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宋代图书事业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为诗的别体，始于南梁，形成于唐代，五代十国后开始兴盛，至宋代达到顶峰。词在形式上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阕。”《旧唐书》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当时的都市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创作或改编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早几十年。

唐代诗的繁荣已至鼎盛，宋初诗坛一度寂寥。唐代，民间的词樽前月下的内容在文人眼里不登大雅之堂，被视为诗余小令。五代“花间派”以脂粉气浓烈的崇尚浓辞艳句驰名，代表人物温庭筠，存世词约70首，风格绮丽婉约。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这一阶段的词作，有晚唐五代词选集如《花间集》，赵崇祚编。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此书成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在敦煌本《云谣集杂曲子》发现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花间集》为曲子词选本。收录了晚唐到五代时期词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等18人的词作共500首，分为10卷，每卷50首。集收温庭筠的词有66首。

和凝曾为宰相，以制曲著名，当时称为“曲子相公”，其词风与温庭筠相近。温词华美，韦词疏淡，代表了《花间集》中的两种风格。《四库总目》称此书：“诗余体变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而溯源星宿，当以此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词派——花间词派以此为形成的标志。

关于宋词

宋代，词发展到鼎盛状态，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形式。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

宋代词人有百余家，如晏殊、晏几道、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在《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词家就有128家。

其中宋代出版的词集有苏轼的《东坡乐府》（绍兴二十一年刻），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乾道间刻），张孝祥的《于湖先生长短句》，周邦彦的《清真词》（淳熙七年溧水县斋刻）、《清真诗余》（严州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嘉定四年刻本），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别集》（嘉泰二年刻本）等。

北宋词的主流依然是沿袭晚唐五代，吟风弄月，注重词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如二晏、张先等。他们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郑振铎先生在所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北宋词坛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柳永以前，晏殊、范仲淹、欧阳修时代，主要延续了花间派的真挚清隽。欧阳修《苏幕遮·怀旧》“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踏莎行·候馆梅残》“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二是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时期，趋于豪放，柳永还深谙音律，自创新调。

他们从词风词境入手，着意词体的变革。北宋初年，范仲淹的《渔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词调慷慨苍凉，境界开阔悲壮，感情抑郁深沉，揭开了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作的序幕。

苏轼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自由畅达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把本来属于诗歌“言志”的内容写到词中，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也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苏轼使词从重乐摆脱出来，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三是周美成为代表的时期，更注重音律、创新，不是豪迈也不是清隽，而是在严格的词律中。以清丽婉美抒写心怀，开南宋词人的先路。这一时期还有两位词人影响巨大，近李后主的赵佶、清隽豪逸的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的词是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生活际遇、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变，相应地，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也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

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南宋词也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南渡后，偏安局面形成。许多词人歌舞升平、渔歌唱晚，也有如辛弃疾、陆游、张孝祥等慷慨悲歌之士，奔放豪迈之作品。

辛弃疾，不仅代表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第二时期外患已平，进入宴乐时代。代表人物姜夔、吴文英等，更重形式上的遣词造句、雕饰等。

姜夔《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第三个时期能预见南宋灭亡的时期，词多感叹思仇、亡国之痛的情绪。代表人物蒋捷、张炎、周密、王沂孙等。

经过长期发展和许多词人在众多方向上的探索，在吸收了诗歌及散文的表现手法后，这时又面临着一次总结的时机。关注传统时也对过去词人的各种手法进行了筛选整理，在词的形式、语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总结。他们的作品虽然气势不够雄大，境界不够开阔，但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周密的《南楼令·次陈君衡韵》：

“开了木芙蓉。一年秋已空。送新愁、千里孤鸿。摇落江蓠多少恨，吟不尽、楚云峰。

往事夕阳红。故人江水东。翠衾寒、几夜霜浓。梦隔屏山飞不去，随夜鹊、绕疏桐。”

宋代的图书事业、图书事业发展的条件

一、出版技术成熟。宋代出版事业是适应政治需要和文化需求，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发展逐渐兴盛起来。重要标志就是公私许多出版机构涌现出来，形成出版网络。官方为中央和地方官署以及官方的学校、书院，民间有私宅、坊肆以及民间性质的寺院等。

出版事业的发展，得益于宋代造纸、造墨、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普遍使用，北宋有四大刻书中心，分别为汴京、杭州、福建、四川。早期刻书业延续晚唐五代以四川为中心，中期汴京、杭州及福建的刻书业也齐头并进。这些刻书集中的地方也是当时造纸集中的地方，纸张也有不同种类。汴京等地也是生产印刷用墨的地区，刻书使用木材也相对集中，雕版技术的成熟也是必须的条件。南宋时期由于宋室南迁，汴京的刻书产业衰落，而杭州、福建、四川以及江西等地的刻书业仍然飞速发展，且有其鲜明的特色。

著名藏书家叶梦得有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说明宋代刻书中心各有其成熟的体系、鲜明的特色。且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定现代意义上的刻书业“产业集聚”现象，即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一定数量企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并产生一系列集聚效应的过程。

二、学术发展、文化传播的需要。宋代礼士崇文，吸引了很多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士人数量大，政府也注意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水平，养士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政府提倡、科举功名的需要。读书蔚然成风，学校、书院的发展也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

四、重藏书。政府重视图书收集在政策上给予倾斜，藏书成为风气，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精品倍出。

五、宋代出版业特点。刻书出版地域分布广、官私刻书覆盖面广、出版物品种丰富，既有儒家经典、大部头史书、也有著名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四大类书，内容齐全，数量庞大，管理严格。

六、技术多元。既有成熟的雕版印刷，也有活字印刷，同时还保留有抄写的方式。

宋词的出版

纸质书籍之前，宋词主要靠歌妓口头传播，有些是根据歌妓的要求填词。娱乐性决定了内容以社交、闺情、羁旅、别愁等为主题。出版的发展，让词以单篇或结集得以出版流传并进入市场成为可能。

以现存的宋人词集为例。《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是宋人周邦彦的词集。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中国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如《拜新月慢》《荔支香近》《玲珑四犯》等。现存词200余篇，多写男女之情和离愁别恨，内容较为单薄，调子较为低沉。其词承柳永而多有变化，市井气少而宫廷气多，词风也比柳永更典雅含蓄，且长于铺叙，善于熔铸古人诗句，辞藻华美，音律和谐，具有浑厚、典丽、缜密的特色。如《瑞龙吟》（章台路）、《西河》（佳丽处）等。其写景小词，富有清新俊逸的情调，如《苏幕遮》等。周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历代对周词多有好评，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

王国维《人间词话》称：“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并以宋词比唐诗，推为“词中老杜”，可见其享名之盛。

周邦彦用唐人诗语櫽括入律，长调作品善铺叙，词境典雅，富艳精工，今存词180余首，编为《清真集》，陈元龙为之作注，题为《片玉集》。自南宋中后期始，清真词深婉曲折、音律华美的特质使它成为了后人唱和的范本，被奉为雅词正宗，周邦彦被尊为宋词史上“结北开南”的集大成者。

周邦彦词集宋代盛行于世，有多种版本。此集以《瑞龙吟章台路》开篇，该词为作者沉浮州县十余年，回京师后所作。

宋词双璧:《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

《东坡乐府》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集。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除龙图阁学士。苏轼是宋代文学大家，他的诗、词、散文、书法都有独到的成就。其作品主要汇编为《东坡七集》，即《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应诏集（十卷）》。但词集《东坡乐府》未在其中。

苏轼的词，在我国词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重要地位。他的词大大突破了词是艳科、供娱宾遣兴的传统藩篱，使词从花间、樽前走向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生，是宋代豪放派词的创始人。刘辰翁评价苏轼词“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文学史上则把苏东坡与宋词坛上独树一帜的辛弃疾并称“苏辛”。

国家图书馆藏《东坡乐府》，元延祐间括苍人叶曾云间南阜书堂刻（云间，即今之松江），为今日所见东坡词最古刻本。这也是传世东坡词的最重要的刻本。

宋人评价东坡词——江山丽秀之句，樽俎戏剧之词，搜罗几尽矣。传之无穷，想象豪放风流之不可及也。

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称：当年遇到《东坡乐府》时“其时需值卅金，余以囊涩未及购取……因检书一二种，售之友人，复益以日本刻《简斋集》，如前需数，而交易始成。”黄丕烈以卅金换来的《东坡乐府》与其原藏《稼轩长短句》这两位大词人的最佳刻本合为双璧，也是书林的一段佳话。此《东坡乐府》曾为文徵明家藏，后又为徐健庵、季振宜、鲍廷博、顾广圻等藏书家收藏鉴赏，然后归入黄丕烈、汪士钟、杨氏海源阁、周叔弢，周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所藏善本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使其与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苏辛词”在国家图书馆合璧。

《稼轩长短句》是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辛弃疾的词集。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22岁时在济南南部山区率众起义，加入耿京的抗金义军，任掌书记。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积极采取强兵安民的措施。一生的政治、军事文学活动多与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有关。其文学成就以词为主，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词人，与苏轼并称“苏辛”，其词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达到了宋词的新高峰。

《稼轩长短句》大约成书于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辞世之后，自宋代起就有多种版本流行。传至现今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四卷本，一是十二卷本。四卷本基本上保持了宋本的原貌，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为研究辛弃疾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收词较少，比十二卷本几乎少了1/3。

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三年（1299）铅山广信书院刊本《稼轩长短句》为十二卷，共辑录辛弃疾词573首，传世孤本，卷十二后有“大德己亥中吕月刊毕于广信书院，后学孙粹然、同职张公俊两行。”辛弃疾南渡后，居铅山、上饶两地时间最久，并于开禧三年卒于铅山。所以此处所说的广信书院，疑即铅山之稼轩书院。此书卷一第一叶版心下镌“信铅畅叔仁刊”6字，信铅为信州铅山县之简称，铅山、上饶宋时均属信州。

《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辛弃疾长短句十二卷”，《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有“稼轩词四卷，又信州本十二卷”。而宋代信州本不传，此广信书院刻本，疑为覆刻宋信州本。

全书均采用行书写刻上版，笔墨飞舞，字画圆润秀丽，疏朗悦目，独树一帜，是元代刻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清顾炎武称“宋元刻书，皆在书院”。的确，元代刻书的许多精品皆出自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多为著名学者，他们亲自校勘，书院又有学田收入作为刻书的经费，所以书院刻书大多非常精致。由于此书价值珍贵，故其迭经名家收藏，苏州朱之赤家、黄丕烈、汪士钟、杨以增海源阁、周叔弢，周先生捐献国家图书馆。

宋代刻前人词集

《花间集》为晚唐五代词选集。编者赵崇祚，字弘基。生平事迹不详。在敦煌本《云谣集杂曲子》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四库总目》称此书：“诗余体变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而溯源星宿，当以此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的确，晚唐五代时期十八位著名词家的作品，多赖此集得以保存，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词派——花间词派以此为形成的标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词总集，《花间集》在我国词发展史和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花间集》在宋代即非常流行，现存南宋建康郡斋刻本的晁谦之跋写于绍兴十八年（1148），称此前建康郡斋也曾经刊刻过《花间集》，并用于郡将监司幕僚离别时赠送之物，并说除建康郡斋本外，还有其他刻本，可能刊刻于北宋时期，或许北宋《花间集》就有刊本流传了。现在存世的宋刻《花间集》，有建康郡斋绍兴十八年刻本和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两种。两种皆为孤本，均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刷印在南宋淳熙十一、十二等年鄂州（今武昌）的公牍档册纸上，纸背墨笔衔名有儒林郎观察支使措置酒务施、城忠郎监在城酒务贾、江夏县丞兼拜斛场温、鄂州司户参军戴、进义副尉本州指使监公使库范等，鄂州治所在江夏，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昌。因为使用鄂州公文纸的缘故，前人多认为刊刻地点也在鄂州。

此书经清代藏书名家徐氏传是楼、查氏听雨楼、杨氏海源阁收藏。民国初年海源阁书散出后，周氏自庄严堪收得，后由周叔弢先生捐赠国家图书馆，可谓传承有绪。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是中华文明灿烂的长卷中最为绚丽的华章。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宋代物质生活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宋代，从皇帝到大臣，到知识分子，几乎全社会认同和推崇，使宋词佳篇迭出，影响久远。

中国是诗的国度，千百年来，中华先民以诗言志，以歌咏言。诗词作为中国人表述感情的艺术创作，或庄严，或豪迈，或深沉，或空灵，有对史的记录，有对情的抒发，是艺术，也是生活，述说着自己，影响着他人，诗词讲述的是中国故事，记录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在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中，不少千古名句“似曾相识燕归来”，而又激荡起“新声曲度”。今天这些优美的词句，让人们品味多彩的中国、开放的中国。腹有诗书气自华，今天我们学习宋词，依然陶冶着情操，浸润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中国人的精神，是世代传承的中国人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