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大渡河覆军真相考

​叙事的时间是从公元1863年5月14 日至6月13日，刚刚一个月。空间是在四川省石棉县的安顺场(当时的地名叫做紫打地，是彝语译音)。在这一个月中，石达开部的活动范围只在安顺场及其附近的30公里之内。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特先列表以记大事，再加以说明:

公元1863年5月14日，天历癸开13年四月一日，清历同治二年三月廿七日

石达开大军约3万人到达紫打地，当时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派小队渡河侦察后又返回。

公元1863年5月17日

大渡河对岸发现清军．石达开作试探性抢渡，不利。

公元1863年5月21日

石达开军大规模枪渡，因洪水猝至，5000精锐无一生还。

公元1863年5月22日

他们转而抢渡松林小河，也不利

公元1863年5月23日

移往松林小河河口以上10里磨坊沟枪渡，仍不利。公元1863年6月4日最后一次抢渡大渡河，仍被清军击退。石达开决定向土司王应元赠金议和，请求让路。

公元1863年6月9日

石达开与王应元两次谈判不成，遂决定率残军6000人冒死突围。

公元1863年6月11日

他们又被老鸦漩水势所阻，突围无望，乃与本地清军杨应刚谈和。

公元1863年6月12日

谈判结果．是先遣散4000人，余2000人不缴军器，移驻大树堡待命。

公元1863年6月13日

清军唐友耕部过河袭击，从杨应刚军中劫走石达开等5人

石达开久经战阵，在抢渡大渡河之前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即毫无知觉。这次从西昌(当时称宁远府)北上，己有先遣队伍数千人，由赖裕新率领，经大树堡抢渡大渡河，过富林北趋成都。他是在得到赖裕新已顺利渡河的确讯之后，才率大军出发，全军估计约3万人，都是百战精锐。为了迷惑敌人，他北上时不走赖裕新走过的大路，另选一条山间捷径，渡河地点也不在大树堡，而改在大树堡上游的紫打地。

他们到达紫打地时，是阴历四月甘七日。从本地父老口中得知，涨水季节，最早也要到阴历五月初。全军渡河，只需要几天工夫，所以还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安顺场是大渡河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渡口，能够征集到一些船只。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出侦察部队渡河，到北岸的上下游各地进行侦察，没有发现任何敌情，才决定停留三天，尽力征集船筏，并做好一切渡河的准备工作。

石达开覆军之后，四川总督骆秉章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他早已侦察到石达开大军即将到来，所以命唐友耕预先在大渡河北岸布防，这话是骗人的。清人薛福成在《书剧寇石达开就擒式》一文就完全揭穿了他的谎言：

“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骆秉章)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十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说谎的居多)。”

三天之后，石达开准备工作完成，正想渡河，清军唐友耕部到达北岸(唐此来是巡逻性质，偶然碰上了一个立功的机会)。石达开派遣小队伍作试探性的抢渡，敌前抢渡当然比较困难。不过石达开并没有把唐友耕放在眼里，他决心选拔精锐大举抢渡，只要能登上北岸，扫荡唐友耕一军不在话下。

5月21日，石达开选出五千精锐，集结船筏，大举抢渡，胜利在望。就在这关键时刻，大渡河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五千精锐皆葬身洪水．无一生还，全军夺气。北岸的清军先是十分胆寒，以为要有一场血战，后来看到太平军船筏悉数毁于洪水，认为是“河神”显灵。骆秉章在处死石达开的布告中也说；当时防河之战赖有“河神助顺”(石达开大举抢渡之日突然涨水，达开既败．洪水旋即消退)。其实山洪暴发不久就消退的事，原很正常，“河神助顺”之说不过是奉承清廷而已。参考有关的水文记载，足以说明造成石达开覆军的直接原因是大渡河提前涨水。在大渡河涨水时期，任何船筏都过不了河，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石达升次日即转而向西抢渡松林小河，但是抢渡也不顺利。有位学者撰文，认为石达开在大渡河覆军，是“兵无斗志”。理由就是他们渡不过几百米宽的大渡河犹有可说，连二三十米宽的松林小河也渡不过，岂非“兵无斗志”！我认为渡不过松林小河的真正原因是“水寒彻骨，难以泅渡”。我曾经在较石达开进军约迟半个月的季节，脱了鞋抹下水测试水温。那时已经开始涨水(还未大涨)，附近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山积雪融化，冰凉的雪水奔腾而下，从大渡河倒灌入松林小河。我两脚一下水，立刻麻木，动弹不得。请问此时斗志再旺又有何用?我还补充说：人到了要逃命的时候，是不会胆小，不会无“斗志”的，结果对方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

大河小河都抢渡不下，石达开就致函扼守松林小讨的番族土司王应元，请以金银买路，遭到王应元的拒绝。王应元的想法也很容易理解：我与其接受你的部分金银．不如把你困死，夺得你的全部金银。这 年6月9 日，石达开决定率领残军冒死向东突围。他们困守紫打地二十多天，大量减员，除了作战伤亡，包括数千人死于洪水之外，由于缺粮与疾病．死亡枕籍，粮尽宰杀战马，马尽摘食桑叶，加上痢疾流行，少医缺药，原来的三万大军，最后能参加突围的不过6000余人。

次日，他们到达利济堡，仍为洪水所阻，不能前进，全军有饿死的危险。当时的生路只有一条，即南行到凉桥，过竹马河．抢占存粮丰富的洗马姑镇。为了轻装前进，以便作殊死战，他们抛弃辎重，石达开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正在他们南行接近凉桥，准备与地方守军拼死一战的时候，出现了新的情况。清军地方守军首领杨应刚前来劝降．表示立刻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军粮(这是他们最渴望的)。当时谈判的内容和双方的想法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谈判之后付诸行动的各事，公私史料皆有记载，民间也有传说，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在6000名太平军中立即遣散4000人，发结口粮和路票(证明文件)各回原籍。

二是留下的2000人仍然携带自己的武器，由石达开部下周宰辅率领，从洗马姑出发，暂时移驻大树堡。

关于遣教4000人一事．清官方文书已有记载，如骆秉章《生擒石逆疏》：“讯明新被裹胁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四千余人”。这些人的下落呢，可能有些是回原籍了，有些则被当地彝族掳为“娃子”，或在深山中就地安家落户。当地地广人稀．在我们下乡进行访问的时候．哪一家是“长毛根根”(太平军后裔)，左邻右舍多能指得出来。 关于2000人移驻大树堡一事，清官方亦有记载，如黄彭年《黎雅记行》中说：“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为周宰辅领之”，民间传说也多，互为印证．说明其事真实可靠。

既然确有其事，我们就不妨探讨一下石达开当年与杨应刚谈判的内容。从石达开这方面来考虑，当时全军绝粮，大家饥疲不堪，不如诈降以谋求一条生路。他首先提出愿意遣散4000人，“舍命全军”这个说法也对—-他先让这4000人找到一条活路，让他们领了口粮、路票、一一出险。其次，让2000精锐携带军器移驻大树堡，也是他力争得来的。只要这2000人手中有军器，养好了身体，时机一到，大可卷土重来。从杨应刚这方面来考虑，石达开的威名，如雷贯耳， 他有把握将其擒获吗？不如想个万全之策，能够对石达开劝降，既可以立功，又能避免一场恶战，何乐不为。他同意先遗散4000人，石达开的兵力就减少了三分之二。至于石达开坚持留下的2000人不缴军器，这也无妨．他一面把详情上报四川总督骆秉章，一面派兵监视这些太平军。只要骆秉章派人来接收这2000人，他就卸了责任。

这时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既打破了石达开的想法，也打破了杨应刚的想法。就在2000太平军作为前队陆续出发，杨应刚和石达开等人作为后队起程上路之时，原驻北岸的唐友耕突然带兵过河夺俘，从杨应刚的队伍中抢走石达开等5人(石达开本人及二个部下，还有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唐友耕为了抢功，悍然夺俘。杨应刚的级别比他低，兵力比他弱，官高一级压死人，杨应刚不敢反抗，眼睁睁地看着唐友耕把石达开等5人抢走，无可奈何。

以后石达开被解到成都，在受审之时，不肯下跪，盘膝而坐，侃侃而谈，痛斥清廷无道，听者动容，临刑之际，神色依然，一时被称为奇男子。纵观石达开的一生，绝不像一个苟且偷生的叛徒。因此，他和杨应刚的凉桥谈判，大概是一种诈降，其目的，一在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二在保全部下的生命。虽然因为唐友耕的蛮横夺俘．打破了东山再起的计划，但是保全4000部下生命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的。只不过移驻大树堡的那2000部下，后来遭到清方的背信围攻，大部被杀。石达开在每次受审之时，都严词质问这2000人的下落，清方官员都闪烁其词，避免正面回答。

一河怒水继续东流，两岸青山犹能作证，石达开大渡河覆军真相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