语,‘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圣经·约翰福音》15:13)”
圣殿骑士团徽章
第二个目标就是解放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因耶稣曾经走过而被视为基督教圣地的地方。十字军“东征”(Crusade)这个词是现代的叫法。中世纪的十字军战士把自己看作是朝圣者(Pilgrims),在他们去往耶路撒冷圣墓的路上行使正义。
因此,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并不是殖民行为,而是恢复的行为,也是对上帝的爱的公开宣言。当然,中世纪的人们也知道上帝有能力自己收回耶路撒冷,并且有能力在整个世界恢复他的统治。但是他们认为上帝不自己这么做是为了给基督徒一个彰显敬畏与勇气的机会。
公元1219年,圣·法兰西斯与埃及素丹阿卡米尔(al-Kamil)会面,试图向他传播基督教
十字军东征毕竟是战争,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暴力都是残酷的。这过程中有意外、有错误也有罪行。1095年第一次东征的早期,一帮由Leiningen 的 Emicho伯爵带领的乌合之众沿着莱茵河一路杀害掠夺犹太人。当地主教试图阻止这场大屠杀,但没有成功。在这些战士眼里,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也是基督的敌人。因此,他们错误的认为抢劫杀害犹太人并不是犯罪,他们甚至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因为犹太人的钱可以用来资助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但他们是错误的,教会强烈谴责了这种反犹太人的袭击。
五十年之后,当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即时,圣·伯尔纳德(Saint Bernard)经常强调不能迫害犹太人,他说到:“问一问任何一个了解《圣经》的人,问他在诗篇中发现有什么关于犹太人的预言,经上说:“我不祈祷要求他们的毁灭”。犹太人对我们来说是鲜活的圣经的话语,因为他们经常提醒我们主(耶稣)所遭受的一切。”
圣·伯尔纳德热切的布道鼓舞欧洲人参加十字军(上图),反对残害犹太人
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确有犹太人被杀害,但十字军东征的目的不是要去杀害犹太人。恰恰相反:教皇们、主教们、和布道者们都明确地命令,欧洲的犹太人不可以被侵害。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特号召组建十字军东征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似乎都注定失败。没有领导者,没有指挥链,没有补给线,没有详细战略。只是千千万万的战士挺进敌人腹地,效忠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们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不是死于战斗,就是死于疾病或饥饿。它是一场粗糙的运动,似乎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
然而,它却奇迹般地成功了。到了1098年的时候,十字军已经收复了尼西亚(Nicaea)和安提阿(Antioch)。1099年7月,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欧洲欢腾起来了。历史曾经将穆斯林推到顶峰的潮流,现在似乎要逆转了。
第一次东征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
但并非如此。当我们想起中世纪的时候,很容易想到欧洲以后的景象而不是当时欧洲的样子。中世纪的庞然大物是伊斯兰,而不是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令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企图抵抗那种趋势。但在五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只有第一次东征显著地击退了伊斯兰的军事进程。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当十字军郡埃德萨国(County of Edessa)1144年沦落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手中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民众热情的支持进行新的一轮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由法国的路易七世(Louis VII)和德国的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两位国王领导,由圣·伯尔纳德亲自布道宣传。但它以惨败而告终。一路上大部分的十字军战士都被杀害。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以前是基督徒坚固的盟友,可那些想进军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攻打了大马士革,让事情变得更糟。
在这样一次巨大的灾难面前,整个欧洲的基督徒不但被迫接受了不断增长的穆斯林势力,而且更坚定的认为上帝正在惩罚西方人的罪恶,敬虔运动(lay piety movements)在整个欧洲萌芽,所有一切都是想致力于净化基督教社会,希望这或许能使他们可以在东面的战场上配得胜利。
因此,十二世纪晚期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全面的抗战。每一个人,无论多么虚弱或贫穷,都被号召上阵。战士被要求牺牲他们的财富,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要为捍卫东方的基督教而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本土阵线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号召藉着祷告、禁食和捐献来支持十字军。然而,穆斯林势力仍然在增强。强大的统一者萨拉丁(Saladin)将近东的穆斯林融合成单一的实体,并且持续鼓动对基督徒的圣战。
在1187年的哈丁之战(Battle of Hattin),他的军队消灭了耶路撒冷基督徒王国的联军,并夺走了真十字架(当时被认为是耶稣被钉死的原十字架)这样宝贵的圣物。基督徒城市毫无抵御之力,开始一个一个地投降,最后以10月2日耶路撒冷的投降而告终。基督徒只守住了少得可怜的几个港口。耶路撒冷在回归基督徒统治88年后再次沦陷。
萨拉丁(上图)将近东的穆斯林融合成单一的实体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了反击。德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 (Frederick I Barbarossa)、法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Augustus)、和英国狮心王理查德一世(Richard I Lionheart)共同领导了这次东征。无论从哪面看,这都是一个庞大的军队(虽然没有基督徒所希望的那样浩大)。年事已高的弗雷德里克骑在马背上,在渡过一条河流时溺水身亡,因此他的军队在没有到达圣地之前就撤回了家。菲利普和理查德乘船渡过了河,但他们无休无止的争吵加剧了巴勒斯坦分裂的局势。重新夺取阿克里(Acre)之后,法国的这位君王就回家了,回国后忙于瓜分理查德在法国的势力。
至此,十字军东征的重任落到了理查德一人的身上。理查德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勇士,极具领导力并且也是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他带领的基督徒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最终重新占领了整个海岸地区。但耶路撒冷不在海岸线上,在两次控制圣城的补给线的努力夭折之后,理查德最后放弃了。理查德承诺有一天会带军队重来,他与萨拉丁达成了停战协定,协议规定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并允许非武装的朝圣者自由进出耶路撒冷。这在基督教世界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恢复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并夺回真十字架的愿望在整个欧洲都非常强烈。
狮心王理查
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规模更大,资金更足,组织的更好。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第四次东征(1201至1204)因为卷入拜占庭的内部政治而半途搁浅了,十字军绕道前往君士坦丁堡支持一位拜占庭王位的争夺者,这个王位争夺者说自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被阴谋家篡位,他还许诺给十字军部队巨大的回报并将支持他们夺回圣地。然而,在他登上王位后,这个前王位争夺者发现国库空虚,所以并不能履行他的承诺,迟迟无法提供十字军继续东征的所需,这在十字军看来是拜占庭盟友的背叛。
著名美国宗教研究学者罗德尼 ·斯塔克(Rodney Stark)在他的著作God’s Battalions中提到,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不信任的种子就在来自欧洲的十字军和拜占庭皇帝和贵族之间埋下。与热心收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不同,当时求援的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Alexios I Komnenos)并没有太强的意愿收复耶路撒冷,而是仅希望十字军能够替他化解君士坦丁堡的危局和收复一些在亚细亚的疆土。
十字军原本希望与东方的基督徒并肩向耶路撒冷开进,但发现在关键时刻拜占庭盟友屡屡退却,他们不得不孤军作战(因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竟然收复了耶路撒冷更显得不可思议)。更糟糕的是,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多次背着十字军与穆斯林私下谈判。因此在十字军看来,拜占庭的皇帝和贵族是一批靠不住的阴谋家,而在拜占庭看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第一批欧洲人早于约定时间就到达君士坦丁堡,使得拜占庭措手不及,造成很大的供给压力,这一批批组织松散但热情高涨的十字军反而是对自己政局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当又一个拜占庭的皇帝再次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这种负面的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在十字军扶上王位的拜占庭国王被他的部下废黜并杀死后,十字军与拜占庭的关系更是急转直下,在十字军看来,这位叛乱的部下是杀死国王的凶手,理当被惩罚,而在拜占庭当权者看来,十字军是一个滞留在国内的危险境外势力,因此局势最终升级为一场内斗。
虽然拜占庭部队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但在背水一战的十字军面前竟然一触即溃,十字军在1204年攻打、占领并残忍洗劫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城市——君士坦丁堡。
第四次东征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早先曾经将整个十字军逐出教会的教宗因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强烈谴责十字军的这种行为,但他能做的仅此而已,(译者:教皇并没有直接强制性权力来控制十字军)。1204年的这场悲剧在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之间关起了一道铁门,一道甚至连后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都无法重新开启的铁门。非常无奈的是,十字军东征直接源于天主教希望拯救东正教信徒(免受穆斯林军队的征服),可是它却使双方的关系越走越远。
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并且即便双方一开始都具有良好的意愿,最后也可能酿成悲剧。但无论如何,进攻君士坦丁堡并没有改变十字军是抵御伊斯兰扩张的防御战争的基本性质,只是说明西方基督教可能需要向东方道歉,但并不需向穆斯林世界道歉。
岌岌可危的欧洲
因此,许多人说十字军反而加速了东方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是综合来看,突然降临的十字军至少一开始还是让他们的穆斯林对手措手不及,并且在阿拉伯军队与拜占庭之间制造了缓冲,分散了圣战部队的军力,因此很可能总体上还是延长了东方基督徒的拜占庭国的寿命。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公元后537年,是东方基督教的标志性建筑,曾在近1000年的历史中为世界第一大教堂。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被改造为清真寺。
十三世纪剩下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情况稍微好一点点。第五次东征(1217至1221)甚至一度攻下了埃及的达米埃塔称(Damietta),但穆斯林最终还是击败了那里的军队并重新占领了该城。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Saint Louis IX)在他的一生中曾领导过两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也占领过达米埃塔,但路易很快被埃及人的计谋所蒙骗,被迫放弃该城。虽然路易在圣地里生活了几年,大力支持构筑防御工事,但他从没能完成他最迫切的愿望:解放耶路撒冷。1270年的时候,路易已经是位年事很高的人了,他又一次带领十字军向突尼斯进攻,在那里他死于肆虐军营的一种疾病。
达米埃塔(Damietta)战役
圣路易死后,惨无人道的穆斯林领导者Baybars和Kalavun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针对基督徒的残暴圣战。到1291年为止,穆斯林军队已经成功杀戮或逐出了最后一批十字军。至此,他们将十字军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了。尽管基督徒军队作出过无数次的努力和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一直没再能够在该区域有立足之地。
我们可能会认为,三个世纪的败仗应该已经让欧洲人对十字军东征感到厌倦了。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穆斯林王国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变得越来越强盛,而不是越来越衰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但征服了他们的穆斯林同胞,进一步统一了伊斯兰,而且继续向西推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闯进欧洲本土。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不再是支援远方教友的仁慈使命了,而是奋力捍卫基督教最后仅存的国域的搏斗了。
欧洲人开始考虑伊斯兰是否真正有可能最终实现它占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目标,(译者: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如果当时欧洲沦陷,就没有后来的西方的美洲文明,那么全球伊斯兰化的势头将似乎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了)。当时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就是赛巴思汀·布郎特(Sebastian Brant)的名著《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在一章题为《信仰的陨落》中,里面吐露出这样的心境:
罗马虽然没有沦陷,但也一度岌岌可危。1480年,苏丹买买提二世(Mehmed II)占领了奥特郎托海峡(Otranto)作为他侵略意大利的跳板。罗马被疏散。然而,此后不久这位苏丹买买提就一命呜呼,他的计划也随他而破产。1529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围攻维也纳。要不是一连串反常的暴风雨耽搁了他的进军并迫使他舍弃许多的大炮,土耳其人夺取该城是必然无疑的事情。如果是那样,当时的德国也会岌岌可危。
公元后 1500年-1520年 伊斯兰的扩张范围 每个红点为一次扩张的战争/战斗
然而就在这一切的危局中,欧洲正在悄然酝酿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人类历史空前的文明高峰。古典希腊罗马价值观、基督信仰、对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的混合体推动了文艺复兴的产生,从而促使基督教人文主义、科学革命和全球探险等运动的诞生。即使还在为生存而争战时,欧洲已经准备着全球规模上的拓展(译者:许多大航海探险的动力就是希望重新打通到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商业路线,因为陆上丝绸之路被穆斯林军队切断或者变得不再安全)。
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拒绝教皇的权威,从而使得十字军东征对许多欧洲人变得不可思议的,所以战斗就留给了天主教徒。1571年,一支十字军联盟海军在雷班托海湾(Lepanto)击溃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穆斯林的威胁在经济上被遏制了。
随着欧洲财富和势力的增长,曾经可怕和老练的土耳其人开始显得落后与可怜了——不再值得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了。“欧洲病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称号)”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二十世纪,当它最后断气的时候,留下了现代中东地区目前的混乱局面。
雷班托海湾战役,梵蒂冈地图馆
结语:
毫无疑问,十字军的攻势延缓了伊斯兰的脚步,十字军在中东建立的王国坚持了近200年的时间,加剧了穆斯林王国之间的分裂,阻止了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的形成,即便是失败的和夭折的几次东征也都迫使穆斯林把资源从进攻调配到防守端。之后几次穆斯林军队向欧洲腹地的进犯都让欧洲一度岌岌可危,所以显然十字军至少为欧洲的发展和随后的繁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西班牙的船只从美洲满载着黄金白银回到本土支援抗击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这是帮助欧洲实现实力反超的因素之一。有意思的是,最后拯救了欧洲的不是朝东收复失地,而是向西往美洲和东方的探险。
按照我们现代社会的各种标准,我们很容易鄙视当时十字军的所做所为,“有谁会为宗教参与战争呢?”我们质问道。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的一些战争往往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这样的战争同样会被我们中世纪的先祖们所唾弃。
然而,不管是中世纪的战士,还是现代的战士,根本上都是为他们各自的世界和他们珍视的而战。他们都愿意作巨大的牺牲,只要是为他们所热爱的而且是比他们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