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清初诗人屈大均
马嘎尔尼访华是直接冲着广州十三行来的，当马嘎尔尼带着失败的结局离开广州时，十三行的老板们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深陷债务危机的广州十三行总算能有点安慰了。
1
富得流油
古今中外，每个成功的商人除了自身努力，还必须有机遇的加持。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这句话是真理。
会做生意的人，除了精通业务，还必须善于发现机会和利用机会，而最大的机会就是顺势而行，将时代潮流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这就是雷军的名言“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
对于伍国萤和十三行其他老板而言，这个机遇和风口，当然就是大清国的基本国策“广州一口通商”了。
伍国萤，贫寒出身，没有参加科举，这就好比现在一个出生在大西北农村的娃，还不爱读书，小学毕业就闯荡江湖了。伍国萤在1783年创办怡和行，到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十年不到，就已经做到了行业上游，位列广州十三行的第四名。
一个小学文凭的穷屌丝，却能创业开公司，将公司做到行业前列。
这十分励志！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但受不了欧洲商船频繁“骚扰”沿海，只保留了广州这一个合法通商口岸。但清朝又实行严格的重农抑商，那么由谁来充当贸易商呢？
最开始清朝想到的是官营，由朝廷钦派的官员来负责广州外贸，这就是“皇商”。但这帮吃闲饭的，你让他贪污腐败和偷奸耍滑没问题，让他来负责外贸就属于大尺度跨行了。
结果，面对一个躺赚的行业，这帮酒囊饭袋直接亏损严重，常常需要朝廷的救助，你说钱都去哪了？外商怨声载道，朝廷也不高兴，最后只好废除皇商，实行一种新的制度——行商。
朝廷将外贸特权赋予一些民间商人，受政府管理，商人取代官员，与外商直接打交道。
实际上就是官督商办。19世纪的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模式。
按道理讲，民间商人会蜂拥而至，争取这个外贸特权，毕竟特权就意味着躺赚，但实际上，合格的行商很少。
一方面，社会氛围认为科举是正道，经商是旁门左道，而且还是与外国人这些“蛮夷”打交道，很不光彩；另一方面，要当行商，首先就要拿出20万两银子来能获得营业执照。
所以，只有广州当地的少数富商才会报名参加。
这就是广州十三行。并不是说只有十三家行商，数量是波动的，只是最初只有十三家，从而形成了一种俗称。
而且，十三行的老板，无一例外都是普通人家出身。那些有头有脸的富贵人家，是耻于经商的。
十三行最大的同文行老板潘振辰，14岁就出来打工当水手；第二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幼年丧父，穷困潦倒，40岁还是单身。伍国萤，父亲靠卖海鲜养家，自己幼年辍学，在同文行打工。
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屌丝逆袭的成功学代言人。
屌丝逆袭的多寡，实际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自由度。
当他们当初赌上全部身家创办行商时，必然是如履薄冰的。祁同伟在《人民的名义》说，“人生一定要赌，一定要拼。如果你不赌的话，可能你就没有丝毫赢的机会。”对于立志想做人上人的十三行老板，所幸在时代的东风下，他们赌赢了。当然，也有赌输的，下场凄凉。
因此，当伍国萤这些老板们知道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自然是心惊胆战的，马嘎尔尼的使命是废除“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这简直是要了十三行的亲命。最紧张的应该就是卢观恒，他在1792年创办广利行，这马嘎尔尼是专门冲着自己来的？
所幸，马嘎尔尼失败了，怒气冲冲地称中国是“停滞的帝国”。
“一口通商”固然限制了中国的贸易发展，但为十三行提供了发迹和暴富的空前机遇。当时，中外之间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广州这一个城市完成的，我们历史书中的清朝每年一两千万两的贸易顺差，也是广州这一个城市创造的。
为了纪念这个中西长达百年的唯一交流窗口和保守大清的唯一自由气孔，央视和广东卫视都制作过关于十三行的专题纪录片，广州市政府还在2016年新建了十三行博物馆。
那时的广州，就是20世纪的香港！
18世纪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十三行垄断帝国贸易时，他们的行为就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扔进大西洋的茶叶，全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东十三行购买的武夷山乌龙茶。潘振辰的同文行，还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债权人。
十三行所在地（现在广州的十三行路），就是美国的华尔街！
这就是十三行能出现伍秉鉴（伍国萤之子）这样一个世界首富的根本原因，正如香港和美国容易出现首富。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没能撼动广州的“一口通商”地位，马嘎尔尼本人带着深深的遗憾在1794年离开广州，但伍国萤还没有高兴多久，就遇到了一个噩耗。
2
行商与狗
1796年，乾隆皇帝退位这一年，蔡世文在家中自杀。伍国萤听到这个消息时，半天没回过神来。
蔡世文是谁？广州十三行的总商！
什么是总商？总商就是行商的首领，负责管理十三行的事务，这不是十三行的自律组织，而是广州海关任命的正式管理职位。外贸纠纷、摊派税赋、行业调查，政府首先就会找总商。
总商责任重大，一般由十三行中最大的行商老板担任。
同文行是行业老大，所以总商一直是同文行老板潘振辰担任，一干就是近三十年。这位十三行的领袖人物，是一个传奇，他不仅精通四门外语，还通过“债转股”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开创了中国企业参股欧洲企业的先河。
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后，他还参加过一次公司的股东大会。当潘振辰到达瑞典哥德堡时，受到瑞典朝野的热烈欢迎，瑞典博物馆至今还收藏着潘振辰到此一游的字画。这应该是第一位正式造访欧洲的中国人，称得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比林则徐和魏源早了近一个世纪。
1788年潘振辰去世，享年73岁，与孔子同寿。
他留下巨额遗产和四个儿子，但三个大儿子都不愿意接班，不缺钱的他们不愿意从事社会末流的商业，他们都把重心放在科举和官场，希望以此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
比如最大的潘有为，1772年考中进士，管至内阁中书，参与编撰过《四库全书》，得罪权贵回到广州后，宁愿隐居也不愿意接班。
最终，由最小的儿子，32岁的潘有度接任同文行掌门人。按道理讲，总商也是他的囊中之物。
但潘有度以自己年轻为由，一再拒绝总商职务。别人眼馋的荣誉职位，潘有度为什么要拒绝呢？
清朝设立广东十三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国家经济，也不是为了增加百姓就业，而是为了便于商业管控，而管控与贪腐是硬币的两面。
不积极主动配合清朝君臣贪腐的商人，是不可能在广州十三行生存多久的。
在一份1759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名目达到100多项。遇到天灾、缴匪、基建、民生工程等事宜，就会向行商摊派。
潘有度比较清楚的就有，1773年金川之役，同文行捐资20万两；1787年台湾叛乱，同文行捐资30万两；每年还有固定的5.5万两核定捐银。
这只是公开的，还有冰山之下的私相授受。比如，一些官员热衷于办生日宴，一年办两次，自己一次，夫人一次，等着行商上贺礼，给少了还不行。
1782年，广州海关看到行商利润丰厚，突然限制生丝出口，每艘船不得超过100担。行商们敢怒不敢言，总商潘振辰心里很清楚：这是等着自己上门送银子呢。最终送上四万两，禁令随之取消。
潘有度每次看到父亲都是愁眉苦脸地从库房取出银子，然后笑脸相迎地奉上银子，就觉得很窝囊：一个身价百亿的首富，怎么还这么低三下四呢？
不仅如此，随着乾隆逐渐老年昏聩和好大喜功，和珅权势正旺，再加上福康安等宠臣，他们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贪腐的政权，广州十三行每年都要进献各种异国的奇珍异宝和山珍海味。当时宫中的葡萄酒，大多是来自于广州。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罚款。1788年，有四名外国传教士从广州进入内地旅行，乾隆皇帝发现以后，就以管理不力为名，罚了广州十三行12万两白银。
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些贪腐没有固定数额，没有固定日期，全 凭官员一时的心情，行商也不敢讨价还价，万一对方一不高兴就随便捏个什么罪名，向朝廷参一本，自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广州海关成为贪污天堂， 很多官员挤破脑袋也想来这里任职。乾隆末期，粤海关监督苏楞额在一年内净挣30多万两白银。那时，一个人一年30两白银，就能养活自己。按照现在20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30万两相当于2.4亿元。
不过，肥水不流外人田，一般只有满族人安排在这里。 最典型的就是粤海关监督，就是广东海关总长，一直都是满族人担任。连同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也都是满族人。清朝政权的私利性质，在这里就能看出来。
清朝君臣们无止境的贪腐欲望，就像寄生虫一样吸食着广州十三行的血肉。
这就是行商们自嘲的“宰肥鹅”。
所有的“宰肥鹅”，都是总商一手经办。
所以，潘振辰曾经决绝地说过：“宁为一条狗，不做行商首。”这句话给潘有度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即便潘有度以后担任了总商，也经常跟伍秉鉴吐苦水，1808年就辞掉了总商一职。
经济形势好，行商们有钱赚，总商的活还好干点；经济形势差，官员还这么贪腐，总商的活就不好干了。
潘有度在1788年接任同文行老板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当时欧洲贸易开始萎缩，老牌霸主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即将在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广州十三行的业务增长乏力。
不仅广州的潘有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英国人也意识到了。英国在1787年底就派遣凯斯卡特出使中国，试图打开新市场，弥补衰退的旧市场。
但当时的清朝官员没有意识到这些，横征暴敛依旧如初。事实证明，即便他们后来知道了“夷务消乏”、“商情窘迫”、“洋行疲敝”，也没有放下收割的镰刀。在官老爷眼里，你们这些行商再困难，也比农民强很多，多余的这些都是好政策带给你们的，多拿点怎么啦？
雷霆雨露皆是天恩，这点觉悟还是要有的。
内外交困，潘有度很聪明地放弃了总商职位，在他看来，眼前的香饽饽，很有可能是日后的烫手山芋。 后来的事实证明， 潘有度 没有算错，行商马上迎来倒闭潮。
1788年 8月底，粤海关官方宣布，万和行老板蔡世文已被任命为广州十三行的新任总商。
意气风发的他，本想大展宏图之时，却没想到遭遇滑铁卢，反误了卿卿性命。
3
债务危机
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欧洲局势骤然紧张，国际贸易大受影响。这一年掀开了世界史的新篇章，也成为十三行发展史的转折点。
蔡世文没有等来“春风得意马蹄疾”，反而等到了倒闭潮。
1790年，丰泰行宣布破产，留下25万两的债务，还被外商告上官府，惊动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认为这有辱大清尊严，一边将丰泰行的老板吴昭平发配充军伊犁，一边责令粤海关清偿外商欠款。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立即召唤蔡世文，商讨欠款事宜。
一代行商，竟然落了个发配充军的凄惨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同行落难，蔡世文的内心五味杂陈，神情恍惚的他，硬着头皮参加了穆腾额的“鸿门宴”。粤海关是肯定不会自己出钱的，必然是各家行商各出一部分，将丰泰行的债务分摊掉。
这种分摊债务的惯例，是清朝连坐制度和保甲制度的商业应用，并不符合商业规则，但这是控制行商的一种好办法。
作为总商的蔡世文，不得不“放血”。
当时行商的经营模式：外商将货物清单和订金交给行商，行商负责采购货物，交完货收尾款。货源和议价权都掌握在行商手里，这里面的利润率极高，动辄50%，只要稳健经营，不愁吃喝。
但商业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自1685年“四口通商”和1757年“一口通商”以来，广州贸易持续向好，业务量井喷，广州十三行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经济形势向好，行商们自然会进行业务扩张，难免会走上借贷之路。
当时国内是有信贷资源的，贷款由直属皇帝的内务府借给企业，称为“帑金”，一般只发给盐商这样的“亲儿子”，十三行没门！所以，很多行商只得跟外商借利息更高的洋债，借洋债来发展洋务。有时遇到官府的盘剥，一时资金紧张也会进行借贷。
在业务发展好的时候，这种操作是没问题的。
一旦业务增长放缓或停止增长，那就很难用经营收入来偿还借款，从而走上借新还旧的路子。若自身财力撑不到行业好转的那一天，就会暴雷。
这种经济波动，古今中外都一样，没什么特殊的。
所以这段时间，广州十三行爆发了债务危机，一个接一个倒闭。
反倒是伍国萤的怡和行，依靠稳健经营，度过这个困难期后，在19世纪初继续发展，一飞冲天。
商业就是这样，有时看谁走得快，有时看谁走得久，全凭时势。
只不过呢，对于清政府而言，它不管这些，管你行情好不好，该收还得收，而且收得越猛。比如广州海关税收，1783至1787年间为年均84万两白银，1788年开始超过100万两白银，十年之后就超过150万两了，在十三行最困难的这段时期，光税收就涨了近一倍！
这往往成为压死行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177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对广东十三行的破产公司进行了调查分析：“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系由于骄奢淫逸，无可避免地带来债务的桎梏，然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刻勒索所致。”
实际上，这些行商还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破产，那就是争取清政府的“帑金”贷款。他们试过，但都没能成功。你交的钱再多，也不是自己人啊，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夜壶”、“奸商”。
祸不单行福不双至，蔡世文刚处理完丰泰行，1790年源泉行又宣布破产。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又紧急召唤十三行总商蔡世文，命令他与其他行商分担源泉行的债务。
参予清偿丰泰行和源泉行的债务，没挣到钱还要往外贴钱，这给蔡世文带来了严重的财务压力。
蔡世文还没来及喘息，上天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1795年，而益行终于撑不住，老板石中和只好宣布破产。而益行的债务更加惊人，达到了200万两！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5%！这个冲击波，不亚于现在的恒大事件。
200万两债务的构成如下：粤海关等政府部门20万两、东印度公司订金60万两、外债60万两白银、国内货款60万两。
面对空前的企业倒闭风波，新任粤海关监督舒玺不仅没有慌乱，反而嗅到了发财的机会。他不仅召唤来总商蔡世文，还叫来了潘有度、以及新近崛起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等四大行商，一起组成了五人债务清偿小组。
五人商量后，一致认为要首先解决20万两政府欠款，这才是政治正确的行为。五人紧急筹钱，总数不是20万两，而是24万两。舒玺对此非常满意：他就把多达4万两的巨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这些贪官的胃口永远都是无底洞。
其次是外商的60万两借款，这要是闹到乾隆皇帝那里，“十全老人”肯定认为有辱大清尊严，多事之秋的广州十三行不一定能承受住雷霆之怒。于是，五人债务清偿小组主动承担了这些贷款的偿还责任，分6 年、每年10 万两白银偿还。
东印度公司的60万两订金，磨破嘴皮子，石中和拿出45万两偿还，其余用茶叶抵扣。
至于而益行欠国内商人( 主要就是广东十三行同行和供应商) 的60万两债务则被一笔勾销，国内债权人只得认栽。
即便这样，乾隆皇帝依然认为石中和有辱大清声誉，与丰泰行的老板吴昭平一样，石中和被发配充军新疆，客死他乡。
蔡世文不仅无法收回借给而益行的款项，还自掏十几万两承担而益行的债务。这一进一出，相当于双倍损失，他本人的万和行其实也已多年运转不灵，只能苦苦支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一年不到，1796年4月10日凌晨，就在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皇帝的消息抵达广州后不久，广东十三行总商蔡世文在家里吞鸦片自杀，家属逃亡海外，全球商界为之震惊。
蔡世文当了8年总商，就倒闭了5家行商，而在之前的30年里，广州总共只倒闭了8家。
2008年的雷曼兄弟倒闭，举世瞩目，这可是5家“雷曼兄弟”啊！如此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潮，不要说北京和广东官场，就连欧美商界也为之震惊。
40年前，广州十三行有26家行商，1796年蔡世文去世后，广东十三行只剩下了可怜的8家，分别是：同文行( 潘有度)、广利行( 卢观恒)、怡和行( 伍国萤)、义成行( 叶上林)、东生行( 刘德章)、达成行( 倪秉发)、会隆行( 郑崇谦)、丽泉行( 潘长耀)。
马云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撑过了困难期的怡和行，将在伍秉鉴的带领下，迎接“美好的后天”。
