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大渡河覆军真相考

​叙事的时间是从公元1863年5月14 日至6月13日,刚刚一个月。空间是在四川省石棉县的安顺场(当时的地名叫做紫打地,是彝语译音)。在这一个月中,石达开部的活动范围只在安顺场及其附近的30公里之内。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特先列表以记大事,再加以说明:

公元1863年5月14日,天历癸开13年四月一日,清历同治二年三月廿七日

石达开大军约3万人到达紫打地,当时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派小队渡河侦察后又返回。

公元1863年5月17日

大渡河对岸发现清军.石达开作试探性抢渡,不利。

公元1863年5月21日

石达开军大规模枪渡,因洪水猝至,5000精锐无一生还。

公元1863年5月22日

他们转而抢渡松林小河,也不利

公元1863年5月23日

移往松林小河河口以上10里磨坊沟枪渡,仍不利。公元1863年6月4日最后一次抢渡大渡河,仍被清军击退。石达开决定向土司王应元赠金议和,请求让路。

公元1863年6月9日

石达开与王应元两次谈判不成,遂决定率残军6000人冒死突围。

公元1863年6月11日

他们又被老鸦漩水势所阻,突围无望,乃与本地清军杨应刚谈和。

公元1863年6月12日

谈判结果.是先遣散4000人,余2000人不缴军器,移驻大树堡待命。

公元1863年6月13日

清军唐友耕部过河袭击,从杨应刚军中劫走石达开等5人

石达开久经战阵,在抢渡大渡河之前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即毫无知觉。这次从西昌(当时称宁远府)北上,己有先遣队伍数千人,由赖裕新率领,经大树堡抢渡大渡河,过富林北趋成都。他是在得到赖裕新已顺利渡河的确讯之后,才率大军出发,全军估计约3万人,都是百战精锐。为了迷惑敌人,他北上时不走赖裕新走过的大路,另选一条山间捷径,渡河地点也不在大树堡,而改在大树堡上游的紫打地。

他们到达紫打地时,是阴历四月甘七日。从本地父老口中得知,涨水季节,最早也要到阴历五月初。全军渡河,只需要几天工夫,所以还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安顺场是大渡河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渡口,能够征集到一些船只。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出侦察部队渡河,到北岸的上下游各地进行侦察,没有发现任何敌情,才决定停留三天,尽力征集船筏,并做好一切渡河的准备工作。

石达开覆军之后,四川总督骆秉章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他早已侦察到石达开大军即将到来,所以命唐友耕预先在大渡河北岸布防,这话是骗人的。清人薛福成在《书剧寇石达开就擒式》一文就完全揭穿了他的谎言:

“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骆秉章)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十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说谎的居多)。”

三天之后,石达开准备工作完成,正想渡河,清军唐友耕部到达北岸(唐此来是巡逻性质,偶然碰上了一个立功的机会)。石达开派遣小队伍作试探性的抢渡,敌前抢渡当然比较困难。不过石达开并没有把唐友耕放在眼里,他决心选拔精锐大举抢渡,只要能登上北岸,扫荡唐友耕一军不在话下。

5月21日,石达开选出五千精锐,集结船筏,大举抢渡,胜利在望。就在这关键时刻,大渡河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五千精锐皆葬身洪水.无一生还,全军夺气。北岸的清军先是十分胆寒,以为要有一场血战,后来看到太平军船筏悉数毁于洪水,认为是“河神”显灵。骆秉章在处死石达开的布告中也说;当时防河之战赖有“河神助顺”(石达开大举抢渡之日突然涨水,达开既败.洪水旋即消退)。其实山洪暴发不久就消退的事,原很正常,“河神助顺”之说不过是奉承清廷而已。参考有关的水文记载,足以说明造成石达开覆军的直接原因是大渡河提前涨水。在大渡河涨水时期,任何船筏都过不了河,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石达升次日即转而向西抢渡松林小河,但是抢渡也不顺利。有位学者撰文,认为石达开在大渡河覆军,是“兵无斗志”。理由就是他们渡不过几百米宽的大渡河犹有可说,连二三十米宽的松林小河也渡不过,岂非“兵无斗志”!我认为渡不过松林小河的真正原因是“水寒彻骨,难以泅渡”。我曾经在较石达开进军约迟半个月的季节,脱了鞋抹下水测试水温。那时已经开始涨水(还未大涨),附近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山积雪融化,冰凉的雪水奔腾而下,从大渡河倒灌入松林小河。我两脚一下水,立刻麻木,动弹不得。请问此时斗志再旺又有何用?我还补充说:人到了要逃命的时候,是不会胆小,不会无“斗志”的,结果对方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

大河小河都抢渡不下,石达开就致函扼守松林小讨的番族土司王应元,请以金银买路,遭到王应元的拒绝。王应元的想法也很容易理解:我与其接受你的部分金银.不如把你困死,夺得你的全部金银。这 年6月9 日,石达开决定率领残军冒死向东突围。他们困守紫打地二十多天,大量减员,除了作战伤亡,包括数千人死于洪水之外,由于缺粮与疾病.死亡枕籍,粮尽宰杀战马,马尽摘食桑叶,加上痢疾流行,少医缺药,原来的三万大军,最后能参加突围的不过6000余人。

次日,他们到达利济堡,仍为洪水所阻,不能前进,全军有饿死的危险。当时的生路只有一条,即南行到凉桥,过竹马河.抢占存粮丰富的洗马姑镇。为了轻装前进,以便作殊死战,他们抛弃辎重,石达开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正在他们南行接近凉桥,准备与地方守军拼死一战的时候,出现了新的情况。清军地方守军首领杨应刚前来劝降.表示立刻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军粮(这是他们最渴望的)。当时谈判的内容和双方的想法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谈判之后付诸行动的各事,公私史料皆有记载,民间也有传说,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在6000名太平军中立即遣散4000人,发结口粮和路票(证明文件)各回原籍。

二是留下的2000人仍然携带自己的武器,由石达开部下周宰辅率领,从洗马姑出发,暂时移驻大树堡。

关于遣教4000人一事.清官方文书已有记载,如骆秉章《生擒石逆疏》:“讯明新被裹胁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四千余人”。这些人的下落呢,可能有些是回原籍了,有些则被当地彝族掳为“娃子”,或在深山中就地安家落户。当地地广人稀.在我们下乡进行访问的时候.哪一家是“长毛根根”(太平军后裔),左邻右舍多能指得出来。 关于2000人移驻大树堡一事,清官方亦有记载,如黄彭年《黎雅记行》中说:“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周宰辅领之”,民间传说也多,互为印证.说明其事真实可靠。

既然确有其事,我们就不妨探讨一下石达开当年与杨应刚谈判的内容。从石达开这方面来考虑,当时全军绝粮,大家饥疲不堪,不如诈降以谋求一条生路。他首先提出愿意遣散4000人,“舍命全军”这个说法也对—-他先让这4000人找到一条活路,让他们领了口粮、路票、一一出险。其次,让2000精锐携带军器移驻大树堡,也是他力争得来的。只要这2000人手中有军器,养好了身体,时机一到,大可卷土重来。从杨应刚这方面来考虑,石达开的威名,如雷贯耳, 他有把握将其擒获吗?不如想个万全之策,能够对石达开劝降,既可以立功,又能避免一场恶战,何乐不为。他同意先遗散4000人,石达开的兵力就减少了三分之二。至于石达开坚持留下的2000人不缴军器,这也无妨.他一面把详情上报四川总督骆秉章,一面派兵监视这些太平军。只要骆秉章派人来接收这2000人,他就卸了责任。

这时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既打破了石达开的想法,也打破了杨应刚的想法。就在2000太平军作为前队陆续出发,杨应刚和石达开等人作为后队起程上路之时,原驻北岸的唐友耕突然带兵过河夺俘,从杨应刚的队伍中抢走石达开等5人(石达开本人及二个部下,还有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唐友耕为了抢功,悍然夺俘。杨应刚的级别比他低,兵力比他弱,官高一级压死人,杨应刚不敢反抗,眼睁睁地看着唐友耕把石达开等5人抢走,无可奈何。

以后石达开被解到成都,在受审之时,不肯下跪,盘膝而坐,侃侃而谈,痛斥清廷无道,听者动容,临刑之际,神色依然,一时被称为奇男子。纵观石达开的一生,绝不像一个苟且偷生的叛徒。因此,他和杨应刚的凉桥谈判,大概是一种诈降,其目的,一在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二在保全部下的生命。虽然因为唐友耕的蛮横夺俘.打破了东山再起的计划,但是保全4000部下生命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的。只不过移驻大树堡的那2000部下,后来遭到清方的背信围攻,大部被杀。石达开在每次受审之时,都严词质问这2000人的下落,清方官员都闪烁其词,避免正面回答。

一河怒水继续东流,两岸青山犹能作证,石达开大渡河覆军真相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